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名人对郭嵩焘的评价，正是对他的湖湘文化地位的高度肯定。郭嵩焘本人对湖湘文化的发展有着一定影响，因此，作为湖湘文化洪流中的一员，站在那个时代看湖湘文化，才更贴近实际，更客观而深刻。郭嵩焘清醒看世界，突显湖湘文化的开拓创新精神；倡导西学，体现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及包容并蓄特征；著书立说，彰显湖湘文化崇实重学之风。可以说，郭嵩焘是他那个时代的先行者，饱受诟病，却矢志不移地弘扬和推动推动湖湘文化的发展，勇敢而客观冷静地反思湖湘文化的利弊。只有在批判中传承，我们才能走得更远、更好。郭嵩焘剖析和传承湖湘文化的精神和勇气，是我们在新时代树立文化自信、弘扬和创新湖湘文化的榜样。
郭嵩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近代化中国推动者之一，既是饱受湖湘文化熏陶的士子，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代湖湘文化的走向和传承。对郭嵩焘与湖湘文化关系的探讨成果，主要有王兴国：《郭嵩焘与湖湘文化》（《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5期）、张静：《郭嵩焘与湖湘文化》（华中师范大学，2004年）、张静：《郭嵩焘对湖湘文化承继、超越和批判之浅探》（《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周辉湘：《郭嵩焘与湖湘文化》（《船山学刊》2001年第4期》、李烨梧：《论郭嵩焘在晚清湖湘文化建构中的作用》（湖南师范大学，2016年）等专题论文，此外还有其他相关成果叙及郭嵩焘与湖湘文化的关系。以上论文主要从郭嵩焘受湖湘文化影响、郭嵩焘对湖湘文化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郭嵩焘对湖湘文化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深刻思考及对湖湘文化的批判与传承，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和思考，并为我们在新时代如何实现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
一、时人述评映衬郭嵩焘的近代湖湘文化地位
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名人对郭嵩焘的评价，正是对他的湖湘文化地位的高度肯定。郭嵩焘本人对湖湘文化的发展有着一定影响，因此，作为湖湘文化洪流中的一员，站在那个时代看湖湘文化，才更贴近实际，更客观而深刻。
清醒看世界，突显湖湘文化的开拓创新精神
自魏源“开眼看世界”以来，一批湖湘人士走出湖南，为近代中国带来一股清新之风。郭嵩焘在国难之时，在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关键时刻，走出国门，清醒看世界，更是难能可贵。1893年，薛福成在评价中国早期外交官时，指出，郭嵩焘之外交地位仅居于曾纪泽之后：“侍郎虽力战清议，以至声名败坏，然其心实矢公忠。且他人必无此毅力，无此戆气，故居第二。” 薛福成将曾纪泽、郭嵩焘列为中国近代外交官第一、第二位，名副其实，也反映了郭嵩焘等人的开拓创新精神。王先谦认为郭嵩焘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开拓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评价“（郭嵩焘）思以先觉，觉彼后知，利在国家，岂图其私”，乃“魁奇杰特之士” ，并上书奏请朝廷为郭嵩焘赐谥号。
倡导西学，体现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及包容并蓄特征
