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中国民社党是20世纪3、40年代活跃于中国政坛的重要力量，该党抱持民主社会主义宗旨，是国共两党之外主张走宪政民主“第三条道路”的主要代表。其社会主义主张以调和折衷为特色，力图在生产与分配、自由与权力等多元价值间求得平衡，并根据时代需要有所侧重调整，整体上则保持了民主主义政治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面向，对于解决时代问题有一定针对性。该党坚持民主渐进的稳健立场，对暴力革命和极权体制的批判颇具洞见，但在革命话语盛行且国家亟需统一与秩序的历史语境下，其温和主张难以获得生存土壤，也注定了失败的历史命运。

关键词：中国民社党  中国国社党  社会主义  民主  第三条道路

近代中国是国内国际各种政治势力的角力场，也是各种思想主义的试验场。社会主义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主义”，其掀起一代风潮，带动世局变易之力量，更是不容轻估。社会主义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起源于工业革命后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清末以降伴随着西方列强对华侵略传入中国。孙中山先生曾说：“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究竟不知那一种才是对的”。[[1]]这说明民国初年社会主义思潮相当复杂。五四时期西方传入的各种思想竞逐并存，社会主义思潮更汹涌澎湃，有左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右的国家社会主义，亦有较为温和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及民生社会主义等。中国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还成立了国家社会党，后改名中国民社党，民主社会主义是当时形形色色社会主义中的一支。

中国民社党归宗于康、梁，承北洋时代进步党、研究系之余绪，由国内的国家社会党与海外的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2]]该党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宗旨，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鲜明的思想主张，实践层面通过政党活动在抗战前后的中国政坛也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民社党倡导一种调和的社会主义，反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全盘公有化，提倡宪政民主、渐进改良以及阶级调和、混合经济，其主张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颇有影响力，亦有其局限性。张东荪曾说中国民社党主张“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弘扬中道，既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求得一个折衷方案，也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形成一个第三势力。[[3]]调和与折衷是民社党的特色，理论上兼取各家之长而避免走极端，但对各种尖锐矛盾的调和却也难免陷入理论僵局，进而呈现出某种吊诡，导致民社党最终失败的命运。本文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4]]试图就民国几种主义价值间对立错综的关系，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民社党及其主义，希望能对中国民社党的主义思想有一个更为准确的理解。笔者相信，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民社党的社会主义，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有其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挤压型发展：生产与分配的双重目标

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经济上追求平等的思想，呈现在中国这样的现代化后发国家就更为错综复杂。近代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被迫纳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并试图在这一体系内生存、发展和竞争的过程。后发国家的优势在于：拥有先发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因此，可以走捷径而不致重蹈先发国家的错误路径。但后发国家同时要接受先发国家不同阶段的主导价值，这些价值彼此可能是相互冲突甚至矛盾的，由此造成后发国家发展方向的迷失与价值观念的纷乱，带来挤压型发展（Compressed Development）[[5]]问题。具体到社会主义运动，就欧美先发国家来说，工业革命以来建立起的自由资本主义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及劳资关系的紧张冲突，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由此勃兴，资本主义被迫进行自我调整，社会主义发展乃资本主义逻辑自然演进的结果。胡适说：“十八世纪的民主革命，和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两个相反的潮流，乃是一个大运动的两个相连贯又相补充的阶段”。[[6]]而对于俄国、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在发展过程中既看到了资本主义创造财富方面的巨大效率优势，又认识到它在社会公平与财富分配方面的显著缺陷，由此必然要重新思考自身的发展目标，进而产生生产与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多重追求，体现在民社党身上，即所谓“民族自活”与“社会公道”两大目标。而二者间的权衡则成为该党社会主义经济主张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民族自活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张君劢的《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一文，张氏有感于当时“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连最基本的衣食消费品都要依赖进口的可耻局面，而提倡发展“吾民族自存自活之工业”，“以求吾国经济之完然自足”。[[7]]可见，民族自活之实质便是发展生产力，改变中国经济上的贫穷落后面貌。追求富强是鸦片战争以来历代中国人的集体关怀，且这种追求因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天然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如何将中国建设成自主、富强、现代的民族国家，是近代国人思想追求的一条主线，甚至可以说是最高诉求，这从一开始便与以个人权利为基点的自由资本主义大为迥异。中国民社党成立伊始，便在其纲领性文件《我们所要说的话》中，表达了对国家富强、民族自活的强烈关照，文中直言：“以中国目前的情形而论，实在是患寡而甚于不均”、“须知疾病真是贫穷，唯一无二的问题是如何增加国家民族的富力”。而对于如何增加富力，民社党提出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的主张：（1）把一个民族在国际上对外作一个经济单位（2）国家必有一个统筹全国经济的计划权（3）国家以公道平和的方法，吸收或转移一大部分私人经济的社会生产上剩余价值，而由国家用于再生产。[[8]]由此可见，此时解决贫困问题追求国家富强是其核心要旨，在实现目标的主导力量上，民社党坚持民族国家而非阶级的立场，这是其与共产主义的主要差别，但在摆脱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将经济与政治熔为一炉，依靠国家助力而非经济自行发展方面，二者却是一致的，且俄国的计划经济对民社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民社党之所以在30年代格外强调经济建设之重要，将“造产”视为民族自救的头等要务，显然与当时民族危亡、国际政治经济残酷竞争的现实压力密不可分。事实上，在民族危亡的巨大压力下，由国家主导、依靠一定发展方针以期实现快速工业化和经济腾飞目标的做法，在后发展国家的历史中并不稀见，民社党所主张的国家统筹经济发展、集中社会剩余价值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实施的“赶超战略”几乎如出一辙。

