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熊伟先生诞辰105周年。为了表达对熊伟先生的敬意，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刘佩英总编辑和哲学编辑刘旭建议我重版拙著《存在主义》。熊伟先生是中国存在主义哲学研究的第一大家，他本人不但在20世纪30年代亲自在弗莱堡大学聆听海德格尔的课程，而且是第一位把海德格尔思想以及存在主义哲学引介到中国学术界的学者。熊伟先生自20世纪40年代返回中国起，直到1994年逝世为止，先后在中央大学、同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名校讲授存在主义哲学。
自1957年入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开始，我即受教于熊伟先生。大学期间，在熊伟先生开设的“存在主义”选修课上，先生为大家讲授系统的存在主义知识，同时指导我们精读《存在与时间》的两个章节，为我们掌握存在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2年本科毕业之后，我有幸继续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研究生，受郑昕教授指导研究康德哲学，同时也使我有更长的时间求教于熊伟先生及其他北大的老师们。北大求学的岁月使我受益一生、终身难忘。
回想拙著《存在主义概说》1978年在香港出版前以及之后多次在港台再版修订时，熊伟先生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亲切细致的教诲以及其课堂上和蔼质朴之表情，历历在目，使我心绪万千，不能自已。
熊伟先生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有着极深刻的理解，同时又善于通过中国传统智慧和语言，阐述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核心概念，把我们领入存在主义哲学殿堂，引导我们打开理解存在主义的思路，并且帮助我们奠定了一生学习和研究哲学的基础，同时也教导我们人之为人的道理。
我记得很清楚，熊伟先生在讲海德格尔所说的“亲在之敞亮”时，使用了禅宗关于自身对佛法的顿然领悟时所感受的“恬然澄明”之话语，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理解到海德格尔的用意。从我在课堂上第一次听到“恬然澄明”以后，这个最生动、最深刻和最需要亲身体会的用语，就一直伴随着我的生命旅程，也同样指导我不断地加深对“存在主义”本身的理解。
熊伟先生一向认为，哲学道理固然不同于一般的语言论述，但它们又是直接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把握哲学的真正“窍门”就是从自身的“亲在”体验入手！即是说，理解存在主义的关键，是首先把哲学当成学会自我生存的艺术，也就是佛教禅宗所说的那种从自身的“亲在”虔诚修身出发，切身体验生存于世的实践智慧。西方人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后，特别是从笛卡尔之后，过于夸大理性的功能和意义，致使他们的大多数只关心自身主体性的核心地位，往往忽略了对于自身“亲在”的存在论体验，并在很大程度上将自身的存在问题从属于认知活动和求利行为，到头来，尽管他们自以为把握了真理，获得自己所追求的利益，却忘记了自身存在的本体论基础，把“自身亲在”这样最根本的事情撇在一旁。
当熊伟先生试图用中国传统生命哲学和禅宗语词转译海德格尔的基本概念时，他所关注的，并不只是语言表达，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即是把存在主义的基本道理不简单归结为主体性的哲学语言表述，而是使之直接变为“自身亲在”的领悟过程和活生生的在世做人的实践智慧，就好像禅宗所说的那种“恬然澄明”的哲学智慧。若是能真正进入“恬然澄明”的境界，就达到了“说”与“不说”都无所谓的程度，因为那是难以表达、也无求于表述的的原始自然自得的境界，即所谓的“有无混成”。
世界上那些有限的和可见的物质形式以及它们的有限道理，是可以用语言说出来的。但“有无混成”的境界是物质与精神难以区分的最高生存状态，个人与周在的一切都自然地和谐交融成一体，惯常被人们分割成相互独立的“主体”和“客体”在此不再存在，而是呈现出最原始和最纯粹自然的存在原貌。
熊伟先生经常对我们说，中国哲学的传统概念——“气”，就是一种表现“有无混成”原始状态的恰当范畴，它不能用西方的现代科学语言去表达，因为西方现代科学的一切研究，都建立在把世界物质化和对象化的基础上。但中国哲学用“气”的概念或范畴灵活地表现了世界的原始生命运动状态，深刻地表现了物质与精神的密切不可分割性；而且，物质和精神不但不可分割，它们之间简直就是在永远相互渗透中相互依赖，共同存在并且共同发展。