郭嵩焘以精透洋务而名垂青史，是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主要倡导者。李鸿章曾对其如此评价：“生平于洋务最为关心，所论利害皆洞入精微，事后无不应验。前后条列各件，外廷多不尽知,病归后,每与臣书言及中外交涉各端，反复周详，深虑长言，若忧在已，迄今展阅，敬其忠爱之诚，老而弥驾且深，叹不竟其用为可惜也。” 洋务能臣两江总督刘坤一称赞他：“周知中外之情，曲达经权之道，识精力卓，迥出寻常。” 谭嗣同在1895年写的《浏阳兴算学记》中，对郭嵩秦的洋务思想体系作了较高评价：“中国沿元、明之制，则皆今日切要之大政事，惟无教化之土蕃野蛮或不识之，何湖南乃尔陋耶？然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绮仙侍郎、湘乡曾劫刚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湖南人又丑诋焉，若是乎名实之不相契也。” 梁启超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就曾经感慨：“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蔽也。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口本萨摩、长门藩士相仿佛，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诸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焉。两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具举，异于他口，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 以湘军将领为代表的晚清中兴将相创办洋务，探索国富民强之道。曾国藩以开办近代军工企业的实际行动诠释学习西方“长技”的必由之路，而郭嵩焘则以负重前行的思想理论为倡导“西学”创臻辟莽。
著书立说，彰显湖湘文化崇实重学之风
郭嵩焘一生著述颇多，主要有《养知书屋遗集》、《史记札记》、《礼记质疑》、《中庸质疑》、《使西记程》、《郭侍郎奏疏》、《养知书屋文集》、《郭嵩焘日记》等，可以说在湖湘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与郭嵩焘有过交往的阎镇珩盛赞郭嵩焘：“先生道高气下，士无贤愚，曲与尽忻欢，扶善遏过，推诚奖诱，闻者往往副所怀以去。”“当乾嘉之间，士好古而不恨于道，剽掇章句碎义以哗世取宠，而反抵圣贤心性之学为空疏无据，猖狂恣睢，冒利忘耻，后生和而应者千百喙相属也。先生以为邪说之蔽陷萌始一二人，而飚流浸益，蔓衍莫制，盖尝忧愤太息，反复与学者剖辨，俾知遗外程朱以论学，犹拒垣墙而殖蓬蒿，终身不离乎鼪鼯之径，虽有才智颖然特出者，亦归于谬惑昏弃而已矣。 湘阴易翰鼎称“湘阴郭养知先生嵩焘，忠诚笃实，刚健沈雄，质性与船山相似，实湘中近今豪杰也。而其学兼汉宋，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皆深造而自得之，又适与船山同趣。是以一生于船山最为倾心，非徒桑榜之恭而已矣。”钱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学风》，将郭嵩焘与刘蓉置于同一章节，简单的记录了他与曾国藩和刘蓉的交情，以及郭嵩焘在朝、出使过程中的平顺、坎坷，盛赞郭尽得“王安石的遒劲”的真性情。李肖聘《湘学略》则是以“学案”的形式，介绍自宋以来湖湘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与学派，其中《玉池学略及其后附旧作湘阴诸郭著述考》就介绍了郭本人的廉洁，并罗列了郭嵩焘平所写的书目文章。
二、郭嵩焘对湖湘文化的反思
湖湘之地，有着开放包容的一面，特别是走出湖南的士子，光大弘扬了湖湘文化的积极因子。但另一方面，直至晚清之际，虽然涌现出大批人才群体，但湘人的保守性仍根深蒂固，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湖南经济社会的发展。郭嵩焘据亲身经历和体会，对清代湖湘人才之盛及湖湘文化的保守性作了分析。
