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共同体呈现的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总体性共同体样态，其中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与价值持守是其核心的凝聚方式，也是“共同体”存在样态生成发展的关键。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叙事结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本质是孕育其生成发展的文化底板，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共在生存智慧的价值自觉，并构成这一文化叙事结构的逻辑起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标识作为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特质，孕育了民族的根基与灵魂，同时承载着对文化身份的历史探寻和时代思考，并构成这一文化叙事结构的价值基础;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表达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构建的价值聚合方式，彰显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五大认同”中的基础性地位，因而构成这一文化叙事结构的实践旨归。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叙事结构；文化本质；文化标识；文化认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核心价值目标，“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以民族复兴梦想的名义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大叙事中，成为全体中华儿女文化认同的显性时代话语。2014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实现中国梦的政治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一系列中央文献对其内涵进行了不断丰富和发展，这就为在“共同体”前提下实现中华民族新的历史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新近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显然，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涵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度多层次的总体性共同体样态，在深层次上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各民族的文化认同与价值持守是其核心凝聚方式。人是文化的存在，这也是人超越动物界和实现人的价值存在的前提，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创造的基础。我们应回到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价值起点，深度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如何可能”这个基础性问题。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共同体”，就在于各族人民不仅有地缘、业缘、血缘等纽带，而且存在着连通其价值生存方式的“文缘”纽带，坚实的“文缘”纽带持续强化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和价值认同，不断塑造着中华民族生成和聚合的基本方式。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深度挖掘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和相通的价值表达方式，明晰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的文化叙事结构，这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传承、创新和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一般说来，叙事结构表征着对一种命题进行阐发的内在逻辑框架和自洽的言说方式，是由叙事要素排列组合而成一个完善的系统。文化叙事结构就是对这一命题的框架结构进行系统而周密的文化哲学阐释，从中找到其内在文化机理和价值表达方式。当前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做了许多文化视角的研究，但多聚焦在文化认同、文化路径等具体层面，当下我们亟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叙事结构进行整体性表达，进而构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阐释的文化哲学话语。
在这里，我们拟从三个向度来阐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叙事结构: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本质孕育其生成发展的文化底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叙事结构的逻辑起点;其次，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标识的价值追问中，承载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身份的历史探寻和时代思考，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叙事结构的价值基础;再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表达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构建的价值聚合方式，彰显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五大认同”中的基础性地位，构成了这一文化叙事结构的实践归宿。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本质
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其文化本质而言，即是以“共同体”为依托而对中华民族所进行的持续文化塑造，其中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共在生存智慧的价值自觉，表达了对中华民族总体性文化聚合力的价值诉求。中华民族的价值自觉程度，表征着“共同体”的认同水平和构建质量。
“共同体”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共在生存智慧，回应了人类对“我们如何能在一起”的终极追问。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需要在各种社会关系的交往中审视评价社会与自身，社会关系的聚合方式及其水平决定了个体看待世界的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人类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共同体。从共同体的连接纽带来看，大抵可分为血缘共同体、家缘共同体、业缘共同体以及各种层面的利益共同体;从共同体的聚合范围来看，则有家族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国家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从共同体的涵摄领域来看，又包括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全球化超越了民族地域界限，压缩了时间和空间，使得人才、技术、资本和商品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通。然而，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信条催生了“私人化浪潮”，它带来了选择的自由、支配的乐趣、尝试各种生活方式的机会以及自我价值的认同，甚至在不同主体的矛盾冲突中导致既有共同体的破坏乃至瓦解，“我们如何能在一起”成为紧迫的时代课题。正如《共同体百科全书》所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对共同体的需求在增长，同时又感觉到共同体的衰落。然而，人们从未像今天一样，如此努力地构建、复兴、寻找和研究共同体。”(Christensen and Levinson［eds.］，p.1)