谈到这里，我记得熊伟先生在1978年春对我提到了他的导师艾利斯·罗塔克(Erich Rothacker, 1888-1965)教授。熊伟先生说，罗塔克曾经探询“气”这个概念的意义。罗塔克教授是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感兴趣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哲学人类学家。我就是从熊伟先生那里第一次听到“哲学人类学”这个学科的。当时我对“哲学人类学”一无所知，因此以幼稚的心情请教先生，正是熊伟先生最早给我关于哲学人类学知识的启蒙。先生指出，哲学人类学也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思考方法，它把现象学、存在主义和多学科研究结合在一起，把人与他的周在世界的关系列为研究的中心问题，因为哲学人类学首先承认：人的存在只能是“存在于世”，而“存在于世”就不能不探究人的存在与他物、他人以及整个周在世界的关系。熊伟先生指出：哲学人类学更细致、更深入、更具体地研究人的存在与周在世界的关系，所以，研究存在主义必须与研究哲学人类学并行。但可惜中国哲学界很少有人理解这个道理。
1979年之后，为了深入把握哲学人类学，我牢记先生的教导，首先在法国向克劳特·列维-斯特劳斯学习人类学，同时也注意德国从舍勒以来的哲学人类学的发展过程及其新成果，终于在1990年完成了拙著《哲学人类学》的撰写过程。当我在1992年再次见到熊伟先生时，他对我的哲学人类学的研究工作给予了肯定。
熊伟先生留学德国期间，当时他深受艾利斯·罗塔克的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影响。如已所知，罗塔克的多学科研究方法继承了狄尔泰生命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思想方法，而罗塔克的重要著作《精神科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Tübingen 2. Aufl. 1930)和《逻辑与精神科学的系统性：哲学手册》(Logikund Systematik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Handbuch derPhilosophie，1926)，就是对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基本原理的新发展，而罗塔克的这两本著作都曾是熊伟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存在主义的重要参考书。
1987年张世英先生在武汉主持德国哲学国际研讨会，我有幸受邀参加。与我同行的，有前法国哲学会会长雅克·董特(Jacques D’Hondt, 1920-2012)以及前德国哲学会会长赫伯特·施奈德尔巴赫(Herbert Schn?delbach, 1936- )教授等。在那次会上，我们一起愉快地会见了熊伟先生，在此之后，我又单独与熊伟先生促膝长谈四次。
由于赫伯特·施奈德尔巴赫也是哲学人类学家，在那次会议上，我特地当面向熊伟先生汇报了我多年来研究哲学人类学的心得，先生对哲学人类学的新动向极为关注，还特地询问了德国在二次大战后在哲学人类学领域的研究状况。
为此，我向熊伟先生提及哲学人类学家奥多·马夸德(Odo Marquard, 1928-2015)的新观点：自19世纪末以来，促使哲学人类学从传统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脱离出来而成为独立学问的决定性因素，乃是因为对人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集中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人类学是现象学运动的一个特殊成果，也是19世纪末以来试图摆脱传统形而上学和传统方法论的理论产物，它不只是满足于研究人的本质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哲学人类学应该区别于历史哲学、形而上学与一般自然科学而具有它自己的特殊的研究对象，即“人的生活世界”。这种观点显然是针对长期以来流行于德国哲学界的历史主义的一种“反动”。哲学人类学的出现和兴盛，说明历史主义的流行本身迅速地引起了它的反对派在理论上的抵制。
按照哲学人类学的新观点，传统历史哲学，是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特别是形而上学中研究“人”的论题的一个分支。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乃在于把“人”拘禁在已设定的历史进程牢笼中。在传统历史哲学看来，人不是历史的主人，而是历史的奴隶；人的命运不是人自身所能确定的，毋宁是历史进程的结果。所以，历史哲学虽然也研究人，但人的本质却在历史的逻辑中被扭曲；而且，人反倒成为在历史的时间持续性和空间广袤性的范围内被观察的“对象”，人的主体性反而在历史进程中不知不觉地消散了。
