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列宁的党内民主理论深深植根于俄国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情；列宁党内民主理论和实践是对民粹派党组织理论的批判继承；列宁的党内民主理论和实践深受西欧的民主政治发展与民主党人的政党实践和理论的影响；俄共（布）面临的革命和建设任务的要求以及党的自身状况是列宁时期党内民主理论与实践的现实依据。

〔关键词〕列宁；党内民主；党组织；俄国革命

〔作者简介〕王进芬，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理论与实践深深扎根于俄共（布）生存和发展的俄国社会，深受西欧社会的政治发展的影响，更与俄共（布）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及其党自身的实际紧密相联。

一、列宁的党内民主理论深深植根于俄国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情

正如一个婴儿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一样，俄共（布）生存与发展的历史环境也是既定的。这个既定的历史环境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俄国还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文化水平”。 对此，列宁是完全肯定的。在《论俄国革命》中，列宁完全同意第二国际一些人及苏汉诺夫提出的“俄国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 的观点，认为俄国的确还不具备“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并强调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论点”〔2〕。这里的“文化水平”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文化。在1913年的《我们的“成就”》一文中，列宁指出，我们的工业如同俄国的整个国民经济一样，过去和现在都是按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的，这是不容争辩的，也是无须证明的，但俄国却不是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极端落后和贫困”“压迫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并使广大农民群众处于艰难境地的中世纪的农奴制的压迫”的国家。

经济上的落后，也带来俄国思想文化上的落后。在逝世前的《日记摘录》中，列宁在文章一开头就列出了俄国居民识字状况统计：到1920年初，俄国居民每1000个男子中只有409人识字；每1000女子中数仅有244人识字；每1000人口总数中只有319人识字。基于此，列宁说：“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1897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这说明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3〕应该指出的是，俄国的文化落后，还不仅仅表现在居民的知识教育程度方面，更显著地表现在政治意识和文化传统上，表现在俄罗斯民族缺乏民主传统和长期以来被小生产、封建农奴制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各种落后的传统习俗、习惯、价值取向、文化心理缠绕着。

俄国经济、文化的落后必然深深影响到俄国的政治发展。列宁曾这样谈到俄国民众的思想文化与政治意识的落后：这种半农奴制的小生产方式“极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能充分地和全面地发展，使劳动居民的生活水平降低，使千百万农民处于亚洲式的野蛮的垂死境地，使全体人民处于愚昧无知、毫无权利和受压迫的境地”〔4〕“俄国中世纪式的半农奴制度的残余还异常强而有力（比西欧），它像一副沉重的枷锁套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身上，阻碍着一切等级和一切阶级政治思想的发展”〔5〕“不得不相信自己负有永世做老马的‘神圣义务’；他具备‘先辈传下来’的奴才性。”〔6〕“在俄国，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当然要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多得无可比拟。”〔7〕正是半农奴制的村社这种中世纪的闭关自守状态维持着因循守旧、备受压抑和野蛮无知的传统”〔8〕等等，再加上，俄国的地缘又使其深受东方专制集权的政治文化和统治方式的影响，比如作为其文化主干的以臣服于皇权为主要特征的拜占庭东正教就是蒙古鞑靼人遗留的。这样的情况下，可想而知，民主观念与民主传统在俄国是何等匮乏。民主观念和民主传统的缺乏必然导致对权力的过分迷恋和推崇。列宁临终前对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几位主要领导人的点评中, 几乎都包含这方面的内容。如指出，斯大林“太粗暴”,托洛茨基、皮达可夫等人“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同时“缺乏深湛的科学修养”等。某种程度上，正是基于以上对俄国经济文化落后性的深刻把握，列宁清楚认识到包括党内民主建设在内的俄国政治发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在《宁肯少些, 但要好些》一文中，列宁明确指出党和国家机关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等弊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落后的旧文化的影响。他说：“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 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 但还没有被消灭, 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我在这里提出的正是文化问题，因为在这种事情上，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经达到的成就。”〔9〕

