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伴随中国向全球大国成长的“烦恼”之一是中外之间相互理解上的不平等、非对称。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于文化观念的差异所造成的。同时，也与中国自身的文化现代化水平和文化外交能力相对滞后有关。无论是参与未来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变革，还是全面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都要求中国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生动力，从思想创新、体制改革、能力建设、产业扶持和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补齐文化外交的“短板”。就未来中美关系而言，如果中国不能及时地改进文化影响力，不能创设与经济赶超战略等量齐观的对外文化战略及精良的运行机制，那么无论合作愿望多么强烈，也难以使美国确信“合作”将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唯一价值取向。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当代文化外交的内在机理和发展规律加以总结，对中国文化外交存在的“短板”做出剖析，力图推动建立一个跨层次的研究框架用以解释文化外交，丰富文化外交理论，推进中国与世界文化融合，保障对外战略的平稳、可持续实施。

关 键 词：美国军事与外交  中美关系  文化外交  软权力  中国对外关系文化“短板”

文化是影响国际关系的恒定要素之一。然而，作为精神存在的文化是容易感知，却难以准确计量，这也造成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时间地处于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硬权力”笼罩之下，仅被视作一种间接影响对外决策思维和行为的隐性要素，而难以受到学者的青睐。①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总体趋向缓和，但其内涵却更加复杂，传统的地缘政治格局不断被新的利益组合所打破，“文化和文明对于世界政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从而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文明冲突论”、“软权力”学说的出现、建构主义理论的兴起都表明，国际关系研究至少在部分地发生社会学转向。②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以文化为核心来源的“软权力”研究显著增多，这与国内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必然要求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文化意识，预防社会失范和文化安全风险；另一方面，在“硬权力”快速提升之后，中国迫切需要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主动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③压力催生思想，需求刺激供给，围绕加快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各类研究方兴未艾，也成为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

在众多涉及“软权力”的研究中，文化外交是新的分支，缺乏系统理论和相关文献基础，主要是因为文化概念自身的宽泛造成研究边界模糊，人们很难“看全、想全和说全”。与此相关，“无所不在”的特性也导致文化在外交实践中与其他手段、方式容易产生重叠和混淆。比如，国家推出各类“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对外招商引资活动，似乎是经济外交的一种形态，而实际上则因为文化发挥了一定的对外形象塑造功能，也符合文化外交的基本宗旨。又如，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目的、手段、对象、参与者高度相似，有的研究认为，文化外交只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研究则指出，文化外交较于公共外交更注重“主体的平等性、方式的对等性和相互性、内容的相对真实性和目标的长远性”。④本文作者认同的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外交是一国政府利用本国思想、教育、艺术、信息、创意产品等资源禀赋，在外国民众中建立理解、信任乃至仰慕的长期行动。文化外交不是对外政策的简单解读和直接宣介，而是将自身的文化特性、价值理念和社会生活等系统地、自然地昭示于人、取信于人的过程，需要数代人“持续付出资金、才华、勇气和时间”。⑤

中国是文化古国和文化大国，有着文化外交的历史基因和丰富的现实资源。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年来走出国门的人数快速增加，2015年已达1.2亿人次，全球150多个国家已成为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地。⑥人群承载文化，传播文化，不同民族的往来促动不同文明的交汇、碰撞。这一变动也意味着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文化维度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一方面，中国进入全方位对外合作新阶段后，打造中外“命运共同体”成为对外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民心工程”在各个方向齐进并举，文化外交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愈加凸显；另一方面，中国还是一个新兴大国，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属性决定其文化资源、文化体制、文化产业和文化人才等仍然落后和不足。在这样的条件下参与全球范围的文化竞争，中国仍然处于“赶超者”的地位，文化外交“短板”是处可见。

本文尝试对文化外交的由来和历史经验加以梳理和总结，重点对中国文化外交存在的“短板”及其改进做出思考，进而对文化的现代化及文化外交理论进行初步探讨。

一 文化外交的由来

“文化”概念的宽泛和混杂是造成文化研究分散而困难的主因。对于“文化”的定义，中外古今都经历了悠久而复杂的认识演变，迄今仍分歧不止，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类：⑦

(一)笼统地将人类所有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活动归为“文化”，其具体表现为器物、制度和观念，而观念文化最集中、最典型地体现“文化”。

(二)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具体样态。文化人类学者认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艺术、道德、信仰、生活方式构成其专有的精神特征。

(三)文化是人类社会化过程中积淀而成的素质、能力和行为习惯，是后天获得的一切规范、习性的复合体。

(四)文化是心理导向的符号系统，通过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有意义的符号”，激发人的具体想象和精神创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文化的起源是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发生主观意识，并给自然界赋予个性印记的结果。人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⑧随着物质活动由低级向高级演化，人类社会分工、组织方式、制度形态也不断递进，而国家的出现则标志着世界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阶段。奴隶制国家的诞生不仅带来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还促进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物质生产与精神文化生产的进一步分工。恩格斯说，“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奴隶制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就没有现代的欧洲”。⑨

早期的世界文明主要由农耕经济所规定，游牧部落也因货物交换的需要，或因对土地、财富、人口的争夺，与农耕世界进行和平的，有时是暴力的交往，但最终结果是前者被同化而萎缩，后者则不断扩大和兴盛起来。这一时期，各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基本处于相互闭塞的状态，文化身份的自觉尚缺乏相互比较和借鉴。此后，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出现差异，特别是当农耕大国逐渐强大并产生了周边辐射效应，或同一区域内多强竞争与对峙的局面形成后，其相互交往开始频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彼此间传播和冲击。无论是商贸网络、使节出访、旅行游历、宗教布道等和平方式，还是因争夺土地、资源、商道，以及移民等引发的暴力冲突或战争，都直接地促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生产技术、工艺艺术、语言风俗、宗教信仰、思想意识等的扩散，人类文化的多源性和多民族性由此形成。⑩

始于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文艺复兴”，借助于“巨大的技术进步”，产生了一大批文化巨人，也超越意大利和地中海东岸欧洲各国之间传统联系，不仅在欧洲“第一次创造了一个牢固的文化区域”，而且将其触角有力地延伸到美洲、印度等新大陆。地理大发现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商业和文化空间，人们“直到这个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则构成现代大工业的起点”。(11)当18世纪后半叶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真正来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2)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一个全新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化融合趋势由始席卷全球。

然而，基于工业革命的第一波全球文化融合不可避免地充满着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恩格斯洞见到的世界文化，并非是洋溢着温情与和谐的整合过程，而是“各文明国家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的不平等与非对称的状态。西方殖民主义内在的“人文使命”搭载其综合实力的便车，堂而皇之地“将欧洲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安排的‘便利’带到亚洲、非洲和美洲。当地民众若非被‘文明开化’，他们便是蒙昧未开、粗蛮野性而逊于人类的东西”。(13)这便是现代文化外交的发端。

