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作者于2012.8.18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社主办“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北洋政府”学术研讨会上发言，刊发于《战略与管理》2012年9/10期）
民国哲学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北洋军阀时期思想比较开放，虽说社会动乱，政治分裂，但是其时思想领域，确实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少有的一个比较开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各种西方思想、主义流入中国，并且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最终改变了中国。所以我想谈一谈民国初年的社会主义思潮。
社会主义是个好东西，其核心价值是公平、正义。温家宝总理最近说：“公平、正义比太阳更有光亮”。社会主义思想渊源很早，早期犹太-基督教和儒家教义中都含有社会公平思想因子。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则起于工业革命后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清末之时已经传入中国。民国初年，社会主义思潮可谓汹涌澎湃。
社会主义可以是全民偏好，上上下下各色人等都可以讲，不一定属于工人阶级，好心肠的资本家照样有狂热的社会主义者。中国近代最早介绍西方社会主义的有许多是外国传教士，康有为、梁启超也热衷于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我们知道，康有为就写作了《大同书》，鼓吹世界大同，梁启超在日本主编《新民丛报》，就着力介绍“西方大儒”麦喀士（马克思）。清末皇帝皇室也讲大同主义，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常对他讲“天下为公”，讲“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社会，帝心甚向往之。时有肃亲王善耆者（川岛芳子的亲生父亲），是皇室中很有思想作为的改革家，革命党人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被捕坐牢，身为民政部尚书的善耆竟放下王爷身段，入监探视逆党，汪大谈排满革命的三民主义，善耆表示钦佩志士的革命精神，说同盟会的《民报》他每一期都看了，朝廷的腐朽积弱他也不满，希望加大力度改革改变现状。但问为什么要排满呢？他对汪精卫说三民主义不怎么样，太狭隘，还有一种更好的大同主义，要打破满汉畛域，五族协和，说得汪精卫语塞良久。
皇帝皇室重臣也可以讲社会主义。清末中国社会危机深重，严复编译的《天演论》鼓吹救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风靡一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要学习西方寻找改造社会沉疴的良方，而社会主义作为一剂良方也被介绍进来。在严复《天演论》中，有“乌托邦”一节，“通功合作，互相保持，以进于治化无疆之休”，讲一种理想化的社会治理。而革命党方面讲社会主义，则成为一种时尚，早在1907年，东京的中国革命党人就组织了社会主义讲习会，而此前各种社会主义言论、刊物更是多得很，但其中风头最劲的却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1903年张继就编译了一本小册子《无政府主义》，介绍俄国虚无党人，主张暗杀，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发表《五无论》，当时革命党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很多，也十分活跃。孙中山则早就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1905年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其纲领即写着“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三民主义后被国民党诠释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承孔孟道统。
辛亥革命开放党禁报禁，江西弋阳人江亢虎即于1911年11月5日成立社会党，此乃中国第一个公开打社会主义招牌的政党，也是第一个以“党”冠名的政党，其政纲为“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提出“五非”：非私产、非家族、非宗教、非军国、非祖国主义等。思想超前，内容空洞，脱离现实。但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支部，天津支部干事为李大钊，有党员50多万，号称当时中国第一大党，后因反袁世凯被取缔。上海也曾成立过工人党，乃是由小资本家组织工人而成，他们最早起来反袁，后也被袁世凯镇压，其领袖小业主徐企文壮烈牺牲。
民国初年中国就有社会党、工人党，及至五四运动期间，社会主义更大放异彩，五颜六色，流派很多，形成思潮，连军阀也鹦鹉学舌讲社会主义，公开反社会主义的人很少。孙中山更是到处题写“天下为公”，我国许多教科书都硬说孙中山及同盟会、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其实是一种歪曲。孙早在1903年就表示西方社会贫富悬殊，不是理想世界，1905年孙到比利时访社会党国际局（第二国际），要求接纳其党为成员，并声称“中文的社会主义报刊已达54种”。1915年孙又致函社会党总部，希望得其帮助，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21年孙更表示要当“工人总统”。孙还提出“耕者有其田”，要平均地租等具体措施。从孙的这些表现来看，与其说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如说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者，三民主义更是吸收了许多社会主义思想，国民党作为民党，也颇具社会主义色彩。但孙中山对社会主义也感到迷茫，说：“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道那种是真的？”