二、列宁党内民主理论和实践是对民粹派党组织理论的批判继承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着手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摆在他们面前的可供借鉴的只有两种类型的革命组织：一个是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一个是俄国70-80年代的民粹派组织。在思考党应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时，列宁曾明确指出，“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历史，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我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制定我们党的适当的组织形式和策略所必须掌握的材料 ”〔10〕。这意味着，为了给俄国社会民主党寻找合适的组织形式，列宁对当时能看到的欧洲和俄国的政党的组织形式都做了考察。在俄国民主党建党的过程中，列宁高度重视俄国革命的传统，并善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列宁本人对此也明确指出：“必须向俄国老一辈的卓越革命家和秘密活动家学习（我们毫不犹豫地承认这种必要性）”〔11〕。这其中，民意党人特卡乔夫的思想对列宁的影响尤为显著。据列宁的老战友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回忆，列宁对俄国革命的文献阅读得非常仔细，对特卡乔夫尤为关注。特卡乔夫是俄国民粹主义阵营中革命激进派的代表人物。在总的指导思想上，他主张采取“直接革命行动”的方针，即立即号召人民进行起义，推翻沙皇政府，夺取政权。但他从残酷的革命斗争中看到，沙皇政府是一种异常强大的组织力量，拥有军队、警察、宪兵等，革命者面对的是千百万把刺刀，但却两手空空，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特卡乔夫认为，这种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状况决定，革命者只有采取集中制的战斗组织，才可以积聚强有力的革命力量实现革命目的并保证个人生命安全。特卡乔夫主张建立“革命力量的战斗组织”，并提出了“战斗组织”所必须坚持的最重要的组织原则：（1）“权力要集中”；（2）“下级服从上级、上级服从中央，无条件的纪律”；“每个组织成员要保守最为严格的革命秘密。”〔12〕除此之外，特卡乔夫还非常强调“少数革命家”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这个集中统一的“战斗组织”只能是少数革命家组成的战斗组织，因为“这个少数具有更高的智力和道德发展水准”，他们的理想比之于多数人——人民——的理想“更开阔、更革命”。

特卡乔夫的思想对列宁产生了重要影响。列宁为建党而著的《怎么办》清楚表明，他相当欣赏并借鉴了特卡乔夫的建党思想。列宁甚至直截了当地说：“70年代革命家所拥有的那种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楷模的出色的组织”〔13〕就是特卡乔夫创建的“人民解放协会”。拿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前文所述的特卡乔夫关于建立“战斗组织”的思想做一对比，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思想是惊人的相似。比如，特卡乔夫主张革命党应该是集中化的、具有严格纪律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列宁也强调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集中化的组织”，这样的组织应当是“这样一种把秘密活动的一切线索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强有力的严守秘密的组织。”〔14〕再比如，特卡乔夫提出，少数革命家应在战斗组织中发挥坚强的骨干领导作用，列宁也十分重视职业革命家的作用。他有一句名言：“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15〕。

虽然，列宁的建党思想深受俄国革命历史传统特别是民意党人特卡乔夫革命党思想的影响，但与特卡乔夫主张建立的少数人密谋组织又有根本区别。他清醒看到专门从事工人恐怖的俄国民意党人是一个完全脱离群众斗争、自我封闭的小圈子，难以担当革命的重任。特别是，列宁参加民意党的哥哥亚历山大·伊里奇在他17岁那年因谋刺沙皇未果而被处死一事，更使列宁深切感受到民意党组织的这种单枪匹马、奋不顾身的斗争方式是行不通的，必须走一条不同于民意党的道路。列宁说道：“我们不能因此不对他们抱批判的态度，不能因此而不独立制定自己的组织形式”〔16〕。虽然和民意党人一样，列宁也主张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具有严格纪律的、下级服从上级主张的革命家组织，但列宁强调的集中制不仅从本质上，而且从形式上又有别于民意党的集中制。列宁的集中制原则是体现民主精神的集中制，而特卡乔夫等人的集中制思想是一种少数人的密谋。就是说，列宁在党的组织形式上对特卡乔夫的建党思想是批判地继承，是扬弃，而不是完全照搬。列宁明确讲道：“把战斗的革命组织看作民意党人特有的东西，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荒谬的。”〔17〕