法国是第一个将对外文化输出纳入官方外交的国家。18、19世纪法国外交的一大特色是委派文化名人出使海外，致力于树立法国威望，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19世纪末，欧洲列强在中东、近东和远东地区展开激烈的势力范围角逐，输出文化并在当地培植亲己势力成为商贸和坚船利炮之外的另一竞争领域，法国文化外交由此正式开启。在法国外交部的资助下，私立文化宣传机构法语联盟于1883年成立，该机构利用其非官方身份“在宗教和官方机构因政治原因而无法进入的地区传播法语文化”。及至1939年，该机构在海外设立法语学校达千余所之多。进入20世纪后，法国政府开始直接介入对外文化事务。1909年，为协调日益增加且名目繁杂的对外文化活动，法国外交部成立国外法语学校与著作办公室，1920年将其升格为法语著作司，专司“法国对外知识扩张”之职，明确宣称对外推介法国文学、艺术、工业文明、思想的法语学校“是我国政府的一件武器”，并坚信“知识渗透是我们的对外行动中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1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降为第二世界国家，文化外交作为挽救其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获得法国政府的高度重视。1945年，法国外交部成立对外文化关系总司，其预算占外交预算的一半以上。在半个多世纪中，无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发生变化，文化一直在法国外交中占据“支柱”、“王牌”的地位，其“通过弘扬法国语言和文化来突出法国在世界的作用，实现以非正式的‘朋友’俱乐部的方式来影响世界的目的”未曾改变。进入21世纪后，法国政府意识到“大国寻求影响的手段越来越少，因为帝国主义和军事占领日益罕见并遭到国际社会的唾弃，而随着新兴经济国家的兴起，北方对南方的技术统治也越来越不可靠，因此文化就成为一国对外活动中少数可以施加影响的手段之一，拥有文化影响力也就是拥有政治影响力，文化是国际舞台上彰显实力的硕果仅存的影响之一”，提出向“影响力外交”转变的新策略，并及时地进行文化外交改革，将对外科技交流内容和援助职能与原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部分合为一体，在外交部设立国际合作与发展总司，全面展示其现代化大国的对外形象。(15)

英国曾是全球霸主，也是现代西方文明扩张的先锋。然而，英国的文化实力更见诸于分散在民间文化组织的自发行为，最初其境外宗教活动、学术交流、对外传播、报业兴办、行会延伸等并无系统规划，也缺乏政府的支持。随着大英帝国的没落，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全球影响力被严重削弱，英国官方开始意识到对外文化关系对于维持其大国地位的重要性，文化外交被提上英国外交的议事日程。

1923年，英国政府决定在非洲殖民地和埃及实行以推广英语教育为主的文化政策，还在拉美国家创办学校推广英语教学和传播英国文化。同时，英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改组英国广播公司(BBC)，将其纳入官方文化外交体制之内。1934年，在英国外交部的支持下，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后更名为英国文化委员会)成立，负责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和地区促进文化、教育、国际关系拓展和交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更加重视文化外交对于保持其大国影响力的支撑作用，成立外交部对外文化关系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演变，英国各相关政府部门基于英国外交政策的取向将其工作重点及使用资金和援助方向进一步分工细化，进而形成灵活有效的文化外交推进机制。(16)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电影协会、大英博物馆、英国奥委会等大批具有代表性的非政府组织和公立机构，文化、艺术、体育界名人也大量跻身于文化外交实践，其作用和影响更为显著。英国文化外交战略与时俱进，灵活应变。冷战时期，英国确立以英语世界、英联邦和欧洲为重点的文化输出方向。冷战结束后，英国实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并重的战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型文化主题活动，着力打造其“充满活力和创意、多元包容、自由开放”的新型国际形象。(17)

作为后起大国，美国对外文化输出经历了一个较长的“从民间自发到民办官助，再到官民结合”过程，这也是伴生于美国综合国力兴盛的衍生现象。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文化以其“现代性”、“大众性”特征已在全球多元文化交流中占得优势地位，但官方对此给予支持还仅限于“促进(制造商和文化公司的)海外经济扩张”目的，并未充分意识到文化传播对于美国外交的作用和意义。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面对轴心国在拉美地区发动文化攻势，美国政府为稳定其在拉美地区的既有利益格局，开始制定对外文化战略。1938年，美国国务院设立文化关系司，随后又成立美洲国家事务协调局，前者大力推进对拉美国家教育界、艺术界、科学界、新闻界精英人士的资助计划，后者则有效利用在艺术、科学、教育、旅游、广播、新闻出版，以及电影等领域公共和私人资源，向拉美国家民众宣传美国社会和文化。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美国文化外交在拉美地区“试水”成功，不仅有效地改变了拉美知识分子乃至一般民众的原有成见，美国文化自此进入并占据当地文化主流地位，而且巩固了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力，为保证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一定贡献。(18)此后，美国文化外交逐渐羽翼丰满，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相对完整、集合官方各部门和社会各方面能量、不断在技术和组织机制上创新发展的运作体系，在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调整对外关系和促进美国价值观及制度文化吸引力等方面均发挥显著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针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展开长达数十年的“文化冷战”，不断完善其对外教育文化交流立法，设立美国新闻署和行动协调委员会，组建著名的和平队，还通过中央情报局等秘密渠道，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全球各地争夺思想空间、舆论阵地、人脉基础，营造亲美意识和社会倾向，其总体成效得多于失。美国以“和平演变”为导向的对波兰文化外交是其持续时间最长，投入力度最大，效果和影响最为明显的案例之一，经过长期和全面的经济与文化渗透，美国最终成功地策动波兰内部势力颠覆该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并由此造成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19)

冷战结束后，文化外交曾一度在美国整体对外战略中受到忽视。2001年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再度加大文化外交力度，在全球，特别是穆斯林国家推出“向世界营销美国故事”的文化行动，旨在“消除针对美国文化和政策的消极、荒诞的观念，在伊斯兰世界倡导自治、宽容和多元主义的声音”。(20)2006年，美国出台官民合力打造的“全球文化计划”，运用教育、文化、电影和新媒体等方面的资源，重塑美国文化的对外行动能力，遏制伊拉克战争后全球反美主义势头，修复其受损的国际形象。(21)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加快，面对各种不同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文化传统的激烈竞争，美国更加注重打造其对外文化塑造力。为配合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政府在文化层面也加大外交攻势，通过增加接受富布莱特访问学者、扩招亚洲留学生和在当地美国文化中心推出丰富多样且具有现代性、亲和力的文化活动等手段，传播美国价值观，拓宽人脉关系纽带，缩短与民众的心理距离，巩固其存在感和长期影响力。(22)

二 文化外交的基本特性

选取法、英、美三国文化外交加以概述，虽难免以偏概全之嫌，却意在强调一个基本事实，即当代世界文化外交从何而来，其传统、模式由何人打造，当下时尚和强势地位何在。恩格斯说，“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已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23)就文化外交而言，其源头无疑是来自西方对外殖民过程中的文化自觉意识，其过程无疑得益于近代以来其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开放性、扩张性。然而，作为一般规律，哪些是“整个历史”所展示并应当由人类所共享，特别是对于解决未来中国与世界文化融合问题有所启示的基本经验呢？

其一，文化是外交的本源，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外交便失去了内在精神、个性和对外行动的定力。外交是国家对外行使主权，实施对外政策而进行的各种外事活动的总称，是运用智慧和技巧，以和平的手段和交往艺术维护和促进其自身利益的政治行为。(24)“外交行为受领导人思想意识的支配，而领导人外交思想不仅是在对外部环境长期做出反应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本国家、本民族的政治文化、观念形态的反映。国际政治包含着不同国家利益的协调与冲突，也充满着不同思想原则的相互撞击。因此，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以至广义上的文化来进行考察”。(25)显然，文化与外交之间具有天然的因果关系，一国文化基因而非具体时空和环境条件最终决定其对外关系的根本特征。法国外交的“民族荣誉感”与特立独行风格、英国外交的“经验至上”与实用主义传统、美国外交的“使命观”与“现实主义”思想交织并存，俄罗斯外交的“救世意识”与坚韧强悍气质、日本外交的“无常观”与机会主义手法等，无一不与各自特殊的历史、文化形成过程密切相关。(26)总之，文化性格塑造国家的身份差异，也是形成内部认同和外部张力的基点。