人类社会始终致力于对共同体价值的理论吁求和实践探寻。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学就曾率先发出了对“共同体”的价值追问:我们需要何种城邦共同体以实现正义、民主和公共善?亚氏指出:“当多个村落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以及为了生活得美好结合成一个完全的共同体，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于自足时，城邦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第5－6页)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了“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分，他认为“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滕尼斯，第54页)社群主义基于对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批判，试图以“共同体主义”整饬西方现代性文化取向，提出将“个人责任的行使必须纳入社会责任的框架，因为我们的行为只有在兼顾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时才可取得最显著的效果”。(科尔曼，第128页)社群主义虽然对自由主义起到了一定的规制效用，但其现实基点并未摆脱“个体原子化”的藩篱。而在马克思哲学视域中，共同体关系着人以何种方式实现类群价值确证的问题。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私人性生存”中，主张以真正的共同体克服人的异化状态，推动“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实现，这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基本价值追求。马克思哲学在反思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时，努力探寻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应然的价值张力，旨在实现对人的社会性存在方式的积极确证，即“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9页)消灭不合理的社会分工及其私有制根源，让人的力量重新驾驭资本的力量，推动建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第422页)的理想共同体，这彰显了马克思哲学内在的“共同体精神”。
基于马克思哲学的共同体精神和人类历史对共同体的价值求索，我们认为共同体表征着人克服个体局限，去追求共生、共在和共同创造的价值生存方式，是人的社会生存方式的本质性确证和价值性升华。如果从共同体连接纽带的价值序列来审视，则呈现出了“血缘－地缘－文缘”依次递进的模式。血缘共同体诉诸人的物质性存在，依凭人的生理特质纽带，表征着人因血缘关系而发生的生命联系;地缘共同体诉诸人的社会性存在，依凭人的生活地域纽带，表征着人因共同生活场域而发生的社会联系;文化共同体诉诸人的文化存在，依凭人的共同精神纽带，表征着人因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风俗传统、生活方式而发生的文化联系。“精神共同体在同从前的各种共同体的结合中，可以被理解为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滕尼斯，第65页)只要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共同的精神文化依赖关系，共同体的聚合就意味着生活于其中的不同个体的精神丰盈、价值富足与文化认同，共同体的解体就意味着生活于其中的不同个体的价值失落、道德贫瘠与文化归属缺失，甚至会导致整个文明的解体。
从逻辑意义上讲，民族共同体就是沿着“血缘－地缘－文缘”的递进模式而构建起来的。民族共同体发端于共同的血缘纽带，在共同生活的地缘联系中形成了彼此承认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与利益联系，进而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共同的历史传统与文化记忆，塑造着全体成员的文化生命，成为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标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双重特征的民族共同体。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依凭的不是国家的政治强力，而是中华民族各成员对中华文化的深度认同。中国自古以来奉行王朝国家的构建模式，虽然产生过“华夷之辨”的历史分殊，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亦希望凭借文明的吸引力来实现“华夷融合”。正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文化认同始终是聚合中华民族的核心纽带。中华民族兼具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属性。相比于政治属性，中华民族的文化属性更为明显。在以文化属性界定中华民族时，亦曾出现表达民族复仇情绪的“小民族主义倾向”。近代革命党人把对封建遗毒的仇恨倾泻到清王朝身上，喊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随着西方殖民者对我国国土的践踏和民族文化的侵略，在巨大民族危机面前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中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孙中山放弃了“驱除鞑虏”的口号，倡行“五族共和”，含括各少数民族的大民族情怀取代了“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的小民族情结，“华夷之辨”的民族歧视观逐渐被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民族融合观所取代。正如费孝通先生的经典判断:“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费孝通)民族危亡关头最能催发深刻的民族自觉意识，近代以来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塑造的历史依据。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共同体”名义对中华民族进行的文化塑造，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积累的深入研判、对近代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深刻反思、对新时代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宏伟愿景的深邃洞察中所得出的重大民族构建方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质在于以共同的历史记忆唤醒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生命，激发中华儿女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凝聚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合力。基于此，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具体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本质:
第一，从生成发展机理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长期交往实践中文化认同的结果。首先，工业文明的演进推动着以血缘为核心的地域性族群共同体向以文化为核心的国家性民族共同体的跃迁。工业文明开辟了民族交往和融合的全新视界，特别是当中华大地在殖民者的强权下被迫开启工业文明进程时，中国各民族在救亡图存的共同信念中强化着彼此间的交往与认同，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公共意识与价值理想。其次，中国各民族“互嵌式”的交往实践格局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和凝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各民族不仅形成了交错杂居的空间互嵌情境，而且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经济共生关系，使各民族彼此理解和承认各自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互构关系。再次，民族交往推动了人们对中华民族理解方式的价值跃迁。在共在生存中，人们超越了实体性思维方式，从关系性思维上把握中华民族的共同命运，将“中华民族”视为各民族文化生命在交往中互动、共生和创造的价值依托。
第二，从政治和文化双重属性的互构逻辑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建立在高度政治觉解和文化认同基础之上的“国族共同体”。在政治属性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主权国家为载体的政治共同体。在文化属性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中华儿女共同认可和遵循的中华文化为纽带构建起来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标示着成员对共同体的法权和组织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表征着对共同体的价值和心理认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聚合起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构建“共同体”，就在于其政治取向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精髓和文化走向，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理想结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性构成了文化归属的基础底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属性亦对其政治认同具有价值滋养效应。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政治认同为基础的国家成员和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华人群体的有机统一。
第三，从民族结构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文化共性和文化个性有机结合的共同体。多元一体是对各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关系的结构性表达，它源自中华民族共同体深沉的文化张力:“多元”指称的不是事物的多重始基，而是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表达范式;“一体”指称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共性，它代表了民族发展的主线和价值公约数。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在“多元”与“一体”相互依存、相互构建中不断书写着传承历史文明、包蕴时代精神和面向未来发展的新篇章:“多元”是“一体”生成发展的基础，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彰显了中华民族生命力的价值底蕴，没有民族多样性就没有中华民族文化公共性的集中表达;“一体”是“多元”的聚合目标，中华民族的一体性表征着中华民族的整体价值判定，彰显了中华民族多样文化彼此交融和力量凝聚的可能性，指称着多元民族的价值导向和文化归属。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标识
一个民族的文化标识是这个民族区别于其他一切民族的根本特质，孕育着这个民族的根基与灵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标识的生成过程，既是中国大地上各个族群交往互动和文化互认的共同体聚合过程，又是中华民族与外族相区别并促使族属主体文化自觉的过程，展示出中华民族对“自我同一性”的价值探寻，蕴含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的文化追问:“我们从哪里来”表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共同文化生命的历史探寻;“我们是谁”孕育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抵御外侮中对文化身份的价值甄别;“我们往哪里去”表达着中华民族对共同体发展方向的文化导引。此三者既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现实、未来的时序叙事，也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自觉”到“自为”的逻辑叙事。
(一)“我们从哪里来”:对共同文化生命的历史探寻
“我们从哪里来”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共同文化基因的价值追寻。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和交错杂居的国度，这种多民族的历史构成与生存样态。我们需按照中国独有的自然逻辑、生产逻辑、价值逻辑来展示“我们从哪里来”的文化命题。
地理空间的互嵌性布局呈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生长的自然逻辑。中国地理空间广袤且环境复杂，海拔由西向东顺次递减，西北部的戈壁和西南部的高原孕育了蒙、藏、维等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明，中原及东部沿海的平原地带则为汉民族的繁衍生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西南山区是众多少数民族的集散地，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则成为满、回、朝鲜族的栖息地。“自然条件，一个民族国家的地理特征，对民族的历史生活过程有着最强烈的影响。”(郭圣铭、王晴佳，第220页)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不同民族独特的文化形态，但历次的政治动荡和人口大迁徙使各民族走向交往融合，凭借人口流动、族际通婚等方式，各民族形成了地理分布互嵌的居住格局和血缘交融的亲缘格局，为各族文化的交流、互认和融合奠定了基础。
