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沉默鲁迅”是指1909年至1917年的鲁迅。笔者以鲁迅日记、《呐喊》、《彷徨》为主要对象集中探讨了“沉默鲁迅”遭遇虚无、沉潜虚无的精神危机。笔者认为归国之后鲁迅面临着私人生活的困境和社会化价值危机的双重压力，实际人生中的虚无境遇导致了鲁迅精神生命中的虚无体验，也带来了鲁迅一生中最消极的精神状态——但求沉潜虚无，不妨自我沉沦、直至自弃自戕。笔者也提示人们关注鲁迅遭遇虚无、沉潜虚无的特定时间性，关注“未来”鲁迅（1918年后）直面虚无、超越虚无的可能性。
一
归国之后的鲁迅，不仅仅见证了中国国民的生存虚无，也同时面临他自身的生存虚无①。鲁迅很快就自觉意识到了其自我生命的价值危机。而且，在颇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这一精神危机，他并没有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在这个角度上，鲁迅的虚无遭遇、虚无沉潜有他独特的悲苦、无奈，有他被逼于困境之时对自我生命价值缺失的惨痛自觉，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尼采体认虚无时的兴奋，直至自负自傲，更没有海德格尔、萨特认知世界以及生命虚无时的那份冷静、坦然[1]。鲁迅自我生命存在中的虚无体验在惨痛中更夹杂着无奈。透过鲁迅1909—1917年留下的少量文字，我们能够首先看到“沉默”鲁迅对于其自我生存境状的强烈不满与无奈，这种不满不仅仅指向自我物质生存的艰难，以及自我所遭遇的社会性陈腐黑暗；在其最深处是指向鲁迅自我生命的虚无境遇、价值危机的——自己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意义价值，同时，也指向着意识到了这种意义危机，但又找不到超越之路时的消沉、无奈。
可以首先从鲁迅的私人生活困境，从他生命存在中的社会性价值危机两个方面来考察鲁迅的虚无遭遇和虚无沉潜。
鲁迅的归国并非自己的意愿，而是出于对整个家庭经济的考虑，这使得他的归国生活一开始就带有一种不符合自我生命意愿的性质[2](P.215)。而归国之后，鲁迅首先面临的就是他私人生活中的大困境——他与朱安之间冰冷的婚姻关系。他们名为夫妻，实际上却处于连谈话都无法进行的冷淡状态。这一困境对鲁迅自我精神生命的生长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一方面，这影响必然是消极性的。一方面，它又意味深长地向我们提示着：作为一个个体生命，鲁迅对于两性爱情，内心有着某种无法忽略、无法放弃的坚守。鲁迅与朱安，名为夫妻，却连男女两性间最起码、最原始的性联系也不存在，此中原因自然颇多，但也与鲁迅内心对女性、对两性情爱生活、乃至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某种向往有关。朱安之于鲁迅显然是相隔得太遥远，太不符合鲁迅内心的女性想象，乃至生命想象。
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老人家接着说：我曾问过大先生，她有什么不好？他只摇摇头说，和她谈不来。问他怎么谈不来？他说和她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话就谈不下去了。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就这样过了十几年，他们两人好像越来越疏远，精神上都很痛苦[3]。
1914年11月26日，鲁迅收到朱安的一封信，《日记》里记曰：“颇谬。”[4](P.135) 鲁迅特意在日记里记下了这封信是从朱安娘家朱宅发出的。他所谓“谬”，看来不仅是指朱安信上的内容，还更指这种依凭娘家朱宅势力的行为方式本身。可以想见，鲁迅对于朱安的言与行，实在是有一种极为厌恶、极其不耐烦的内在心绪。联系上引文字看，因“谈话谈不来”而疏远妻子，疏远到“各归各”，恍如路人的程度，这样的情形在古旧中国的夫妻生活中恐怕就极其少见。即使在同时代的新型知识分子队伍中，鲁迅的这种行为方式也是颇为突出的个案。至少，在男女两性的关系上，他看上去无法忽略、不得不计较的东西就真的颇多。可以说，鲁迅在本质上对两性爱情中的精神契合有较高的期望。这与他在几篇文言论文中已经显露的极为注重人的精神生命的思路也是相互呼应的。不仅他与朱安的“婚姻状况”说明了这一点，大凡读过《伤逝》的人，也都会有所领会。考虑到写作《伤逝》时，鲁迅已经45岁，人们可以发现：对于鲁迅，精神生命的契合在他的两性爱情观中是占住着极重的份量的②。
在上引的文字中，以鲁迅的逻辑，谈话谈不下去是因为朱安自作聪明地说了一句谎话。其实，就一般人而言，这能算什么过错呢？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人们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说着各种各样的谎话。然而，问题恐怕就在这里，朱安就像她周围的任何一个中国男人与女人那样，因为诸多理由而说谎。此处甚至很可能是为了极力迎合丈夫的意思而慌不择言地说了一句谎话。但是，偏偏她的丈夫鲁迅在内心深处是最容不得中国人的说谎、虚伪，中国人的“瞒与骗”的。意识到朱安随口而出的谎言，意识到朱安的虚伪，谈话就无法继续下去了。本来意欲尝试性地与朱安交流的鲁迅，结果又产生了对朱安的不耐烦与厌恶感。长此以往，夫妻间也就只剩下“冰冷如霜”了。同样，当时，无数中国女子仍然还在缠足，朱安也不过就与她们一样是个小脚女人，而偏偏她的丈夫鲁迅又比任何一个新型知识分子都更为认真、持久地反感中国女子的缠足陋习，并因此而厌恶中国女子的小脚——一种人为的身体残疾。
可以这样说，本质上，鲁迅始终是一个孜孜于把自己内心的真实向往与实际的生活、生存相连接的人。在情感生活中，鲁迅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无法放弃他的内心向往，无法忽略他内心的真实感受的特征。可以参看他在知道母亲已经为自己定下婚约，并且无法翻悔时仍然认真提出的两点要求：放足、进学堂③。他甚至拒绝屈服于自己的男性欲望而宁愿长期忍受性欲的压抑，也没有在自己与朱安之间的关系上妥协。这其实表现了鲁迅生命气质中一种无法忽略自我精神感受的特点。在这个角度上，朱安的悲剧，部分地在于她是一个最没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生命的人，而她又偏偏由于他人的安排做了一个最具有精神生命气韵的男人的妻子。同时，也还部分地在于一个无辜、无奈（相对地说）的小脚女人，却偏偏由于他人的安排而成为一个最厌恶中国女性的小脚的男性的妻子。而鲁迅——一个爱情向往始终是指向女性的精神生命的男人，却被迫接受了一个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精神生命可言的女性作自己的妻子；一个极其厌恶中国女性的小脚的男性，却偏偏被迫接受一个典型的小脚女人作自己的妻子——这真是所谓慈母“误进的毒药”了[5]。
这场冷落到夫妻“各归各”的婚姻，没有了最原始的两性联系的婚姻，给予鲁迅整个生命存在的消极影响是需要我们给以足够的认识的。周建人在谈到鲁迅的婚姻状况时有一句朴实而耐人寻味的话：“我大哥的失望是很难形容的，这也难怪，俗话说：生意做勿着，一遭；老婆讨不着，一世。这是一生一世的事呢！”[6] 这一生一世的分量只有在鲁迅归国之后才真正地显示出来。家有妻子，但鲁迅却连一个男人最原始的欲望都无法得到实现。看来，即使是一个中国人最普通的个人化生活目标：夫妻和睦，生儿育女，对于鲁迅都显得遥不可及了。这种个人生命的悲苦境遇，对鲁迅的精神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鲁迅自己就曾说过：“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7](P.264) 这就提示我们：鲁迅与朱安不幸的婚姻太有可能导致鲁迅本人的“厌世”、“恨世”情绪，会在一定程度上强烈激发出鲁迅对自我环境世界的失望与否定，尤其是，鲁迅更可能对他自身生命存在的意义价值感到失落与无望——这样的一生一世，缺乏一个男性作为男性的最起码的意义。
1910年，正是鲁迅归国的最初一段，他在私人书信里就说自己“惟采集植物，不殊曩日，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8](P.327)”。在这样的话语中，我们分明就“闻”到了一个生命的消极自供——看上去“煞有介事”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聊且度日，“以代醇酒妇人者也”。鲁迅陈说的是他对于自我生命价值的危机感。如果说，这样的自我评说还存在什么闪光之处的话，那就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这位评说者至少是自觉地意识到了他自身生命的价值危机。也就是说，他在自觉地感受着自我生命的并无意义，这也就“曝露”了他内心深处的生命价值“牵挂”。
