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南北方位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情感意义。六朝南北对峙时期，陆机与庾信经历了亡国剧变，都背井离乡，滞留他国。南北对峙，是他们心头的梗结，诗文多抒写浓郁的桑梓之念。至唐代，天下一统，长安、洛阳是众士子翘首企望的所在，而士子多落第，官员有贬谪。北游的热情和憧憬，南还的失意和无奈，南遣的酸苦和绝望，成为唐人诗文中常常出现的空间情感。明代政局内部，南北撕裂甚至对立，南方士人与政治中心渐相背离。宋元和明清易代之际，南方士人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态度有一个从徘徊到靠拢的转变过程。南方士人以承续道统自居，为其北游确立了道义上的合理依据。文化认同感消弭地域差异，而政治的向心力、道统文脉的普适性和包容性远远超越了地域的狭隘界限。分久必合、天下一家是总的趋势。

关 键 词：北游  南还  空间情感  文化认同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从十余岁外出就傅开始，游学入仕，为官四方，一生就成了“东西南北之人”①。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格局中，南北之间存在政治和文化的对峙和融合。在江山一统时期，政治中心多在北方，南方为才士的渊薮，士子入朝，贬官外放。因此，南北的迁徙要比东西的流宕，更能在历代士人心理上引起激烈的情感震荡以及广泛的思绪波澜。空间方位是有情感意义的，如果说东与西隐含着生与死的生命意味的话，那么南与北则多是华夷之辨、出处冲突的政治文化隐喻。南北迁移在士人心中产生的剧烈情感震动，普遍地印记在历代士人的诗文中，据此可以梳理出中国文学史上普遍存在、清晰可辨的“北游”“南归”现象。因政治格局不同，“北游”“南归”现象的具体情形也是各有不同的。

一 南北对峙形成的心理隔阂：以陆机、庾信为例

早期的“中国”概念曾特指黄河流域的中原，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疆域向四周特别是南方逐渐拓展，认同华夏文明的文化共同体也在同步拓展。中国疆域辽阔，内部文化多样。在华夏文明共同体之中，各地还保持着一定的文化独立性。即使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的汉代，长江流域的吴、楚两地还存在强烈的地方意识。汉末瓜分豆剖，三国鼎立，吴楚与中原的隔阂感进一步强化。王粲从长安南投荆州，《七哀诗》曰：“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②其分判荆楚与“中国”为二。诸葛亮游说孙权吴蜀联合抗曹曰：“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③。其将吴越与“中国”相对立。三国时期数十年的分裂，加深了时人这种南北对峙的心理隔阂。《世说新语》就记载了三国和两晋时期大量把江左、蜀地与中原相并峙的例证。西晋统一蜀吴后，中原政权对蜀吴士人多有压抑和戏弄。吴人周处，与其说死于讨伐北方叛军，还不如说是死于梁王司马肜的阴谋。吴郡张翰在洛阳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而南归，避免了杀身之祸。时人赞其见机，后世传为美谈。其实张翰之命驾而返，隐忍了吴人入洛后多少辛酸、无奈和愤懑!直至东晋迁都建业以后，吴楚和中原的心理隔阂才逐步得到改变。

这种南北的心理隔阂，在陆机的诗文里有充分反映。陆机出身东吴世家，为名将之后。祖陆逊为吴国丞相，父陆抗任吴镇军大将军，后拜大司马。西晋于太康元年(280)灭吴，陆机20岁时，二兄陆晏、陆景被晋军杀害。陆机被俘，北上入洛，真可谓亡国破家。次年送二兄灵柩归葬华亭，闭门读书十年之久，至晋惠帝永平元年(291)末，被征为太子洗马，再次赴洛，从此参预司马氏政权的斗争，终于惠帝太安二年(303)被成都王司马颖杀害。陆机入洛，既因为才华出众，博得张华等人的欣赏；也遭到中原世家卢志等人的侮弄。陆机诗文主要作于入洛之后，作为亡国之余，笼罩他诗文的是“黍离”“麦秀”的悲哀。《白云赋》曰：“盈八纮以余愤，虽弥天其未泄。”④这是多么深重的忧愤!