哲学人类学从一开始出现，就很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关于人的真正本质的研究、关于人的精神的本质及其活动、关于人与自然界、关于人在整个宇宙中的地位、关于人的行为与人的意识的关系、关于人的道德与人的社会环境的关系……所有这一系列有关人的根本问题，都不能简单地从历史的维度加以观察分析。人固然是一个历史动物，但人的本质恰恰就在于其对历史的积极主动的改造活动。而且，人作为人，首先并不是历史的产物，更不应为历史所限。人的本质是与人的特殊生活方式，与他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他对自身的生活方式的抉择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奥多·马夸德在他那本批判历史哲学的著作《历史哲学的难点》(Schwierigkeiten mit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1973)中，总结出这样一句话：“历史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形式改变世界；但重要的是，不要骚扰它”(Die Geschichts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 nurverschieden ver?ndert; es kommt darauf an, Sie zu verschonen)。显然，在哲学人类学家看来，历史与人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对历史的态度。真正的历史，只能是由人本身的生活及其行为所决定，而且，人对历史的态度也决定于人与其生活世界的紧密关系。
应该说，从历史的观点去研究人的本质，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历史哲学在研究人的过程中，自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第一次正式使用历史哲学这个概念以来，曾经有过一系列重要的发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可以成为两个典型代表。但是，历史哲学远没有解决关于人的基本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近代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之后的历史哲学，在其发展行程中，大有系统化、自我僵化和教条化之倾向，以致某些历史哲学的陈腐概念和片面的方法论，始终干扰着人们正确地理解人的本质。
正因如此，有相当多的哲学家认为，近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发展，是黑格尔之后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危机的结果。施奈德尔巴赫指出：“哲学人类学从属于那种危机的历史，在这种危机中，对于人的传统的自我解释，连同唯心主义的崩溃而衰落，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说，它构成了这个历史的终点”。
由于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人的问题从来都是哲学家们的重要论题。关于“什么是人”的问题，从哲学史的源头开始，一直是哲学家们争论和研究的基本问题。哲学一词本来应该很自然地把“人”当作中心问题来研究。在这方面康德曾经指出：人们本来可以把形而上学、道德和宗教从根本上算作“人类学”，因为“我可以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和“我可以期望什么？”等最根本的问题，都同“什么是人？”的问题有关联。
熊伟先生指出，海德格尔在《康德与形而上学的问题》（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中，对康德的上述深刻判断作了详细地分析，并重申人类学为形而上学本身奠定了基础。海德格尔在这本论康德的书中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学长久以来不仅仅是一门学科的名称，而且也是涉及到人类自身及其在存在者整体中的地位的基本趋势的概念。……人类学不仅寻求关于人的真理，而且它现在也需要作出这样的判断：一般的真理究竟可以意味着什么？