经济生产的相互依赖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生长的生产逻辑。各民族依据各自栖居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特的生产方式和文明样态——西北、北方的大漠游牧文明、东部平原的农耕文明、东北平原的渔猎耕牧文明、东部及南部的海洋文明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未阻挡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和依存，大漠游牧文明逐水草而居的不稳定性使其对中东部地区的农耕文明十分向往，东北的渔猎耕牧也不断实现着与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融合，各民族通过陆海丝绸之路、少数民族入驻中原和北族南迁等方式，促进了生产工具的交换和生产方式的融合，实现了产品的贸易往来和利益共享。
地理上的互嵌和经济上的互依演绎着文化交往互鉴的价值逻辑。交错杂居的空间分布和生产方式的依存融合，演绎着族际相互融合的历史画面。中华文化深植于各民族特色文化的土壤，是各民族在交流互鉴中相互认同、相互欣赏的共识性产物，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价值追求。如果说各民族间因文化差异而产生不同的图腾崇拜与文化信仰，那么“龙的传人”“炎黄子孙”“东方巨人”等就是全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文化符号，书写着中华民族集体的文化记忆和价值情怀，成为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价值编码。中国人习惯以文化作为构建和阐释历史的方式，既习惯以文化族类观将各个民族界分开来，又以华夏文明的容纳力与自我同一性将各民族文明包蕴其中。地理上的中原大地自古就是文化中心，在倡导各族文化交融互鉴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汉文化独具魅力的文化包容性和同化力。即使少数民族凭借武力入主中原，也总会在潜移默化中被中原文明所吸纳。中原文化的强大的涵化力，在于它代表了人类古代文明的价值走向，并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坚力量和优秀代表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向心力:中原文化不是使少数民族文化从中消隐，而是在文化包容中悦纳各族文化之精髓，并在民族融合中实现文化再创造，引领民族成员在中华文明的整体跃迁中不断生成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在“大中华”旗帜下共同回应“我们从哪里来”的历史命题。
(二)“我们是谁”:中华民族共同体对文化身份的价值甄别
相对封闭的生存发展环境容易使各民族停留在本民族的“小民族主义”，局限于“夷夏之防”的民族文化等级观念和对抗意识，难以形成中华民族“大我”的整体性价值自觉，甚至将“我是谁”和“我们是谁”对立开来。近代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文化入侵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在抵抗外民族的侵略扩张和救亡图存的历史实践中，各民族关于“我们是谁”的文化身份才逐渐清晰起来。
正如个体只有在面临共同挑战和威胁时才能求同存异一样，一个民族的存亡危机方能真正深刻唤醒其整体的民族意识。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说过:“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梁启超，第1－2页)孙中山摒弃了“驱除鞑虏”的大汉民族主义情愫，进而转向对中华民族“大民族主义”的集体身份构建。他指出:“民族主义，当初用以破坏满洲专制。……何来我们要扩充起来，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族，成个中华民族。”(《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2－393页)“他者”是一个民族自我意识生成发展的参照系，也只有在与“他者”比对和冲突的张力中才能反思自我的存在方式及价值。在与“他者”抗争和被“他者”俯视的屈辱经历中，常常实现了对民族意识和集体记忆的唤醒。中华民族的百年救亡史是对“我们是谁”文化身份的认识发展史，凝聚成中华民族“救亡与启蒙相互交织”的历史文化叙事。
作为团结广大人民抵御外敌入侵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不断推动着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整体认同。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身份主体自觉的里程碑。“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喊出“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华民族彻底解放”的政治宣言，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定决心。中国共产党倡导构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表示“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第245页)从此，“中华民族”成为中国共产党标示斗争理想的显性话语，标志其斗争的重点也开始由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向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转向。“中华民族的解放，是每一个黄帝子孙，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责任，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当前的最高利益。”(同上，第456页)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在拯救民族危亡中实现对“共同体”的实践呈现与文化诠释。正是在引领人们实现民族文化身份价值识别中，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并肩负起了引领中华民族价值自觉与繁荣发展的历史重任。
(三)“我们往哪里去”:中华民族对共同体发展方向的文化导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具备了“民族国家”的合法政治外观，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族”。尽管中国没有遵循西方民族国家的话语逻辑和建构范式，但当代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不但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公共特质，而且厚植于五千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是现代民族国家与从未断层的历史文明的复合体。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世界上有许多种文明……但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国家。中国人视国家为文明的监护者和管理者的化身，其职责是保护统一。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深藏于中国历史中，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眼中的国家。”(Jacques，p.228)在这样一个独特的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往哪里去”就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命题。