当时世界社会主义盛行，流派很多。中国社会主义流派可分左、中、右，1921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开列当时中国主要社会主义思想流派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5种。而实际上不止，如孙中山就说其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为极左，国家主义为极右，二者在五四时期率先展开了激烈论战。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都是从国外传来，大同主义是中国自产，然其理论架构也是西方的，但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并行不悖，孙中山也读儒书，引儒家格言，有些社会主义思想流派还从儒家思想中寻求资源，其主流是温和的，具有全民性。基尔特社会主义从英国传来，主张行会互助，阶级调和，由梁启超、张东逊引介到中国。他们还于1920年请来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罗素和美国新自由主义学者杜威来华巡回演讲，倡导点滴社会改良，反对激进革命。当时的知识精英，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者，如胡适、梁漱冥，都对主张社会改良的温和的社会主义持赞同立场。梁漱冥后来搞乡村建设运动，强调互助精神，也颇具社会主义色彩，而此前地主乡绅米氏家族在河北定县搞“村治”，要重现古代井田制精神，也可视为一种乡村社会主义。
五四时期，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小册子《互助论》译成中文，迅速取代《天演论》而成为知识界必读书，克氏鼓吹互助进化，恢复人类博爱之心，破除亲疏利害成见，实现无政府的治理，成了当时“思想界的皇帝”。克氏也是青年毛泽东最崇拜的人，毛按《互助论》精神，写了一篇《民众大联合》，充满了民粹主义的冲动。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了一篇《劳工神圣》，也有人介绍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周作人则在《新青年》上介绍日本人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于是乎北京各高校学生热情洋溢地组织了“工读互助团”，“本互助之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所得归公；各尽所能；团体供给”。学生们声称要以此模式来改造中国。北大教授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等都表示支持。工读互助共产主义新村的实践，虽昙花一现，但影响极大，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如毛泽东就在长沙岳麓山筹办了新村，蒋介石也要回浙江奉化溪口老家办新村，实践共产主义生活。
当时国民党中思想激进点的人都大谈共产主义，蒋介石甚至刻苦学俄语想去苏联求学，1921年戴季陶竟成了中国共产党6个主要发起创始人之一。民国初十年间社会主义势头强劲，流派竞逐，其核心理念是：公平、正义、自治、劳动、互助、合作、宽容、博爱、和谐，而蔑视强权，具有普世价值。当时吴佩孚、王揖唐、陈炯明、阎锡山等实力人物也都标榜社会主义，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后来败逃到台湾时，甚至写了《世界大同》一书，讲儒家社会主义。
大家都知道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路“二七大罢工”，其实，这位“革命将军”起初也讲“劳工神圣”，被苏联人看中，试图拉拢为红色代理人。遭拒后苏联人转而以金钱支援广州的孙中山，这才使吴大帅翻脸，于1923年取缔了共产党人办的铁路工会。其实，人们只要稍动脑子想一想，东北张作霖、苏浙孙传芳治下铁路也很多，为什么没有大罢工，却唯独吴佩孚治下的京汉铁路发生了大罢工呢？那是因为奉天苏浙根本就没有铁路工会，唯独坐镇洛阳的吴大帅在其幕僚－－李大钊的老同学白坚武的咕嘟下，允许成立了工会，才会有林祥谦、项英他们搞的大罢工，这恰恰说明吴佩孚起先是支持工人运动的！
苏联人很坏！布尔什维克为了摆脱自身的孤立，标新立异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向东方“输出革命”，在中国不仅由其操纵成立了共产党，而且改组了国民党。苏联人也很厉害，不但搞党治党军帮助国民党在广东一隅迅速崛起，而且搞意识形态也相当出色，他们成功地利用了五四时期中国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思潮，标榜一种“科学”的社会主义，作为唯一的终极的真理，其它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被冠之以“空想”，是假的！从而很快掌控了思想理论制高点。从苏联传来的唯物史观及历史决定论学说，在中国很快占据了压倒优势，国共两党都讲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被说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在落后贫乏的中国很有震撼力吸引力。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北大学生、去年才辞世的百岁老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何兹全先生回忆道：“1920年，李大钊写了一篇《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一篇关于唯物史观的史学著作了。