1912年5月5日，离家半月多的鲁迅到达其行旅的终点站——也是他谋饭的所在地北京[2](P.259)。19日，他的日记记曰：“苦望二弟信不得。”[4](P.2) 鲁迅所苦望的亲人来信，竟然是弟弟的，而不是自己“终生的伴侣”、“妻子”朱安的。联想一下他要求朱安放足，并进学堂，鲁迅对于自己未来的妻子，一位还没有见过面的女子朱安，并不是一开始就没有内心期望的。然而，木已成舟之时，鲁迅的诸般希望全都落空了。这位孤身谋生于北京的新型知识者，就只能够“苦望二弟信”而“不得”了。他对于自己那令人失望，直至绝望的婚姻状况，对于自己事实上连一封让自己真心盼望的“妻子来书”也不会拥有的个人生活境状，能没有一番无望、悲凉的感慨？而这感慨离一个人对自己生存意义价值的怀疑，离一个人的自我生命虚无体认是不太遥远的。而当远在异乡的鲁迅——一个壮年男人收到故里妻子的一封书信时，在日记中又以“颇谬”二字作了结语。区区二字又饱含多少内心的痛苦、无望？
1913年6月24日，离家长达1年又两个月的鲁迅回到了绍兴家中[4](P.64)，母亲、弟弟，尤其是妻子等亲人又相聚了。但是，在这段本该喜悦、甜蜜的个人生活时段，鲁迅却在他7月2日的全部日记中触目惊心地仅仅记有：“午前陈子英来。夜不能睡，坐至晓。”[4](P.66) 寥寥数字的背后又会埋藏着多少生命悲苦？诚然，我们无法从日记中清楚地看到鲁迅通宵难眠的真实原因，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大胆地，善意地想象一下——这难熬的心绪一定跟鲁迅与妻子朱安的“相聚”有关。
就鲁迅的私人生活意义价值而言，大致可以说，在许广平闯进鲁迅的私人世界之前，鲁迅生命的这部分意义价值几乎是等于乌有的。在这个私人角落，鲁迅自我生命的无所作为真实地存在着，而他既没有用一种消极的方式（比如嫖妓等等）来虚幻地化解这一自我生存境遇，也没有（在许广平到来之前）主动寻求更加积极的方式走出这场自我生命的“死角”。他长期体验到的只能是自身情爱生活的“乌有”。他悲苦、无奈地沉潜于这一自我爱情世界的“乌有”，时达（即使是从1909年的归国后算起）16个年头。一个男性遇上这样一份生命苦境，即使他因此而消极自处，无所追求，坦然“供认”自己全部生命存在的无意义、无价值，那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1910年，鲁迅向朋友说自己采集植物，翻阅类书是“以代醇酒妇人”，说出这些消极、自嘲的话，这对于当时的鲁迅，可谓极其自然真率。
另一个方面，对于一个完整的生命来说，他会有对个人生活的向往，同时，他也会有对于自我生存的社会性意义价值的向往。而就鲁迅那一代处于亡国灭种式家国危机之中的留洋生来说，他们的社会化向往、社会变革情结是更加浓重，也应该更加浓重的。而恰恰在这一方面，鲁迅所遭遇的同样是危机，是困境，他所感受到的同样是日益剧烈的失望、不满，甚至无望。而且，对于这样一个令人烦厌的时代社会，鲁迅在长时间里也处在毫无变革路径可循的状态，或者说他甚至已经不相信还能够有什么有效的变革路径了。换个角度说，他其实也已经不相信自己还能找到一条“有为”之路了。果真如此，1918年之前的鲁迅，实质上已经陷入私人生活意义与社会化生存价值的双重缺失之中。这就意味着，鲁迅已经体验到自己整个生命存在中的意义价值危机，已经遭遇到他自己最彻底的虚无境遇。而一个对于自我生存的意义缺失有所自觉，对于虚无也早就有过一定体认的生命个体[9]，恰恰难以甘心于这样一种生命意义危机。但是，超越虚无的生命路径又在哪里呢？在鲁迅的生命历程中，这样的外在机遇出现在1917年、1918年间日益壮大的新文化运动之中。而此前的鲁迅，尽管也留下了忙碌，甚至不乏丰富的社会性活动。但是，从鲁迅自己的自我生存感受、自我评价来看，他并不认为那是他自我生命中具有真正意义价值的生存活动。
归国之初，鲁迅不仅仅处于一种无法把自我生命的社会向往、社会变革目标付诸实现的“无为”境况之中，而且还处在一种为了求得自我物质生存的空间而不得不掩盖自我真心的困境之中。面对这样的自我生存现状，鲁迅的自我感受、自我评价必然是否定性的。
“辛亥事变”之前，鲁迅的任何一种“谋饭之业”，在本质上，都不外乎这样一种情形：一个内心反清，反专制，向往民主自由社会的新型知识者却不得不在满清王朝的专制王国中谋食供职。这就在根本上决定了鲁迅不可能对自己的“谋食之业”有怎样真实、神圣的意义价值感觉。更何况，归国才数月，他和他的同伴们就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遭遇了夏震武这位专制文化的“卫道士”。在“木瓜之役”中，鲁迅等虽然取得短暂胜利，但社会现实中弥漫的专制意识与冷漠酷虐氛围留给鲁迅的决不是胜利的快感，它更多地是让鲁迅感到了社会守旧势力的巨大力量。夏震武背后还有很多顽固守旧人物。鲁迅坚决离开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0]。但是，退避的同时也意味着他面对现实环境中的守旧势力其实也无可奈何。何况，退到哪里，都退不出中国，退不出满清专制王朝。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的遭遇也证明了他的确是无处可退。
1910年12月，鲁迅还不乏热情地诚邀好友许寿裳来绍兴府中学堂共同开拓“越学”。但是，就在同一封信里，他就有如此感叹：“一遘于杭，两遇于越，夫岂天而既厌周德，将不令我索立于华夏邪？”[8](P.328) 到1911年1月，鲁迅在私人信件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话语：
仆归里以来，经二大涛，幸不颠陨，顾防守攻占，心力颇瘁。……越中理事，难于杭州。技俩奇觚，鬼蜮退舍。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上自士大夫，下至台吏，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8](P.331)
同年4月，又在私人信件中说：“越校甚不易治，人人心中存一界或（域——笔者）”，“希冀既亡，居此何事。”[8](P.335) 8天之后，仍在私人书信中说：“仆今年在校，卒卒鲜暇，事皆琐末猥杂，足浊脑海，然以饭故，不能立时绝去，思之所及，辄起叹喟。”[8](P.337) 5月，去了一趟日本归来。7月还是在私人书信中，一说：“闭居越中，与新颢气久不相接，未二载遽成村人。”又说：“越中学事，惟从（纵——笔者）横家乃大得法，不才如仆，例当沙汰。”“仆颇欲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有机会时，尚希代为图之。”[8](P.338)
可以看到，二、三年之间，归国鲁迅从杭州到绍兴，实际上是愈走愈难。一则难在没有任何办法，无论如何，总得有地方谋食养家才行。一是难在鲁迅分明是极其不满自己所面临的环境秩序与国民精神现状，但是，他却没有任何办法予以“施救”，只能恨恨地在私人信件中咒以“洪水之湮”。更为糟糕的是鲁迅陷于物质生存困境之中，疲于谋饭供职于专制社会，远远谈不上积极主动地将自己的任何社会希望、社会变革目标付诸实现。无论是对会稽“奇士”的神往，对“新颢气”的念念不忘，对未知之地——所谓“它处”的殷切向往，还是对自我生命中似乎只剩下“谋饭大业”的不满，对卑险之士大夫与台吏的愤怒、直至诅咒，对“纵横家”式生存方式的鄙弃，等等，真实的是，鲁迅内心的种种意愿与向往都在承受着现实环境的重压而不得出场。处在这样一种生存境状之中，自觉自省中的鲁迅，不可能在如此这般的自我生存中寻觅出真实的意义价值来。因此，根据这样的体验，鲁迅也同样会说“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7](P.327)，一样会“自供”其自我人生意义的缺失。
其次，在辛亥之中以及辛亥之后，鲁迅说自己：“没有做过什么工作，只是高兴得很。”[11](P.100) 无疑，“辛亥之事”是给过鲁迅内心以真正的兴奋感的。他也并不是任何事情都未做。从安抚惶惶中的绍兴市民到迎接王金发带领的革命军；从全心主持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到激情支持《越铎日报》的出版；发表《〈越铎〉出世辞》、《维持小学之意见》等文章[2](P.240—253)。这场推翻满清专制政治，使鲁迅再也不必因为剪了辫子而受周围人的白眼的“事变”，可以说，是他这一时期生活中的一大“亮点”。但是，1911年11月，迎来王金发，1912年2月，就传来了王金发要杀死鲁迅的谣传[12](P.314)，真可谓转折“迅即如神矢”。即便是谣传，也暴露了双方的对立情势。而且，鲁迅与《〈越铎〉日报》社的人员也发生了冲突[2](P.314—315)。这样，在鲁迅的切身感受里，革命、光复后的绍兴就好像一石击入水面一般转眼就旧态复萌。至少，鲁迅是深感失望的。这也可以说，对于一个有理想的生命来说，从来就不存在完全令人满意的现实生活。而且，即使在它那昙花一现的“希望”、“美好”中，不乏兴奋的鲁迅也并不认为自己就可以从中感受到自我生命的多少意义价值——他说的分明就是“没有做过什么工作，只是高兴得很”[11](P.100)。何况现实又的确如此迅即地旧态复萌了呢！
以鲁迅的好友范爱农的话就是“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12](P.315)。而且，到1912年4月份，范爱农致鲁迅的信中就已经在这样说话了：“‘越铎’事变化（指越铎报社人员的分裂）至此，恨恨，前言调和，光景绝望矣。”“听说南京一切措施与杭绍鲁卫，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自知不善趋承，断无谋生机会，未能抛得西湖去，故来此小做勾留耳。”[13] 可知，无论革命前还是革命后，鲁迅、范爱农这类内心真正有所向往，有所坚守的人仍然是一腔痛感：不仅难得其门去持续有益的变革、改良社会，而且连能否谋得饭碗也仍然成为问题。