社会公道是包括民社党人在内的许多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共同理解，资本主义“财富集中于少数人，酿成贫富的不均”，而社会主义“财富集中于国家，可以矫正贫富的不均”。[[9]]在民社党30年代昭示的理论架构中，民族自活被视作头等要务，但对于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关注，并未从其理论视野中消失，该党力图做到“在不妨碍效率的范围内，须使公平与自由发展至最高度”，主张产业普遍化之普产主义，所谓普遍化，是指“人人以劳力所得由本人保有之”，农业上划定耕作单位将佃农变为自耕农，使人人都有土地；工业上分给工人股票，使人人都有一份私产，都是股东。[[10]]此外，国家对于公私经济的划分也有利于实现社会公道，“合此种种营业方式与私有公有之财产，画定相当比例，以部勒全国私人公人之经济行动，又何国富为少数人所垄断之足患，庶几社会公道之目的达矣”。[[11]]到1946年国社、民宪两党合并时，党的新政纲对社会公道的强调，上升到了比战时更高的地位。新的《中国民主社会党政纲》提出：“在计划与组织原则之下，以社会全体利益为基本概念”、“国家之主要任务，在谋人民全体之福利，彻底扫除以人民为工具之权力主义”。[[12]]由此，在国家、社会与个人三者的关系对比中，国家地位下降而个人和社会的价值得到了抬升，尽管国家依然享有计划与组织之权力，但主要目的已由谋民族国家的富强变为谋人民全体之福利，人民由实现国家目的之工具上升为目的本身。民社党亦以人权保障的立场，强调社会公道的重要价值，张君劢便指出“十九世纪之人权论，以信仰、结社、宗教、财产为重，现在则推广到劳动权、生产权，可以说从前为个人主义，现在为社会主义。同一人权，其中意义一贯，决无冲突”。[[13]]尽管在实现社会公道的具体手段上，新政纲所提出的诸如“划分公营民营界限”、“国家得以公道原则，法律手段转移私有财产”、“运用财政金融政策累进课税方法”、“平定地价，扶助贫农，实现耕者有其田之政策”、“推动劳工分红制与劳资共同监督管理制”等，与30年代国社党时期的普产主义政策并无太大差异，但新政纲所体现的个人与社会之目的性而非工具性以及人权保障的立场，都使得其社会公道色彩较国社党时期更为鲜明。

