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宋柏林的老朋友，却不知道他有天天记日记的习惯，更不知道他四十多年来持之以恒，产生了整整四十本日记；特别是，文革初期那一两年，一天都没有中断，且保存完好。文革研究者余汝信觉得宋柏林日记中涉及清华附中红卫兵一段史实有史料价值，决定把涵盖这一时期的日记全文原样出版，除订正明显错别字外，不作任何删改。为了便于读者阅读，余汝信对日记中提及的人和事，作了力所能及的注解。
日记题材的书，我觉得最有味道的当属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出版并在大陆内部发行的《侍卫官杂记》〔１〕。该书描写了蒋介石官邸的日日夜夜。情节连贯，文笔生动流畅，妙趣横生，远胜同时期流行的《金陵春梦》〔２〕。不过该书乃文学作品，并非史料。
我通读了宋柏林日记中准备出版的部分后，感到即使有注解，如果没有背景交待，读这样的原始资料，必定会一头雾水。毕竟不是《侍卫官杂记》式的文学作品。柏林兄请我作序，我想何不借此机会补充一点背景介绍呢？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夕，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出现了全国第一个独立学生组织，名为“红卫兵”。不久，独立学生组织在北京的中学里蔓延，多数采用了“红卫兵”的名称。到了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北京红卫兵代表三千多人，同时另有大批红卫兵和其他人士在广场上集会，号称百万。经媒体报道，红卫兵组织迅速扩散到全国各地，“红卫兵”成了专有名词，为最高当局所承认。
多年前，清华附中老校友周舵曾经问我，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立是否有内线？意思是，是否有最高当局的授意或操纵。人们对红卫兵的不解或误解有多么深重！哪怕是我的同校或同班，哪怕几十年过去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红卫兵的胎气似乎早在一两年前就种下了。１９６４年，中国脱离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已两年有余。肉和米面在北京又成了家常便饭。中共中央的革命英姿也突然粗壮起来。国内学雷锋，四清五反，忆苦思甜，学习毛著；国际上抗美援越，反修反苏。一度阴气沉沉的清华附中也重新焕发出朝气。校长万邦儒，四川人，一脸络腮胡子刮得铁青，人称“卡斯特罗”〔３〕。他也确实像卡斯特罗一样，常作政治报告，不过很享受就是了。在他的带动下，清华附中在北京异军突起。食堂多了肉菜和牛奶。以“三从一大”〔４〕，共青团员上跑道，建立体育专业集训队等方式开展全校体育运动，在中学运动会上夺锦一年比一年多，直到逼倒一Ｏ一中〔５〕，跃居魁首。教学上突破北京市教育局体系，创办大学预科，自编教材，突出数理外语，强调生动活泼，有每周一次的电影课，参观新技术展览，参与了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的制造。在文艺活动上开发了自己的音乐舞蹈史诗。这一系列举措带著新兴力量的创意，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奋发有为的性格。如高中二年级的邝桃生，杨磐，阎阳生和张承志，组织了“红鹰”小组，学习高三课程，志在提前一年报考大学。清华附中别具一格地把干部子女单独组织起来传达文件，毛泽东与其侄子毛远新、姨侄女王海容的两次谈话就是这样传达的。附中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军训活动，其中干部子女的比例较高。这些都为新生之气又增添了浓厚的革命色彩。
清华附中的军训活动五花八门，有射击队，航海队，工程兵队等。教练都是现役军人。我曾经参加过工程兵队的爆破班，学过点炸药。和现役军人接触，也熏染到当时军队的新思想。教练曾经告诉我们，现在的文艺界是修正主义，毛主席要把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还提到《红楼梦》。这里有两个风波。一个是与北朝鲜交换节目。朝鲜给中国话剧 《红色宣传员》，革命的；中国给朝鲜唱剧〔６〕《红楼梦》，封建的。一个是１９６３年北京公映上海和香港合拍的越剧电影《红楼梦》，后来在军内被禁。说是，战士看了《红楼梦》，还能打仗吗？爱好越剧的我当时就看了两遍，不免为军人感到可惜。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４日星期天，我和预科６５２班的韩军在从颐和园航海军训回来的路上，聊起了“造反”的问题。这个题目源自毛主席与王海容的谈话。我们感到，在新时代“造反”，就是突破陈规，突破权威。当天，我就把我们谈话的心得写成了一篇文章《造反精神万岁》，后来又贴到班级的墙报上，引起了一番争论。虽然文中有对邝桃生不敬的话，但他还是很大度地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不久，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预科６５１班的同学当中也引起了争论。