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式主义“大忽悠”是官场病顽症
中共“十九大”召开后，党政各单位开始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并狠抓落实。但也有不少机关和领导表面上热腾一阵，却落不到实处，摆起了“大忽悠”龙门阵。有记者发文揭批新时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四风”新表现，习近平总书记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都是老问题，并非新表现！在官场引发巨大震撼。
是啊，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在我国建国之初“三反、五反”运动中就被列为重点打击批判对象，以后在历次整风及政治运动中均未见缺席。“社教”、“四清”运动中也被作为重点清除对象反复揭批，甚至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将其列为“修正主义”病症，要群众起来造官僚主义者的反。但“踢开党委闹革命”并不能真正解决官场病问题，反而引发混乱。中共“十八大”后，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强力反腐，推出具体而不含糊的“八项规定”，那两句实实在在的话更是铿锵有力：“打铁还要自身硬”、“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不但震慑了官场，而且以霹雳手段重拳“打老虎、拍苍蝇”，对腐败零容忍，对贪官污吏绝不姑息，从而极大地扭转了党风政风，有力地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然在中央强力反腐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口，有些机关部门和官员却玩起了“大忽悠”把戏，表面上紧跟中央部署，暗地里却抗拒抵制。由于“八项规定”斩断了某些官员灰色收入渠道，“简政放权”压缩了某些官府揽权寻租空间，官僚们不敢公开跟中央唱反调，于是变换花样大搞形式主义。这些人虽不再敢寻租以权谋私大把捞钱，却时时处处消极怠政不干实事推卸责任，由于“干事越多，出错机率就越大”，于是乎有人干脆不干工作，玩起了忽悠，遇事推诿，所谓不怕不干事，就怕干错事，没有责任担当，庸官怠政现象凸显。不少官府专做表面文章，运转拖沓，不干实实在在的工作，专搭花架子，哗众取宠，搞形象工程，大量政务因而延误停滞，官僚主义顽症不改。
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严厉斥责了官场“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求集中整改。“四风”概括来讲都是官僚主义问题，当官不履行职责为民办实事，却以权谋私贪图奢靡享乐，华而不实应付差事，搞形象工程花架子，使政府空转全无行政效用，改革任务落实不了，从而极大地阻碍并危害到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四风”不除，改革的任务就无法完满完成，中央提出的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愿景就要大打折扣。
官僚形式主义作风虽然花样翻新，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以其权位当官做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贪图享乐满足现状，无所作为不负责任的领导作风，是官场病态也是顽症。中央虽三令五申要求整改，历次政治运动批了又批，却变换花样层出不穷。
为什么官僚主义顽疾难以根除，其根源何在基础在那里？有必要追根溯源作些分析。
二、官僚主义病根可追溯到苏联模式党政干部体制
“官场病”古今中外都普遍存在，凡有官府就会有官场病态，如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繁文缛节讲求官样文章、形式主义、命令主义老爷作风等，只是为患轻重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澄清吏治” 在我国自古以来都是政治难题，官僚主义在世界各国都有，且都视为顽症，而在我国及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却尤显突出。为什么？因为党政干部官员实在太多。
官僚主义并非在官府官员中个别存在，也有体制性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党政干部体制是直接移植于苏联，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就说：苏联“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毛选》第5卷第329页），邓小平后来也说我国的政经体制源于“苏联模式”，并提出要改革其弊端。