三、 列宁的党内民主理论和实践深受西欧的民主政治发展与民主党人的政党实践和理论的影响     

列宁与其他同时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大多长期流亡西欧各国，通晓多种语言，同德国、法国、英国等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有过许多接触和交往，同其中的一些人还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相互之间比较熟悉和了解。这为列宁更为直观、更为深刻地了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并对他的党内民主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列宁认识到，在当时俄国还处在沙皇专制统治时候，作为俄国近邻的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政治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公民拥有较多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他还注意到，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缺少起码的政治活动自由不同，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大多是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自由组建的。从组织原则上，西欧社会民主党普遍强调民主、自由前提下的统一；从实现党的政治目标的活动方式看，西欧社会民主党大多强调要通过普选和议会活动的合法途径取得政权。列宁对西欧各国的政党政治和社会民主党的熟知不可能不对列宁的建党理论和党内民主理论产生影响。前文指出，列宁在思考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形式时就明确指出，除“俄国革命的历史、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外，“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历史”，也是“我们制定我们党的适当的组织形式和策略所必须掌握的材料”〔18〕。从列宁的《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等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多次拿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与俄国的沙皇专制统治做对照。比如列宁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里在对经济派“广泛的民主原则”进行批判时就明确指出，经济派的主张带有“国外的特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缺乏实行“广泛的民主原则”的条件。在《怎么办》一文中，列宁对德国工人党有关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列宁指出，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在沙皇专制统治下活动不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大部分时期都是处于公开的、合法的状态。这样一种相对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对当时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深深地影响到他们在党的组织问题上所持的基本观念，〔19〕即他们“强调、发展和维护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原则。”〔20〕列宁认为，“广泛的民主原则”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处在政治自由的国家中的政党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但“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21〕列宁在《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中提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是严密的集中的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组织，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列宁建党思想的一般理论和一般原则。如果说到一般原则，列宁服膺的恰恰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包括广泛民主制在内的组织原则。1907年列宁总结说:“目前同《怎么办》这本小册子进行论战的人所犯的主要错误,就在于他们把这一著作同一定的历史背景、同那个在我们党的发展中早已成为过去的一定时期完全割裂开来了。”〔22〕这说明，列宁对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倡导的民主制的理念是完全赞同的。只不过他认为俄共（布）不具备实现这样的广泛的民主制的条件而已。实际上，无论是考茨基和卢森堡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理论都对列宁的党内民主理论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

众所周知，罗莎·卢森堡曾就党的组织问题对列宁及其俄共（布）进行了尖锐批评。比如，在1904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她对列宁过于强调集中制进行了激烈抨击。她指出，“实行这种集中制的结果，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它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己”〔23〕。在反对列宁“极端集中制”的基础上，卢森堡强调“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上”〔24〕，否则会扼杀党内民主，形成“官僚集中制”与少数人独裁和专制主义。虽然，卢森堡对列宁领导的俄共（布）组织形式的批评离开了当时俄共（布）生存的恶劣政治环境，表现出过于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她的批评蕴含着深刻的党内民主精神，她的担忧也并不是杞人忧天。应该说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问题上对列宁的批评对列宁对党内民主问题的认识客观上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如，针对卢森堡关于他主张的集中制窒息党内民主和扼杀党员主动性的观点，列宁虽然十分生气地说卢森堡是在歪曲他的思想，但从历史的发展看，应该说，罗莎·卢森堡的批评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列宁的思考，他吸取了她提出的一些有益的意见。突出体现在，列宁从1905年后关于党的组织形式的表达有了变化。这之前，列宁谈到党的组织形式时只讲“集中制”，这之后则在“集中制”前边增加了“民主的”三个字，并强调他主张的集中制是“民主制”的集中制。这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对卢森堡批评的一种积极回应。列宁当年回应卢森堡对集中制的批评时就明确说：“我非常感谢卢森堡同志向我们说明了奴隶般的顺从对党的严重危害性这样一个深奥的思想。”〔25〕后来，怎样把民主和集中这二难选择的矛盾转化为现实的目标，也成为了列宁一直重视和思考的问题。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列宁也曾把政治权力越来越集中于执政党手中的状况称为地道的“寡头政治”〔26〕。正是出于对这种“寡头政治”的忧虑和警惕，列宁晚年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如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让来自基层的工农参加到中央委员会、加强对党的高层的监督等等。这些措施，正是为了防止卢森堡反对的一小撮政治家。