海德格尔在1929年发表《康德与形而上学的问题》第一版时，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奠基人马克斯·舍勒刚刚在这以前的一年，即1928年，发表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人在宇宙中的地位》(Die Stellung des Menschen im Kosmos,1928)。所以，海德格尔的上述分析可以被看作是对舍勒的一个回应。
熊伟先生非常了解德国哲学人类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内在关系，也一直关切它们之间所进行的争论。他认为，哲学人类学对“周在世界”或“环境”(Umwelt)的具体研究，加深了对“在世存在”(Sein-in-der Welt)的分析深度，同时也加强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的结合程度。
熊伟先生屡次解释说，“存在”不是普通的名词，也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生活行为，更不是某种主体化或对象化行为，而是自身“恬然澄明”的“亲在”体验过程，是自身之所以显现于世的存在论行动。记得他很形象地强调：“存在是各种事物之所以存在的那个‘在’本身”；“世界和万事万物是‘在’出来的”。“这个‘在’不是你们所现成地看到的那些‘在者’，你们千万不要把‘在’和‘在者’混淆起来；‘在’比‘在者’更为根本，或者说，‘在’是‘在者’的本体论基础”。
当熊伟先生说“在”的时候，他总是以最强的语调和最激动的态度说出来，以便突出“在”之为一切事物的根本的基础本体论性质。
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国前，曾经到熊伟先生的中关村寓所向他告别。去国之后，熊伟先生先后给我寄来六封信，每封信都表达了他对晚辈的学习、生活和身体的关切，体现了他对学生的一贯的严谨而慈爱的态度。
20世纪90年代初，一次回国期间，我曾邀请熊伟先生夫妇到香山饭店晚餐。晚餐前，我与他漫步在香山公园一角，相谈甚欢。先生的幽默和亲切坦率，以及他对生命存在和运动的开阔自在，使我甚为感动。
在1992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中，熊伟先生曾委托我在台湾出版他主编的《现象学思潮研究文集》这本书*。该书的第一篇就是熊伟先生写的《代序：现象学思潮研究》——这是一篇深刻精炼的论文，寥寥数语，便把大多数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学原理，讲得清楚透彻。
熊伟先生写道：“现象学要做的事不是要认识现成的现象，而是要研究如何让出现在当前的认识对象现象出来，成为我们感性的眼睛或智慧的眼睛的对象。这就是现象学的‘事情本身’，而这个‘事情本身’也是胡塞尔甫一建立现象学时就提出来的口号。现象学的‘事情本身’是要把各种不同的对象在我们当前现象出来这回事的基本结构把握清楚”。在这段话中，熊伟先生把“现象出来”用黑体字标示出来，突出“现象出来”的重要性。所谓“现象出来”，实际上就是他在课堂上屡屡强调的“在出来”。因此，“在”是自我生成的显现过程，而“在”的自我显现，就是存在本身；通过“在”的自我显现，一切“在者”才有可能“存在于世”。
我记得在课堂上，熊伟先生曾经借用希特勒访问墨索里尼一事，讲解什么是存在主义所说的“在”。他说，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希特勒访问意大利试图与墨索里尼结盟。当时的纳粹分子们为之拍掌称赞，主张把希特勒访问所乘的飞机送进博物馆，而存在主义者则说，真正有历史意义的，不是元首乘坐的那架飞机，而是元首的“飞”；“飞”就是“在”，飞机只是一个“在者”。所以，正如熊伟先生所说：“现象学要摸清‘现象出来’这回事，首先就要把握天地万物‘在出来’的‘在者’。若要认清这个概括一切的‘在者’，又需更进一步去弄清‘在出’一切‘在者’来的这个‘在’是这么回事”。接着他说：“胡塞尔已经指出，要认识一切‘在者’或‘在者’整体，必须研究‘在者’的抽象形式；至于认识‘在’本身，则不是各门科学所能做到的事情，而只是哲学的事了。海德格尔就是从这个地方继续推动胡塞尔的事业去研究‘在’的”。
熊伟先生在序言中进一步指明：“天地之大，谁能‘恬然澄明’地体会到‘我在’，谁就找到‘在’；此外在其他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到‘在’，而只能找到‘在者’而已。这个‘我在’在天地间独一无二，连‘我在’成什么样子都还不清楚的时候，我却恬然清楚地‘在’了。这是天地间唯一无二的‘我自己’，这是本真的‘我自己’，其他到处可听说的‘我自己’都是非本真的‘我自己’，都只能说是武断的我自己。其他的本真的‘我自己’，也是唯一无二的，也只有他自己能够抓到。所以体会到‘我在’的‘在’即在此，因而海德格尔名之曰‘此在’(Dasein)”。