大家关心报刊上的争论，由来已久。前面已有古代清官问题，太平天国李秀成问题等。我是不大同意报上的批判的。卜大华和邝桃生则比较理解，说“仁”有“大仁义”“小仁义”之分，道理有“大道理”“小道理”之别。邝在政治上比较早熟些，我和卜当时都尊他为我们的“启蒙者”。这次海瑞罢官的问题，我还是不同意姚的批判，认为是“牵强附会”，“不讲道理”。这次谁也没说服我。不过，我们在教育界革命的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对照毛泽东几次关于教育问题的指示，对照军队的榜样，大家都认为，教育界问题很大。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日－３日，我们预科６５１班的１１位男女同学借著学校放４天假的机会，带著指南针、手表、晶体收音机、照相机、被子、锅和挂面到北京西郊戒台寺和潭柘寺一带野营。大家增进了友谊，交换了关于教育界文化革命的看法。也是巧合，就在野营过程中，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周恩来总理在欢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讲话中，提到了文化革命要深入到教育界，好像一颗信号弹。回去以后，这批人成了预６５１观点的主要力量。他们除了卜骆邝三人，其余都不是干部家庭出身。俗话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潭柘寺之行，的确是红卫兵的源始。
提到潭柘寺，更应提到圆明园。四十年前，清华附中的外周还是一片乡野。西面一条马路之隔，就是广阔的圆明园废墟遗址。那时还没有任何围墙遮拦，是谁都可以任意光顾的地方，可以说是清华附中的后花园。里面绿树成林，泉水淙淙，野花遍地，猬兔出没。附中学生经常到圆明园去玩，谈心，复习功课。远瀛馆的残柱断壁，有著奇特的激发效应。让人总觉得它在与你对话。红卫兵在形成的过程中，圆明园是不可或缺的背景。许多思想交流，会议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包括成立组织的那次会议。圆明园也就自然成了红卫兵的圣地，它曾让我一度感觉到，红卫兵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直接继承者。
１９６６年５月８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和署名“高炬”和“何明”的文章，抨击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党的系统修正主义色彩已经明朗。５月１０日，清华附中党支部书记万邦儒利用广播系统向全校作了有关文化革命的报告。这一报告当即引起了预科６５１班部分学生对学校党支部的批判。他们提出了三条口号：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行人的思想革命化。他们认为，党支部没有领会到中国大地上出现的这种崭新的革命方向，完全落后于文化革命的新形势，犯了路线性方向性错误。这种观点被称为“预６５１观点”。预６５１观点与日后的阶级路线无涉，预６５１班不同政见者多数都不是干部子女。批判是以墙报为形式的。署个人真名或笔名，往往结成小组。
预６５１观点引起了许多班级同学的关注。赞成预６５１观点的学生，互相交流，在各班纷纷用不同的笔名，发表墙报，在内容上进而扩展到对学校党支部教育路线的抨击。方式还是很温和的，也注重理性。例如，后来成为红卫兵领导人高中三年级的王铭就认为预６５１批评党支部为“实用主义”有点过头了。然而党支部对他们进行了压制和威胁，说他们是“反党”“右派”。学校形成了两派对立的局面。更为险恶的是，在清华大学党委的指导下，已经内定若干人为“反动学生”，准备开除团籍，并向公安部门报案。
不久，传来了毛泽东５月７日给林彪信中一段涉及教育界的话：“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家认定，党支部对不同意见的压制不是偶然的，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５月２０日，王铭和张晓宾写了一份文件，题目就叫作《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８日晚，不同政见者的核心成员在宿舍楼酝酿墙报统一署名。基于高６４２班张承志小组的墙报笔名的“红卫兵”一名被采纳〔７〕。次日，５月２９日下午，在圆明园召集各班不同政见者骨干分子开会，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署名，并决定统一协调行动。后来，５月２９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日。５月３０日，在教学楼实验室召开红卫兵大会，肯定了这次斗争的阶级性和必要性，并传达了坊间流传的毛泽东的一段充满激情的话：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２０多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８〕