考茨基提出的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也得到了列宁的高度认同。列宁著作中对考茨基观点高度肯定的话语有很多，如“1909年出版并译成许多种欧洲语言的卡·考茨基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可以作为回答。这本小册子最完整地、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最为有利地（指他们不负众望而言）阐述了对当今时代各项任务的看法，而且是出自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著作家的手笔。”〔27〕“卡尔·考茨基在18年前写得多好啊！”〔28〕等等。在民主问题上，考茨基有许多精辟见解，比如，他曾深刻指出：“民主之于无产阶级，犹如空气和阳光之于有机体那样，缺少了就不能发挥其力量”“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29〕在党的组织问题上，考茨基对机会主义特别是对无政府主义和原始民主观的批判，也极大地深化了列宁对党内民主本质的理解。具体地说，随着恩格斯的去世，第二国际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开始泛滥。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组织原则的捍卫,考茨基明确指出了民主与无政府主义之间存在的本质区别，并强调了组织对于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性。对此，列宁是充分肯定的。如，在《怎么办》一文中，为揭露机会主义者“广泛民主原则”的荒谬性,列宁就从考茨基对里廷豪森原始民主思想的批判中寻找理论帮助和支持。列宁说:“考茨基坚决斥责里廷豪森对于民主的原始见解，嘲笑那些借口实行民主而要求‘人民的报纸直接由人民编辑’的人，证明为了实现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领导就必须有专职的新闻工作者和专职的国会议员等等，抨击‘无政府主义者和著作家的社会主义’，这些人为了‘哗众取宠’而鼓吹直接的人民立法制，他们不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很少有采用这种制度的可能。”〔30〕再如，在《进一步，退两步》一文中，列宁又援引考茨基的论断批驳那种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列宁说：“卡尔·考茨基教训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说，民主并不是没有权力，民主并不是无政府状态。”〔31〕以上表明, 列宁党内民主思想不可否认地借鉴了考茨基在党的组织问题上的一些正确观点。

四、俄共（布）面临的革命和建设任务的要求以及党的自身状况是列宁时期党内民主理论与实践的现实依据

建党初期，列宁主张党内实行严格的集中制和党面临的革命任务以及党自身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20世纪初，俄国正处在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持续发展。列宁指出，在这样一个伟大风暴即将到来的历史关头，无产阶级政党负有特别重大的历史责任，这个重大的历史责任就是带领全俄人民挣脱专制制度的枷锁，推翻沙俄专制制度的统治。而当时的俄国国内的政治环境却极其恶劣，缺乏基本的政治自由，工人运动和革命活动经常遭到血腥镇压。俄国无产阶级政党要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生存、发展，就必须是一个集中统一的组织。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却非常涣散，各个组织都是分散在各地的小组，彼此之间缺少固定的紧密联系。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虽然通过了统一的纲领和章程，但在组织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意见分歧，以致分裂为两派，而且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在代表大会后大肆进行分裂和破坏活动，散布无政府主义观点，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党内充满陈腐的小组习气，党的统一受到严重破坏。在列宁看来，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党就不能担负起领导广大群众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重任。列宁在驳斥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人种种无政府主义谬论的同时，强调了必须把党员组织起来的重大意义。他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32〕这就是说，无产阶级要革命，就必须建立一个集中的、组织严密的、纪律严格的无产阶级政党而不是建立一个组织涣散、没有定形、成分复杂的党。

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主张党内实行严格的极端集中制，也是和党处在国内外敌人包围中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分不开的。因为内战时期，党面临的中心任务是击退国内外敌人的进攻保卫苏维埃政权。在军事斗争的任务面前，党需要的是众志成城和统一行动，过多的党内争论只会对党的统一行动产生掣肘。对此，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在谈到“战争时期和我们的党”时也明确指出：“当时直接的、主要的突击任务是军事战斗行动……无产阶级的党必须适应这一基本任务”“党的工作方法同样应当根据战斗行动的需要来确定……党的工作方法总的来说趋向于战斗命令制，这种战斗命令由党的领导机关发出，普通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不得加以讨论。”〔33〕