如前所述，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熊伟先生在课堂上使用的独创性用语，不但使我们深受教益，而且深植于心中以致终身受益。对我个人而言，“恬然澄明”也不知不觉地成为了自身生命体验的一种力量。
在大学本科期间，我常常在课余时间，与其他同学拜访熊伟先生，在他的中关村寓所聆听他的教诲，熊师母每次都亲切地接待我们。当熊伟先生向我们介绍师母的时候，他很风趣地对我们说：“她是地理学家哦！在中国科学院地理学研究所工作，可不能在她面前随便谈论有关地理的问题”。谈话间，恩师和师母之间往往一再地在我们面前幽默地相互调侃，既诙谐轻松又亲密无间。
我们曾经多次以好奇的心情询问熊伟先生年轻时代留学德国的情形，熊伟先生总是零零碎碎地向我们讲述他在德国深造时的一些故事。他特别提到，学习要注意身体健康，他说，年轻时代要把握好各种时机，既要严肃认真，又要乐观从容，要善于调整自己的生活内容，使自己逐步学会怎样培育自己良好的生活习惯。
熊伟先生为人豪爽，身材魁梧，讲起话来谈笑风生、神采奕奕、中气十足。当我们问起他有什么养生秘诀的时候，他边笑边说：“多打篮球，保持乐观就是了！”熊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好打篮球，在德国读书时，据说他还骑着自行车抱着篮球穿梭于德法边界。
熊伟先生以自己的实际生活体验，显示他对存在主义的自由真谛的真正把握。他形象地说，天命让我如此这般地来到当前的处境，同时也迫使我们在各种可能性中进行自由选择。这就是一种真自由的到来，必须通过亲自选择来决定自己当时当地的存在。“真自由必然是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现象学发展到海德格尔阶段，所讲现象学全为活境，远非限于拨弄范畴概念之术”。因此，“现象学必须从‘我在世’开始，以至于‘在到死中去’视死如归，此亦即活的历史”。一言以蔽之，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是“‘在者’的‘在’的学问，即存在论”。
熊伟先生讲存在主义，不只是讲海德格尔，还讲法国的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娃等人。他对现象学在法国的传播和发展深感兴趣，并给予充分的肯定。记得1957年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哲学楼的教室里聆听熊伟先生的课，他充满感情地用中国传统哲学语言讲述存在主义的基本道理的情境。先生说：“在战后的法国，由于萨特、波伏娃、加缪和梅洛-庞蒂等人生动活泼的文学语言，存在主义变成了一种“时髦”，巴黎街道上到处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穿着奇装异服和装扮古怪发型的男男女女，他们都自称是“存在主义者”，甚至连妓女也声称自己是存在主义者，因为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打扮，显示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在出’自己独特的存在”，“我有一个不可取代的个性”等等。熊伟先生推荐我们阅读萨特、波伏娃等哲学家的作品，特别是他们的文学作品。不久之后，正好北京大学大饭厅放映以萨特的一本剧作为基础的电影——《可敬的妓女》，看完之后我对存在主义有了更形象具体的认识。
所以，熊伟先生说：“存在主义既晦涩难懂，又简单明了，因为它所宣称的，无非就是想要宣告‘自己的自由属于自己，是由自己的选择所决定的’”。
当然，熊伟先生始终也在强调：“如果说自由属于自己，但也不能忘记与我们‘共在’的‘他人’”。所以，先生提醒我们：“我在世中，我的行总是处世的行，……此与世之外物以至共在的人相关的我的行，海德格尔命名为‘烦’(Sorge)；为世之外物而烦，名为‘烦忙’(besorgen)，为世之他人而烦，名为‘烦神’(Fürsorge)”。后来萨特用“粘液”或“呕吐”来表示这种与人共在的生存焦虑心态。熊伟先生对萨特的《呕吐》（La nausée）和《存在与虚无》（L'Etre et le Néant）都给予充分的肯定，赞赏萨特借用生动的文学语言的智慧。
熊伟先生对萨特等人的生命现象学甚为赞赏，此种认真严肃的态度，绝不同于当前中国学术界中少数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的现象学专家，满足于对胡塞尔或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有限研究，以胡塞尔专家或海德格尔专家自居，往往又囿于成见，不愿意承认、甚至轻易否认法国现象学的显著成果。
熊伟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人生在世，不只是‘烦’，同时也是‘畏’(Angst)。畏与‘惧’(Furcht)同为害怕，但‘怕’也需分大小：大怕才是‘畏’，小怕只是‘惧’。惧所怕者只是宇宙之一确定局部，畏所怕者乃是整个宇宙之浑然一体，故畏总是大畏。”
