2017年2月5日，我们从莎士比亚故居赶到牛津大学已是下午，与剑桥的清秀雅致不同，牛津显得厚重古旧，从建筑的色调上就可看出，虽然也有河、有叹息桥，但没有剑河的浪漫，那天也未见有人在撑篙。牛津最令我难忘的不是教堂、图书馆和那个圆形的阅览室，而是学院里的墓地，牛津的每个学院是个基本单位，每个学生都从属于某个学院，方庭之内，自成天地，里面有教授宿舍，有学生宿舍，有食堂，有图书馆，跨专业的学生住在一起，这是他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修、学习、思考的地方，里面甚至会有古老的墓地，一块块墓碑在草地上安安静静地立着，学生在墓地前来来去去，也不觉得阴森恐怖，生者与死者各不相扰，过去与现在彼此尊重。夕阳下，古老的牛津建筑和充满活力的年轻学子，构成了一幅超现代的画面，我想起的却是一百四十年前。

1877年11月28日，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应邀访问牛津，在这里停留了两天，那时牛津有二十一个学馆【学院】，二千零九十一位住读生，每个学生都有书房、卧房，两房相连，极为清洁。牛津当时有近八百年的历史。

他特别提及Balliol学院，图书馆的藏书已达到五十多万册，仅次于巴黎国家图书馆与大英图书馆，当然也有中国书。我们那天也到过这里。阅览室是个圆屋，坚实的石头建造，他曾登上圆屋最上层，举目远眺，牛津全城尽在眼中。

第二天，他在Balliol学院看牛津给考试通过的学生颁发学位，顺便看了最后一场口试和笔试，在他眼中，博士就是翰林，要经过三年才得以考翰林，博士的前三名，他也以中国殿试的鼎甲类比，不同的是所有考试只限于牛津学生，毕业生或留校任教，或出仕，或终身研究学问。他大为赞叹：

“此实中国三代学校遗制，汉魏以后士大夫知此义者，鲜矣！”

牛津的学制之美，在他看来，只是像“中国三代学校遗制”，仿佛一切都是中国古已有之，“三代”几乎成了历代中国士大夫心目中的黄金时代，这种“向后看”的思维方式，自孔夫子“吾从周”以来，就一直扎根于他们的生命深处。就如徐继畬1848年在《瀛环志略》中论及华盛顿开创美国民主的功绩时，也是说：“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实，“三代”只是一个遥远的想象中的古时，到底三代有哪些足令后人取法的“遗意”，又如何让“三代”之制复活，没有人能说清楚，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读先秦典籍出身的士大夫津津乐道的“三代”更近于是一种神话，而不是坚实可以依赖的传统。

郭嵩焘在牛津发出的这一声赞叹，一百四十年后听来未免让人遗憾。至少，他对于欧洲大学的精神并没有真正理解。不过，他意识到了那些眼花缭乱的技术发明背后，是英国人对学问的追求所致。他认为，二百多年来，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其本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

在英国的日子，他知道了亚当斯密、约翰密尔，也注意到了培根、牛顿，亚当斯密曾在牛津大学求学，饱览牛津的藏书，约翰米尔出身于爱丁堡大学，培根和牛顿都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大学自中世纪诞生以来，几乎重塑了欧洲的知识世界。他听严复讲起牛顿在苹果树下悟到万有引力，将这个故事和牛顿有关学问如在海边捡贝壳的名言，都大有兴趣，一一记在日记里。当时，严复在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留学，深受他的赏识。严复就跟他说过西洋学术的精深。

他在牛津也了解到学生们所学的学科有天文、地理、数学、律法和各门科学，那时，古老的中国还没有大学，读书人专攻的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典籍，终日训练的是八股文。要等到二十年后才有人向光绪帝建议创办京师大学堂，他已去世多年矣。但他在英国的生活、观察和思考，毫无疑问给沉浸在三代美梦中的国人带来了新的精神资源，触发了对未来的思考。即使他的《使西纪程》被毁版，他曾饱受舆论之攻击，“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由这副讽刺他的对联可以推想他的处境。只要想想，一百四十年后，在物质、技术上可以尽情地享受西方文明的成果，在精神、制度方面恐怕连“三代”之想也没有了，向后看也只能回到嬴政崇拜，昨天听说，法学院校使用的“外国法制史”教材中关于“古希腊民主制度”的部分，被举报“过分渲染”。在这样的时代，牛津那样的独立大学精神更无从说起。由此来看，1877年，拖着辫子的郭嵩焘当然是开风气之先的中国人，即使在今天也还令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