剖析湖湘文化保守倔强性格特征
湖南在洋务运动时期是有名的保守之疆、“铁门之城”，这不仅体现在当时对“洋务”的排斥，也体现在倡导洋务的湖湘人士在故土的遭遇上。郭嵩焘向湖南巡抚刘琨提议，在城南书院张栻祠旁建船山祠。刘琨深表赞同，郭嵩焘随即着手在妙高峰修建船山祠。“但因丁濬卿倡言阻之”而停工。郭嵩焘愤然指出：“楚人好议论，而学识猥陋大率如此，可笑可叹。”“数年以来，悉中外之人，被湖南绅士以跋扈之名，相与嫉忌之。当事者至置吏治民风于不问，而专以裁抑绅事为能。民气阻遏，盗贼肆行，诸君名业，亦遂苶然无复可纪。” 郭嵩焘在光绪五年（1879）六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具奏王船山先生崇祀文庙两庑，自揣所言不足取信朝廷，政府诸公视王夔石文章道德，百倍胜于鄙人，特请饬湖南巡抚开具实册，咨送其遗书。礼部以一书托以省城诸公，凡三十余人，无一回信者。顷归家询之，则李辅堂一人实倡其议，谓船山不足入两庑，诸人噤不敢言。其待二百年前乡先达、理学名儒如此，于并世之人何有哉！以是益知湖南人之不足与提拔也”
郭嵩焘对湘人的保守思想倍感愤懑，他在李鸿章的信中指出，曾纪泽仅仅因为家事乘坐小轮船从南京到长沙,就遭到了湖南官绅的攻击“起而大华,数年不息。” 1876年秋闱期间，聚集在长沙的数千名士子听闻郭氏即将“赴英请罪”，纷纷指责他“背祖忘宗”，10月4日，放火焚烧了由郭嵩焘捐助修建的上林寺以发泄心中愁闷已久的不满情绪。后来，郭嵩焘乘小火轮返湖南家乡，湘人欲焚其火轮以泄愤。这些事件中所体现的正是湘人的仇外保守思想。他在晚年的日记中清晰记述了当时事件始末及王对该事件反应：“罗筱垣过谈,言及丙子秋焚毁上林寺,其源由崔贞史欲怙众人狂逕之力毁撤机器局，约期会议，人知机器局奏请设立，不宜毁,一泄其毒于上林寺。王夔石以上林寺由我创修，闻其毁，大喜，急剧之以为士气，从而嘉奖之，又令首府出示揭寺僧西枝之罪，驱逐拿办，为之扬其波，而于毁庙滋事、乘机纵掠之士民，一置不问。自是而民气之坏乃益不可支，至于动辄榜示，揭督抚司道之名,指斥为沟通洋人。親法玩上，导民于乱，而湖南乱机之动，至是而益烈。”
郭嵩焘认为湖南人性格嚣张，人心不古。他分析湖南人的彪悍性格时指出：“吾楚风气之嚣陵”，“人心之绕薄。” 郭嵩焘清醒地感受到湖南人的性格弊端，结合自己的经历，更是痛心疾首。光绪四年，他在给沈德桢的信中指出：“嵩焘之遭诟谤，尤以两湖为甚。惟其所见愈狭，而持之论乃愈坚。” 这里所指的见解狭隘,实际就是在批判湖南士人的保守心态。他在品评天津教案时还指出：“办理教案，津人毁之，湖南人尤相与毁之。”
郭嵩焘还认识到当时湖南官绅的弊端，他指出：“所欲办者事耳，诸公拥前驺，坐堂皇，诚然官也，归家则亦一绅士而已。家居则忌官而袒绅，在仕有忌绅而袒官，挟其一念之私，终身疲役而自不能明其所以然。诚一以办事为心，取其足以集吾事而止，于此必有辨矣，而何官绅之必相剖判哉！”
分析清代以后湖南人文兴起的原因
对湖南人才蔚然兴起的原因有不同的解说，郭嵩焘也作了探讨。他认为，清代以前，湖南人文不兴，但清代以来，湖南文化有了较大发展。他指出：“乾嘉之际，经师辈出，风动天下，而湖以南暗然，无知郑、许《说文》之学者。” 然而“自咸丰以来，削平寇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 湖南“国朝人文，远过明代，就所知者，若蒋天植之棻、朱子昭之宣、张百川廷禄、左仲基宗植…….” 之所以清代湖南人才崛起，郭嵩焘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郭嵩焘分析，湖南人才的兴起与“南北分闱”关系重大。他指出，“分闱”乃“夫一事之成劳更历数百年。流连慨慕，其功有足思也。而创始愈艰，则其思慕也愈深。湖南之建行省，自分闱始也。集数公之心力，展转以求成。部议愈坚,请之愈勤。非有以表章而崇祀之,则又乌知百余年科名之盛，人才之奋起，所以成就之若是之艰难也。” 正是“南北分闱”为近代湖湘文化的兴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郭嵩焘还指出，其时湖南人才崛起，正是得益于因镇压太平军起义而造就的湘军兴起。他指出：“湖南兵威之盛，与粤寇终始。其后东平捻，西定回疆，万余里皆乘荡平粤寇之余力为之平寇者，湘军之力也。” 。他在《陈隽臣(士杰)中垂暨颜夫人六十双寿序》中指出，“曾文正公出视师，豪杰相望以起。将相名宦，震耀一时。”