其二，文化外交是旨在拓展自身文化安全的对外竞争活动。国际体系的无政府主义特质和经济、技术、信息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加剧了各国文化疆域模糊，以及民族国家文化安全的脆弱性。尽管文化是平等的、对称的，但会因客观环境的制约、自身开发能力与对外影响给人以不同的存在感。在全球文化外交竞技场上，不同民族的文化竞争组成了多彩的风景线，同时也是造成国家间主动与被动、强势与弱势紧张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强大的民族文化催生先进的外交，贫弱的民族文化必然无法支撑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梦想。从这个意义上说，自觉而不断地进行文化建设、改造和创新不仅是检验一个民族先进性、自信心的客观标准，也是提升其对外部世界回应、融合与建构能力的根本之道。更重要的是，维护自身文化安全不能无视全球化浪潮之下对外开放的必然性，闭关锁国环境只能保持暂时的文化“自大”，却可能造成长期的文化僵化与落后。一旦打开国门，封闭、保守的文化反而会在外部世界的强烈冲击下溃不成军，甚至造成一个民族长期的心理陷落与精神迷失。相反，一个民族只有大力践行文化外交，在全球多元文化的海洋中“会当水击三千里”，把握大势，识别暗流，取长补短，包容兼收，才不致陷于灭顶之灾。

其三，文化与外交的内在联系决定了文化外交的特殊工具性。外交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寻求获得在国际体系中的安全感，而实现这一目标，既需要相应的“硬实力”作为后盾，也需要“软实力”如影随形。力量之“软”，在于“施动者的非物质性、无形的资产所产生的，通过某种非强制性方式”使受动者对其目标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进而产生合作意愿。为此，国家必须有效地调动自身的“软”资源要素(其中文化、制度和政策是为首要)，通过具有“吸引力”的对外交往活动取得感化人心、消弭敌意、改善形象、增加认同等实效。(27)“软实力”功能和地位的上升，不仅可使“硬实力”差异造成的国际社会等级秩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观，而且也能极大地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韩国持续推行以时尚艺术、服装、流行音乐和影视作品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输出战略，“韩流”效应在中国大行其道，令中国民众对其认知发生较大变化；(28)2009年12月，太平洋岛国斐济派出的“女孩大使”拉维塔以一席令世人动容的演说，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独领风骚，也让众多岛国代表分享了“受害者”的话语权红利；宗教小国梵蒂冈并无“硬实力”可言，却在全球拥有12亿信众，其“宗教外交”日益活跃。2015年9月，教皇方济各访问美国，引发万人空巷、媒体“围观”的轰动效应。

其四，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功能决定了文化外交的形态和规律。历史实践表明，文化外交自始至终都是各国，特别是大国总体外交的重要一环。英、法、日等国的文化外交甚至在维持或争取世界强国地位的过程中发挥特殊作用；对于美国和俄罗斯而言，文化外交则在伊拉克战争、乌克兰危机之后再度兴盛，为转化外部舆论压力，重塑其国际形象做出显著贡献。(29)文化外交不同于政治外交，它是在官方组织动员和鼓励资助下对外国开展持续性人员交流、文化艺术传播，以及价值观、生活方式推广活动。在这一主旨下，留学教育、学术交流、演艺巡展、语言培训、文化援助、科技推介等均作为有效载体，面向外国知识精英、青年群体，乃至所有公众开展工作，并因其自身的实用性、公益性、观赏性、新奇感等更易于接近工作对象。文化外交的行为体绝不限于政府文化官员、外交官员，更多是由文化名人、学者专家、艺术家、体育明星，以及相关社会组织、专业团体构成，因而具有更为广泛的参与性。在特殊情况下，文化外交甚至可以超越政治外交，起到补足和改进后者“短板”的作用。(30)总体而言，文化外交的周期更长，韧性更强，功利性更隐蔽，其“润物无声”的收效需经多年方有显现，从而是一国外交政策视野和战略耐心的集中体现。

其五，文化的层次分野、变动趋势推动外交加速“非传统化”。文化外交是通过“可分享价值”来接近和赢取外国受众的。根据“可分享价值”生成的难易程度，文化外交可分为以下层次：(1)政治或宗教等意识形态，这些领域集中体现国家之间差异性、排他性，因而文化外交的活动空间相对狭小；(2)基于现实需求而超越意识形态差别形成的合作制度，其文化兼容和妥协空间较大，各方对生成新的合作文化易持开明态度；(3)人文、艺术、教育等领域互通性和开放度较高，各国文化精英之间容易产生“价值叠加”，是建构彼此理解和亲近感的有效通道；(4)旅游、文化贸易、文化创意产业、新兴传媒乃至大众餐饮等民间、民营、民属的社会空间门槛最低，便于文化外交进入和施展身手，容易促进当地民众的文化认同感和“价值共识”。(31)近30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政治民主化进程加速，精英政治式微，大众政治崛起，无论在双边领域，还是在多边进程中，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乃至议程设置能力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显著上升，使得当代外交的目标次序发生改变，工作重心下沉，新兴政治力量和草根阶层成为重点争夺对象。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其首次访华的第一站选在首个《中美联合公报》签署地上海，通过与中国青年直接对话，释放“向中国学习”等善意，拉近与中国民众的心理距离，被外界评论为“此行最大的亮点”。希拉里•克林顿在其担任国务卿期间曾力推“巧实力外交”，明确提出这一概念不仅强调对传统“硬”、“软”力量的巧妙运用，更意在“打破过时的外交范式”，拓展外交维度和纵深，利用社交媒体等技术平台将外交触角伸向对象国的民间社会，让“普世价值”深入人心，以形成有利于美国外交目标的民意压力甚至自发行动。2010年起连续发生在中东诸多国家的“阿拉伯之春”，正是美国通过新闻媒体及社交网站远程操纵的“虚拟”革命。(32)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文化外交并非仅仅服务于政治目的，或脱离其他外交目标和手段而孤芳自赏、自行其是。文化外交还可以在推销“品牌产品”、促进留学产业等经济外交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大众消费模式、生活样式和技术特长的对外输出不仅能够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也会带来潜移默化的文化效应，埃及古迹、欧洲建筑、美国快餐、日本柔道、南美拉丁舞皆为范例。

三 中国的难点与思考

过去60多年来，中国文化外交的兴衰起伏与国内政治变化及对外政策调整大致同步，呈现出前后“两个30年”的具象。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文化外交地位特殊。这一时期，政治和经济外交受制于西方敌对国家的孤立和封锁，国际活动空间十分有限，文化外交因而成为总体外交的主要工具，深得第一代领导人的重视。周恩来曾将文化外交比作“先行者”、“播种机”，他指示对处于美国控制下的拉丁美洲开展友好工作，要先从民间入手，从文化入手，广交朋友。他亲自践行这一方针，并与智利诗人聂鲁达和画家万徒勒里里(Jose Venturelli)、古巴诗人纪廉(Nicolas Guillen)、巴西作家亚马多(Jorge Amado)等一批文化名人结下友谊。在后者的带动下，拉美许多国家成立了中国文化协会，致力于介绍中国文化和推动各界人士访华，邀请中国文化界名人到访。(33)整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外交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仍然较为有效地动员和整合内部的文化资源，以周边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主要目标开展工作，对争取广泛的外部同情，团结友好力量，扩大反帝反殖反霸国际统一战线，塑造和平、正义、友善的国家形象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与此同时，初创的中国文化外交也有其不足和缺陷。在冷战因素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新中国的文化体制、外交理念表现出过度集中和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等特征，行为者由宣传、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卫生、体育、艺术、翻译出版等公立机构，以及官办对外友好团体构成，缺少公众的广泛参与。“革命文化”的主导地位导致文化外交过于集中对新中国的形象建构，选题和叙事力避“封、资、修”之嫌，却失去了历史的厚重感以及话语体系的生动性。特别是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外交被激进的对外宣传活动所取代，文化外交体制基本废黜，参与人员或被“专政”，或被遣散、转行。频繁的政治运动和僵化的计划经济还使得中国文化产业规模、业态、产能难以充分发育并在文化外交中缺位。文化外交也从未将经济收益纳入其考量范畴，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均不计成本。(34)