当场不少人都热泪盈眶，乃至泣涕不已。
在党支部的严厉压制下，红卫兵领导层对形势比较悲观，在组织成立之始就提出了退缩的策略。浑然不知出头之日就在眼前。６月１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七人反校党委的大字报。６月２日报纸登出。红卫兵领导层如梦初醒，决定重新采取攻势，于６月２日贴出第一张以“红卫兵”名义署名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第一次在全校亮相，也是第一次在全校公开招兵买马，因为大字报下留了很大的空白，请同意者签名。结果签字者有一百多人，除了原有的不同政见者外，又多出几十新同志。此后，红卫兵的大字报便频频出击。
在新形势下，党支部不敢对“右派学生”贸然下手。但是似乎也不知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继续鼓动师生围攻红卫兵。殊不知这时红卫兵已经广泛联络外校、报社、家长，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支持。外校学生到清华附中张贴大字报，猛烈抨击党支部是修正主义。６月８日，外校学生３００多人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校方紧闭校门，学生两派情绪激动对峙多时，但始终限于言辞，并无武力冲突。红卫兵和支持者们决心坚持到底，１０小时后，校方终于打开大门。外校支持者们在校园里张贴大字报，表示对红卫兵的支持和对党支部的声讨，多以本校“红卫兵”名义署名。从此，“红卫兵”这一称号和它所标志的独立学生组织从清华附中蔓延到了北京市的许多中学。
就在６月８日事件发生的当天傍晚，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人不知鬼不觉地进驻了清华附中，次日就宣布支持红卫兵，说红卫兵是左派。形势急转直下。校党支部被作为“黑帮”打倒了，全校变成一边倒地声讨校领导。红卫兵组织急剧扩大。
然而，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承认独立于党之外的学生组织，在共产党当权时代还从来没有过。所以工作组虽然说红卫兵是左派，仅仅指这批以红卫兵署名的学生而已。但从未把红卫兵作为一个组织来承认。这一点他们得到过刘少奇党中央〔９〕的指示，态度始终是非常明确的。工作组以解散红卫兵为目标，对红卫兵作了分化瓦解的工作，拉一派，打一派，打击红卫兵中不肯就范的人，并突然宣布成立新的团委取代红卫兵。
在这种情势下，红卫兵一部分骨干分子，于６月２３日下午在二楼办公室聊天，说到了要继续发扬造反精神。一直聊到天黑，由于聊得入神，大家忘记了开灯。两位女同学说，讲得太好了，太精彩了，如果能写下来就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第二天，６月２４日，一张标题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就出现在教学大楼门厅。在共产党的天下倡言“造反”在当时还是人们所难以接受的。责难纷纷。６月２５日，红卫兵之外的张曙平、刘刚等同学把这张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校园里，支持当时被清华大学工作组压制的蒯大富。引来了清华大学一批学生对红卫兵的猛烈攻击。清华附中工作组则认为，这张大字报是针对工作组的，写了简报上报，一直报到刘少奇党中央那里，中央把这篇大字报定性为“反动”。其实，当时不过是提倡一种精神，给大家鼓鼓劲，换个面貌而已，并非特有所指。
为了回答责难，《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也准备好了。其中强调我们提倡的造反是有阶级性的，“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后来这句口号改为“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７月４日贴出。特别是引经据典，把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话找了出来。这条鲜为人知的语录是在６月９日被人民日报的一则国际评论披露，注意的人不多，而红卫兵却记下了，不过在写前一篇论造反精神的文章中没有提，就想看看会有怎样的反应。此后，毛泽东的这条语录就弄得尽人皆知了。
７月１日建党纪念日，北京大学附中的左派学生（即受工作组支持的学生）邀请各校左派学生代表去参加庆祝晚会。清华附中红卫兵去了几个人，我是其中之一。那里气象不凡，大开眼界。首先北大附中左派都是清一色绿军装，耀武扬威，这与清华附中红卫兵始终提倡百姓装束，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个个都是干部子女，我们虽然也以干部子女为主，但是毕竟还有一批非干部子女的元老。在晚会上，他们把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隔离在观众席外围，大大突出了阶级界限。询问之下，方知他们这一切都得到了工作组的支持。这个晚会的一大功绩是首次唱出日后红卫兵运动的战歌《造反歌》。其中有一句歌词原是“干部子弟举红旗”，我建议改为“革命后代举红旗”，得到采纳。