那么，尽管有令人一时高兴的“辛亥之变”，而鲁迅自我生命的社会化价值危机却仍然持续存在——不仅如此，更大的失望还在等待着他。
二
1912年，鲁迅到达北京——他是在为新型政府的教育部工作了。然而，在闻听好友范爱农的死讯后，他写下的是：“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4](P.10—11) 否定的矛头既指向黑暗惨淡的现实环境，也指向鲁迅自己的教育部官员生活——他不认为自己的教育部官员生涯有什么真正的意义价值。“季世”苟活，恍若“轻尘”而已，其中的“虚无自供”已经颇为明显。
范爱农死于“越中”，而“越中”（绍兴）的鲁迅却到了自己所憧憬的它处。但它处又如何呢？所幸，“沉默”鲁迅始于此时的日记被保存了下来。尽管鲁迅极少在日记中记录自我心绪，但我们也还能够从中找到暗示其内心情绪的蛛丝马迹，而惟其稀少，就可能蕴含着鲁迅内心更难以忘怀的内心感受。
“沉默鲁迅”在北京的消沉、苦闷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如何读出这消沉、苦闷背后更富于生命意味的元素也还是一个值得继续述说的话题。
可以说，1912年至1917年，在北京的6个年头，是鲁迅精神生命中最消沉、空寂的时期，也就是他自身的虚无遭遇最为惨重，虚无沉潜最为深重的一段岁月。早在20世纪40年代，竹内好就敏锐地断言这一段是鲁迅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期”。竹内好同时说：“在那沉默中，鲁迅不是抓住了对于他一生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回心的东西了吗？作为鲁迅的‘骨骼’形成时期，我不能想到别的时期。……在根本上形成的鲁迅本身的生命和基础，只能认为是这个时期在黑暗中形成的。所谓黑暗，对于我来说，就是无法说明的意思。”[14](P.46—47) 而笔者的基本观点是，鲁迅在北京的“沉默”时期（1912—1917）是鲁迅生命中最重要，也是最富鲁迅特质的时期之一——属于鲁迅精神生命的一种根本元素在这一段是彻底形成了。我指的是鲁迅自我生命存在中最透彻、最纯粹的虚无遭遇、虚无沉潜。我企图努力去说明“沉默鲁迅”在其精神生命中最艰难的那一步。这艰难的一步在表面上看起来是“黑色”的，但我们不要忘记“黑色”却正是一种最能显现出绚丽阳光的底色——正如同只有生命存在路上的虚无境遇才正是催生真正生存价值的生命“子宫”。
这6个年头中，公职之外，在绍兴从事的采集植物、荟集古逸书转而变成了抄古碑、抄各类旧书，购旧书，读佛经，藏汉画等等。诚然，鲁迅的这些活动并不是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价值。但是，一个铁定的事实是，如果鲁迅一生就这样过下去，那么，鲁迅就不可能是我们今天所解读中的这个鲁迅了。而如前所述，对于这6个年头的“沉默”生活，对于北京教育部的一个官员的生活，一个公职之余抄古碑、古书的人的生活，鲁迅有他自己当时以及事后亲笔写下的诸多否定性感受与评价。
我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在这6个年头中，鲁迅生命存在中的两大基本问题大体上得到了解决。其一，在这一段中，鲁迅自身及其家庭的物质生存基本上得到了保证。其二，鲁迅内心的一种相对直接、明确的社会化向往——推翻满清专制政治体制也已经得到了某种实现。因此，在不再有衣食之忧（一个人最起码的个人性生存目标），也不再有明确的社会变革目标的鲁迅面前（不要忘记，年青时代，这位新型知识者曾是欧洲新兴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吸纳者），自我生命存在中的意义问题，自我生命的意义价值创造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为集中了。在某种程度上，此时甚至成了横在鲁迅眼前的唯一一个自我生命难题——衣食不再紧缺，而且也不再拥有一个明确的社会变革目标的鲁迅，他自身的生命还能从哪里找到价值和意义呢？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倾向于认为，这一时期鲁迅自我生命的虚无遭遇、虚无沉潜是最透彻，也是最富精神纯度的。
幸运的是，这一次，我们终于可以首先凭藉“沉默鲁迅”这几年的日记来直接地，不再顾虑时间差异地考察他内心的自我生存感受了。
下面是对鲁迅日记的摘录：
在鲁迅日记中能够暗示他对自我生存状态的内心感受与评价的文字：
1912年：
5月10日，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④。（1）
7月22日，作“哀范君”三章，录存于日记，中有：“……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10—11）
10月3日，“无事”。（21）
10月7日，记有：“无事，……”。（21）
10月9日，“午后风。无事。”（22）
10月23日，“晴。无事”。（23）
10月27日，“……夜微风，已而稍大，窗前枣叶蔌蔌乱落如雨。”（24）
12月9日，“无事。”（30）
12月24日，“无事。”（32）
1913年：
1月14日，“无事。”（40）
1月21日，“昙，晨微雪即止。一日无事。”（41）
1月30日，“无事。”（42）
2月28日，“晴，风。无事”。（46）
3月16日，记有：“下午整理书籍，已满两架，置之何事，殊自笑叹也。……夜风。”（49）
3月24日，记自己“懒不赴部……”。（50）
3月25日，“晴，风。无事。”（50）
4月14日，“晴。无事。夜风。”（53）
4月17日，“无事……。”（54）
鲁迅在离家约一年又二月后，于6月24日归省至家中，7月27日离家往北京；7月2日的日记，记在家中情形：“午前陈子英来。夜不能睡，坐至晓。”（66）
7月9日，在家中，“雨。无事。”（66）
7月18日，在家中，“昙，晚雨。无事。”（67）
7月20日，在家中，“雨。无事。”（67）
7月24日，在家中，“无事。……”（67）
7月27日，出发往北京，记有“以孑身居孤舟中，颇有寂寥之感。”（68）
7月30日，“终日在旅店中。……”（68）
7月31日，“昙。仍终日枯坐旅馆中，购船票又不得，闷极。”（68）
8月7日，记有“七时到寓。”（69）
8月17日，“雨。星期休息。终日在馆写书。”（70）
8月22日，“晴。无事。夜半风，大雨。”（71）
9月1日，“晴。无事。”（72）
9月3日，“无事……”。（72）
9月20日，“晴，大风。无事。”（74）
10月1日，记“……写书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夜风。”（76）
11月10日，“无事”。（81）
11月24日，“昙，冷。无事。”（82）
12月9日，“晴。无事。”（84）
12月10日，“无事。……”（84）
1914年：
是年鲁迅大量购阅佛经，但日记中涉及此类事务而并不显露鲁迅主观心绪时，这里则不摘录。
1月26日，记有“旧历元旦也。署中不办公事。卧至午后二时乃起。”（99）
2月11日，“晴。无事。”（102）
2月13日，“无事。……”（102）
3月4日，“无事。”（104）
3月7日，“晴，大风。无事。”（104）
3月10日，“昙。无事。”（104）
4月6日，记有“夜坐无事，聊写《沈下贤文集》目录五纸。”（108）
4月7日，“晴，大风。无事。夜写《沈下贤集》一卷。”（108）
4月16日，“晴。傍晚写《沈下贤文集》卷五毕。夜风。”（109）
4月17日，“……夜大风。写《沈下贤文集》卷第六毕。”（109）
4月24日，“无事。……”（109）
5月6日，“无事。”（111）
5月7日，“无事。……”（111）
5月11日，“……无事。”（111）
5月24日，“……夜写《沈下贤文集》第十二卷并跋毕，全书成。”（113）
6月18日，“大热。无事。……”（116）
6月19日，“无事。晚大风小雨。”（116）
7月13日，“……无事。夜又大雨。”（119）
8月3日，“……无事。”（122）
8月6日，“……无事。夜胃病。”（122）
9月28日，“晴。无事。”（129）
10月20日，“……无事。夜甚冷。”（131）
10月28日，记有“无事。……”。（132）
11月1日，“雨。星期休息。夜风。”（133）
12月16日，“无事。夜大风。”（138）
1915年：
是年鲁迅开始大量搜集、抄录古碑和研究金石，后又尤其注意对汉代画像和六朝造像的收集。
5月5日，“……无事。夜大雨。”（164）
5月7日，“……无事。夜雨。”（164）
5月27日，“晴。无事。”（166）
5月28日，“晴。无事。”（166）
5月31日，“晴。无事。”（166）
6月8日，记有“……无事。夜修丁《金石萃编》讫。”（167）
6月23日，“……无事。”（169）
11月1日，“……无事。”（187）
11月3日，“晴。无事。”（187）
11月11日，“……无事。”（187）