苏联建政则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可惜马克思并没有见证无产阶级政权的治理，虽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却对其政权治理少有论述，仅在1871年发表的《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提出了“公仆说”。他赞扬巴黎公社取消常备军和官吏搞廉价政府，设想未来社会主义所有行政职位都通过选举产生，公仆们“只领取相应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取消一切特权，接受社会的监督，人民不满意则可随时将其撤换。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重申了“公仆说”，1917年“四月提纲”明确提出“一切官员应由选举产生”，要建立巴黎公社式政权，实现全民管理国家。马列都强烈反对官僚体制和官僚主义，并预言作为阶级工具的国家机器及窃居社会主人地位的官僚制等，在无产阶级掌权的社会将不复存在。
然苏联建政后没有也不可能取消官僚科层制治理，更没有坚持官吏经选举产生及工资不超过熟练工人这两点，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当然起初因内战无法选举只能委派，1920年4月——11月党中央就直接任命了37547名干部。在总书记斯大林领导下，政权安定后也一直是层层任命，没有遵循巴黎公社有关普选制的原则，并形成党政合一、议行合一、以党代政、党管干部，由中央组织部门层层任命、等级授职、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随即出现了。
1923年6月苏共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任命制》的决议，10月即获中央批准。1925年11月组织局又通过《关于选拔、任命工作人员的程序》条例，同时提出任命各级干部的“职务名册”，任命制得以定型。总书记斯大林通过“坐机关”任免各路干部控制了国家机器，因而拥有了巨大权力。但列宁对此是极为不滿的，临死前对充斥于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忧心忡忡，写了《宁可少些，但要好些》文章，希望清理革除冗散庞大的党政机关，并留下遗嘱要撤换总书记斯大林。
然列宁的意见得不到贯彻，层层任命的金字塔型科层制干部官僚体系，在苏联不但成为行政主体，而且自我膨胀无限扩大，拥有特权不接受群众监督，官场病日益严重。以后历次整改虽都把官僚主义当作重点打击对象，但收效甚微，因为问题的根本在体制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著名活动家，也就官僚制治理问题对苏联提出批评，如考茨基、卢森堡及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等。德热拉斯甚至提出苏联出现了官僚“新阶级”，毛泽东也说苏联党政干部当官做老爷，已堕入资产阶级泥坑，蜕化变质为修正主义者，并提出“反修防修”。
但苏共领导人却也摆起了“大忽悠”，他们根本不承认苏联有官僚制，干部是“公仆”不是官僚，虽等级森严特权很多却不称其为“长”和“官”，而称“人民委员”，玩起了概念游戏。对于机关中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行为，理论界将其界定为“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是“旧社会遗留”，而不是自身体制问题。整改方法则是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与旧思想作风“决裂”，而不是改革体制本身，其结果只能是大搞形式主义，治标不治本。
苏联模式党政合一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长期运转不灵，腐败和无所作为的官僚主义却四处蔓延。干部委任制终身制使其与群众脱节，官员冗散机构臃肿，国家部委最多时竟达200多个，干部数量超千万。庞大的管理体系以层层发指标下命令来指挥，据统计，1983年苏联官僚机构印发的文件达8000亿份，下面穷于应付，只好来回扯皮摆花架子搞形式主义。莫斯科一家机床厂仅一年接待视察参观者即达145次，公文旅行做表面文章，华而不实搞形象工程，使党政企机关单位务虚不务实，效率普遍低下。由于任命制使各级干部都只向上司负责，讨好上司才是升官的关键，拥有权力就拥有一切，以致耍嘴皮子专说空话的投机钻营者充斥官场，不干实事专拍马屁，说好听的取悦于上级，干部官官相护，维护自己小圈子利益，而逐渐站到了人民利益的反面。