工作组为了分散红卫兵的力量，７月中旬把卜大华等大批红卫兵骨干分子调出北京去军训。我等留在学校的人不觉十分郁闷。却不知形势已经在悄悄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７月１８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开始找刘少奇和工作组的问题。７月２６日，新的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江青等到北京大学宣布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号召学生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保姆。消息传来，原来谨慎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立刻决定全线出击，于７月２７日凌晨发表由革命委员会主任兼红卫兵负责人王铭匆匆写就的声讨工作组的檄文。王铭同时还起草了《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强调造反精神永远需要，由我修改后发表。瞬息间，党的化身工作组成了过街老鼠。同学们觉得红卫兵又对了。校园里出现了“永远跟著红卫兵”的大标语。
７月２８日，我和邝桃生等参加了在北京原苏联展览馆的电影院举行的海淀区中学生大会，发现江青在场，幸亏邝桃生笔记本上还抄有《一论》和《二论》的论造反的大字报（但缺《三论》），于是便撕下递给江青，还匆匆写了一张给毛泽东的条子。大意是请毛看一看是不是反动的。没想到毛泽东真地看到了，而且于７月３１日起草（或口授）了回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在党内高层发表。
清华附中的人当时并不知情。８月２日，我们才从矿院附中的学生那里听说。他们用电话逐字给我们传达了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全文。我们将信将疑。８月３日，红卫兵负责人王铭和卜大华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那里才看到了作为中共正式文件的那封信。不过，清华附中红卫兵始终也没有收到这封信。
这时，北京的中学几乎都有了类似红卫兵的学生组织。一般有两派。总有一派叫“红卫兵”，另一派就叫个别的的名字，以“红旗”较为普遍。其他的名字如“赤飙”“红红红”是较为独特的。但是在全北京市来说，并非同名就是同一派。如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师大女附中“红旗”，石油附中“赤飙” 关系好；北大附中“红旗”却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石油附中“红卫兵”关系好。清华附中倒只有一派。
这两派的分歧在８月１３日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的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筹备会议的过程中，北大附中及西城区几个中学坚持要把大会的主题定为斗争据说是伤害了红卫兵的小流氓，反对涉及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清华附中红卫兵、四十七中红红红和师大女附中红旗则主张大会应当避免庸俗化，突出政治，以控诉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为主题。两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结果最后王任重出来打圆场，说可以斗小流氓，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你们就不要发言了，由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宣布处理团中央负责人。所谓小流氓就在多位中央大员的莅临下，被押到有十万人出席的体育场草坪上，接受辱骂和拳打脚踢。李富春也如约宣布胡耀邦等三位胡姓书记停职反省。
军装袖章在这时开始流行。这个风气是北大附中红旗带起来的。七一晚会时，只有军装尚无袖章。到了８月，红袖章出现在北大附中红旗的胳膊上。确实好看神气。我们清华附中红卫兵一方面对北大附中红旗的美学意识感到钦佩，但另一方面仍然坚持平民著装的传统，只有在接见外宾场合才临时换装。袖章则长期阙如，直到后期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一些个人才自制了一些袖章。
１９６６年７、８月之交，工作组撤离，学生建立独立组织，是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运动的一个分水岭。外间所熟知的“红卫兵运动”这时才形成它的主流性格特征。清华附中红卫兵并非这个主流的引领者，其贡献仅限于“红卫兵”这一名称和造反精神而已。它一方面受到主流的强大影响，身不由己而跟随；另一方面，也挣扎著与主流抗衡，企图纠正那些偏差。
