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造成的经济断层线上，还交叠着另一种裂痕：文化身份（认同）的分野。在每个国家内部，经济断层与文化裂痕彼此交织，却并不完全重叠。
在过去几十年间，通过倡导“全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身份政治”和“差异政治”等论述，欧美左翼和自由派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致力于推动“包容他者”和文化多样性，使平等与尊重的价值得以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实现。
但与此同时，这种进步主义的论述和政策逐渐获取了文化霸权的地位，原本挑战正统的道德事业本身变成了一种新的正统。“政治正确”在媒体与教育界造成了某些的话语禁忌，一些保守主义倾向的人群感到自己在文化上被边缘化，受到规训与压制。2016年，大西洋两岸遭遇到保守主义文化强劲的反弹。
“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国家”（We want our country back），这是来自英国脱欧派与美国特朗普支持者们的怒吼。往日那些藏匿在角落里的窃窃私语，如今汇聚为响亮的抗议之声。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声音的政治代言人开始在西方核心国家的权力舞台上登场亮相。
信奉世界主义价值的卡梅伦首相辞职之后，他的接任者特蕾莎•梅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还相信你是个世界公民，那你就是个无名之地的公民（citizen of nowhere）。你根本不懂‘公民身份’这个词本身的意思。”《经济学人》刊发文章指出，近年来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者都在扩展地盘，并结成联盟。自由派人士所主张的世界主义、全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进步事业，连同他们的道德优越感受到严重的挫伤。
许多人突然发现自己的国家和同胞从未如此陌生，惊恐与沮丧时而转化为对“野蛮的种族主义”的斥责。但这个令人畏惧的标签开始丧失原有的震慑力，政治正确的禁忌开始松动。2016年，我们见证了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造反，以“祖国”和“人民”的名义向全球主义者复仇。野蛮与率真的界限一时变得模糊不清。
到底发生了什么？应该如何理解和应对文化身份的分裂对立？纽约大学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海特（Jonathan Haidt）9月发表一篇长文，提出了相当独特而精湛的阐释。作者首先回顾了全球主义文化的兴起。“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对60个国家的调查数据表明，在过去三十年间这些国家几乎都比以往更加富裕，这在价值观方面促成了两个重要的总体趋势转变：首先是疏离传统价值（宗教、礼仪和敬重权威等），转向“世俗理性”的价值（向变革、进步和基于理性考虑的社会方案开放）；其次是淡化经济和物质保障的“生存价值观”（常见于家庭、部落和其他地方性群体之中），转向强调个人权利以及普遍保护原则的“自我表达”或“解放的价值”。
随着繁荣与安全的增长，这些社会变得更加开放和宽容。全球化与互联网使人们更容易接触来自其他文化的食物、电影和消费品，“这种开放性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世界主义态度的兴起”。由此，在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一批信奉普遍主义的全球主义者，他们把自己的同胞都视为“世界公民”。
约翰•列侬1971年的名作《想象》是全球主义的颂歌，他邀请人们“想象一下没有国家，这并不难做到，没有什么要为之杀戮或送命的，也没有宗教，想象所有人生活在和平中。你或许会说我是个梦想者，但我不是孤身一个，我希望有一天你会加入我们，那世界将会如同一体”。海特认为，这是多元文化全球主义者的天堂愿景，但对那些具有本土情怀的爱国者而言，那种“没有国家的想象”不仅天真幼稚，而且是亵渎的和叛国的。
他们偏爱自己的国家与文化传统，相信与自己的国家有一种特殊的纽带约束，而这种约束对公民和政府施加了双向的道德义务：公民有义务爱戴和服务于国家，而政府有责任保护本国的公民，并将他们的利益置于外国人的利益之上。这种民族主义的认同本身未必涉嫌种族主义，在道德上也无卑下之处，并且有助于形成共享的身份认同、规范意识和历史感，从而促进社会信任。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这种共享的感知反而容易导致杜尔凯姆所说的失范状态（anomie）。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杜拉特（Ross Douthat）在11月发表的文章中也强调，列侬所“想象”的价值难以满足人类生活的需求：“人们怀有世界主义所无法满足的（社群）团结的愿望，具有再分配所无法实现的非物质性利益，具有世俗主义无法回应的对神圣性的渴望。”
实际上，全球主义者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只是部分人群，他们集中在首都和大都市、商业中心和大学城，在年轻的城市精英中占据主流。因为教育和文化地位上的优势，他们主导着主流舆论的价值和态度取向，但欧美社会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民众信奉民族主义和传统价值，他们对全球主义抱有怀疑甚至敌意。
过去几十年间，西方出现了全球主义价值观的持续兴盛，这造成了一种错觉——仿佛民族主义以及地方性认同都不过是蒙昧的遗迹，而且已行将朽木，但实际上它们远比全球主义者想象的更为普遍和持久。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瓦特（Stephen Walt）指出的那样，“后冷战的自由派人士低估了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地方认同（教派、族裔和部落纽带等）的作用。他们假定，这些返祖性的依附会逐渐消亡，仅仅局限于非政治性的文化表达，或会在精心设计的民主制度中被因势利导地平衡和应对。但实际上，许多地方的许多人更加在乎民族身份、历史上的敌人、领土象征物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超过关心（自由派所定义的）‘自由’。”
由此可见，西方社会实际上同时存在着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地方性传统）两种文化认同与价值观，不同取向的两类人群之间隐含着持久的分歧，但在过去几十年间基本能够和平共处。为什么最近几年彼此的紧张日益严重，以至于在今年全面爆发？