三、郭嵩焘对湖湘文化的传承
郭嵩焘继承了湖湘文化重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对湖湘文化的传承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兴办教育推动湖湘民风进步
推动建立思贤讲舍和复兴湘水校经堂。同治十一年（1872 年）曾国藩逝世，湘人因感念曾国藩，共同筹资于长沙小吴门正街为其建祠堂，光绪五年（1879年）落成。此时郭嵩焘认为当时民俗已“耻俭朴而竞奢靡，经礼义而嗜货财，薄忠信而尚谲诈” ，为改变这种社会风气，他本着“为是者有本有末，本者何？政教、人心、风俗是也” ，“学校者人心风俗之本，学校修明，人心风俗亦将有感发振兴，转移于不自知者”的信念， 在曾国藩祠西隅设思贤讲舍，为讲学之所，力求“一挽学校之陋”，希望“佑启后进，辟吾楚之榛荒”，倡导实学 。思贤讲舍于光绪七年（1881年）正式开馆。郭嵩焘创办思贤讲舍，倡议恢复湘水校经堂，不仅为近代湖南培养了一批经世致用的人才，而且对湖南近代教育制度的改革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
树立湖湘文化先贤典范
郭嵩焘参与《湖南省志》的编撰，凸显湖湘文化及湖湘人文新气象。此外，还着重树立湖湘文化先贤典范。王船山是湖湘文化中的重要人物，郭嵩焘本着对王船山先生的推崇，积极宣扬王船山，树立湖湘先贤典范。他倡导在湖南首先建立船山祠，开展船山纪念活动，奏请王船山从祀文庙之先河。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廿二日。郭嵩焘写道：“船山处乱世，几欲离人立于独，气象又别。师船山之言以立身，体圣贤之心以应物，其庶几乎。” 郭嵩焘指出：“濂溪周子与吾夫子,相去七百载,屹立相望。”因此，他定下思贤讲舍每年九月初一曰祭祀船山，以“揽道学之始终。亘湖湘而有光” 。郭嵩焘为了“表彰湖南人物，为后代史氏之征也。……著录是编，存其梗概，用备国史采择，亦使湖南忠义之风流被天下，传示无穷” ，还主导编撰《褒忠录》，表彰忠节烈士，塑造湖南人的“忠义”形象。不过，郭嵩焘在悼念湘军阵亡将士的亡灵，宣扬湘军将士杀身取义的名节同时，无形中也强化了湖南绅士的保守观念。
倡议发展湖湘社会文化
郭嵩焘返乡后，不仅坚持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且一直关注湖南社会文化的发展。他通过观察和亲身体会，认识到湖南无论是官绅还是民气，都存在不少问题。他思考“吾楚省运太坏，亦不知作何究竟?” “吾谓湖南近十年吏治、士习、民情，流极败坏，至不可问，直是一意专向坏处，略无见好之心。人心之沦丧久矣，欲无危乱，得乎?” 郭嵩焘对湖南的社会风气表示极大忧虑：“湖南风气日益颓敝，万难冀幸久安。” 为此，他针对湖南省情，从不同的视角提出发展湖南的策略：“一、省城以内存谷几何。二、省城以内存银钱几何。三、省城以内文武官寄居者,宜详考其履历及其志行。四、各街绅士名籍,宜详细考察其家世及其人才高下，详记之。其有识解才行优异者，可以互相推引，与共谈论，以广见闻。五、各署书差捕快著名者。其有行踪诡异、周知外事者,尤可以资考究。六、各项经纪中才具优长者，随时考究、随事酌用。七、市井豪恶著闻者，稍有天良有本领者，皆可收而用之。” 郭嵩焘的建议和意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对促进官绅发展湖南社会文化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可以说，郭嵩焘是他那个时代的先行者，饱受诟病，却矢志不移地弘扬和推动推动湖湘文化的发展，勇敢而客观冷静地反思湖湘文化的利弊。只有在批判中传承，我们才能走得更远、更好。郭嵩焘剖析和传承湖湘文化的精神和勇气，是我们在新时代树立文化自信、弘扬和创新湖湘文化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