苏联后期对僵化的党政官僚体制也提出了改革，1989年10月苏共中央通过决议终止执行有关干部任用“职务名册”制，代之以选举制。但各级干部却打起了马虎眼太极拳，玩起了“大忽悠”就是不予执行，中央于是认定干部官僚制是苏联改革的“障碍机制”，要动大手术切割。最后搏弈的结果是苏联体制瓦解垮台，然取而代之掌握政治经济权力的人，却还都是原来各级党政机关彼此以“同志”相称的干部，而并非先前反共的持不同政见者及黑市倒爷。苏联解体后仍然是原先的党政官僚干部在统治着俄国，因此有人说苏共垮台是干部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以使他们巧取豪夺占有的各种权益合法化。剧变后的进程也确实表明了这一点，原先那些“职务名册”上的权贵，在苏联解体后摇身一变，成了新体制下的新官僚、大富翁。有学者甚至认为：“苏联剧变是干部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结果！”
三、从制度上根除苏联党政模式官僚主义病症
苏联的垮台让我们看到了官僚主义的可怕，也了解到现今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其实并不新鲜，都是老问题，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前苏联，是体制性问题。苏联庞大的党政干部官僚体制，从一开始就没有依照马克思列宁所论述的“巴黎公社原则”来建构，而是背离了初衷。建立在层层任命基础上的众多党政干部，脱离了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形成特权阶层，谋求自身利益，成为一切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渊薮，并成为改革的“障碍机制”栏路虎，最终拖垮了苏联。
我国建政曾全面移植苏联“先进经验”，走过一段弯路，后毛泽东、邓小平等都倡导走自己的路，破除苏联模式。特别是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实就是要破除苏联模式开创新局。先是破除计划经济，然后在政治上也要向庞大冗散的党政干部体制开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破除官僚主义“四风”，即可看作是对苏式党政干部官僚体制的宣战。
改革是系统工程，有先后顺序，政治上的改革先从行政体制下手，近40年我国推行了十几轮“精简机构”、“简政放权”的改革，理顺政府行政板块层级关系，推行“大部制”，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对苏联模式行政扩张无所不管的的大政府多部委行政体制进行整改，以提高行政效率，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为求稳妥，顾忌到“维稳”大局，改革始终未涉及人，不减和尚只拆庙，机关虽拆并了，人员却未见裁撤，党政干部冗散人员只有“分流”，没有“下岗”，更谈不上裁员，这就使党政干部队伍冗散现状得不到根本性整治解决。
庞大的苏式党政干部体制的特点是党冗官冗，人人都往干部体制内钻，享受特权却又不干实事。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四风”，往往就出在各种冗散官员身上，他们没事找事大搞形象工程，专摆花架子来显示自已不是多余，不应在裁减改革之列。他们对改革实务没有敬业精神，不是一心一意谋发展办实事，而是只求讨好忽悠上级领导，阴奉阳违专注于自己的得失。有些领导高高在上没有担当精神，平时懒散惯了，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不从实际出发随意决策，临事推诿或瞎指挥，官气十足却不负责任。有的领导则以集体决策来逃避个人职责，你画圈来我也画圈，踢皮球打太极互相推卸责任，凡事层层上报却又层层不表态，不拍板不决策等待上级指令，文山会海层层下达上级精神，大搞花架子使政府空转，饱食终日无所作为，而这样的领导也就更容易被冗散懒官忽悠，甚至上下沆瀣一气搞形式主义，对上级或中央来一个“大忽悠”，如北京市政府前不久“一刀切”拆除高楼“天际线”广告招牌的行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给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也极大地损害了政府信誉。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主人（老百姓）对这些官僚主义者“公仆”的作为看在眼里，虽极不满意，却难以将他们撤换。苏联模式的党管干部体制的弊端，就在于脱离群众，主仆倒置，干部考评任免皆操之于组织部，干部能上不能下，任免权不掌握在人民群众手里，而是操持在上级领导手里。干部混到一定级别，就犹如上了保险，按行政级别任职，即使在某地栽了，还可平调到异地当领导。于是领导干部不怕得罪老百姓，只怕得罪上级领导，广大群众老百姓不好忽悠，但极少数的上级领导却容易灌迷魂汤忽悠得手，这正是官场形式主义屡禁不止的原由，也是其制度根源或体制问题。