从民社党不同时期关于民族自活与社会公道的理论言说中，我们可以初步探析该党的经济主张：总的说来，民社党所希冀的是“把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与宜于分配的普产主义，以及侧重自治的行会主义调和为一”， [[14]]而这种调和主张是西方两大社会思潮影响及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国问题意识所共同催生的产物。前文已经申明，追求富强、挽救民族危亡是几代国人的集体关怀，而在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中，从张东荪的“无知病、贫乏病、兵匪病、外力病”，[[15]]到胡适的“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鬼，[[16]]中国问题以贫乏为最，乃人所共知，因此，注重进步与效率，注重造产与发展实业，自然成为主要社会诉求。事实上，早在1920年那场著名的社会主义论战中，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方法发展实业，就已成为论战的主要焦点，以张东荪为代表的一方认为：“盖中国民不聊生，急有待于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17]]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一派，则认为社会主义不仅可以发展实业，而且可以均富贵，较之资本主义为更优。这场论战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一个明确的结论，而到了30年代初，西方世界经济大萧条与苏联“五年计划”取得巨大成功的强烈反差，让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不仅在分配领域存在问题，在生产、流通方面也是弊端丛生，而苏俄的计划经济恰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计划经济的一时成功，对五四时期悬而未决的社会主义论战，给出了迟到的答案，在解救贫乏的需要更加迫切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时代风潮。[[18]]张君劢所指出的资本主义“财富集中于少数人，酿成贫富的不均；无统筹全局的计划，流于生产过剩；私人相互竞争，因竞争而生浪费”的弊端，以及社会主义“财富集中于国家，可以矫正贫富的不均；一切经济事业集中于国家，故易于抵御外国的竞争”[[19]]的优势，代表了时人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计划的普遍态度，民社党在党纲中也大量采用计划经济的办法，以实现民族自活的造产目标，作为解决贫乏问题的终极方案。因此，无论国社党还是民社党时期，国家计划都是该党经济主张的重要内容，而民族自活的生产追求也始终处于重要地位，社会公道分配层面的追求，在抗战之时因民族危亡的加深而退居次要，战后才因民社党理论对国家、社会、个人关系的重新安排而得到提升。与此同时，民社党经济主张的另一特色，是认识到了苏式社会主义全盘公有化政策可能导致的官僚主义及妨害自由问题，因而提出保留私产及引入基尔特社会主义行会自治思想作为纠偏，将集产主义、普产主义、行会主义调和为一总的经济主张。不论此种经济主张在现实中有无可操作性，单从其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经济体制的利弊分析来看，至今仍不失为真知灼见，而其在战时注重造产甚过公正，也是民族危亡背景下的当然之举，且并未有亏于最基本的社会公道。

二．自由与权力：民主意涵之辨

在中国民社党的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主要是作为经济制度加以理解和追求的，但社会主义在更广泛意义上，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更是一整套关于社会、政治和道德的制度安排与价值观念。因此，我们在有关民社党社会主义思想的探讨中，必然涵盖其政治理论，以期更完整地勾勒其社会主义思想的面貌。

在中国民社党的政治理论中，民主毫无疑问是最为核心的概念和追求，而民社党所处的是一个议会政治与无产专政两种民主观念激荡争锋的时代，受此影响，该党的政治主张中呈现出自由与权力、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内在张力：“权力者，所以便行政之执行；自由者，所以保障社会文化与个人思想”，[[20]]二者作为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两大内容，对于国家而言“仿佛人之两足，车之两轮，缺其一即不能运用自如”，因而民社党主张在二者之间求一平衡，“个人自由寄托于国家身上，国家全体亦赖个人自由而得其巩固之道；中国民主政治之一线光明，即在自由与权力平衡之中[[21]]”。纵观民社党各个时期的理论主张与政治活动，对于宪政民主保障下的个人自由之追求是不懈坚守的底线，即便在民族危亡的情势下做出过对民主政治的修正及向权力一方的偏斜，但此种应急之制并未偏离宪政民主的一贯立场。

民社党对自由底线的坚守以其对民主实质的认知为基础。自一战以来，传统的英美议会政治遭受到来自苏联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与意德法西斯专政左右两方面的攻击，独裁与专政一时成为世界政潮的新风尚，而以议会民主为核心的传统西方宪政民主制度遭受到空前的质疑。在此种情况下，民社党始终坚持人民本位的民主观念，在不同时期的理论言说中体现着这样的认识：“须知民主政治的精神在使国家的实际意思即完全等同于人民的共同意思”（《我们所要说的话》1932年）；“这种民主政治是以尊重人民权力为基础，而以选举方法表示民意，始终觉得值得爱护”（《二十余年世界政潮激荡中我们的立场》1946年）；“我们认为，所谓民主，就是由人民直接或间接的决定国家一切重要决定”（《民主社会党的任务》1948年）。张君劢曾用穿鞋来比喻民主，鞋子是否合脚只有穿鞋的人自己知道，而国家的事情亦只能由人民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