11月18日，“晴。无事。夜大风。”（188）
11月23日，“晴。无事。”（188）
12月1日，“晴。无事。”（190）
12月10日，“微雪。无事。”（191）
12月15日，“晴。无事。”（191）
1916年：
2月2日，记有：“……旧除夕也，……”。（207）
2月3日，“晴。旧历丙辰元旦……无事。”（207）
2月6日，“……无事。”（208）
2月21日，“雨雪。无事。”（209）
3月16日，“……夜写《法显传》讫，都一万二千九百余字，十三日毕。”（212）
3月23日，“晴，风。无事。”（213）
3月28日，“晴，夜风。无事。”（213）
3月29日，“晴，午后风。无事。”（213）
4月9日，“……无事。”（215）
5月2日，“晴，下午大风。无事。……”（217）
5月4日，“晴，下午大风。无事。……”（217）
5月5日，“晴，风。无事。”（217）
5月11日，“晴。无事。……”（218）
6月1日，“晴。无事。”（221）
7月6日，“昙，下午雷雨。无事。”（225）
7月18日，“作札半夜，可闵！”（226——227）
8月23日，“晴。无事。”（230）
8月28日，“晴。无事。”（231）
10月21日，“……无事。”（236）
11月30日，“晴。上午陈师曾贻印章一方，文曰‘俟堂’。”（240）
12月3日，“晴。归省发程，……”。（241）
12月10日，在绍兴家中，“昙。星期。无事。”（242）
12月17日，“晴。星期。无事。”（243）
12月19日，“雨。无事。”（243）
12月31日，“雨。无事。”（244）
1917年：
1月2日，“昙。无事。”（261）
1月3日，出发往北京，记有：“……夜雇舟向西兴，至柯桥大风，泊良久。”（261）
1月22日，在北京，记有“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263）
2月9日，“晴。无事。”（265）
2月10日，“昙。无事。夜雨雪。”（265）
2月11日，记有“……星期休息。……”（265）
2月17日，“昙，风。无事。”（265）
2月19日，“晴，风。无事。……”（266）
3月12日，“昙。无事。夜微雪。”（268）
3月23日，“晴。无事。”（269）
4月3日，“晴。无事。”（270）
4月12日，“晴。无事。”（271）
4月21日，“晴。无事。”（272）
5月1日“晴。无事。”（273）
5月3日，“……无事。”（273）
5月4日，“……无事。”（273）
5月13日，记有“得钱玄同信，即复。”（274）
6月6日，“……无事。”（276）
6月8日，“晴，风。无事。”（276）
6月11日，“晴。无事。”（277）
6月12日，“晴。无事。”（277）
6月18日，“昙，午后雨。无事。”（277）
6月26日，“晴。无事。”（278）
7月21日，“雨。无事。”（280）
7月22日，记有“星期休息。”（280）
7月26日，“……无事。”（280）
7月27日，“……无事。”（280）
7月28日，“……无事。”（280）
7月30日，“……无事。”（280）
8月1日，“晴。无事。……”（281）
8月6日，“……无事。”（281）
8月8日，“晴。无事。”（281）
8月9日，记有“下午钱中季（钱玄同——笔者）来谈，至夜分去。”（282）
8月11日，“晴。无事。”（282）
8月12日，记有“星期休息。”（282）
8月17日，记有“晚钱中季来。”（282）
8月27日，“晚钱中季来。夜大风雨。”（283）
9月5日，“小雨。无事。”（283）
9月24日，记有“夜钱中季来。”（285）
9月28日，记有“寄钱中季信。”（285）
9月29日，记有“得钱玄同信。”（285）
9月30日，记有“朱蓬仙、钱玄同来。……旧中秋也，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极佳。”（285）
10月8日，“……钱玄同来。”（286）
10月9日，“雨。无事。”（286）
10月13日，“晴。晚钱玄同来。”（287）
10月30日，“晴。无事。”（288）
11月9日，“晴，大风。无事。”（289）
11月12日，“……夜钱玄同来。”（290）
11月30日，“晴。无事。”（291）
12月7日，“……无事。”（292）
12月10日，“晴。无事。”（292）
12月15日，“晴。无事。”（292）
12月20日，“晴。无事。”（293）
12月23日，“……晚钱玄同来谈。”（293）
1918年：
1月14日，“晴。无事。”（304）
1月17日，“晴。无事。夜风。”（304）
1月21日，“……无事。”（304）
1月22日，“晴。无事。”（304）
1月24日，“晴。夜宋紫佩来。”（305）
1月29日，“晴，风。无事。”（305）
1月卅一日，“晴。无事。”（305）
2月9日，“……晚钱玄同来。”（306）
2月10日，“……晚刘半农来。”（306）
2月15日，“……夜钱玄同来。”（307）
2月23日，“……晚铭伯来，赠以《青新［新青］年》一册。钱玄同来。”（307）
2月28日，“……夜钱玄同来。”（308）
3月5日，记有“无事。”（308）
3月10日，记有“大风，星期休息。”（309）
3月12日，“晴。无事。”（309）
3月18日，“……夜钱玄同来。”（309）
3月24日，“……无事。”（310）
3月28日，“……夜钱玄同来。”（310）
4月5日，“昙。晚钱玄同、刘半农来。夜风。”（311）
4月13日，“晴，大风。无事。”（312）
4月15日，“晴，午后风。无事。”（312）
4月21日，“……夜钱玄同来。”（313）
4月22日，“晴，晚风。无事。”（313）
4月26日，“……晚钱玄同来。”（313）
4月27日，“晴，下午风。无事。”（313）
5月1日，“晴。无事。”（313）
5月2日，“……晚玄同来。夜小雨。”（313）
5月4日，“晴。无事。”（313）
5月12日，“下午昙，雷。得沈尹默信。夜钱玄同来。”（314）
5月14日，“……夜失眠。”（314）
5月15日，“晴。下午昙。无事。”（314）
5月19日，“……小疾。”（315）
5月22日，“……夜钱玄同来。失瞑。”（315）
5月26日，“……夜失睡。”（315）
5月27日，“……夜钱玄同来。”（315）
在摘录的这些日记片断中，可以看到，在内心深处，鲁迅对自己一边做着教育部官员，一边抄古书、古碑的生存现状是极其不满的。
1912年5月5日，鲁迅到北京，10日，《日记》中就说“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在痛失好友之后的7月，则又有“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的感慨。如前所述，这已经是大哀之下、悲愤之中，对自我生命存在之虚无、之无价值的直接指认了。10月，有颇为含蓄的“窗前枣叶蔌蔌乱落如雨”。在笔者看来，这短短文字，却足以暗示出鲁迅内心真实的忧伤与痛苦。而在深处，这份忧伤与痛苦，不仅仅指向鲁迅漂泊异地，生活中的孤单、寂寞，也能够指向鲁迅内心难以言传的生命飘零、没有根基的感受。说得哲学一点，就是生命存在之中无根本定向、无意义价值信守时的空落——随风“乱落”、随波逐流——无独立自主的目的，无自觉坚守的方向。
1913年3月，鲁迅竟然对着他自幼就钟爱的书籍，在日记中记曰：“已满两架，置之何事，殊自笑叹也。”如此消极自嘲，我们就真的看到了，此时此地，其内心深处并没有对自己买书、抄书，甚至读书生涯中的意义价值认定。8月，又记有：“终日在馆写书。”多的是无奈之情，而绝少自许之气。10月，则记“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忧患”，“可哀”，诚然会跟当时的北京令人失望的政治空气相关。但是，我们也可以想到鲁迅对自我生存现状的否定性感受和虚无体味。在那个令鲁迅不满的环境之中，鲁迅自己也找不到一条积极变革的适当途径。同样，面对他那份被自己所否定的“官员—古碑”生涯以及他个人的婚姻生活困境，鲁迅也没有看到一条可以变动一下自我生存方式的道路。
1913年3月24日，鲁迅记自己“懒不赴部……”。1914年1月26日，鲁迅日记中有“卧至午后二时乃起”的话语，这位在总体上活得极其认真的鲁迅，此时看来却实在生活得并不怎么积极，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消极的。可以补证这一点的日记很多。在接下来的2月，有两天的日记中直接记有“无事”字样。3月的日记，连续在4日、7日、10日三天密集地出现“无事”的字样。4月6日至4月24日，在18天间，断续地有6、7、24日共3天的日记直接出现“无事”字样。中间又有两天16、17日的日记，也能够看出其所记其实也是因为“无事”而在抄书。那么，就是18天中有5天的日记在明示鲁迅其实“无事”。而且，6、7两日的日记反复明说的竟然是：“夜坐无事，聊写《沈下贤文集》目录五纸。”（6日）“晴，大风。无事。夜写《沈下贤集》一卷。”（7日）鲁迅告诉我们，他是因为“无事”——无所聊赖才去弄旧书的。那么，这一时期的研究古碑之类也就不妨依此去想象（1918年鲁迅重新写作之后，他同时进行的古代文化遗产收集、传播与研究活动，作为他个人自然、自由、自愿的兴趣与喜好当不属此列）。5月6日至11日，6天之中，又有三天的日记里，直接地出现“无事”字样。5月24日，鲁迅就记下自己“夜写《沈下贤文集》第十二卷并跋毕，全书成。”他就是这样在“无事”（无所事事）的情形中抄写完了整个的《沈下贤文集》。1915年5月的鲁迅日记，在5、7、27、28、31日共5天的日记中直接出现了“无事”字样。6月8日，鲁迅则又记曰：“……无事。夜修丁《金石萃编》讫。”看来，研究金石古碑也还是与“无事”大有关系。1916年，2月，有3天的日记中直接出现“无事”字样，3月16日就又记有“夜写《法显传》讫，都一万二千九百余字，十三日毕。”古书、古碑与“无事”还真是无法分离。如果考虑到这一期间，鲁迅虽然没有直接在日记中写下“无事”字样，而他其实也近乎无事般地就在抄书、抄古碑，那么，此时的鲁迅因“无事可为”而抄书、抄古碑的生存常态就更明显了。