其实陆机的悲愤不只是因为亡国破家，也来自于长期南北对峙所造成的心理隔阂。陆机并没有融入到中原士人群体中去，始终是一个“他者”。《叹逝赋》曰：“托末契于后生，余将老而为客。”⑤在洛阳，他只是一个外来客。《答张士然》曰：“余固水乡士。”⑥这是他的自我身份认同。《谢平原内史表》说得更为直接：“臣本吴人，出自敌国。”⑦吴是晋的敌国；同样，对待西晋，他也难免怀有敌国心态。警策之句“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⑧，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身事敌国，就像鸟投网罗一样，“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牵世婴时网，驾言远徂征”，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到当时司马氏集团的权力倾轧中。⑨《幽人赋》所谓“超尘冥以绝绪，岂世网之能加”⑩，只能是一种不可能得到的奢望，终究不能做到《豪士赋》所谓“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只能如履薄冰地“叹祸至于何及”(11)。

陆机的“吴人”意识非常浓烈，表现在诗文里弥漫着浓郁的桑梓之念。思亲、怀乡、念归，是他诗文的基本情感主题。《于承明作与士龙》曰：“南归憩永安，北迈顿承明。”《思亲赋》曰：“指南云以寄款，望归风而效诚。”(12)《赴洛二首》其一曰：“南望泣玄渚，北迈涉长林。”(13)南与北，在这些诗文里不只是空间方位，而且是“臣本吴人，出自敌国”的隐喻，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内涵，引起不同的心理与情绪反应。这样一种心理意识，在陆机给中原士人的那些赠答诗文如《赠冯文罴迁斥丘令》《答贾谧》《答潘尼》里是发现不了的。他赠答中原士人的诗文，都是泛泛地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近似于《雅》《颂》笔调，情感总是隔着一层，心理上似乎有所防卫。而在他给南方士人的赠答诗文《赠尚书郎顾颜先》《赠顾交趾》《赠从兄车骑》《答张士然》等中，思亲、怀乡、念归之情往往倾泻而出，如写给从祖昆弟陆晔的《赠从兄车骑》：

孤兽思故薮，离鸟悲旧林。翩翩游宦子，辛苦谁为心。仿佛谷水阳，婉娈昆山阴。营魄怀兹土，精爽若飞沉。寤寐靡安豫，愿言思所钦。感彼归途艰，使我怨慕深。安得忘归草，言树背与衿。斯言岂虚作，思鸟有悲音。(14)

用孤兽、离鸟自比；谷水、昆山，故乡的山水时刻萦绕心头，他反复地唱叹思乡的悲怀。

除了在诗文中流露浓郁的南方意识外，身仕北方朝廷的陆机还采取实际行动，上表举荐吴郡张畅、广陵郡戴渊，策问而录取丹阳纪瞻为秀才。特别是在《荐贺循、郭讷表》里，陆机径直说：“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15)即为南方士人遭到中原政权的排斥鸣不平。

地域文化观念的对峙，有时还表现在具体的物件上。羽扇本是江南的物件，吴灭之后，才流传到北方。羽扇为北方上流士人所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陆机《羽扇赋》假托楚国宋玉、唐勒皆操羽扇，山西与河右的诸侯掩麈尾而笑，于是宋玉铺陈羽扇之精良美妙，最终折服得诸侯伏而引非。此赋中羽扇与麈尾，不正是南北方文化冲突的象征吗?虽然羽扇在两晋并不能真正取代麈尾，但是中原士人灭吴之后，翕然重之，未尝不是陆机等江南士人努力的结果。

实际上，陆机入洛后的处境是艰难的。北方士族卢志与二陆趣舍不同，一开始就为难他们，最终还是谗陷二陆，置之于死地。面对中原政权险境，陆机也有过“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欲”(16)的念头，但是能言而不能行，结果死于敌手。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17)念叨的还是南方的故物，引起后人无限感慨。二陆的悲剧未尝不是南北对峙的政治文化心态造成的。

陆机之后，再次感受到南北对峙带来深切苦痛的文人是庾信。庾信集中多次提到陆机，以“张翰不归吴，陆机犹在洛”(18)比拟自己留滞魏周。庾信具有与陆机近似的遭际，因此引为同调。庾信祖籍河南新野，但在东晋之初祖辈就随晋元帝过江，徙居江陵。庾信生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父亲庾肩吾任太子中庶子，地位显赫。庾氏父子与徐摛、徐陵父子都文才出众，是萧梁皇室的文学贵游，制作宫体诗的名手，声名远播。但梁武帝太清二年(548)的“侯景之乱”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结束了他的贵游生活。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庾信被聘于西魏，出使长安。恰在此时，西魏攻伐江陵，庾信的二男一女相继沦没于此。不久梁被陈取代，西魏被北周取代。庾信在北周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进爵义城县侯。虽然被奉若上宾，得到前所未有的宠遇；但一直被滞留在北周，至死不能回南方。他的诗文从前期的宫廷文学顿然转向了后期的流亡文学。