在20世纪80年代迄今的30多年中，文化外交随国家整体对外关系的快速发展取得长足进步，首先体现在文化外交覆盖面得到极大的拓展，至2009年中国已同145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近800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上千个境外文化组织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其次，由于政府间主体外交的支持，文化外交的规模、规格和容量显著提升。21世纪以来，中国与法、英、德、意、西、俄、日等国先后合作举办大型“文化年”、“文化节”等专题活动；再次，通过开展双边、多边、地区间和国际间的外交合作，增强了中国在国际多边文化事务中地位和话语权；(35)最后，中国文化产业完成由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并开始产生“外溢”，有望为文化外交提供坚实的市场资源和经济支撑。2016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文化产品出口国，出口贸易总值达61亿美元。(36)

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还应看到中国文化外交发展不易、不强的一面，从而才能对其现存“短板”之由来有进一步的理解。在这30年中，尽管文化外交在官方文件中与政治、经济并列为外交的三大支柱，其实际地位却相对下降。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在官方外交渠道畅通的情况下，文化外交因难以起到以往“开路先锋”的作用而易被忽略；二是在一段时间里，外交工作的重心偏向“为国内建设和发展”服务，经济外交成为主要议题之一，文化外交则相对次要；三是在扬弃“反帝反殖”、“输出革命”等过时的理念后，新的文化外交价值体系未能得到构建，与当时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和发展理念一度出现严重偏差，精神文明建设滞后于物质文明建设的情况密切相关。“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工作中，忽视思想教育，忽视精神文明，‘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37)四是工作体制在反复裁撤后弱化。基于当时形势需要，国务院于1958年设立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统领文化部、卫生部、国家体委、广播事业局、宗教管理局、中国科学院等众多部门和机构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形成相对集中的领导体制。“文革”期间，对外文委被撤销。1981年3月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恢复设立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然而，1982年3月国务院实行机构改革，将52个部委减至43个，对外文委再度销声匿迹。(38)目前，对外文化交流事务由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负责组织、规划，其职能定位、人员编制显然难以有效担负广义文化外交的统筹和管理之责；五是财政投入不足。20世纪90年代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各级政府对文化投入持续下降，文化事业经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占比由“八五”期间的0.5%回落到“十一五”期间的0.36%，远低于教育、卫生事业费和科技使用费。(39)

当下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及影响与日俱增已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中国在迈向全球性大国的过程中不断遭遇外部世界的不解和疑虑，甚至敌视和排斥。其中原因，既有西方对中国政治体制和国际战略的失望与焦虑，也与中国仍处于大而不强，将强未强的转换期，尚需要时间学习和掌握“在世界舞台的中央长袖善舞”全面能力有关。(40)放眼未来，伴随中国加快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步伐，一系列对外重大贸易、投资、产业对接举措相继出台，不仅会带来中国与各方利益的深度勾连，也可能引起相关的人文和地缘政治反应。如果文化外交不能及时跟上，缺少“民心工程”的保障作用，此类跨国经济合作安排的可持续性、安全性则难免令人存疑。对此，决策高层不仅深刻洞见，而且及时对中国外交理念做出重大调整。

早在2007年，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正式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009年，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他首次提出“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努力使中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41)在2014年10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知道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的看法，想知道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想知道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等。这些光靠正规的新闻发布、官方介绍是远远不够的，靠外国民众来中国亲自了解、亲身感受是很有限的。而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曲音乐，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京剧、民乐、书法、国画等都是我国文化瑰宝，都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42)

显然，在新的国内和国际需求的重压之下，中国外交议程的次序必然发生改变，如何让外界理解中国已经成为首要使命。(43)历史似乎正在回归，文化外交再显身手的时机已悄然到来。为此，文化外交须加速改革，如同正在进行中的经济改革一样，其发力点应集中于“供给侧”。

(一)创新指导思想，明确主流意识。当前世界各国的主流文化都呈现明显的复合特征，即本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融合，世界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融合。中国主流文化同样面临传承、融合与创新的三大使命。“从这个角度看，当今中国的渊源主要有三种‘源流’：一是三千多年以来的传统历史文化，它主要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精神和价值观层面起作用；二是遭遇西方一百多年以来的启蒙和革命的文化，它主要在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架构层面起作用；三是近30年来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文化，它自然主要是在经济和物质领域起作用，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44)构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文化，正是需要将三大源流打通和整合。客观地说，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化在发展和繁荣中并未解决好这一问题，片面地“尊古”、“复古”或为商业文化所驱动，导致“三种传统”在展现上失衡，格调下行趋势明显，文化乱象纷呈。受此影响，对外文化传播也存在重传统而轻现实的偏向，传统文化和现代民俗的推介占比过高，并不能全部回应外界了解当代中国的需求和渴望。文化外交改革的第一步就是率先突破认识误区，在对外文化输出中鲜明地体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向世界推介一批集“三种传统”于一体的优秀文化产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45)爱国主义是贯穿中华民族历史的精神血脉，也是当代世界的普世价值，是不同文化内核中相似度最高的意识和理性，因而其文化互通性和渗透力最强。20世纪40年代，田汉、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受到美国人民的喜爱，著名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曾多次向公众演唱；(46)20世纪50、60年代，《屈原》由日本左翼剧社多次排演，并回访中国；(47)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女战士群体的壮美展现，给一代中国青年留下难忘的记忆；圣女贞德是法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也受到其他国家人民的尊敬，同样题材的影片在好莱坞被一再翻拍。即使置身于市场经济环境中，当代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与担当意识依然在影视作品《郭明义》、《温州一家人》中得到较好的诠释。

精神层面文化的表现形式不限于文学、艺术、影视、展览等，也在工艺设计、建筑和园艺、技术发明、学术研究、各类传媒甚至网络游戏中得以体现。因此，文化外交应将人文与社会科学、自然景观、文化遗产、城市文明、品牌文化、大众创新成果等作为基础性资源，与对外学术交流形成有机结合，因而更具时代感和代表性，更直接地回应外部受众的不同关切。这就需要文化外交主管部门转变传统观念和工作方式，改进服务意识，主动向各类文化资源领域伸出触角，及时获取需求信息，从而构建跨部门、跨层级、跨行业、跨区域、跨群体的新型合作网络。