阶级路线是红卫兵运动的显著标志，体现在“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著名对联上。这副对联似乎是从外语学校传出来的。清华附中不同政见的学生，主体是干部子女。虽然预６５１班起事者大部分是非干部子女，所提出的纲领也未涉及阶级路线，但预６５１观点的领头人却是该班少数干部子女。不久，这个不同政见的运动就被清华附中原来已经存在的干部子女圈子所吸纳，也不免要讲阶级路线。当对联传来，清华附中红卫兵多数人赞成，少数人有所保留。当时红卫兵领导层的看法是：符合当时运动的需要，但不是党的根本政策。因此，也有人参与了推动对联的外校辩论。但对红卫兵骨干成员以“齐向东”名义发表的《阶级路线万岁》一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作了修改，并对该成员做出了停职反省的处分。修改稿当然还是鼓吹阶级路线的，不过锋芒减弱了很多。
对于红卫兵运动中的其他做法，例如抄家，砸路牌招牌，改商店名路名，剪头发，禁美丽服饰等，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是不赞成或不感兴趣的。对这些活动中出现的暴力行为，是明确反对的。
８月６日，在天桥剧场举行的对联讨论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联合人大附中红卫兵和北航附中红卫兵散发了《紧急呼吁书》，提出制止打人。呼吁书同时也递交给了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当场表示了赞扬，说是符合毛泽东的辩证法。不料《呼吁书》报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批评，认为这是压制群众运动。不过信息不大灵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并不知晓，于８月１３日，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再次散发《呼吁书》。据说北京四中学生组织负责人曾列席中央高层会议。他们在八一三大会上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
８月下旬，北京已进入红色恐怖高潮。对此深感不安的红卫兵领导层向分管清华的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提出，中央是否能有制止的措施。王表示，中央说话不如红卫兵自己说，你们有什么想法就来钓鱼台写一写吧。８月２６日，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和张晓宾。王任重说内容由我们自己决定，但是希望提一下对新市委的态度，以及做事要先动口再动手。这是因为当时北京市已成为中学红卫兵的天下，新市委的政令不如中学红卫兵或西城中学红卫兵纠察队的通令灵光。中学红卫兵为所欲为，已经不把党中央放在眼里。颇有点象义和团进京。例如，取缔民主党派，就是中学红卫兵擅自宣布的，根本想不到要向党中央请示。
我们一共写了十条意见，除了王提示的外，主要内容有：呼吁红卫兵正视自己的错误；反对打人，打人“只能触及皮肉”，应该“讲道理”；纠正打倒一切的偏差；左派内部应该团结；团结非红五类，“不可笼统地叫作狗崽子”，他们也可以被吸收进红卫兵，恢复“重在表现”政策；反对胡乱串联；反对抄家、剪头发、禁卖点心等一类以破四旧为名目的破坏活动。意见的总标题是卜大华定的：《十点估计》，似乎有点文不对题。第二天，８月２７日，《十点估计》印成大批传单，由红卫兵组织人马乘坐数十辆卡车到北京市内的红色恐怖的重灾区进行大规模宣传，并了解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实。
《呼吁书》和《十点估计》在民间引起的反响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为此，我们收到了无数的感谢信，人们还敲锣打鼓上门致谢。也收到了许多控诉。遗憾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我们起草《十点估计》的当日，打人风潮波及清华附中，发生了自杀事件。这些日子，北京市经常传来 红卫兵被打被杀的消息。红色恐怖被这些传闻一浪又一浪地推向高潮。８月２５日，又传来红卫兵被杀的消息，整个北京市发疯了。清华附中也被卷入了阶级复仇的狂潮中。
至于抄家，清华附中红卫兵有一部分人也干了。他们尖锐批评红卫兵领导已经大大落后于形势，连抄家都不愿意。就自己干起来了。当然规模要比其他学校小多了，也晚多了。无论抄家也好，打人也好，都是红卫兵领导层曾经反对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初衷只是那时理想主义的教育革命，对那些后来红卫兵运动中产生的种种激越行为既不感兴趣也没有心理准备。工作组走后，整个八月，红卫兵在学校里没有开过一次批斗会。不过，暴民狂潮一旦卷起，就不是几个个人所能控制的，更何况这个狂潮的背后有著强大的政权力量的支持或纵容。