由此，先生讲到“死”这个最关键的存在主义命题。他认为：“死亦即无可确定而乃空无之境：死无相邻，畏无即畏死也。此‘大无畏’本属此在之原始经验，故海德格尔点名其为‘在到死中去’(Sein zum Tod)”。
正如前面所说，熊伟先生很巧妙地把存在主义的生死观与中国传统哲学联系在一起。“我在世乃由天命抛入时间之流中，方此一瞬，我自不知何自来与何所往，双向看去，皆为空无，大畏所畏实亦此一片空无也”。最后，熊伟先生明确地说：“海德格尔还称自己的思想是开道的‘道’(Weg)，而且一再地将此意与老子所讲的道沟通。由此可见，现象学迄今的发展已成为融合古今中外义理于一道至深的思潮，犹待今后中外合流以诠释历史的前进脚步”。
熊伟先生以简洁的语言，凝练地道出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思想的核心，可谓精彩至极！他的所有学生所努力的研究成果，几乎全部基于此。
谈到他的学生，其中最值得赞扬的便是王炜，他为继承和发扬熊伟先生的思想，殚精竭虑、穷尽一生！熊伟先生在80年代后每次见我，几乎总要提及王炜；他指着身旁站着的王炜对我说：“今后在中国研究海德格尔，就要靠他们年青一代了！”
20世纪80年代后，每次我见熊伟先生，几乎都有王炜在场，他总是那样彬彬有礼，谦逊好学。当熊伟先生委托我在台湾出版《现象学思潮研究文集》时，先生一再对我说，今后中国的现象学研究全靠像王炜的青年后生了！先生嘱咐我，具体的出版事宜可直接联络王炜：“没有王炜，就没有这本书，王炜可以代表我了”。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当时在中国出版哲学书籍甚为艰难，先生为书的出版四处奔走，也对在台湾的出版寄予厚望。在给我交付书稿亲自反复叮咛之余，又反复在信中嘱咐我积极主动促成办理。从1992年春至年底，熊伟先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给我寄来五封信，强调《现象学思潮研究文集》出版的重要性。“《现象学思潮》出书问题我意请你们在台湾独自斟酌办理，无论如何变动均无不可”；又说：“为推进两岸交融，决将此书在台先出版。又因两岸具体情况多异，势难一切勉强一致。故请你们尽管在台做出变通决定”；“来信所提寄稿诸多难办事情，我将酌约此间晚辈壮年出力或零星或统一补救并与宣扬联系。无论如何必有后讯。但你们不宜被动老等此消息，请完全主动就在台已有条件尽速出书”。
正因如此，从那以后，我经常与王炜交往，王炜总是很谦虚地与我讨论问题，极其认真负责地安排有关书籍出版的各种事务。与他交往越多，越使我感受到熊伟先生对自己的学生的信任与关爱。
在交给我的《现象学思潮研究》一文的最后附记中，先生特地再次强调：“本文集的组编校订工作由晚辈学友王炜代劳，历经艰辛，可感至深”。先生对王炜的信任和赞赏，可见一斑。
在王炜身上我亦能体察到熊伟先生谦恭治学的态度——他很少说话，只默默地做学问，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待人以诚，毫无故弄玄虚、自以为是的表现，每次与我联系和说话，从无矜功之色，有的只是诚恳朴实、虚怀若谷、平易友善的君子学人之风，真不愧是先生学生中佼佼者。
当先生忙于出书，精力憔悴，病魔缠身之际，先生仍然坦然乐观地殷切关怀书稿的出版。王炜也正是在此关键时刻显现出他之为先生至诚学子的榜样。
熊伟先生明言：“存在就是哲学，哲学就是存在”。确确实实，他和他的最优秀的学生身体力行做到了，这也正是熊伟先生的最大成功之处。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打开了广阔的远景，也使中国哲学的复兴有了希望。恰恰在这一年春天，我获准离开大陆到香港，并经香港留学法国。出国前，恩师洪谦先生和熊伟先生分别为我饯行，表达他们对我的殷切期望。洪谦先生为我亲笔写推荐信给他在美国的老朋友赫伯特·费格尔(Herbert Feigl,1902-1988)，嘱我珍惜时机，到美国求教于费格尔，认真学习西方哲学新成果。而熊伟先生也在他的家中亲切接待了我，殷切叮咛认真关注西方哲学的最新发展动态，特别要注意理论前沿，尤其要对当前理论争论的论题及其进展给予敏感的观察和反思。熊伟先生说，海德格尔刚刚在1976年去世，哲学界已经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新的估价，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许多哲学思想的创新，往往就发生在重大的历史事件前后；哲学家的思想敏感性就表现在对于时代脉动的准确把握。