在人民本位、人民同意式民主观念的基础上，民社党将人权保障作为民主的根本，“民主离开不了人权，没有人权的保障，就不是民主”、“民主的根本，在乎人权”。[[22]]早在1929年，后来加入民社党的罗隆基便与胡适、梁实秋等人以《新月》杂志为基地，发起了一场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人权运动，罗还著有《论人权》一文对人权概念及内容作以详细解说，而以张君劢1944年发表的《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23]]、《两时代人权运动概论》[[24]]为代表，人权逐步在民社党宪政民主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该党基于人权观念所主张的对个人基本自由的保障，具有根本性和目的性，是以人为目的而非工具手段的自由观。

为保障人权和自由计，国家行使权力必须受到限制，这即牵涉到宪政问题。民社党对宪政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既有意蕴丰富的理论言说，又有孜孜不倦的实践探索，体现了该党捍卫自由的基本立场。在《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开篇，张君劢便分析了国家为什么要宪法，他指出“宪法乃是一张文书，所以规定政府权力如何分配于各机关，以达到保护人民安全与人民自由的目的”；“国家权力既如此之大，所以宪法上第一件事就是要防止国家的专擅”；“宪法的第一章一定要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25]]此外宪法还规定国家权力的确立与限制问题，即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的组织、职掌和界限。可见，民社党人寄望于通过宪法来规范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进而保障基本的人权和自由。在政治舞台上，民社党作为第三势力的代表，对推动近代中国的宪政民主进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党魁张君劢被尊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先后两次参加民主宪政运动，同时又是国防参议会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代表，起草过《中华民国宪法》。抗战时期，国社党作为国民参政会的重要成员，积极与各民主党派联合为宪政奔走呼号。及至战后，该党积极参与政治协商、促进国共和谈，后又在张君劢率领下出席制宪国大，此举虽然饱受非议，但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该党对民主宪政的不懈追求，而1946年宪法以民社党提出的宪法草案为底稿，较之《五五宪草》具有明显进步，也是民社党对中国宪政制度的极大贡献。

而在国社党时期，出于对民族危亡下行政效率的诉求，该党的理论中呈现出一定的向权力偏斜的趋势，此即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这一主张最早在1932年发表的《我们所要说的话》中提出，在张君劢同时期所做的《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中，则有集中心力之国家民主政治（Democracy on the basis of National Concentration）之说。核心思想是合理划定自由与权力的范围，以在二者之间求到一个平衡，从而“一方得敏捷之政府，他方得自由发展之个人”。平衡的原则为“国家政治重在效率，贵乎敏活切实；社会文化欲其发展，当任自由歧异，以此为集中开放之分界”。[[26]]在具体的政府组织层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提出11条原则，要点如下：（1）成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2）国民代表会议确定五年以内之行政大纲（3）国民代表会议监督财政、议定法律（4）建立超然于党派之上的文官制度（5）加强专家之任用（6）政府责任取决于行政效率。《我们所要说的话》文后附有98条纲领，其中涉及政治的有27条，在以上原则的基础上强调司法独立、行政诉讼的功用，同时借鉴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设立经济议会为全国经济计划的咨询建议机关。