(二)改革工作体制，提高功能定位。文化外交不同于政治外交，需要最广泛的参与、互动和传播，以达到最佳实施效果。特定属性决定其工作范畴、资源配置和运行规律更宽泛，更多样，更灵便。这就要求文化外交要实现集中和分散的辩证统一，其领导机构应具有较高权威性以利组织和管理，而执行部门则应专业化、分散化。目前的悖论是，一方面是指导文化外交的跨部门领导机构缺位；另一方面是文化主管部门授权不足，难以协调跨部门工作和整合各方力量形成高度统一的决策，同时，其执行权却过于集中没有下放。由此产生的弊端是工作机制“不统不分”，上不能集中调度各类文化外交资源，导致相关部门自行其是；下不能有效地引导、调动和利用各类专业团体、社会组织和民间参与者，容易造成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无法充分展现现实中国的文化全貌。(48)事实上，文化、经济外交与政治外交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动力轨迹不同，前者“自下而上”，具有更明显的自发性和自创意识。文化外交主管部门要重视来自基层、来自民间的对外交流意愿和具体创意，盘活蕴藏于人民群众的优质文化资源，通过政策指导、资金扶持和外联服务，加大对民间力量的组织统合力度，更好地体现文化外交的“人民主体性”特色及优势。凡此种种，说明文化外交所面临的最大、最紧迫的挑战是体制改革。首先，应该加快文化发展和治理体系的改革，以推出更多符合时代特点和国际化要求的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对外交流立法，强化各级立法、执法部门的监督力度，改变以行政部门出台“红头文件”为主的传统治理模式，实现调动全社会参与文化发展和文化竞争的潜力，适应开放条件下的国内发展和对外竞争新形势、新要求；其次，应探索政府的文化领导体制改革，提升文化安全、文化外交在国家战略中的功能定位，增强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统筹和监管文化发展的能力。为此，可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内设立国家文化战略指导委员会，专司国内外文化动向和政策研究，制定相关方针和政策，综合协调文化改革和发展及对外交流等事务；再次，还应在外交工作体制上改进和加大相应的资源配置，探索集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驻外传媒、文化品牌于一体的新型文化输出工作机制，适度增加文化外交人员岗位，在驻重点对象国家使馆可设文化公使或公使衔参赞。

(三)加快能力建设，扭转竞争劣势。在各国文化外交的工具箱里，对外传播、语言培训和接收留学生、文化援助、学术交流、文化贸易等并列为五大要件。相较之下，中国文化外交的工具是落后的，既与我们仍是发展中大国，文化投入、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治理能力相对不足有关，也与国家治理体系总体运行水平不高有关。在“大政府、小社会”的结构下，对外文化传播完全由政府规划，参与主体仅限于官方指定的少数媒体、出版机构，内容、形式呆板单一，主观置入痕迹明显，宣传用语居多而缺乏平易和鲜活的叙事，容易给受众造成居高临下、生硬说教之感，难以贴近人心。(49)对外传播能力不足还体现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国际竞争力仍然偏低。《2015年中国国际形象及国际影响力》调查报告显示，国外受众通过“中国传统媒体在本国的传播(如电视、广播、通讯社、报纸杂志等)”和“中国新媒体在本国的传播(如新闻网站、社交媒体等)”所获信息量占比10%左右，而通过本国电视、网络、其他国际媒体获得信息的比重分别为40.3%、34.6%和28.0%。(50)尽管在国内，新媒体的能量已相当可观，但其国际化却远未起步。这一方面与现有网络管理制度有关，也与语言门槛、从业人员素质、社会资金流入量等因素有关。此外，与国际一流媒体相比，国内主流媒体的社交账号运营能力仍存相当大的差距，突出表现为信息发布频率总体偏低，时效性差，对重大新闻或敏感事件失语，互动较少，贴近感不强等。而中国外交机构对通过新型大众媒体编写、推送己方观点和文化理念还认识不足、行动力偏弱，难以及时、有效地与驻在国民众展开信息和思想互动。(51)为此，对外宣传部门应加大统筹规划和绩效评价两方面的改革力度，推动各主要传播机构进行相关探索，力求在两个方面发力并取得突破：一是传播方式从“传统媒体”走向“媒体融合”，不仅实现形式融合，也包括要素融合，以建立不同媒体传播形式和各种传播内容资源共享的新的国际传播平台；(52)二是出台专门政策，整合分散的话语资源和人才，建立官方、社会(包括先进人物、专家学者、企业家、公益人士等)和媒体三位一体、相互支撑的对外话语系统。

语言是一国最基本的文化要素。如前所述，通过语言“走出去”，拓展自身文化在境外的实际存在，拉近与当地民众的心理距离，是许多国家开展文化外交的通行做法。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外汉语教学局限于境内教育机构及少数涉外媒体。随着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海外设立，对外汉语教育事业才实现“走出去”。截至2015年12月，已有500所孔子学院和1000个孔子课堂落户于全球134个国家(地区)，注册学员近400万人。(53)孔子学院的发展速度和成就举世瞩目，其背后的国家导向及各参与方付出的巨大努力值得肯定和赞许。然而，如此“大跃进”也带来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三教”(教师、教材和教法)质量问题。首先，由于缺少一大批对外文化交流专家，孔子学院发展如今面临师资严重不足的瓶颈，选拔标准被迫降低，中方派出教师和管理者的语言和专业技能参差不齐。(54)以巴西为例，目前已开设的十所孔子学院中只有一名中方院长懂葡萄牙语；其次，缺少一整套公认的权威教材，各孔子学院/讲堂的教材五花八门，导致教学标准多样化，而多样化的教材却普遍存在缺乏当地文化针对性的通病，教学内容与当地学生特点未能有机结合；再者，由于教师由各中方合作学校分散派出且轮换频繁，缺少统一规范和集中培训等原因，孔子学院教学方法的国际化发展缓慢，富有趣味性和参与性的教学模式并不多见，普遍存在“教语言的多，教文化的少”现象。(55)

对外援助一直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60多年来成绩斐然。近年来，外援事业得到更快发展，2004年到2009年外援资金年均增长高达29.4%。2010年到2012年的3年间，外援资金总量就已超过2009年前60年的1/3。(56)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履行大国责任，增强对外影响力和改善国际形象，对外援助的意义更加重大。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对外援助的结构不尽合理，重“硬”轻“软”，广义对外文化(含教育、医疗卫生、艺术、体育、技术培训等)援助与大型成套设备、基础设施等实物援助相比过少，即使与文化、艺术、体育相关的援助项目也多是由场馆建设等硬件形式体现，针对基层民众文化需求的“轻便”型援助未受到重视。近年来，这一状况有所改观。中国文化部开始向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多种小型援助，包括赠送图书、光盘等文化设备、艺术器材，提供直接用于提高当地艺术教育水准的赠款等。(57)文化部还于近期开设“青年汉学家计划”，资助全球各地青年才俊短期来华学习、进修和培训。此外，商务、文化部门还支持多支考古及修缮专业队伍出境，通过考古、修缮技术服务落实政府间文化合作和援助计划，不仅参与了乌兹别克斯坦、柬埔寨、蒙古、越南、俄罗斯、肯尼亚、危地马拉等国文物挖掘、保护、修复工程，还为当地培养相关技术人才，受到相关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高度赞赏。(58)尽管如此，对外文化援助体制仍不尽合理和有效，对外文化援助由商务部统一管辖，文化部则“只管事不管钱”，前者对于经济援助驾轻就熟，对文化援助项目则不尽重视。(59)再者，文化外援的申请门槛过高，短期目的性过强，令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难以涉足，参与文化援助的行为体仍是“官多民少”，不仅无法满足中外各方日益增长的实际需要，而且也难以达到“缓冲和稀释官方援助的政治性，更容易被受援国国民所接受”的效果。(60)