的确，1976年5月26日，海德格尔的逝世曾经引起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当时，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那天在图书馆订阅的美国《时代》和《新闻周刊》杂志上看到海德格尔逝世的消息，我对同事赵复三先生说：“海德格尔死了”，他无所谓并笑着说：“死就死了呗！”其实，那时我就已经预感到：海德格尔之死，一定会引起对他思想评论的轩然大波，因为熊伟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对我们讲授海德格尔思想的时候，就已经说过，海德格尔的思想曾经遭遇激烈争议，而他思想观点的深刻性及其表达方式的神秘性，又促进了人们对他的热烈争论。到香港后，我积极关注哲学界对海德格尔哲学的讨论状况。我首先订购迈克尔·穆雷(Michael Murray)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海德格尔与近代哲学》(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hy ed. M. Murray, 1978)。当时香港的外文出版物基本上来自英美学界，所以，能够找得到的研究海德格尔的新著并不多，但从这本书看来，英美哲学界已经开始扭转对海德格尔的哲学的看法，至少表现在以德雷福斯(Hebert Dreyfus)和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者身上。
到香港后，我用更大的精力把此前早已积累和准备的论述存在主义的文稿付诸出版。回想起来，我深感当时过于年轻气盛，只考虑整理熊伟先生上课时的教导以及阅读最新出版的学术著作的心得，甚至都不评估自己学术基础的浅薄，而且更无著述经验，一心只想要实践梦想已久的思想自由——“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我的封锁隔离，反而给予我勇气和好奇，不顾一切地在三个月内赶写出来了近两百页的《存在主义概说》一书。
从出版面世之日起，先师熊伟先生就给予关注、鼓励和支持，不但为此亲笔写信祝贺，还一再嘱咐务必随时注意国际学术界对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的评论研究，并根据国际学术界对存在主义的跟踪探索成果以及由此引起的学术争论，对存在主义这个紧密结合人生处世的生命哲学进行与时俱进的研究。
拙著《存在主义概说》出版后，香港学术界对此形成强烈的共鸣。此后不久，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刘述先教授和劳思光教授便邀请我到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刘述先教授对我说：“你在中国大陆从研究生毕业十多年一直没有机会集中研究，更没有机会出版自己的作品。到香港不到一年，便完成了这本书。我的学生和我太太看了都称赞你的流畅通俗的文笔，他们都说，看了你的书，便明白了存在主义”。但我深知自己学力尚浅，任重道远，大家的鼓励只能成为今后继续努力的动力。《存在主义概说》在香港和台湾连续再版修订了十次之后，1993年，在台湾的远流出版社修订再版成现在的《存在主义》一书。
今年是中国著名哲学家，我的恩师熊伟先生诞辰105周年，我以深切的感恩之情，重新回顾了熊伟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我们的教诲。回溯过往的点点滴滴，使我更加意识到重版拙著的必要性，同时我永远忘不了熊伟先生以及北京大学的授业恩师们对我的哲学启蒙、谆谆教诲和亲切提携。
对于熊伟先生的思念以及几十年来对他的思想的反复消化理解，使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一旦爆发出来就像火山喷发，难以节制。我感觉到，是语言本身在引导我说出许多话，而且又是话中有话，更使我自己难以停笔收场。其实，说出来的和说不出来的，统统都围绕着一个核心，这就是表达对恩师的怀念和感恩！
受先生教诲几十年，又历经个人在世近八十年的生命历程，要说的话和说不出的，都只能在这篇序言中表达，难怪这篇序言写得如此困难，以致充满“不可说”之谜。
这篇序言原本不应该写得这样长，但语言是有自己的生命的，而语言的生命，实际上就是把它说出来的人的生命的延伸，也是创造它的创造者的生命的延伸。不但如此，语言本身也有自己的生命和情感，它一旦被写出来、说出来，它就独立于创造它的生命而存在，它以自身的生命力、情感和欲望，在语言文字所构成的新天地中寻求其自身的自由，尤其要竭力探索和开创其自身的进行独立创造的自由，发挥语言本身的自我再生产力量，在极其复杂而富有伸缩弹性的象征性新世界中，在同他人碰撞沟通中，一再地延伸和扩大自身的意义世界，同时还在不断地创新中，获得越来越大的自律能力。
归根结底，语言的本质，不在语言之外，而是在语言之内，或者，更确切地说，语言的本质，就是语言的存在本身。所以，语言与其说是被说出来或被写出来，还不如说，是语言自己在不断地讲话，不断地进行自我表演。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说出来的话是会讲话的。讲出来的话，其实已经不是“我”的话，而是语言本身的自我显现，语言自身在自我延伸、自我扩大和自我繁殖。