海特分析指出，在经济因素之外，近年来大量外国移民的涌入，造成了复杂的社会冲击，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并转化为明显的政治冲突。在他看来，全球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针对欧洲移民政策的争辩，并不是高尚与卑下之争，而是两种道德视野的冲突。坚持对陌生人（尤其是处于危难中的陌生人）负有救助的义务，与主张保持自身共同体的完整性，这两者都是合理的道德诉求，却又是以赛亚•伯林所说的彼此“不可公度”的价值。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合理地平衡这两种诉求。但一部分全球主义者常常以“种族主义”之类简单化的指控代替必要的同情理解，这激化了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反弹。
海特认为，在这场争论中使用“种族主义”的标签是浅薄而缺乏解释力的。一些民族主义者的确会表现出类似种族主义的言行，但这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严格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是仅仅因为厌恶（异己的）差异本身而无理由地排斥外国人。但多数民族主义者的排外情绪却有自己的理由：感到外来者的价值观格格不入，或者感到他们的行为令人厌恶，或者感到自己所珍视的事物受到了威胁……这些感受或许与现实不尽相符或者被煽动家所夸大，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要理解近来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那么‘种族主义’不能成为终结点，而必须是探究的起点”。
借助其他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海特强调，民族主义者在感受到所谓“规范性威胁”的时候会变得格外极端、非理性甚至诉诸暴力。因此，他提议一种“降低规范性威胁”的移民政策方案，这必须同时考虑三项指标：外国出生居民的比例，每个移入群体与本地文化的道德差异程度，以及每一群体的孩子可以实现的同化程度。他认为全球主义者有可能吸引民众远离右翼民族主义政治，但前提是必须重新思考民族认同与道德凝聚共同体的价值，这需要在移民问题上放弃“多元文化的”（multicultural）方案而采纳“同化方案”。
作者最后写道，在2016年之后西方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或许是：“我们如何在尊重（而不是淡化或摧毁）世界上许多（带有其自身传统和道德秩序的）地方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狭区性’身份的同时，收获全球合作在贸易、文化、教育、人权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成果？全球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能够和平共处？”
美国著名知识分子、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里拉（Mark Lilla）11月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批评分析“身份自由主义”（identity liberalism）的政治失败。这篇文章引发了一些争议，作者随后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的访谈中做出了回应。
实际上，里拉并不反对文化多样性，正如他在文章中指出了那样，美国的多样性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问题在于“多样性应当如何塑造政治”。对此，新一代自由主义的标准答案是认识和“赞美”差异。的确，强调身份的特殊性具有正面的道德教益，尤其有助于少数族裔和边缘文化认同的群体获得尊重。但在政治上，着眼于差异，将此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则是灾难性的错误。里拉提醒自由主义者，“美国政治中第一场身份运动是三K党人，至今仍然存在。那些玩弄身份游戏的人应当做好失败的准备。”他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后身份自由主义”（post-identity liberalism）：着眼于扩展自由主义的基础，为此需要诉诸具有美国共性的整体的“美国人”、面向一个作为（共同生活其中、必须彼此相助的）“公民国家”的美国发言，并重视绝大多数人关切的问题。这是值得汲取的过去“前身份自由主义”的成功经验。而对于触及性取向和宗教等之类“高度充满象征性并可能驱赶潜在同盟的狭窄议题”，后身份的自由主义会带着恰当的尺度感平稳而敏感地应对。
在文章的结尾，里拉意味深长地回忆他多年前的经历：他应邀在佛罗里达工会的大会中讨论罗斯福著名的“四大自由演讲”。不同性别和肤色的人聚集在一起，聆听罗斯福当年的演讲录音，沉浸于共同分享的自由信念，这使他感到震撼，也提醒他罗斯福所说的“世界上每个人的自由”才是现代美国自由主义的真正基础。
里拉的反思蕴含着“求同存异”的取向，强调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是立足于共同的普遍价值来容纳多样性，他担忧固执于差异的“身份自由主义”可能会自毁根基。显然，特朗普的成功秘诀之一，正是从自由派那里夺回了这个身份政治的王牌，他呼唤那种狭义的美国身份认同，承传WASP文化的正统美国人，其著名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被许多评论（包括《纽约客》、《纽约时报》和《新政治家》发表的三篇文章）解读为“让美国再次变白”（Make America White Again）。
虽然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将WASP当作美国认同的核心传统，但“正统美国”的概念本身是高度争议的。从历史角度看，早年美国的移民主体来自欧洲，欧洲文化和宗教塑造了美国文化主流。但在理念层面上，新大陆的移民许多是欧洲的“弃儿”，清教徒遭受的宗教压制使他们要建立一个开放和包容他者的“新世界”。所以，与欧洲大陆那种基于“血与土地”的民族身份不同，美国的认同又是观念性的：凡是信奉美国理想（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和宪政等等）的人，不问来历都可以是“美国人”，这种普遍主义也构成了美国文化和认同的一种“正统”——这是始于从《独立宣言》的普遍权利，经由林肯的废奴主义，到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所代表的传统。如果将这条政治文化线索从美国的传统中割裂，那么美国不过是老欧洲的民族国家美洲翻版，而丧失了其“新大陆”的精神特质。
无论如何，全球主义文化在今年遭遇的反弹值得深思，但这并不是所谓终结。正如《经济学人》的文章指出的那样，年轻人并不惧怕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变化。在法国虽然只有37％的人认同“全球化力量是好的”这一观点，但其支持率在18至24岁的年轻人当中高达77％。因此，“新的民族主义者正趾高气扬地许诺要封锁国界，并使社会恢复到过去的同质性，但如果下一代人沉住气，未来可能会再度走向世界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