列宁的党内民主理论和俄共（布）面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要求以及党自身状况的实际分不开的。这集中体现在列宁时期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领导全党通过的两个直接关系到俄共(布)党内民主发展的两个决议：一个是旨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一个是旨在严格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

一方面，随着苏维埃俄国由国内战争时期进入到和平建设时期，党在战争条件下实行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 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国内战争时期实行的“极端集中制” 、工作方法上的“ 战斗命令制” 和各级干部委任制导致的党的政治生活日益官僚化和党内民主的严重缺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自1919 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起， 党内对集中制激烈批评的声音就不绝于耳， 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呼声也日趋强烈。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也清醒认识到了党内民主缺失所带来的问题，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对此说道：“集中化就发展了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战斗命令制往往采取被歪曲了的不必要的压制形式；必要的特权变成了各种舞弊行为的凭籍；党机关的必要紧缩削弱了党的精神生活，如此等等。这一切引起了党内的危机。”〔34〕正是基于此，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把发展党内民主作为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提了出来，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实行从“战斗命令制”向“工人民主制”的 转变，为此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决议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

但另一方面，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后，列宁又多次呼吁必须停止党内无休止的争论并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决议。之所以如此，也是和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需要以及党内出现的派别活动的苗头分不开的。1921春，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虽然已经基本走出战争环境，但面临的形势却依然严峻。从国际上看，虽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粉碎了帝国主义将它扼杀在摇篮里的企图，取得了生存下来的某种“均势”，但它的外部生存环境依然不乐观，仍然是处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中，随时可能面临军事进攻的危险；从国内看，苏维埃政权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由于战争的破坏，也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负面影响，苏维埃政权的国民经济形势遭到彻底破坏。农业领域播种面积仅达原播种面积的1/4，农村经济严重滑坡。糟糕的经济形势造成广大工农群众生活的严重困难，他们的不满也日益严重。在农村，随着国内战争的胜利，在农民看到余粮收集制还没有结束的迹象的时候，他们心中压抑的不满情绪变成了绝望情绪，消极对抗便变成了积极反抗，在反革命分子的煽动下，很多地方掀起叛乱。在城市，由于企业停产，工人吃不饱肚子，不得不跑到农村去，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涣散，有些企业甚至发生罢工。最集中表现是1921年3月发生的喀朗施塔得海军暴动。喀朗施塔得是彼得堡的军港，处于咽喉要地，影响至关重大。这里的士兵大部分是国内战争时期补充进来的刚穿上军装的农民。虽然，这次海军暴动最终被苏俄军队及时镇压下去了，但勿容置疑，喀朗施塔得海军暴动就是农民严重不满的集中爆发。列宁清醒地意识到了俄国面临的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他承认1921年春苏维埃政权遭受了自成立以来的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这次失败要比高尔察克、邓尼金使苏维埃政权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危险得多。在列宁看来，要克服这种危险性，除了在经济上要拿出一套办法外，还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内部要有高度的团结、沉着的纪律。他说：“这种危险性无疑要求我们更加团结，更守纪律，更能和衷共济地工作。否则我们便不能战胜命运给我们带来的危险。”〔35〕但在这时候，俄共（布）内却在工会等问题上出现了无休止的争论并出现严重的派别活动的倾向。俄共（布）面临这种情形，使列宁深刻认识到，党内争论如果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仅会对的团结统一造成致命危险，而且还会分散全党的注意力，导致党不能集中精力于党所面临的中心工作或任务。基于此，列宁要求必须结束党内这种无休止的争论，已经有害于党的事业。民主的形式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事业，也即“对革命的适宜性高于形式上的民主”〔36〕。正是这样的情况使得列宁在强调必须发展党内民主、活跃党的生活的同时，又不得不把党的集中统一提到空前的高度加以强调,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为此通过了严格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关于党的统一决议》。这一决议在当时，对结束党内无休止的争论、促使党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工作中去和防止党的分裂、维护党的统一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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