1922年，鲁迅写了《兔和猫》。这篇散文化的文字能够让我们想到北京会馆时期的鲁迅对于生命之归于“无”的极其敏感：
我总觉得凄凉。夜半在灯下坐着想，那两条小性命，竟是人不知鬼不觉的早在不知什么时候丧失了，生物史上不着一些痕迹，并S也不叫一声。我于是记起旧事来，先前我住在会馆里，清早起身，只见大槐树下一片散乱的鸽子毛，这明明是膏于鹰吻的了，上午长班来一打扫，便什么都不见，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我又曾路过西四牌楼，看见一匹小狗被马车轧得快死，待回来时，什么也不见了，搬掉了罢，过往行人憧憧的走着，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夏夜，窗外面，常听到苍蝇的悠长的吱吱的叫声，这一定是给蝇虎咬住了，然而我向来无所容心于其间，而别人并且也听不到……[7]（P.552—553）
诚然，生命会在悄然中死掉，没有丝毫意义，在一个喧闹的世界上留不下任何痕迹。但是，一个活人的生命也并不因为他尚且还没有死而天然地具备某种意义价值——对于鲁迅这样的精神自觉者来说，就更是如此。想象一下，意识到生命会随时死去，一切踪迹全都会消失殆尽的鲁迅，对于他自己的那份聊且应付“无事”（没有作为、无所聊赖）境况而抄着古碑、古书的生存现状会有什么样的消极感受？1916年的除夕，鲁迅似乎极其无心地记了一句“……旧除夕也……”。但是，1917年的除夕却触目惊心地记有：“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20世纪的早期，无论鲁迅再怎么样是一个新型知识者，独身一人在异乡过除夕也总是一件令人伤怀的孤独之事。而鲁迅又只身借“录碑”而过除夕（同样的事情恐怕世上再难有第二个人做得出来了）。而“录碑”又不过是无事可为、无所聊赖的时光的“挡箭牌”而已。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对这种情形下的鲁迅而言，这世界简直就已经根本没有了时间，没有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了向往梦寐与爱恨情仇？甚至已经没有了一个人的什么生命与死亡之分，什么虚无与意义之别。这真是已经在虚无无为中沉到了生命存在的最低落、最消极之处。
但是，鲁迅既然在他的“账本”式日记里悍然记下了这一点，却也正暗示出他内心深处的“不甘于如此苟活”。
1916年11月30日，请注意，这个时间离1917年除夕不到两个月，日记记有：“晴。上午陈师曾贻印章一方，文曰‘俟堂’。”所谓“俟堂”，一说就是“待死堂”[15](P.1026)。那么，活着就是等待死亡而已了。这消极之状是可怕的。而且，按周作人的解释“堂”而“唐”，“又照古文上‘功不唐捐’的用例，可作空虚的意思讲，也就是说空等，这可以表明他那时候的思想的一面。”[15](P.1026) 这就是说，鲁迅有自谓在空空地等待着死亡的意思。周作人的微言大义，也是要不失时机地向世人表明——他的老兄鲁迅思想中有虚无主义者的气息。所谓“空虚”、“空等”之谓，已经是很明显的对虚无主义气息的暗示了。不必看鲁迅1925年才说的那句“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16]，鲁迅自我生命路途上一段时间内的虚无遭遇、虚无沉潜，我们从“沉默鲁迅”当时的日记里就能读出来。
看来，在鲁迅以“客观”著称的账本式日记中，他也没有办法不让孤独、寂寞，无所凭藉中的自己把虚无之感略有闪露。也许，有的人在自觉到自我的生存虚无时，还可以自欺欺人地大谈其人生意义、生命价值。但遭遇过生命虚无的鲁迅，并不想自欺欺人地回避自我生存的虚无境状。在那篇《呐喊·自序》中，他也是说得很明白的：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7](P.415)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效，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7](P.418)
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没有什么问题与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是我唯一的愿望。[7](P.418)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即《日记》中提到的钱玄同——笔者）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7](P.418)
在这里，鲁迅回忆与解释的就是他的“北京沉默”生活。他在努力忘却年青时做过的“许多梦”。我们知道这些“梦”曾经是鲁迅本人赋予其重大意义的。维新变革，救治病人的疾苦，改变国民的精神，自由独立的“意力”、独立自由的精神，“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人生，其中的意义寄托是一个比一个重大和深刻的。而所以要忘却往日的“梦”，是因为，在“梦”一一破灭之后，对“梦”的记忆会使得生命主体永远无法摆脱他的那份无人理解、无人在意的寂寞与痛苦，其实质则是对于自己的无梦人生、虚无人生还是无法忘记的。但“如今”是即使寂寞地记着自己的虚无、自己的无梦，但也无法再去做“梦”了：“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7](P.415) 那么，出于保护自己的消极本能，人就会去彻底驱除这难耐的寂寞、痛苦，难耐的虚无感觉，而情愿彻底地把一切关于“梦”（向往）的记忆统统忘光——宁愿沉沦（忘却）在真实的虚无无梦之中。
但忘却也是要有忘却之路的！“忘川之水”在哪里？对于鲁迅，或者沉入国民中，力图使自己也变成“示众世界”里的一位“空心看客”。或者回到古代去，比如在古书、古碑中消磨掉自己的生命，填塞起自己生活中的空洞，任这些古物吞噬掉自己鲜活的生命。而前后“两条路”，都是让自己变得如同一个没有灵魂，没有自己的真实意愿、真实向往的“自在存在物”（就像一块偶然落在路边的石头一样），把一切梦、向往，连同今日的寂寞、痛苦，连同自己全部的真实感受全都泯灭掉。这真是在竭尽全力要走向自我精神生命的“死亡与自戕”了。而鲁迅却反而说这样的灵魂麻醉与生命自戕正是他自己“唯一的意愿”。而且还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钞古碑本来就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明知道没有意义而去钞的，就是要以此消磨生命，就是要经此“死”回古代，忘却真正的自己而已。鲁迅生命之路上的虚无沉潜，可以说已经走到了有意去拥抱生命的“死亡——虚无”，有意去忘却活着的意义这一问题本身的彻底程度。
但是，一个人越是如此刻意地要忘却虚无、意义问题，恐怕就越证明他其实根本就没有忘却这一切。
一种形式的生命在其经过了死亡的极点过后，就会进入另一种形式的生命的开始，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而对于人类的生命存在来说，真实的恐怕是，在“死亡——虚无”的黑洞里走到底部的时候，一个生命重新拣取的意义价值及其创造路径也就临近出场了——但这还是后话。此刻，我们得回到对鲁迅日记的倘未完成的分析中去。
能够看到1917年全年、1918年前五个月的鲁迅日记比之1916年、1915年（这更像是鲁迅的“忘却真我”取得相对“成功”的两年）等更密集地、更多地出现了“无事”的字样。但是，在这些密集的“无事”字样中又同时出现了新的东西。其中的1917年5月13日，日记记有“得钱玄同信，即复。”这年8月9日，日记记有“下午钱中季来谈，至夜分去。”这就是著名的“金心异劝鲁迅作文”的开始。在此后的鲁迅日记中，十分触目地出现了大量记载钱玄同、刘半农等来访的信息。钱、刘等意味着勃起中的新文化运动。而1917年是蔡元培主持北大，陈独秀始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从上海迁至北京的一年，也是周作人来北京大学任教的一年。这年1月1日，《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2月1日，《新青年》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这一切，对于鲁迅内心的真正刺激是读过《呐喊·自序》的人可以想象的。从前自己办《新生》，在寂寞无闻中默默地收场。如今，一份虎虎有生气的文艺杂志正在身边成长，而且其中的主持者中又有自己早年的相识者，也可谓同道。这样的时代呼唤与个人机遇是鲁迅这样一位其实并未能真正甘心于自我生命的虚无境状的知识者绝不会放过的。在这里，我仍然相信竹内好的说法：“所谓由于金心异的访问产生了《狂人日记》，恐怕这并非事实吧。”[14](P.52)