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是世界政潮与民族危机共同催生的产物。上世纪30年代正是民主与独裁两种思潮激荡交锋的时代，1933年至1935年间，中国知识界开展过一场“民主与独裁”的大讨论，以蒋廷黻、丁文江为代表的“独裁救国论”与胡适、张奚若等自由民主派针锋相对。在这场大讨论中，以张君劢为代表的民社党人另辟蹊径，提出了“民主独裁以外之第三种政治”，声言“我们既不是完全赞成十九世纪式之议会政治，但也不是抛弃民主政治；我们虽反对独裁，但并不对于独裁长处完全不认识”，[[27]]而所谓第三种政治，即该党所主张的修正的民主政治。民社党人认为，欧战前之政治侧重于民权与立法，其优点在于“大多数人民得预闻政治之权，大多数人民之生活智识增进，且有法治之基础，故人民言论结社之自由所得保障”，但同时又有四大流弊：（1）空言多而实行少（2）各党间之磋商，类于买菜之论斤论价（3）政府更迭频繁不能久于其任（4）党派之私利，重于国家之公利。基于议会政治的弊端，战后以行政之敏活与权力之集中为特色的政象开始凸显，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俄之无产阶级专政与意之法西斯专政，而如英美这样的传统议会制国家也出现了联合内阁、危机政府的现象，由此“皆显现民主政治或议会政治正在蜕变之境界中”。总结以上现象，民社党人认为“如是三种情形之下，宜提高政府之权力而减轻议会之监督，对外战争一也，大危险之发生二也，社会彻底改造三也”。[[28]]就现实国情而言，以上三种情形中国都遇上了，由此不得不对传统的议会民主政治进行修正，以提高政府权力而减轻议会监督。

自修正的民主政治的制度要点观之，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强调政府权力的集中和高效，为此大大压缩了立法机关对于行政机关的制约功能，取消了议会对政府投不信任票的权力。那么这种显然有别于常态议会民主制的制度安排，能否表明民社党理论具有浓厚的极权主义、独裁专制倾向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这一主张是民社党在民族危亡情势下设计的应急之制，但并未偏离该党一贯的宪政民主立场，其借鉴模板更确切的讲是英美民主国家的“危机政府”而非俄意德的专制政权。事实上，该党早已认识到自己的主张可能会被与独裁政治划等号，因而特意强调“政权的集中，即行政效率的加高，实在与民主政治根本上不相冲突”，甚至反而可以说“这样的政府所以能集中权力正由于根据民治主义的真正精神”。权力集中的诉求只是基于时势要求的应急之制，“民主政治的原则是不动摇的，各国得依他的环境形势与时代要求而设法变化之，以得适应”。[[29]]在强调国家权力之外，民社党依然坚持个人自由的基本底线，尤其是思想言论自由。民社党人抨击国民党以训政为名行一党专政之实，推行党化教育，倡言“政治上效率的提高与社会上自由的开放，不但无抵触与矛盾却正相助相成”；“倘无思想的自由则国家失其灵魂，思想自由是人民的根本，纵使两者即有冲突，我们亦断乎不可牺牲自由而迁就效率”。民社党主张“为政治效率增高起见，政府权力当然宜于集中，但集中的限度是以行政为界，断不容侵犯到社会上去”，而应形成一种“政权务求其统一，行政务求其集中，社会务使其自由，思想务听其解放” [[30]]的局面。由此观之，修正的民主政治是在民主原则下进行的修正，没有偏离民社党一贯奉行的民主立场。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修正的民主政治旨在平衡自由与权力，但其实际效力存在很大疑问。民社党为兼顾民意与行政效率主张注重专家地位及发挥司法的钳制作用，但实际上，依靠专家的文官制度虽然对保障行政效率有一定作用，但文官毕竟以事务性工作为主，却难以解决国家权力界限这样复杂的政治问题，而依靠较为弱势的司法权来制约强势的行政权也并不十分可靠。此外，民社党寄望避免党派捭阖，建立一种“在平时不拘两党或多党都能运用，即假定无党亦可运用；而在紧急时候立刻可以集中全民的意思与力量，不分党派”；“万一只有一党，表面上或许有点类似一党专政，而实际上却依然是民意政治”[[31]]制度的愿望，更多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从后来中国两党纷争的政治实践来看，各党派利益能协商一致的观点似乎并不大现实，而民社党此种观点的产生，恐怕与战时特殊环境下欧美联合内阁政象的影响不无关联。这一民主政治的非常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常态下难以克服的弊病。而在制度设计之外，民社党寄望于从道德层面实现对权力的约束，认为“权力之执行，应本诸政治家良心之所信，出之于大公至正”[[32]]；“个人心理之转移，即民族存亡之关键，此又国家民主政治之精神上第一础石，而制度条文不能与之比拟者也”。[[33]]此种对道德责任的强调固然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远非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三．渐进与激进：民主方法的历史纠结