作为一个致力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梦”这个国族梦想实现“我们往哪里去”的价值导引。2012年，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36页)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刻，中国梦的提出无疑具有其深刻内涵:第一，中国梦指明了中华民族前行的价值方向。中国梦实现了国家与民族相结合的时代型构，揭示了中国梦作为国族梦想的价值依托。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对中国社会基层结构的价值重塑，人民大众第一次成为中华民族文明成果的享有者和国族梦想的追求者。第二，中国梦的实现具有其丰厚的民族土壤。中国梦既承载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生活记忆，又体现了各族人民共同追求的现实利益，因而它指涉着中华民族共同追求的价值愿景。第三，中国梦实现了个人与民族、各族群与中华民族的生成性统一，实现了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合。中国梦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多元族群价值期许的最大公约数，勾勒出中华民族与其内部各民族的价值共意系统。中国梦归根到底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打通了“民族梦”和“个人梦”的文化互认系统，个人梦与族群梦、个人梦与国族梦在不断创生中实现多维联动和同构互塑，持续丰富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旨趣，塑造着“我们往哪里去”的文化愿景。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及其构建
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叙事的实践落脚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本质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存在的认识维度，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标识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存在的意义维度，这两重维度只有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这一实践维度中才能得以最终确证。
“认同”的英文词汇是“identity”，这个词也表示“身份”之意，延伸义为“同一性”。这几个语义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当identity表示“身份”意涵时，蕴含着外在特征的表达;当identity表示“认同”时，侧重于内在文化心理取向的描述。各民族就是在外在身份与内在文化心理的不断构建中，形成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归属，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同一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叙事的核心在于实现各民族对“共同体”内在的文化认同，进而形成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的文化聚合力、感召力和实践力，构筑起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互认与文明共享的精神家园。
从哲学视角看，“认同”具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认可、肯定、赞许”之意，表示以自我认知和评价系统为标准对差异性他者的肯定性理解。二是指在交往实践中，表征着具有同质性和异质性的主体求同存异和相互融合的过程。这两重含义都蕴含着对多样性的容忍和对他者的赞许与肯定，具有“二位一体”的特质。文化认同对于中华民族的健康发展有着根本的意义。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第253页)文化认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完整的认同体系构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构建的实践证成。
(一)文化认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基础性地位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石。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爱国”一直被奉为中国人崇高的文化信仰和文化聚合的核心力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认同和价值认同同样要诉诸文化认同的力量。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成之所以成为历史的选择，就在于它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政治统一体。新中国的缔造和建设过程是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实践诠释;其二，对当代中国的认同源自于我们对人民性文化理想的坚定持守。社会主义中国不是为某些人、某些民族谋利益的政治实体，而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依靠，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上第一个真正属于全体人民的政权，它所明确倡导的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文化理想最能引发全体人民的共鸣，因而能够凝聚起无坚不摧的国家认同合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价值源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提倡的“民族认同”是在认同逻辑上对“多元一体”的价值构建。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认同就如同“社会水泥”一般起到重要的粘合与凝聚的效用。一方面，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认同能唤醒各族人民的集体文化认知，通过对共同文化生命的认可来生成对中华民族朴素的归属感，形成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意识，在全球化境遇中找寻自身的民族同一性。另一方面，各族人民凭借对各自族群文化的反思，把握族群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找到族属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定位，自觉接受中华文化的价值引领，在形成族属身份肯定的基础上生成中华民族整体身份的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是主义认同的力量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历史斗争和现实实践中作出的文明选择，中国共产党鲜明地把“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以“人本逻辑”实现对西方现代性“资本逻辑”的文化超越。我国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开启了中国现代性的时代书写，最大限度地凝聚起中华民族最广泛的文化认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共同价值营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的价值系统支撑。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是政党认同的核心要素。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价值契合。近代的民族屈辱使中国被迫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仅表明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态度，更宣誓了中国人抵抗西方的民族决心。屈辱的民族伤痛使我们始终处于既学习西方技术和制度又反叛西方本体文化的矛盾当中。十月革命的成功，中国人发现了一种既批判西方文化精神、又能指导中华民族实现现代性文化构建的理论样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既契合了中国人集体本位的价值情愫，又规避了中国在“西化”现代性选择中的矛盾心理，进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段全新的现代性启蒙叙事。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构建路径