学术对外交流“失声”也是当下文化外交工具“短板”的一大表现。人文和社会科学是一个国家理论生产和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基地，其成果和从业人员应当发挥对外传播思想、制度和价值观等文化外交“名片”作用。然而，相较于自然科学界的国际化程度和对外影响力，人文社会科学界明显不足。2010年，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SSCI)数据库收录来自中国的论文5287篇，占全球总数的2.41%，按论文总量排名第八。(61)除了数量的差距之外，人文与社会科学主动“走出去”开展学术外交的能力欠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原创、议题设置能力不足。“如今中国的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宗教学、美学、人口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主流话语，大都来自西方，极少有核心的概念是打有‘中国’印记的。一方面是中国学界大量输入了西方的学科话语及其概念、范畴、表述，另一方面中国鲜有原创性的学术概念和话语可供输出或在西方学界被普遍接受使用”，从而导致学术界和智库对于重要国际问题的敏感度以及主动引领意识普遍不强，在对外竞争中多处于被动跟随、反应的地位；(62)二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向内看”的基本取向没有从根本上改观，总体上国际化程度依然偏低。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主要以国内“消费者”为导向，固然可为政府决策和公众舆论提供智力和知识支撑，但也进一步加剧学术“内向化”发展和学者“自说自话”的倾向；三是对外学术交流能力、传播手段与形势、需求的发展不相匹配。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交流，总体上仍是“请进来”有余，“走出去”不足，既因为自身影响力有限，“缺乏自己的国际意见领袖、国际知名专栏作家、国际知名记者队伍”，(63)更可能是受制于语言障碍，能够熟练使用英语和其他国别语言进行交流、写作的学者仍然偏少。与对外学术影响力相关，尽管国内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已为数众多，以至在有关出版部门严格审批下似“难以复加”，但总体上国际化水平低下，开展对外学术传播的期刊寥寥无几，名气不大。大多数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及智库没有自己的外文门户网站。专门从事对外传播的网站很少，语种有限，专业学者参与度低，运用自媒体发布成果的意识尚待发育。如此种种，都造成中国学术成果、学者声音向外扩散的滞后局面。

(四)扶持文化产业，更新国际形象。这里将文化产品单独述及，意在强调开发和利用其文化外交工具作用的特殊重要性。作为日益普遍的大众消费品，文化产品兼具娱乐性、消遣性和跨国流通便利性，能经过多元媒体及时和便捷地传送，更容易被受众接触和接受。除了一般的商品价值外，影视、音像、电子游戏、旅游等文化产品可经政府的扶持得到国际化发展，从而成为文化外交的有效载体。世界各文化强国的经验表明，利用文化产品为国家形象“代言”是当代文化外交的普遍做法，官方有意识地引导和组织企业运用好这一重要市场资源手段，则可在赢取境外民众对本国文化的亲近感、认同感上大有作为。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中国文化产业得到飞跃性发展。2008年到2013年间，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每年增长22.9%，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由2.28%上升到3.53%。然而，长期以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基本面向内部市场，而无论是经营理念和方式、策划、研发水平，还是资源整合能力都不够成熟和强大，缺少大批创新性品牌，未能在国内市场占据优势地位。未来中国文化产业必须转向以外需带动内需增长和发展质量，用外需来改进国内市场国际竞争格局的发展之路，通过全面实施“走出去”战略，更好地适应世界市场的文化需求和消费心理，努力开拓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出口渠道，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增强自身实力。(64)在此过程中，国家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作用至为重要，特别是在通过开展对外文化合作与交流来促进企业成长、利用财政手段扶持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首先，政府应加大对发展文化产业的资金投入。近年来，中国文化事业费在财政预算中占比一直不高于0.4%，大大低于法国(4%，2009年)，而2014年中国人均文化事业费只有42.65元，远低于教育、卫生等其他社会事业的财政投入；(65)其次，运用多元化投融资政策，推动建立文化产业的投融资市场，设立文化产业振兴基金，通过官民结合的资助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助力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再次，应运用税收、法规等多种政策手段促进文化产业繁荣。由于税收减免程序和手续繁杂等原因，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积极性也不高。(66)下一步，相关部门可以参照欧美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对文化产业实行较低税率，还可以考虑适时推出投资抵免、投资抵扣、提高税收起征点、加计扣除、免税收入、延期纳税等优惠措施；最后，以政府采购方式给予直接支持，通过订货支持企业生产适用于对外文化援助的产品，其经验值得借鉴。(67)

(五)实施“国别工程”，扩充人才队伍。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外交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对外文化战略能否取胜，重要的一环在于实施这一战略过程中的组织者、管理者、参与者是否在素质、能力、数量上具备相应的优势。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68)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还不算是人口强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民文明素质发展明显滞后，很多方面赶不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更大”，这一国情也导致文化人才总量小，人才结构失衡，领军人物和各类高层次专门人才队伍面临供给不足等人力资源的“短板”。(69)改进国民素质无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增加文化人才总量也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是，在面临配合和保障各项对外合作战略实施的迫切任务之时，涉及文化外交的相关部门不能消极等待人才市场的自然发育，而应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支持作用，瞄准“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合作、中非合作、中拉整体合作等大型对外合作计划对国际(区域和国别)研究、跨文化研究、语言等专门人才的需求，调动各方力量在加快建设“通商务、会语言、懂文化”的复合型人才队伍这一点上率先取得突破。(70)

早在2011年，教育部就启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建设计划。截止到2013年，相关高校已建成区域研究基地23个，国别研究基地14个，主要从事周边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综合性研究。(71)尽管如此，这一具有战略前瞻性事业仍然面临严峻的发展挑战。其一，体制性制约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在普通高校教学本科专业设置上，国别/地区无一席之地，没有专门学位，更无法形成独立的学术传统和教师、教材、教学体系，相关研究生教学专业也散落于历史、经济、政治、法律、国际关系和语言等院/系，专门从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地区教学的机构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院所、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等，其招生数量十分有限，难以满足实际需要；其二，师资来源受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学教育和对外合作取得巨大进步，但无论是“走出去”的学者、学生，还是“请进来”的先生，都主要面向和来自发达国家。加上文科与理工科类学者学生接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的比例失衡，文科类内部语言与其他专业留学人员比例失衡等因素，造成所需国别经历和专业背景的师资力量过于稀缺；其三，目前转型类师资中语言文学专业人员偏多，难以承担复合型专业教学任务，需要进行相关学科进修或攻读学位，导致其成才周期延长。

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办法可以边干边找，边试边改，边“破”边“立”。近期，可在主管副总理的指挥协调下，由国务院下属外交、财政、商务、教育、文化等部门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专家局等形成联席会议机制，确定共同规划、资源共享、合作办学的目标责任制，对加快培育国别/地区专业人才的关键制度难点精准发力，提出总体改进方案和分类指导意见。在此之下，建立有相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国有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以及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参与的协作网络，就开设国别/区域专业的教学、科研、资金支持、招生规模、就业通道等形成联动工作机制。中期，可由教育部设立专项教育基金，对有条件的公办和民办专科院校、职业学校等申办相关“小语种+”教学专业、引进外教、编撰教材、师资培训、出境见习等予以扶持。还可以考虑制定相关政策，为来华从事国别/地区教学、研究的境外师资人才提供资助和便利；利用孔子学院的海外资源，招募相关国家的志愿者来华提供相关服务。

中国对外战略曾长期存在一种较为超脱的思维定式，倾向于“藏拙”之中学习、追赶而“后发”，而不习惯于“冒尖”和“露头”。然而，经过数十年来的艰苦奋斗，中国已然成为全球超大型经济体，不仅与美国一道跻身于经济总量超10万亿的“两强”之列，也进一步拉大同日、德、英、法等“第二团队”之间的差距。(72)世界经济格局和实力对比的深刻变化，从诸多方向将中国推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无论是荣耀，还是矛头，中国都不得不受领，客观上也使中国的一言一词、一举一动，都具有对现实和未来世界的塑造作用。中国不再是“配角”，因而也不能不对原有的思维惯式进行调整和改变。近年来，中国外交更加注重主动发力，提升自身对国际重大发展与安全问题的倡议权、规制权和协调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最突出的挑战则来自国际政治文化中传统和变革两种思想的缠斗及其影响。