社会主义是近代中国各党派的共同追求，归宗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自不必说，即便是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其开创者孙中山也曾明确表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34]]而其余各色党派及独立学人中，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亦不在少数。尽管各家理解和主张的社会主义不尽相同，但在诸如宪政民主、计划经济等问题上，并非没有共识。那么，在大目标大体一致的情况下，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宪政民主的和平解决方案破产，而不得不诉诸武力呢？笔者认为，手段的差异，即激进革命与渐进改良两大路径的冲突是其重要原因。在革命话语一统天下、革命思潮激情狂飙的时代，包括民社党在内的温和改良主张必然丧失生存土壤，遭遇悲剧性的历史命运。

以民主方法实现社会主义，是民社党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特色。张君劢在《民主社会党的任务》长篇演讲中，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于民主及社会主义内涵的认识，并重点介绍了英国工党通过议会方法走上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进而提出“以民主方法，由人民自由表达意见，也可以逐渐走上社会主义”；“我们心目中的社会改造，不是用炸弹、暴力或政变，而是渐进的，根据智识和科学精神，用教育方法和民主的方法，求其一步步的实现”。[[35]]张东荪在《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中，提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均以自由、平等、公道、人权、理性等为“概念基型”，因而“二者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东西”，而考察西方文化发展的史迹，“民主主义的运动与社会主义的运动系抱着同一目的，向着同一的方向而运动的”。[[36]]此外，民社党机关刊物《再生》中亦有多篇讨论民主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文章，如余园的《民主与社会主义》[[37]]、黎玄的《民主政治的真谛》[[38]]、钱暄的《论经济的民主》[[39]]等。

综合以上论述，民社党人坚持的民主方法具有如下特点：

（1）从对当时两种民主之争——英美政治民主与苏联经济民主的辨析入手。在民社党人看来，“民主是今日世界上的活的问题”，对于民主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即英美的政治民主与苏联的经济民主，而从以人权保障为基调的民主立场出发，“英美给予人民以决定权，就是尊重人权，也就是民主”。而苏联“不承认反对党的存在与地位，也不给予人民以自由意志的表示机会”，因而“前者是民主政治，后者是极权政治。世界上只有一种民主，并不是有两种民主”。受英国工党和费边社的影响，民社党人看到工党通过议会选举上台并实施社会主义计划，由此认为“由政治民主到经济民主很容易，由经济民主到政治民主则很困难”。[[40]]

（2）兼顾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民社党人虽然反对苏联不尊重人权的极权政治，但却认同其经济民主，对于“英美民主政治，我们觉得不够，而希望能兼而走上经济民主”。[[41]]民主主义的政治及社会主义的经济，在民社党人看来是合则两美、离则两伤的，“仅有政治自由，不能算真民主，仅有经济平等，亦不能算真民主，政治自由应以经济平等作核心，经济平等应以政治自由作陪衬”，[[42]] “民主主义政治，真正的建立在公平而合理的普选之上，它可以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并行不悖，以不流血的革命运动号召中国新进的势力”。[[43]]对于两种民主兼得的可能性，张君劢从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时代人权观意义上的一以贯之，苏俄革命对资本主义的教训，以及英国工党的选举胜利出发，认为“在民主政治下实现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的理想”，[[44]]而张东荪关于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概念同基型、同本质的论述，亦可以看作对二者兼得可能性的一种论证。

（3）主张渐进改良反对暴力革命。张君劢曾将革命比作“跳墙”，而将改良比作“上梯”，并表示“宁采上梯的慢的方法”。他还引述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的“进化式革命”主张，批评以暴力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提出“今后中国的前途，只有停止内战促成和平统一，促进生产，提高人民生活程度，提高人民教育程度，一步一步走上民主社会主义之路”。[[45]]张东荪亦表示，“只有平和的改革其效果比较经久些，愈激烈的改革其退消亦愈快”，因而中国必须走上“渐进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之途。[[46]]而从民社党屡屡提及奠定和平、拥护统一，[[47]]政治路线上“采用渐进方式，实现本党主义，以社会主义为改造国家的基本信仰，故其大目标为进化式的革命”，[[48]]及其调解国共冲突，呼吁和平民主的政治实践来看，该党反对暴力革命的立场是一贯而鲜明的。