文化认同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叙事结构中的根基性作用，但这种文化认同不会从精神文化理念内部自发实现，因此，努力从经济、政治、文化层面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就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构建的历史课题。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推进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互利，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物质利益基础。随着民族存亡危机的消解，和平时期人民所关注的重心已经转移到谋求各民族的发展上来，各民族都期盼着在获得实际利益基础上改变自己的历史命运。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根本在于对“以人民为中心”和实现共同富裕文化理想的深度认同。在决战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忠实履行“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第197页)的庄严承诺，所有民族地区贫困县全部摘帽，连片特困地区全部摘帽，中国现行标准下全部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中国脱贫攻坚的胜利不仅从物质层面实现了各民族利益共享，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未来实践中，我们应继续根据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实际状况，聚焦“相对贫困”的重点，有序打开相对封闭的民族文化圈，特别是推动农村少数民族群众融入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为落后地区人民融入改革开放大局创造条件。要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融合凝聚与互养相成效应，加强民族文化交流来搭建经济合作平台，形成经济与文化的良性互促效应，引导少数民族在对中华文化深度认同中实现经济的互惠互利，保证各族人民在共同体的旗帜下走向共同富裕。
其次，强化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意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政治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有机统一的共同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彰显的人民性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文化基础;中国共产党在历史选择中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和代表者，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政治依托。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意识的培育和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和文化叙事的价值延展具有重要作用。从国内角度看，要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妥善处理各民族间的文化关系。正视各民族之间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平等参与和民主共治实践中激发各民族对国家和社会主义的认同意识，实现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自觉归属。从国际角度看，应警惕民族宗教极端势力与反华势力的相互勾结，引导各族人民自觉抵制民族分裂行为，树立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共同体意识，自觉塑造正确的民族国家观和世界历史观，增强各族干部群众的国家政治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
再次，引领各民族文化交流，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心理基础。具体而言，一是要引领各民族间的价值互认，正确处理自我与他者的文化叙事。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实现，有赖于各民族打破文化壁垒，自觉实现文化交流融合，彼此尊重各自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在包容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价值融合，培育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共创历史的心理诉求。二是要积极引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价值归属，正确处理一元主导与多元创造的文化叙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需要有一个价值灵魂来引领，这就需要进一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领地”，培育中华各民族对共同价值认同的心理基础。三是要推动各民族在“和合共生”基础上实现文化的再创造。我们要尊重各民族独具个性的文化创造，鼓励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各民族在文化的积极融合中不断为中华文化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营养，持续巩固和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在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叙事中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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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广文，1961年生，内蒙古赤峰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哲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化管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哲学基础理论、文化哲学以及当代社会发展理论。
来源：《哲学研究》202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