当前，中外关系最大的难题在于相互理解上的不平等、非对称。中国在不断发展中包容了西方，把西方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又没有把自己变成西方，这样的经验不能为西方所理解和接受。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于文化观念的差异所造成的。中国传统价值观追求“有教无类”，而在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体系里，“非我族类”的思想仍然大行其道。因此，在美国一些政治人物眼中，无论中国经济和社会取得怎样的进步，它仍然是危险的异类，真正的威胁在于它背后“这套体制所代表的价值”。(73)如果中国不能及时地改进自身的文化影响力，创设与经济赶超战略等量齐观的对外文化战略及精良的运行机制，那么无论我方合作愿望多么强烈，也难以使美方确信合作将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唯一价值取向。(74)正因如此，文化外交及其不断精进的重要性便不言自明了。

就学理而言，文化外交是中观和微观层次问题，主要涉及一国对外关系的有机组成乃至技术工具。然而，由于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对其战略思维具有根本性的影响，文化外交又是一个需在宏观层面做出深入透析的对象。因此，建立一个跨层次的研究框架解释文化外交现象，在学术上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富有相当高挑战性的。本文虽显有力所不逮之处，却着意强调以下文化外交理论和实践意义，以期引起后续的批评和努力：

(一)文化是普遍和包罗万象的生活符号。语言、习俗、宗教、艺术、哲学、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非物质品反映“一定时期中为(人类)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的生存样式，因而具有自在的身份属性，即“最精深微妙且最具个性”的民族特征，其对外传导的方式更多地展现于自主的“无意识”的叙事，进而收到“隐形”的成效。(75)与此同时，文化可以通过具体的物质载体流通于市，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日益发展的条件下，文化输出可集政策性、商品性和便利性等多重功利于一身，因而成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有机部分。

(二)文化是包括外交在内所有治国之术(statecraft)的思想基础。“那些在每个社会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易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与态度将有许多文化根源。在每个民族国家中，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76)理解一国的对外战略，必须深入了解其文化的道德内核。尽管这是一个长期、复杂和需要全面介入的系统工程；改进他方的认知、尊重及至接纳程度，除了其他权宜之计，最根本的还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先进性、开放性和融合度，从而达到基于自身繁荣兴盛的文化安全及对外吸引力，这也是新兴大国向全球强国跃升所应具备的关键前提。

(三)文化外交除了依托于物质形态或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还必须体现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对外战略意识。文化外交强国不仅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条件，更要具备先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无论是各类传统工具，还是文化产业及其创新产品，其服务于文化外交的潜能只是客观存在，而能否有效地服务于整体的国家利益和外交目标，则取决于决策当局的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也取决于在此之下各行为主体得到充分调动和有序组织。总之，文化外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反映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弱与高下。

(四)文化决定政治，又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文化外交是争取民意的一项长期工作，而政治则需要及时把握民情民意，争取政治资源。因此，当代文化外交在内必须顺应民众对外交流沟通的需求，利用民众和市场的力量，在外则必须淡化政治色彩，以艺术性、生活性、娱乐性、便利性的优势贴近民众、深入人心。总之，文化外交的成败不仅在于强烈的政治意志，也系于具体工具和策略的与时俱进，运筹得当。

(五)文化终究是演进不止的，因此文化的改造和应用也总是处于“进行时态”。毛泽东说，“人类总是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观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观点，都是错误的”。(77)文化外交从来都是在内生和外压双重动力作用下产生的。在今天全球多元文化相互交织，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的背景下，各国文化力量和文化关系不平衡、非对称的状态或将由新兴国家的崛起而带来的历史性改观。其中，中国能否明智地把握中外文化上互联、互动、互塑的大势，有效地回应乃至化解相关担心和疑虑，进而塑造对自身发展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已经成为近期对外关系需要破解的最大难题。长远而言，中国能否不懈地改进自身文化品质，具备令其他国家仰慕、效仿的制度、思想和社会生活范式，并成功地将其转化为对外输出的公共产品，则必将决定民族复兴梦想的实现乃至影响世界的未来。

本文写作过程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存海、博士后郑猛在内容和资料方面的宝贵帮助，特此致谢。作者对文中观点自负责任。

②[加拿大]谢弗：《从文化观点看新的世界体系》，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12期，第14页。

②秦亚青：《文化、文明与世界政治：不断深化的研究议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第4～15页；赵景芳：《冷战后国际关系中文化因素研究：兴起、嬗变及原因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2期，第39～40页。

③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163页。

④Report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Cultural Diplomacy,U.S.Department of State,Cultural Diplomacy:The Linchpin of Public Diplomacy(Washington,D.C.,September,2005)；范勇鹏：《论文化外交》，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3期，第27页。

⑤U.S.Department of State,Cultural Diplomacy:The Linchpin of Public Diplomacy,p.1.

⑥《王毅：中国内地公民出境增长10%左右达1.2亿人次》，《央广网》2016年3月8日，参见网页：http://news.china.com/20161h/news/11176754/20160308/21761847.html。

⑦[美]克莱德•克鲁克洪等：《文化与个人》(高佳、何红、何维凌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17、31、41～43页；[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7～63、259～261、297～299页；孙美堂、杜中臣：《文化即“人化”》，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35～37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页。

⑩许序雅主编：《世界文明简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2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13)Martha Finnemore,"Constructiing Norms of Humanitanrian Intervention," in Peter J.Katzenstein 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Peking University 2008),p.172.

(14)彭姝祎：《试论法国的文化外交》，《欧洲研究》2009年第4期，第107～122页。

(15)彭姝祎：《试论法国的文化外交》。

(16)英国外交部对外文化关系司负责文化外交的政策制定、对外文化协议签署和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拨款，指导驻外使领馆文化教育处工作以及协调与英国文化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系；英国文化委员会则通过英语教学、发送外语期刊、提供相关信息咨询、发放官方奖学金、实施文化援助等形式，扮演文化外交主要执行者的角色等。

(17)李德芳：《英国文化外交的世界影响力》，载2012年第4期，第59～62页。

(18)Joseph Smith,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A History of American Diplomacy 1776-2000(New York:Routlege,2005),pp.94～96.

(19)参见[美]杰里尔•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傅耀祖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杨友孙：《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在波兰的运用》，载《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第51～59页。

(20)Report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Cultural Diplomacy,Cultural Diplomacy:The Linchpin of Public Diplomacy,p.4.