这篇序言，我本来以为是属于我的，只是我这本拙著的序。但写出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它们夹带着难以控制的感情和欲望，势如破竹，汹涌澎湃，终于生成为这样一篇长文。由此我忽然想起我女儿在法国高中读文学课时她的法国中学老师提到的《等待戈多》（En attendant Godot）的作者——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arclay Beckett, 1906 - 1989)的话：“我的话和我的字，就像我的孩子那样，一旦说出来和写出来，它们就自由了，由不得我了！”
我想，正如熊伟先生所说，可说或不可说，都是语言，说出来的话是语言，说不出的话，也是语言，而且还是更奇妙的语言，更有内容的语言。这种“不可说”是一种比海还深的“存在之家”，它虽然神秘，但并不奇怪，因为语言本身原本是神秘而又“在世”的显现，只是它的“在世”显现采取各种灵活神奇的方式，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此在”中，显现成不同的样态，表达出不同的意义。
当语言真正亲临存在深处，它就发出了比沉默更深邃的无言呼喊，真正喊出了存在的原型——“无”。正如先生所言：“六合之内，万物芸芸，这诸多存在者是显眼的，存在却极难寻，存在之真便更不显眼，更难把捉”。
中国古话说“妙不可言”，就是对存在的神秘性以及语言的生命性和神秘性的最好描述。熊伟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曾经将海德格尔在《什么是形而上学》（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中的“存在”(Sein)与“虚无”(Nichts)，同老子哲学的“可说”与“不可说”进行比较，并以独创的语言道出“存在”、“虚无”、“可说”、“不可说”之间“妙不可言”的关系。
最后，我想以熊伟先生的话结束这篇序：“语言是在的语言，正如云是天上的云一样。这思正以它的说把不显眼的沟犁到语言中去。这些沟比农夫用缓慢的步子犁在地里的那些沟还更不显眼。”归根结底，千言万语以及不可说的沉默无语，都“在”说出先生的“真在”！
2016年8月
于巴黎东郊马尔纳河谷寒舍
*高宣扬注：熊伟先生主编的《现象学思潮研究文集》，在台湾出版时，为了使书名更加醒目，我作为丛书总主编建议改为《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编入“人文科学丛书”，于1994年在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正式出版前，我曾经向王炜求索熊伟先生简介，作为该书作者简介发表。王炜随后寄来经熊伟先生本人审阅过的“作者简介”，内容如下：“1911年2月14日生于贵州省贵阳市，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3-1936年在德国弗莱堡大学受教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1937-1938年转赴波恩大学深造研究，并任该校东方学系讲师，1939年获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9年至1941年任柏林大学外国学院讲师，1941年任中央大学哲学教授，不久，转任上海同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直至1952年，转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1981年以来，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兼副所长、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及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主要著作有：《从先秦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观测老子的年代》（1933）、über das Unaussprechliche(1939年波恩大学博士论文)、Unter dem Schutzeder Menschlichkeit, Berlin（1941）、《说、可说、不可说、不说》（1942）、《关于伯恩斯坦主义的一些历史》（1958）、Gedanken über die chinesisch-deutschen Beziehungen（1981）及《海德格尔是一个哲学家》（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