而当试图在古书古碑之中求一份“忘却”的鲁迅，意识到身边正在发生一种真正的“可为之事”（这“可为之事”还是他年青时代曾经做过的一个“梦”）时，很自然地，他先前频频“往返”于古书、古碑之中而常常显得“忙忙碌碌”的情景就更显得空虚无聊了。所以，在新的“可为之事”尚未能着手之际，鲁迅日记中的“无事”记载反而增加，这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吧。
细心的人们还能够看到，1917年的除夕之夜还是“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而这年的中秋却是“朱蓬仙、钱玄同来。……旧中秋也，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极佳。”显然，“新青年同道”的频频来访的确赋予了鲁迅亮丽的心情。想象一下，月色再佳，倘若仍然是“夜独坐录碑”，那会是何等惨淡的月光！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1918年5月15日《狂人日记》发表前后的一段时间内，鲁迅日记中在同月的14日、22日、26日分别记有：“夜失眠。”“夜钱玄同来。失瞑。”“夜失睡。”而且在同日的日记中鲁迅并没有写下他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在过去，鲁迅对于自己的“失眠”经常是有所解释的⑤。那么，这些没有说明具体原因的“失眠”、“失瞑”、“失睡”，似能够暗示给我们：也许鲁迅已经意识到了，一种绝不同于“沉默”自我（虚无中的自我）的生命状态真的已经开始，青年时代一度破灭的生命之梦，又一次在诱惑着他⑥，一种给自己虚无、枯寂的生命存在带来根本变化的生命活动已经开始。
三
我们还能够在1918年之后的《呐喊》、《彷徨》中看到鲁迅遭遇虚无，沉潜于虚无的独特印记。这印记其实赋予了《呐喊》、《彷徨》等文字不可磨灭的“鲁迅特征”。这里，笔者想强调的一点是，就鲁迅生命存在的实际而言，遭遇虚无，沉潜虚无的境遇是集中生发、浸淫在1909至1917年之间的，但是，我们还能够在鲁迅1918年后的小说文本中看到他此前的虚无遭遇与虚无沉潜的“心迹”，同时，这些“心迹”却又不仅仅是对鲁迅自我生命在1909至1917年之间的虚无遭遇、虚无沉潜的简单复述，它们同时是1918年之后的鲁迅对其自我生命存在中的虚无遭遇、虚无沉潜的某种积极性、创造性的咀嚼和升华。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倾向于把《呐喊》、《彷徨》中显露的鲁迅遭遇虚无、沉潜虚无的“心迹”称之为“虚无体验”、“虚无认知”，而不再称之为“虚无遭遇”、“虚无沉潜”。其中的变动，隐含着1918年之后鲁迅生命存在境状的一种微妙变异，埋藏着他最终从其自我生存的虚无深渊中飞跃而出的可能性。
1922年12月3日，《呐喊·自序》中的那句话“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7](P.419)，就仍然在暗示着鲁迅内心的“虚无体认”。在某种程度上，这句话，以及同一篇文章中的此类话语：“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不以为可惜。”“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7](P.415) 凡这些也都暗示出鲁迅内心仍然存在的消极无为倾向，仿佛就在说：“现在，我终于可以一生没有梦地活着了”，“我终于可以不再对这个不堪世界说任何话、负任何责任了。”而且，自己还宁愿活在这种消极无为的状态中。“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是我唯一的愿望。”[7](P.418) 这一“情愿背离往昔的真我而甘于今日的淡漠与忘却”的自我否定意图，乃至“生命自戕”意图在《呐喊》、《彷徨》中常常隐约可见。
当然，面对《呐喊》、《彷徨》，我们能够在一个层次上读出鲁迅缓慢而又持续地击穿自我生存虚无的生命步伐，读出他日益坚毅、果敢地搏击生存虚无的努力（这是笔者将会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设若我们看不到鲁迅“虚无体验”的固执性、持久性，设若我们以为鲁迅很轻易地就脱离了自我生命的虚无、消极之境，很轻松地离开了他“感受着自我生命虚无”、“体验着自我生命虚无”的生存境状（而且，鲁迅还同时在感受着、体验着整个生存世界的苦难、黑暗与虚无[17]），那么，我们也就无法真正地领略鲁迅的生命感受、生命体验的艰巨性、深刻性与完整性，我们就太有可能把一个坚苦出世的独异生命赋以简单、虚幻的辉煌与艳丽，我们同时也可能把一个深刻、厚重的生命肤浅化、单薄化。
而《呐喊》、《彷徨》恰恰能够让我们在一个角度上充分领会鲁迅内心难以摆脱的自我生命虚无体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充分意识到一份独立自觉的生存价值诞生时的全部曲折性、复杂性。
作为《呐喊》开篇的《狂人日记》。它的全部文本就绝不仅仅是一种毅然反击“苦难——黑暗——虚无”世界的“悲壮进行曲”。甚至可以说，它就不是一篇纯正严肃的“悲剧小说”，它与卢梭的《新爱罗绮丝》、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托尔斯泰的《伊万·伊利奇之死》以及契诃夫的《第六病室》等意义指向具有某种整一性的悲剧性小说，在整体性的意义结构上就颇不相同。它的喜剧性、幽默腔的文言体序言深度地质疑着小说正文所表达的严正悲剧精神与悲剧意识。这序言明确告诉我们，那个发现了自我生存世界的“吃人——被吃”之酷虐秘密的现代人道主义者，那个珍惜他人生命以及自己生命，并且大呼“救救孩子”的孤独斗士，早就成了他所发现的那个“吃人——被吃”世界的“候补”成员。“康复”之后，去“候补”的“狂人”已经背离了自己“狂”中的“清醒”与“真心”。呜呼，“予”“因大笑”[7](P.422)。可以说，这一笑恐怕是20世纪中国最早的一场“黑色幽默”，是独醒者的“绝望自嘲”。
既然连那位独醒中的“狂人”如今都已经康复，已经去“吃人——被吃”世界里“候补”去了，那么，“狂”中的一切清醒发现与激情猛吼又究竟还有什么意义、什么价值？可见，鲁迅仍然在体验着“自我生命的虚无”——“自我精神生命的缴械”。而对于鲁迅，这一精神自戕所指向的，不仅是自我生命的“真心”与“真信”，而且也是现实环境中正在进行、自己也已经参与其中的新文化运动。这样彻底的自我生命怀疑，不是人人都能够拥有的，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够承受得了的——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逃避这样的自我怀疑，人们几乎总是有意无意地为自我生命的存在现状披上一层神圣、绚丽的外衣。这就是鲁迅与诸多“蓬勃义气”中的“新青年同人”并不一样的地方。尽管他内心很清楚“新青年群体”的价值，但是，他仍然不能不认为：如果这一切很快就会烟消云散，那么，觉醒的一代“狂人”们的清醒发现与激情吼叫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令人怀疑的。在某种程度上，从《新生》“同道”们的风云流散，到《新青年》“战友”们的升迁消退，“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12](P.150) 鲁迅看去多疑、偏激的虚无感受不就被他所亲历的事实证明了吗？
而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最早表现出来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意向在《呐喊》、《彷徨》的小说创作中也有程度不同的表现。
与《狂人日记》最接近的要数《长明灯》。那位最终疯到彻底的“疯子”（关于“疯到彻底”这一细节的精神内涵需另文讨论）也一度是“后来全好了的！”[12](P.58—59)“全好了”的“疯子”与“痊愈”了的“狂人”一样都传递着对于“疯狂”之中的精神觉醒、生命向往的背离，内蕴的也是鲁迅内心的自我怀疑倾向。
这样的情绪在N先生（《头发的故事》）愤激而自相矛盾的牢骚中也能够感受到。N先生一方面质疑着现实中人们的忘却本性，同时又暴露着自己“不堪纪念”与“宁求忘却”的消极情绪。于后者，N先生就是在质疑着他自己本该认同的同道变革者们的希望与梦想⑦。这使得牢骚中的N先生很带有几分虚无主义者的气息。而《故乡》之中，“我”也一边质疑着麻木闰土的“崇拜偶像”，也同时就在质疑着“我”自身所持有的“希望”[7](P.485)。