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是红卫兵运动走向疯狂走向全国的起点。清华附中三人与毛谈话的具体情节可见宋柏林日记。这里补充几点。上天安门我们本有五十个名额，然而在阶级路线思想的指导下，把凡是家长被定为黑帮的红卫兵都剔除在外。这样只上去了二十六个人。进入天安门休息厅，是自发的行动。当时毛正在与哈军工的女学生李晶谈话。本来在外面的摄影和电影记者一见我们闯进去，就像苍蝇一般跟著一涌而入，霎时强光齐明，镁光灯频闪。见了毛，除了那些致敬的话外，我想总该说些有用的。想到那封信还没收到，我就问：主席，听说您给我们写了封信，我们怎么还没收到呢？毛答：那还是个草稿，还没有给你们。
有些红卫兵骨干没有参加八一八接见，是因为他们前几天到外地去了。例如邝桃生去了兰州。据说那里的兰州大学出了反革命事件。有个叫李贵子的，被全国通缉。以至后来外地学生大批涌入北京，到处拦截车辆，连中央文革的车都敢截，声称要抓李贵子。奇怪的是，邝等去兰州，火车居然不要钱。后来才明白，铁道部接到密令，学生坐车不准收钱；但这个决定不公布，让学生们自己口耳相传。这就是所谓“大串联”的开始。
我是９月份开始参与串联的。王任重曾经召见我和卜大华，说湖北那里去了不少外地学生，有左有右，叫我们也去看看。还给我们看了原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求救信，上面写著：“主席，救我一命。” 据王文革后说，毛指示：“李达这个人很坏，连国民党都不如。但是不要把他整死。” 但结果李达还是死了（说是自杀）。李达自恃与毛是老友，是唯一见了毛泽东不叫主席的，而是一口一个“润之”。在五十年代，居然顶撞毛泽东，说毛是唯心主义。
我们组织了一个团队到武汉。却发现已有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等三个女孩先于我们而到，被湖北省委当宝贝供养在高级宾馆。她们发表了声明，支持湖北省委。不过我们不想在没有了解情况前就发言。其实其中有一个女生还是有保留意见的。团队中有人认为，根据文革的原则，不必调查就可以炮轰省委。我和卜大华还是觉得慎重些好。几天后，我们认定：湖北省委算不上反革命，不应打倒。但是他们排斥对抗外地学生的态度是错误的。据此，我们写了传单，题目就叫“炮打司令部”。湖北省委碍著面子，硬著头皮给我们印了。我们还特地回北京向王任重汇报，希望他能劝说湖北省委改变抵触态度。在重返武汉途中，北京传来了新消息：林彪讲话，说炮打司令部要端正炮位，不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湖北省委到底还不能算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把题目改为“访汉声明”。
以后的串联基本就是变相旅游了。不过在串联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文革并不理解。看到了很多丑恶的现象，与自己原来想象的中国相差甚远。我感到自己很无知。八月初，中央“十六条”文件中提出巴黎公社的理想，让红卫兵领导层着实兴奋了一阵，觉得革命还有目标。后来就看出中央并不想搞巴黎公社，而搞什么斗批改，路线斗争，我觉得极为无聊，于是决心退出文革，潜心读书，好好学习。
１０月回到北京后，形势已经大变。大学生开始登上文革的舞台。按理说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在６月就应该把大学推向前台，形成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人算不如天算，倒是北京市中学生从斜旯里杀出，成了事实上的文革先锋。大学更像跟班的。
清华大学也是这样。早在工作组前，清华大学一批干部子女酝酿反对校党委，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有来往，彼此成了战友。主要人物有刘菊芬，刘泽鹏，陈元，贺鹏飞，刘涛等。他们在中学弟妹面前显得很谦虚，说“我们比不上你们。我们要学习你们的造反精神。” 后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组织也大都采用了中学组织的名称“红卫兵”。在文革发动阶段，大学生好像甘当中学生的配角。但也可以解释成大学生比中学生更世故。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工作组进校后，刘菊芬等成了被依靠的对象。在蒯大富问题上，虽然中学有人抄了红卫兵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到清华园支持老蒯，但红卫兵领导层还是与大学的战友们保持一致，即认为蒯大富是右派。工作组下台后，周恩来于８月４日到清华大学讲演，亲自为蒯大富平反。会场上居然有一大批大学生公然对抗周恩来，大喊口号：“打倒蒯大富！” 周恩来也无可奈何。