随后国民革命军北伐，这次革命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但整个革命高潮中，处处可以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这次革命的灵魂。随后出版的周佛海著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和陈公博主编的《革命评论》，都可以说是在唯物史观引导下的产物”。我们知道，周、陈均为中共“一大”代表，后来却成了国民党的理论家，还有邓小平的同乡同学任卓宣（叶青），脱离共产党后也成了国民党的大理论家，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国共两党虽恶斗互相排斥，但在理论上意识形态上却同质性更多，都很左！都是苏式革命党，所以诸多共产党脱党分子到国民党中，同样可施展拳脚，而且因其具有理论贮备而占尽风头。何兹全先生深有感触地说：“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学术界、思想界、史学界，我感觉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独步天下的时代。上海的新书店，如雨后春笋，出现很多，都是出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书。旧的老牌书店，如商务、如中华，都一时黯然无色。当时学术界、史学界有影响的学者，如胡适等，一时都只能退避三舍”。[1]由此可见苏联式社会主义在思想界影响之大，很快掌握话语权，民国初年至五四时期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很快被其一扫而光！
革命话语一统天下，社会主义也要定于一尊，主义被圣化，真理被垄断，不允许批评，不允许怀疑，不同思想派别只要冠之以“反革命”，就可以暴力讨伐。国民党起初仰苏联人鼻息，曾要求加入共产国际，却不被批准，以后，国共两个苏式革命党无法包容，流血竞争恶斗，其根子实都在苏联。国民党“以俄为师”，吸收了苏联的主义和组织策略，对共产主义他们以为好是好，但太高远，不合现时中国国情。三民主义则吸收了共产主义合理内容，更切合中国实际，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要求小党共产党合并于大党国民党，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共同革命。这些其实都是得之于苏联。“清党”后国民党虽提出反共抗俄，但其党国体制实质不变，长期搞的还是苏联那一套。中共则更不用说，几乎就是苏共的翻版，思想上“废黜百家，独尊马列”，一个国家一个主义通到底，做得比国民党还要彻底，包容性比国民党还要少，1949年建政后更是以苏联模式彻底改造了中国。
中国现代历史可以说就是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苏俄也是西方白种人，在侵略中国中表现得穷凶极恶，在西方列强中苏俄属于野蛮落后者。但苏俄影响中国却最为巨大深远，极端的民粹主义虚无党在清末就吸引了同盟会革命志士，不妥协搞阶级战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在民国十年后在中国更犹如春草怒生，一发不可收拾。于是乎崇尚暗杀、专政、镇压的苏俄式社会主义取代了清末民初讲互助、合作、宽容、和谐的社会主义，激进主义在中国占了上风，从而根本上逆转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走向。中国人“以俄为师”，到底是学到了西方先进的东西，还是落后的东西呢？十年一觉扬州梦，我看中国人实际上是上了苏联人的大当，吃了大亏！走了一段弯路。
现在苏联早已垮台，其唯我独尊的主义也早已受到普遍质疑，历史更无情地证明其放之四海皆不准，只是在尼泊尔、老挝、朝鲜等落后得不能再落后的地方才有点影响力，在马克思预言将首先出现共产主义的欧美发达国家，则根本就少有理睬。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苏联那套说教充满了虚伪，不是真理也不具科学性，再硬撑下去已毫无意义。这就需要我们反思，社会主义到底是一元还是多元？只有苏联所谓“一声炮响”传来的主义才是唯一真理吗？苏式社会主义和其它社会主义孰真孰假，区别在那？用哲学就能论证真假社会主义吗？有没有“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神通万能的主义？用唯物辩证法能不能发现所谓历史规律？“规律论”是否靠谱？如何探索真理，维护真理呢？控制思想，宣传灌输，就能垄断真理吗？把社会主义说成是属于一个阶级一个党，其他人不配讲，不允许人说话，不准论辩，不允许怀疑，能称得上是“科学”吗？联想到民国初年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地主、资本家、军阀、皇室等与革命党都讲社会主义，难道都是假的，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吗？社会主义真假标准何在？苏联式社会主义就不假吗？“道并行而不悖”，我们是否能不问真假，见仁见智，互擅胜筹，允许五颜六色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存在，相互包容，而不必“定黑白于一尊”呢！回往民国初年社会主义思潮，是很值得思考，值得探索！至于如何探索如果评价，在座各位都可提供意见。
[1] 何兹全《我所认识到的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联系》，载《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1期。何先生曾亲口对笔者说，北伐时国民党改组派的山东人王乐平在他家乡鼓动，何也参加了国民党，但何先生对党务党争不感兴趣，而是追随陶希圣用历史唯物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属“食货派”，在学术上做出了成绩。陶希圣后来更成为蒋介石的理论捉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