《彷徨》的开篇《祝福》其实也是一篇暗示着鲁迅的颇多消沉心绪的作品。“我”大体在一种超然、冷观的心境下半遮半掩地显露出自己对于“鲁镇”世界的不满、失望，以及对于祥林嫂的关心。“我”的这种状态首先就透露出“我”自己并不积极的内在心境。在鲁镇“我”所看到的是一系列令人失望的事：鲁四老爷大骂新党，他的书房散乱旧败；祝福时节的鲁镇人尤其繁忙；祥林嫂专门对着“我”问了三句话，而且她终于死在人们忙于祝福的年关；鲁四老爷甚至因此骂她“谬种！”；“我”怀疑鲁四老爷认为“我”也跟祥林嫂一样是个“谬种”——不合时宜地在祝福年关打扰了他[12](P.5—10)。所有这些，都似乎在不动声色之中与“我”决心尽快离开鲁镇有关——“我”内心对鲁镇世界的失望与不满是得到了相当的显露的。但是，显露而又不动声色这也就标明了“我”的某一消极心境——“我”甚至就不想让他人知道“我”的“真心”。此外，“我”又一边想象着晚年“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这是“我”在透视着祥林嫂的虚无境遇了，消极地认为：“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12](P.10)
同时，“我”也在不断地，闪烁其词地显露着“我”自己的无所聊赖、无所事事之感；并且往往为自己的“无为”而勉力辩护。我分明为自己回答不清祥林嫂的“三句问”而内心不安，但马上又自我辩护一番，意欲完全卸掉自身的言语责任[12](P.7—8)。在鲁四老爷书房里的“我”分明有一种百无聊赖的消极感受，但也立即转而说，城里的鱼翅令自己很向往，即便是朋友们已经风云流散，自己一个人去吃也还是一样的[12](P.8)。在祥林嫂已经死去，祝福的谎言正在弥漫鲁镇的时节，“我”也分明知道自己生命存在的懒散无为，但又偏偏说着一些试图遮掩自己的真实心绪的反语[12](P.21)。“我”同情祥林嫂，忍不住想知道她更多的生死情形，但“我”也一样极力让这种同情消陨在淡漠、无谓之中。“然而她是从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还是先到卫老婆子家然后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12](P.21)
因此，《祝福》中的“我”，对鲁镇不满而并不明说——更遑论去明言反抗与试图变革了。他对自己百无聊赖、虚无无为的人生也不满，但他也在不断地逃避，自欺欺人地试图让自己就在这种状态中心安理得地过下去。看来，“我”作为一个曾经想变革一下现状的“新党”，似乎真的就是过去的事情了。在这个意义上，“我”颇像一个在并不彻底的“痊愈”状态中，勉力自欺欺人、自我安慰的形象。
《伤逝》则直接表现了男女主人公的虚无感受、乃至虚无体认。面对爱情不再存在的真相，子君有“死了似的”眼神，她本能地寻求援助，却也“只在空中寻求”[12](P.124)。而此后的子君，就在被动无为中只负着生命的“虚空”[12](P.126) 了。在不乏盲目的爱情以外，子君并没有自觉地为自身的生命存在确立起一种意义价值，那么，空洞的爱情迟早就要显露它子虚乌有的真相。而一旦真相曝露，子君就只能承担其中的“虚空”。同样的生命境遇存在于涓生那里。有所不同的是，涓生不像子君那样被动茫漠，对于爱情表象下并无真正生命创造与人生意义的虚无，涓生有自己的敏锐认知：“我那时冷冷地气愤和暗笑了；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12](P.122—123) 这是对仍然在茫漠中仅仅寻求空洞“爱情”的子君式状态的深刻质疑。觉悟中的涓生，同时还有他对自我生命虚无的直接体认以及对身边也同样空虚、寂灭的生存世界的透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的存在。”“我要离开吉兆胡同，在这里是异样的空虚和寂寞。”“四围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能够感到，鲁迅在《伤逝》之中的虚无体认已经伴随着一种跃跃欲出的反击虚无的创造意志，时已1925年10月——在笔者看来，这离鲁迅在根本上脱离自我虚无境状的时间已经很近了。
甚至我们在《呐喊》中的《端午节》，以及《彷徨》之中的《幸福的家庭》、《兄弟》等小说中，也能够读出鲁迅对于自我以及自我所属的知识者群体生存方式、生存意义的质疑与否定。方玄绰一边有审视（带着明显的“质疑——批判”意识）社会现象以及自我生存现状的“差不多”高论。一边也有对于自己已经处在“无是非”状态中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反思[7](P.533—534)。这反思离招认自我生命的空洞虚无、没有意义也并不遥远。
在《幸福的家庭》中，鲁迅则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活生生的虚无场景。分明没有多少幸福可言（自然也还没有什么大的不幸）的平庸家庭生活。而这个家庭所处的那个环境世界，或者死气沉沉，或者多灾多难，根本就无处“挖出”一角幸福之地来。然而，小说的主人公却子虚乌有地假定了一个存在着幸福生活的地方，这地方他名之为A，并以此开始他的那篇小说《幸福的家庭》。当这个A最后化作了主人公屋内堆放的六棵白菜的形状时，鲁迅在这篇小说中沉淀着的虚无认知就讽刺性地达到了顶点——小说的主人公，一个新型知识者一天中主要的，“积极有为”的精神活动的意义已经被彻底地否定了。这里的质疑，可以说并没有明显的鲁迅本人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反思特征——鲁迅本人离小说主人公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但是，我们却不能认为，在这份虚无体认中就没有作为小说作者的鲁迅的一点自我警示。更明显地，这至少是鲁迅对于自己所属群体的新兴作家、新兴知识阶层的生存方式与精神状态的深刻质疑与否定，已经直接指向他们在精神上的虚无本质了。
而说到自我警示，这在《弟兄》这篇明显有鲁迅自我生活痕迹的作品中就更加明显了。在这里，鲁迅其实把怀疑的目光直接指向了人性深层空间的善恶纠缠。张沛君自己的那个噩梦质疑了他在现实生活中看来是“善良”的举动，也否定了他那慷慨的宣言：“我们就将钱财两字不放在心上。”[12](P.140;132) 而他仅剩的真诚、可爱则在于噩梦之后，终于还感觉到了周围世界的异样，终于在周围人的恭维中保持了一份体面的沉默。
如果说，具有浓烈象征色彩的《狂人日记》没有能够把“狂人”“康复”路上可能的自我悲苦充分细节化的话，那么，《孤独者》以及《在酒楼上》这样的小说则共同地颇为充分地完成了这样的任务。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康复”后“候补”去了，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是，在“狂人”所处的那个生存世界里，“狂人”可以不康复，不去候补吗？如果不的话，“狂人”又能够何去何从呢？他的可能性命运如何？《孤独者》展示了主人公在这一过程中所体验到的无望与痛苦。
魏连殳在物质生存的极度困窘之中走向了自我精神生命的自戕、肉体生命的自毁。进而，他不仅走向了对自我生命的背离，也实施了对整个生存世界的彻底否定——以自我毁灭的方式向世界复仇。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自戕的魏连殳与自杀的维特（《少年维特之烦恼》）之间的相似性。
由于魏连殳在S城“爱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也就是有点自由独立思想与自由独立精神），他被辞退了。从此生计无着落，曾经热闹的门庭也冷落了。不得已，他卖掉了自己心爱的书，落到了愿以抄写谋生也仍然不得活路的地步，最后才“康复”了：“我近来已经作了杜师长的顾问。”[7](P.93—101)
而他的“康复——补上”却是以自己的精神自戕，甚至肉体生命的自毁为代价的，而且还分明带着要以此蔑视、报复身边世界的怨恨情绪。“但是现在忘记我罢；我现在已经‘好’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12](P.102) 在魏连殳玩世不恭，自暴自弃，及时行乐，甚至但求速死的“顾问”生活中，我们看到了他对自我精神生命与自我物质生命的双重自戕。而在他对大良们及其祖母的恶意取乐中，魏连殳就已经在对于周围人群实施着报复性蔑视，对环境规则进行着愤激性反抗。而魏连殳的死后“冷笑”也让我们感受着他的有意自戕和他对于环境世界的蔑视与反抗：“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12](P.107) 那么，魏连殳自我生命的精神性价值又还能够在那里得到确认？“我自己也觉得不配活下去；别人呢？也不配的。”[12](P.101) 这表明，魏连殳知道他的“补上人生”没有意义，也意识到了现实生活中他人生命的存在同样没有意义。那么，无论对于自我生命，还是对于生存世界，魏连殳都实施了彻底的蔑视与否定。尽管如此，魏连殳式的生命道路还是空有报复、反抗，空有玩世之心而诞生不出他自我生命的积极价值，魏连殳也同样失去了积极作用于环境世界的一切可能路径。可以说，魏连殳式的“反抗”是一种具有虚无主义气息的反抗——是“工人绥惠略夫式”的反抗。