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消息见报后，中央新的座次浮出水面。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大学生果然世故，马上就猜出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刘少奇出了问题。可是中学生们却浑然不觉。我当时也不以为然，觉得大学生在胡猜。共产党怎么会搞排座次这种封建玩意儿？其实，早在８月６日天桥会议上，卜大华就目睹了江青训斥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叫她站到毛主席一边来。卜大华觉得很奇怪，但谁也没往刘少奇失势的思路上去想。
８月下旬，清华园里出现了一批大字报，矛头指向刘少奇，大概也捎带了周恩来。刘菊芬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也称八九派）把这个消息传达给附中红卫兵，认为是右派捣乱，要求附中红卫兵协助他们把这批“反动”大字报清除掉。出于帮助战友的哥们义气，我们欣然应允。于是就有了宋柏林日记中８月２４日十二校红卫兵大闹清华园的那一幕。我本人虽然参与起草清理行动的《告示》，但并未身历其境。对其中发生的事情只是数十年后才与闻。现在回顾起来，还是难以理解为什么大学红卫兵要挑战毛的意图。不过，对于中央内部的斗争，我们那时是不感兴趣的。对整个文革大概都丧失了兴趣。什么破四旧，什么斗批改，什么路线斗争，统统没有意思。巴黎公社的理想已被文革的现实所嘲弄。唯一有意思的就是旅游。红卫兵的存在，只是为了义气，也为了生存。
１９６６年秋冬，生存问题果然严酷地摆在了红卫兵的面前。８月兴起的那批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们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那里集体失宠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蒯大富为代表的大学生组织三司以及他们的中学仆从。原来红卫兵一统天下的清华附中也冒出了反对派：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等。他们一般被称为“造反派”。造反派批判红卫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是以那个对联为标志的阶级路线，当时被称为“血统论”。不过，造反派在狂暴行为方面并没有什么改进。在他们的统治下，学校干部和老师受到新的虐待，发生了新的自杀事件。以后包括武斗在内的种种暴行都是与造反派分不开的。尽管红卫兵在主观上反对极端行为，也着实作了努力， 但想到实际上发生的红色恐怖，想到极端的阶级路线， 红卫兵部分成员还是心服口服地承认了错误。
路线斗争的残酷性使各校红卫兵们认识到，承认错误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团结起来垂死挣扎，或许还有活路。于是，原来的分歧放在一边，各校代表酝酿组织一次联合大会，以壮声势。这种联合形式拟名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后来对立势力却用“联动”为简称，也就约定俗成了。筹备委员会定于１２月２６日即毛泽东生日那天召开大会，并邀请中央文革和首都三司代表参加。
清华附中代表发言的主题是《破私立公，继续革命》。但大会上悲情笼罩了一切。在二踢脚炮竹射向主席台的轰炸声中，也有人喊出了“中央文革的某些人不要太狂了”，“拥护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等口号。会中放映苏联电影《区委书记》，观众跟著影片中大喊：“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中央文革并没有出席大会。三司代表倒是出席了。但并没有形成红卫兵内部策略派所希望的与三司联合的局面。这次大会只是加深了三司与红卫兵的对立，促进了中央文革镇压红卫兵的决心。１９６７年１月号红旗杂志社论明确把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定为反动组织，其实是为以三司为首的对立面以武力镇压各校红卫兵大开绿灯。于是，演出了一幕一幕武斗和抓人的事件。卜大华在１９６７年１月份在军队的配合下，被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非法捕走。熊钢在１９６７年４月清明节游览颐和园时，被三司的便衣非法绑架。其他学校也有大批红卫兵被捕。其间，曾发生著名的红卫兵多次冲击公安部拯救弟兄的事件，也成为红卫兵的罪状。据说其中有几次冲击是三司派人假冒红卫兵干的。
１９６７年４月清明节绑架事件发生后，北大附中红旗女将彭小蒙写信给毛泽东为被捕的红卫兵们申述冤状。看来小丫头的面子比老帅大，毛终于发了恻隐之心，下令放人。并说“人是我叫抓的”，意思是不要怪罪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４月２２日，所有以“联动”名义被抓坐牢的红卫兵都被无罪释放，并得到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江青说了一番安抚的话，重新肯定彼此都是自己人。