整改的办法其实也并不复杂，马克思列宁百多年前早就提示了，即“一切官员应由选举产生”。选举就是由人民群众来决定官员的任免升迁，至于选举的形式，可以多样。如官员任职先由组织部门在单位群众中摸底，搞个民意测验，设个票箱投票，多征求群众的意见，实际上不少单位也这样做了。但问题是投票选举也有人搞忽悠迷魂陣，有的部门掌门人早已由少数领导“内定”，投票选举只是走过场，或候选人只有一个，无论得票多少也只能是他！人事信息不公开，以片面宣传误导忽悠老百姓。如何改进选举形式，让人民群众在官员选拔任职上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这才是今后人事行政改革应关注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已40年了，亦已进入攻坚克难深水区，原先不敢碰的干部裁员问题，也该提上议事日程了。苏联党政体制冗党冗官，庞大的干部群体享有特权能上不能下，抱团取暖抗拒改革，其败亡的教训我们不能不记取。对干部特权不敢碰，改革只减机构不减人，实际上也可以看着是一种“大忽悠”，是形式主义或使改革流于形式。持续改革就要下大决心，干部裁员早晚要进行，以前不裁现在也要裁，隐患不能留至长远。党政机关应容不下庸人懒汉，凡抱着“只求不出事，宁愿不做事”态度、尸位素餐混日子没有责任担当的庸官，就不能让他再当领导，干部都要竞争上岗，政绩由老百姓来评定。针对“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官场恶习，唯有让无为者失位，让“为官不为”华而不实的人下马，优胜劣汰，扬清激浊，才能让更多的干部真正产生谋实干的动力，让形式主义失去市场，让冗官失去生存空间。要继续完善用人制度，激发勇于担当的热情，摘下不干事少干事的庸官懒官的乌纱帽，让勤政爱民的实干者上位，真正做到“为官不易”，让干部做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
我们现今批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理论上也应有所创新，至少应实事求是，不搞大忽悠。查查现在我们的字典或网上“百度”“官僚主义”辞条，就会发现竟然还是按苏联老一套的解释，将其说成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反映”，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党政干部是官僚，官僚主义是旧社会的“遗留”。王亚南名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干诡说苏联和新中国因扫除了剝削阶级，不存在官僚制的土壤，官僚主义虽然存在，却都是旧社会地主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遗留”。这种说法当时只是意识形态说教，并不科学，如果说是“遗留”，应该越往后越少，那为什么现在中共建政都快70年了，官僚主义反而越来越多，“遗留”连拫不断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呢？且苏联都因干部官僚“障碍机制”闹得垮台了，能说是旧社会的“遗留”使然吗？“遗留”说并不符合历史实际，说穿了其实又是“大忽悠”，是企图掩盖本身体制上的毛病。这个“大忽悠”虽说是苏联人发明的，但苏联都已垮台了，我们还能仍跟着他们继续搞“大忽悠”戏法吗？还有“糖衣炮弹说”，贪污腐败被说成是阶级敌人用金钱美女拉下了水，而不是自身本质不好，这种说法在革命战争年代是一种警示，现在仍吊在口里讲，也就成了一种大忽悠了，自身不好却把罪责轻易地推给了别人。
其实，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形式，官僚制就是科层制，即设官分职等级授权治理，这在古今中外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中国上古《左传》有“群官为僚”、“同官为僚”的记载和说法，官僚是中性词，即一群官。“官者，管也”，同僚们共同掌管国家行政事务者即为官僚，其并无贬意。对实实在在客观存在的官僚科层制管理不予承认，硬说干部不是官僚，现在看来也是一种大忽悠，虽然这个说法仍然是沿袭了前苏联，但我们也该作些自我反省了，对马列一些论述作教条主义理解，而不是从实际出发，不实事求是，其结果也会闹出大忽悠大笑话。
我国现今金字塔型科层制管理体系，无论是其管理幅度还有其管理层级，都大大超过以往，党政干部官员的数量也大大超过了古今中外任何行政体，怎么能说没有官僚制呢？官僚科层制治理是社会之必须，官僚主义官场病才是我们应坚决反对杜绝的。我们应正视官僚科层制治理，对我国庞大的党政干部官僚体系有正确的认识，发挥其理性正面功能，整治剔除其非理性病态病变。要对症下药，拿出过硬措施，扎扎实实地深化改革，简政放权，精简机构，优化体制，裁汰冗员，实事求是而不搞忽悠，真正有效地从体制上革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官场病症。所谓“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要完善考评奖惩机制，落实主体责任，让领导干部扛起责任敢于担当，风清气正勇于创新，能干事有所作为，让犯“忽悠症”的官僚主义者在官场上没有絲毫的立足之地。（载《经济与管理论丛》2018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政治监督学》，吴丕、袁刚、孙广厦著，北京大学出版2007年版。
2，《苏联解体之争》，吴恩远、左风荣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