民社党所代表的和平民主的第三条道路，曾经有过成功的一线希望。二战胜利前后，和平民主已被认为是势不可挡的世界性浪潮，美苏两大国也出于各自利益调停国共两党，希望中国问题和平解决。从国内局势来看，国共双方此时已形成某种均势，而在历经多年战争苦难后，和平与安定可谓民心所向。在此种情况下，两党于1945年8月开启和谈，确立了“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基本方针，并决定召开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共同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于1946年1月在重庆开幕，历时22天，在围绕军事问题和政权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后，最终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民社党人所渴求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似乎胜利在望。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冰冷的。政协决议并未成为国共两党和平协商的共识，而只是矛盾激化的开始。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政协宪草原则的全盘推翻，国共双方在东北战场不断升级的军事冲突，国府委员会代表名额分配等争端，使得政协会议建立起的共识被逐渐摧毁，中国最终还是落入全面内战之局。对此，民社党作为一个“无武力、无地盘的普通政党”，只能徒喊奈何，而其“我们始终主张政党是不应有武力与地盘的”；“大家以国家民族前途为重，互相忍让，不逞意气，不计私利”[[49]]的呼号，只能无情地湮没在内战隆隆炮火声里。

今天我们反过来看，民社党的民主化解决方案面对两个拿枪的党有些纸上谈兵，难以避免悲剧性的结局。当时要以民主方法实现社会主义，实则是追求制度民主与手段民主兼得，但揆诸历史实际，民主制度的价值诚然为世人所共誉，但渐进的民主手段却并非朝野共识，往往“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用高调的人格来创立”，[[50]]自由的悖论使得激进与渐进、革命与改良两股思潮，在人类追求自由民主的漫长历史中竞相争辉，难分伯仲。而近代中国所处的恰是一个革命思潮不断激化的时代，国共两党均奉革命话语为圭臬，对于政治竞争的认识难以摆脱全赢全输、零和博弈之窠臼，在权力问题上抱持你死我活之观念。在这种革命话语强势的背景下，温和改良主张势必丧失生存土壤，民社党之命运便可想而知。

四．结语

中国民社党以民主社会主义为鹄的，意在使个人得自由之发展，社会尽分工合作之能事，国家负计划与保护之责任，国际进于各国之协调与世界政府之建立。[[51]]该党的社会主义思想以政治民主主义与经济社会主义为核心，又能在民族危亡时期做出有效应变，具有高度的时代适应性。该党坚持国家民族本位，合乎普世王权崩溃后民族国家新秩序的重建需要；主张宪政民主制度，鞭挞一党专政与极权政治，力求保障自由与人权，又于危亡时期采取修正以求自由与权力的平衡；倡导社会主义，汲取计划经济经验，抓住国家富强的迫切“造产”需要，又兼顾社会公道，不走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老路。但就其以温和渐进为特色的民主方法而论，在军阀割据、云谲波诡的民国政坛，在激进主义、革命话语大行其道的狂飙时代，显得是“阳春白雪，合者盖寡”，这也最终导致了民社党悲剧性的历史命运。

危亡深重的近代中国，亟待解决的是国家政权的整合与统一，在寻求整合的过程中，依靠高度政治动员的革命建国模式，可能比稳健渐进的民主方法更加有效。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民社党的社会主义，会发现其计划经济、国家本位、修正的民主政治等主张，或许已难以适应新时代的话语要求，社会公道、保障人权、宪政民主等思想，则已日渐融入当前的社会政治实践之中。然而，曾经颇为不合时宜的温和稳健立场，反倒在我们尝尽强势革命弊病而开始反思的今天，在改革与改良成为主旋律的时代，开始凸显出空前的价值和意义。社会主义自传入中国以来，以其独特魅力引致几代人为之孜孜追求，但在既往的历史中，曾自以为掌握绝对真理，而将主义圣化话语垄断，直至付出惨痛代价后，才明白社会主义是艰辛而漫长的探索与实践，需要更加包容与开放的胸怀，需要更加多元的思想与意见，因为时代永远在变，解决问题的答案从不绝对，你也许对，我也许错，让我们共同努力来接近真理。

[[1]]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359页

[[2]] 中国民社党成立于1946年，仅一年后便因参加“国大”问题而分裂，伍宪子、孙宝毅、张东荪等人另成立中国民主社会党（革新派），革新派又于1948年筹组更名为中国自由社会党。尽管不同时期该党的名称和派别有所差异，但理论主张和主要人物是一以贯之的，因此本文所指的中国民社党是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的，涵盖国社党、民社党等不同时期，旨在全面把握该党的思想主张