联想范爱农求生无门的悲剧，他落水而死之后，鲁迅就疑心他是自杀的。那么，魏连殳生命悲剧的展开，简直就根本不是小说中的想象与虚构了。自然，这中间也饱含着归国鲁迅自己在谋求物质生存过程中的复杂体验。想象一下，鲁迅归国，就做满清王朝治下的“教员”，自1912始，鲁迅就做着所谓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官员，时而不得不去做一些诸如拜祭孔子之类的事务，公职之余，“无所事事”，就抄他的古书、古碑，但求“回到古代去”。那么，在魏连殳背离“生命真我”的精神惨痛之中，在他对生存环境的报复与蔑视之中，在他的虚无之路上，鲁迅不是仍然在回味和打量着他自己生命存在中的虚无遭遇与虚无沉潜吗？
而《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曾经拔掉过神像的胡子，曾经连日里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与朋友相打，如今也一样走上一条背离自我精神生命的混沌虚无之路。“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糊糊”，“随随便便”，“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做。”[12](P.26—33) 这一自我生命虚无的自供是多么直截了当！
“……只要模模胡胡。模模胡胡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云’去。”
“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
“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12](P.33—34)
而其中的原因则一样是因为还要“谋生”，而且，即使背离了“自我真心”，而去教着“子曰诗云”也已经“不大能够敷衍”了。[12](P.34)
这些背离自我生命初衷，日渐沉落在自我生命存在的虚无境况的形象，一再被鲁迅抒写着，他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牵挂与同情。无论是“候补的狂人”，魏连殳还是吕纬甫，甚至N先生，鲁迅都“精心策划”，在他们的身边安排上了一位“知音”式的朋友“我”。鲁迅爱这些坚苦、无奈中的生命自戕者与生存沉沦者，但是，他安排的那些“知音”也在质疑着“候补的狂人”、自戕的魏连殳与沉沦的吕纬甫等人。似乎在一个艰难时世之中，一个独立觉醒的生命也还是有别样的存在路径可寻，这路径不是通向虚无混沌，通向生命自戕与自我沉沦，而是通向活着的真正意义、真正价值创造的。在这里，我们可能会隐隐感到鲁迅不断打量这些沉沦生命的真正用意——他在沉思，在不断积聚着抗击虚无的生命力量？但这都需要另文讨论了。此处，笔者想强调的是，当鲁迅在他的小说中不断展开对于这类背离自我生命理想的人物的抒写，不断展示独立、觉醒的生命一个个被逼向生存困境、价值危机之中时——如果我们持有一定的自觉的哲学视野的话，我们会知道，鲁迅这是在咀嚼着他自身的价值危机，咀嚼着他自身的虚无体验，他笔下那些在痛苦中背离自我生命理想的人物在向我们诉说着鲁迅自己的虚无体认，这些人物的自戕、自毁也在曝露着鲁迅内心的自弃情结，曝露着他的虚无沉潜倾向。
总之，我们能够从“沉默鲁迅”（1909—1917）的私人生活困境和社会性价值危机中大胆想象鲁迅自我生命存在的价值危机——想象他生命存在路上的虚无境状，我们也完全能够依据相应的少量文献看到“沉默鲁迅”的确遭遇了虚无，并且一度深深地沉潜于虚无，我们还能够从鲁迅1918年后的小说文本中隐然见到鲁迅藉小说创作而反复咀嚼着他自我生命存在路上的虚无体验。在笔者看来，这一切构成了“沉默鲁迅”的生命险境——一个“生命真我”的“死亡——虚无”之境，一个生命的深渊。但是，“死”而后“重生”，越过了虚无而后有真正的意义，正所谓绝处逢生！对于“未来的”（1918年后的）鲁迅，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去期待。而此处见出的学术问题是，正是“沉默鲁迅”——1909年至1917年的鲁迅有着他最初的虚无遭遇和最深的虚无沉潜。
注释：
① 参阅拙文《重塑现代人类的生命信仰——“19—20”世纪的存在主义思想与鲁迅的精神之路》（1—4），《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6期，第10—12期，以及北京师范大学2005届博士论文《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穿越生存虚无、撞击世间黑暗的现代信仰者》第三章第一节；笔者所用的“虚无”取的是这一词汇在存在主义哲学价值论上的含义，虚无即没有真实的价值依托。
② 就笔者的阅读感受而言，《伤逝》中的爱情描写最令人难忘的是，涓生对于子君的不满强烈地表现为一种对其精神生命的日益枯萎，甚至衰竭、消陨的不满；最典型的批判性透视语言就有：“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等等；不难读出这些话语对女性生命精神之光的孜孜渴求，也不难想到涓生的这类话语是与鲁迅自身的“女性期望”相类似的。
③ 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7页；鲁迅对朱安提出的两点要求是：一放足，二进学堂。
④ 这里的摘录都出自《全集》第14卷，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摘录内容所在的页码。
⑤ 1912年至1917年的鲁迅日记常记自己被邻室人所扰而不得安睡；又如鲁迅1913年12月20日的日记（《全集》第14卷，第82页）记自己“不眠至晓”，是因为此夜为看守历史博物馆藏品宿于教育部中。
⑥ 对此，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甚至有所明言；“我”又“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全集》第1卷，第415页）。
⑦ 参阅《全集》第1卷，第461—462页，第465页；对于后一个命题，鲁迅写出的是那句源自阿尔志跋绥夫的著名的话：“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参考文献】
[1] 彭小燕．重塑现代人类的生命信仰—“19—20”世纪的存在主义思想与鲁迅的精神之路（1—4）[J].鲁迅研究月刊，2005(10—12).
[2] 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15.
[3] 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3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483.
[4] 鲁迅全集（14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 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1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107.
[6] 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鲁迅故家的败落[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241.
[7] 鲁迅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 鲁迅全集（第1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 自由、虚无与信仰——青年鲁迅对虚无的体认与反抗[J].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1).
[10] 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413.
[11] 景宋．民元前的鲁迅[A]//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
[12] 鲁迅全集（第2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3] 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65.
[14] 竹内好著，李心峰译．鲁迅[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46—47.
[15] 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
[16] 两地书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399.
[17] 北京师范大学2005届博士论文．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穿越生存虚无、撞击世间黑暗的现代信仰者（第三章第一节）[D]. 鲁迅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