(21)Mohan J.Dutta-Bergman,"U.S.Public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A Critical Cultural Approa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Vol.30(2006),No.2,pp.102～124; Sofia Kitsou,"The Power of Culture in Diplomacy:The Case of U.S.Cultural Diplomacy in France and Germany," The Journal of Public Diplomacy,Vol.2(2013),pp.21～39；胡文涛：《美国文化外交的复兴》，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第12～16页。

(22)孙成昊：《美国亚太“再平衡”的三个软实力注脚》，载《中国文化报》2014年1月16日，第11版。

(23)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24)张历历：《外交决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9页。

(25)王缉思：《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载《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3期，第1页。

(26)陈乐民、周荣耀：《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3页；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115页；周力：《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外交》，《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4期，第71～83页；刘亚娜：《从文化角度看当代日本外交》，《东北亚论坛》2003年第5期，第86～90页。

(27)秦亚青主编：《观念、制度与政策：欧盟软权力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l～21页。

(28)黄兴华：《试析“韩流”与韩国对华文化外交》，载《公共外交季刊》2012年冬季号，第99页。

(29)吴非、胡逢瑛：《俄罗斯的公共外交与文化软实力战略》，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12月(下)，第44～52页。

(30)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28年中，两国之间宗教、文化、艺术、体育交往不仅未曾中断，而且在中共中央制定的中以民促官，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方针指导下，为对发展与日本人民友好关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参见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227页；岛田政雄、田家农：《战后日中关系50年(1945-1994)》(田家农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134、195～199页。

(31)李河：《中国对外文化战略的布局与挑战》，载《领导参阅》2016年第4期，第19～20页。

(32)Hillary R.Clinton,"The Art of Smart Power," U.S.Department of State,July 18,2012,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2/07/195193.htm；史晓帆：《法国学者：“阿拉伯之春”，被操纵的革命》，《环球网》2012年12月30日，参见网页：http://opinion.huanqiu.com/dialogue/2012-12/3398746.html。

(33)黄志良：《新大陆的再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60～62页。

(34)韩鑫：《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文化对外交往的成就与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2014年11月6日，参见网页：http://www.hprc.org.cn/gsyj/yjjg/zggsyjxh_l/gsnhlw_l/d11jgsxsnhlw/201411/t20141106_300742html；张殿军：《当代中国文化外交战略的历史嬗变》，原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参见网页：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8184。

(35)蔡武：《新中国60年对外文化工作发展历程》，《人民网》2009年8月10日，参见网页：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2226/154984/155051/9820259.html。

(36)范婷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成为文化产品最大出口国》，《中国青年网》2016年3月10日，参见网页：http://news.youth.cn/jsxw/201603/t20160310_7730135.htm。

(37)《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原载《人民网》1996年10月10日，参见网页：http://www.qstheory.cn/special/2011dd/gydd/xgwj/201111/t20111115_123928.htm。

(38)张登德：《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6期，第58页；姬鹏飞：《关于国务院设立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说明》，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1年第3期；《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决议》，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1年第3期；《一九八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决议(节录)》，《中国机构编制网》2013年3月8日，参见网页：http://www.scopsr.gov.cn/rdzt/gwygg/jggg/201303/t20130308210013.html。

(39)文化部财务司：《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0》，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2》第19页；《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4》第19页。

(40)《傅莹：美国声称领导的“世界秩序”面临挑战在某些方面排斥中国》，《观察者网》2015年11月1日，参网页：http://www.guancha.cn/strategy/2015_11_01_339651.shtml；傅莹：《探索中美之间的相处之道》，载《美国研究》2015年第3期，第9～13页。

(41)王红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交理念及其文化渊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1年8月24日，参见网页：http://dangjian.people.com.cn/GB/15495111.html。

(42)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7页。

(43)王毅：《发展中的中国和中国外交》，《新华网》2016年2月26日，参见网页：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2/26/c_1118171527.htm。

(44)何怀宏：《渐行渐远渐无书》，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5月版，第176页。

(45)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46)孟昭庚：《〈义勇军进行曲〉是怎样被选作国歌的》，载《文史月刊》2013年第3期，第27页。

(47)[韩]权五明：《郭沫若历史剧〈屈原〉在日本的上演与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5日，参见网页：http://www.cssn.cn/57/5706/201308/t20130826_395714.shtml。

(48)张殿军：《和平发展论域中的中国文化外交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第241页。

(49)段鹏、周畅：《从微观层面看目前中国政府对外传播的不足：〈中国日报〉对外报道阶段性抽样》，载《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44～47页。

(50)环球舆情调查中心：《自信中国，一个世界强国正在向我们走来：基于2015年中国国际形象及国际影响力大型环球调查的数据解读》，《凤凰网》2016年2月17日。参见网页：http://inews.ifeng.com/yidian/46651172/news.shtml。

(51)韦路、丁方舟：《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全球传播图景：基于Twitter媒介机构账号的社会网络分析》，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11月第6期，第91～105页；何慧媛，《媒体如何有效利用境外社交媒体平台》，载《对外传播》2015年第6期，第72页；赵鸿燕、何苗：《外国驻华使馆“微博外交”及其启示》，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8期，第54页。

(52)叶皓：《走向“国际传播”的公共外交新理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0日，第A06版。

(53)"What Have Confucius Institutes Brought to the World?" Hanban News,Feburary 9,2016,available at:http://english.hanban.org/article/2014-01/28/content_522872.htm.

(54)赵振江：《前歌德学院总院长怎么评价孔子学院？》，《澎湃新闻网》2016年1月19日，参见网页：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83120; Joseph Lo Bianco,"Emergent China and Chinese:Language planning categories",Language Policy,2007,6,pp.3～26。

(55)《孔子学院海外发展现状调查》，《新华网》2016年2月16日，参见网页：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15-01/22/c_133938737.htm。

(56)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白皮书》、《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参见网址：www.scio.gov.cn。

(57)疏影：《对外文化援助为我大国形象增辉》，《中国文化传媒网》2015年3与30日，参见网页：http://www.ccdy.cn/xinwen/wenhua/xinwen/201503/t20150330_1079957.htm。

(58)孙自法：《考古学家王巍：中国应加强对外文化援助》，《中国新闻网》2014年3月8日，参见网页：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4/03-08/5926947.shtml。

(59)疏影：《对外文化援助为我大国形象增辉》。

(60)黄梅波：《中国对外援助机制：现状和趋势》，载《国际经济合作》，2007年第6期，第9页。

(61)2001年至2011年间，国际科学界核心期刊(SCI)共收录中国科技论文83.63万篇，其中来自大陆地区作者的论文共12.15万篇，占全球总数的8.6%，仅次于美国而位居第二。见胡钦太：《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立体化建构》，载《学术月刊》2013年第3期，第9～10页。

(62)张志洲：《提升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的话语体系构建》，《红旗文稿》2012年第13期，参见网页：http://www.qstheory.cn/hqwg/2012/201213/201207/t20120709_168753.htm。

(63)Peter Mattis,"China's International Right to Speak," China Brief,Volume 12,Issue 20；吴前进：《海外华人学者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载《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2期，第60页。

(64)胡键：《中国文化软实力评估与增进策略：一项国际比较的研究》，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第42～53页。

(65)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2015年文化发展统计分析报告》，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第15页。

(66)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2015年文化发展统计分析报告》，第15页。

(67)孟华、王晓腾：《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原载于《创新》2015年第5期。

(68)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69)徐坚：《论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5期；徐平、包路芳：《建设一支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人民论坛》2011年第33期，参见网页：http://paper.people.com.cn/rmlt/html/2011-11/15/content_969229.htm?div=-1。

(70)郭树勇：《加强区域国别研究》，载《人民日报》2016年2月15日，第14版；李宇明：《“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22日，第7版。

(71)《教育部关于印发〈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5年10月23日，参见网页：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068/201502/183702.html。

(72)袁鹏：《误判大势或致美再犯战略错误》，载《环球时报》2016年2月25日，第14版。

(73)郑永年：《从文明的角度把握中国未来》，载《环球时报》2016年4月15日，第14版。

(74)刘建飞：《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合作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第200页。

(75)[美]克莱德•克鲁克洪等著，前引书，第27～28页。

(76)John P.Lovell,"The United States as Ally and Adversary in East Asia:Reflections on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Jongsuk Chay,el.,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Praeger,1990),p.89.

(77)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