[[3]] 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95-99页

[[4]] 既往对张君劢、张东荪二人的研究较为透彻，有郑大华的《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翁贺凯的《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张君劢民族建国思想评传》（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左玉河的《张东荪传》（红旗出版社2008年版）、《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尹涛的《中国民主社会党的成立及其特点》（《民国档案》2009年第2期）、刘全娥、曾加的《民主社会党参加“制宪国大”之原因探析》（《西北大学学报》第35卷第5期）、魏万磊的《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社党的社会主义观》（《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47卷第3期）等则以党派整体为对象对民社党的主要思想及活动进行了探析

[[5]] D. Hugh Whittaker, Tianbiao Zhu, Timothy Sturgeon, Mon Han Tsai, Toshie Okita：〈Compressed Development〉.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ecember 2010, Volume 45, Issue 4, p439-467

[[6]] 胡适：《一年来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东方杂志》，1935年32卷1号

[[7]] 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再生月刊》，1932年1卷2,3期

[[8]] 记者：《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月刊》，1932年1卷1期.

[[9]] 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再生月刊》，1932年1卷2,3期

[[10]] 记者：《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月刊》，1932年1卷1期

[[11]]  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再生月刊》，1932年1卷2,3期

[[12]]《中国民主社会党政纲（1946年8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52-159页

[[13]] 张君劢：《二十余年来世界政潮激荡中我们的立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87-95页

[[14]] 记者：《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月刊》，1932年1卷1期

[[15]] 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3卷4号。

[[16]] 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2卷10号

[[17]] 张东荪：《答高践四书》，《新青年》1920年8卷4期

[[18]] 虽然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计划经济仅仅是一种经济管理的具体手段而并不必然属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不过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是相当普遍的认知。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社会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21页

[[19]] 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再生月刊》，1932年1卷2,3期

[[20]] 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再生月刊》，1932年1卷2,3期

[[21]] 张君劢：《政治与法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6—58页

[[22]]  张君劢：《民主社会党的任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90-230页

[[23]] 载《新中国日报》（成都），1944年1月3日、4日、5日

[[24]] 载《民宪》1944年1卷9期

[[25]] 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翁贺凯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君劢卷》，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54—463页

[[26]] 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再生月刊》，1932年1卷2,3期

[[27]] 张君劢：《民主独裁以外之第三种政治》，《再生月刊》，1934年3卷2期

[[28]] 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再生月刊》，1932年1卷2,3期

[[29]] 记者：《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月刊》，1932年1卷1期

[[30]] 记者：《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月刊》，1932年1卷1期

[[31]]  记者：《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月刊》，1932年1卷1期

[[32]] 张君劢：《政治与法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第57页

[[33]] 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再生月刊》，1932年1卷2,3期

[[34]]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355页

[[35]] 张君劢：《民主社会党的任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90-230页

[[36]] 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26页

[[37]] 载《再生周刊》137期，1946年11月2日

[[38]] 载《再生周刊》203期，1948年2月22日

[[39]] 载《再生周刊》212期，1948年4月25日

[[40]] 张君劢：《民主社会党的任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90-230页

[[41]] 张君劢：《民主社会党的任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90-230页

[[42]] 孙宝毅：《民主社会主义浅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444-464页

[[43]] 黎玄：《民主政治的真谛》，《再生周刊》203期，1948年2月22日

[[44]] 张君劢：《二十余年来世界政潮激荡中我们的立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87-95页

[[45]] 张君劢：《民主社会党的任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90-230页

[[46]]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岳麓书社，2010年，第276页

[[47]] 见《中国民主社党组织委员会宣言（1946年8月31日）》、《中国民主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47年8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166-180页

[[48]] 《中国民主社会党的政治路线》，《再生周刊》186期，1947年10月18日

[[49]] 《中国民主社党对目前时局意见（1946年12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95-296页

[[50]] 秦晖：《共同的底线》，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07页

[[51]] 《中国民主社会党政纲（1946年8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52-159页

作者简介：

袁 刚  1953.9，北京大学政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霄宇，1993年3月，北京大学政管理学院本科毕业，现为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原载《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