红卫兵这时面临不同的生活方式。北京市中学的舞台已被新兴的“四三”“四四”派占据。有一部分红卫兵就在学校里和他们争权夺利。我觉得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说，这也是为你奋斗。这是争将来的分配权。我回答说：文革所有的事务都是昙花一现的。将来的分配权不可能由某一个群众组织把持。现在有时间不如游山逛水，或者读书，多学点本事。
的确，除了在学校里苦斗的战友外，还有宋柏林这样的红卫兵就像我主张的一样过著逍遥自在的日子，人称“逍遥派”。或旅游；或读书；或办报；或演剧；或写诗写小说；或组织小团夥打架斗殴，拍婆子（交女朋友）。总之，那一样都比在学校强。
我虽然在１９６６年秋天退出了文革，但红卫兵的大起大落引起了我的深思。在红色恐怖发生和达到高潮时，清华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曾经发出警告。但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所否定。现在他们又以此为由，扶植反对派，镇压红卫兵。当时我还不知道毛泽东在这里的作用，只是觉得中央文革小组在玩弄资产阶级政客手法，推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１９６６年冬天我在医院里写了不少批判中央文革的文章。有的通过熊钢以匿名信形式寄出，有的交给学校红卫兵希望发表。其中有一篇题为《问罪中央文革》，被传到学校。邝桃生看到后，把题目改为《致中央文革》，不顾个人安危，私自以“延征”名义抄成大字报发表后流亡外地。在后来的武斗中又被造反派绑架，以反革命罪名拘禁毒打批斗。这篇文章现在看来，要比三论造反精神一类成熟得多。顾及到红卫兵组织的安全，当时红卫兵领导层是反对发表这种文章的。宋柏林还警告我：再写这类东西，就会被踢出红卫兵。
我也真正地游离了学校。１９６７年２月，北京一0一中素不相识的初二女生胡宝朋神神秘秘地找到我，说“踢开中央文革”，“毛泽东已经到了斯大林的晚年”。我心想，这个女孩子也太大胆了。跟我素不相识，就敢说主席的坏话。要是在文革初期，我肯定要把她当成反革命了。而现在，她的无忌童言，倒是我启蒙的新起点。从她那里，我读到了不少过去内部发行的书。如南斯拉夫德热拉斯（现通译吉拉斯）的《新阶级》。
１９６７年下半年，我和宝朋一起拜见了已经下野的原三司首领、地质学院东方红原魁首朱成昭。朱成昭具有领袖气质，有著难以抗拒的魅力，怪不得叶帅的宝贝女儿会投到他的怀抱里。这个曾协助中央文革小组重新组织左派队伍打击红卫兵的络腮胡子大汉此时满腹牢骚，说“蒯大富是顺著我的大腿爬上来的”。谈到中央文革，他说：我掌握的材料一抛出去，他们就完蛋。谈到刘少奇，他说：刘少奇才是正确的。那么毛泽东就错了吗？朱无语。当收音机里传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 时，朱厌烦地一下把收音机关掉。后来听说，朱曾经单独审过彭德怀。此后，朱就变了一个人。
写到这里，我觉得也该收笔了。文革的故事几乎是讲不完的。能够帮助理解宋柏林日记就可以了。那么，我现在怎样看待那个时期的红卫兵，是不是也该说说呢？我没有办法说别的红卫兵，因为我不了解他们。我只能说说我自己参与的那个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个红卫兵不管其历史功罪如何，它成了我的一个永远的家，里面的成员是我永远的亲人。的确，他们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人。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８日 草 ４月１９日改定
〔１〕 该书首先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作者署名宋乔，实为大公报编辑周榆瑞。－－小海注
〔２〕 该书为批判蒋介石的传记作品。但内容多不可靠。继《侍卫官杂记》之后，亦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作者署名唐人，实为香港新晚报报人严庆澍。－－小海注
〔３〕 古巴革命领袖，大胡子。海外译为“卡斯楚”。现仍在位。喜作长篇讲演，惹人生厌。－－小海注
〔４〕 体育训练口号：从难、从严、从实战，大运动量。－－小海注
〔５〕 北京一Ｏ一中学当时是北京顶尖级的学校，在中学运动会上一直是龙头老大。－－小海注
〔６〕 朝鲜唱剧：２０世纪初从朝鲜清唱（乐师配单人演唱）发展起来的民族戏剧。－－小海注
〔７〕 根据我个人的记忆，张承志小组原名是“红卫士”，在决定统一署名时则定为“红卫兵”。不过，张承志和卜大华均记得张的墙报笔名从来就叫“红卫兵”，与我有分歧。但是宋柏林的日记明确记载为“红卫士”，似说明我的记忆并非空穴来风。－－小海注
〔８〕 这段话现在无法证实是毛泽东的。－－小海注
〔９〕 当时工作组一般汇报到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处。有时也传达党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工作组时期，我们听到的中央领导人指示，往往来自刘少奇。－－小海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