庾信与陆机一样，经历了亡国剧变，都背井离乡，滞留于敌国。南北对峙，是他们心头的梗结，在陆机诗文里表现为吴和京洛，在庾信则表现于自己的家乡江陵(梁元帝迁都于此)与西魏北周的都城长安，即其诗文里频繁出现的楚与秦的对立，如“周王逢郑忿，楚后值秦冤”，“《鸡鸣》楚地尽，鹤唳秦军来”，“南冠今别楚，荆玉遂游秦”。(19)如果说二人的南北观念有明显差别的话，那就是陆机作了《辨亡论》《祖德赋》《述先赋》《吴大帝诔》等文章，努力为吴国正名，宣扬辉煌的祖德。而庾信是中原旧族，且当时南朝的文化正统地位已经确立，魏周朝廷的宗庙礼乐和碑铭鸿文都仰仗他的大手笔。他有文化优势感，不必再费词自我确证。庾信诗文中更多的是如《哀江南赋》《伤心赋》之类控诉侯景之乱、皇室内斗造成天下丧乱、王室板荡，并给江南百姓带来巨大灾难的内容。而当年吴国孙皓面对西晋大军，是肉袒面缚自动投降的，没有大的杀戮。因此，像《哀江南赋》所描写的惨烈场景不会出现在陆机笔下。

陆机一直自认是“吴人”，庾信则遗憾自己生在楚地却成了关外人。“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20)，北方仕宦的显达并不能消弭他身事敌国的屈辱感。被迫留滞魏周，身似人质，他的壮情雄图消歇了，“移住华阴下，终为关外人”(21)。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虽然庾信得到西魏北周的高规格礼遇，但他感受到的是寒关凄怆及羁旅悲凉：“予此衰矣，虽然有以，非鬼非蜮，乃心忧矣。”(22)内心悲催，加剧身体的衰老。《卧疾穷愁》曰：“危虑风霜积，穷愁岁月侵。留蛇常疾首，映弩屡惊心。”(23)实际上是杯弓蛇影、胆战心惊地挨日子。他的整个情怀还是投向了南方的江陵及梁朝。“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24)，他的诗文里最真切动人的是乡关之思、故国之念。他把梁元帝比作“南国美人”；“畴昔国士遇，生平知己恩”(25)，念念不忘在梁朝所受的知遇之恩；“一思探禹穴，无用鏖皋兰”，“还思建邺水，终忆武昌鱼”(26)，忆念南方风物，希望能探游江南，归隐田园。然而这只能是“穷者欲达其言”的梦想。

由梁入魏的士子，不止庾信一人。如王褒、裴政、刘臻，都与他经历相似。“虽言异生死，同是不归人。”(27)因此，他们以诗歌赠答，倾吐共同的乡国之念，相互慰藉。如裴政，庾信《和裴仪同秋日》曰：“旅人嗟岁暮，田家厌作劳……栖遑终不定，方欲涕沾袍。”(28)落难人相互诉说悲伤心怀。当时一位江南僧人侃法师被招入关，法师南归，庾信《和侃法师三绝》曰：“秦关望楚路，灞岸想江潭。几人应泪落，看君马向南。”(29)朋友归南而自己仍滞留北地，不禁断肠。对于庾信来说，北游是现实，南归是梦想。而在他的诗文里，北游是虚，是迫不得已；南归是实，是真正的主题。

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和对峙造成士人被迫北游而不得南归的悲剧，是普遍存在的。不过对于陆机和庾信两个文人来说则更加刻骨铭心，他们的文学表达也更为触目惊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所幸的是，唐代的江山一统，结束了这种南北对峙。这样的人生悲剧少了，心灵的创伤也就逐渐抚平、淡然了。

二 天下一家与文学中的南北问题

天下久分必合，隋唐两朝结束了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实现了政权的统一，历史进入新的辉煌时期。统一的政权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弥合南北之间的裂痕，唐太宗时期编撰的《氏族志》将普天下的土著百宗纳入一统，实行科举考试代替过去的乡举里选。不论南北士人都有晋身之阶，全国举人都可自由报考，进士及第即可授官。思想文化上，经学、史学和文学都是兼收并蓄，真正做到了南北统一，天下一家。晚唐时闽人王棨《江南春赋》所谓“今日并为天下春，无江南兮江北”(30)，反映了天堑变通途以后的唐代士人的南北一体观。梁启超曾说：“盖调和南北之功，以唐为最矣!”(31)没有了南北对抗，唐代文人浪游梁宋，探海吴越，漫游生活几乎无远弗届，胸襟和眼界都比六朝文人更为开阔。在他们的诗文里我们很难读到像陆机和庾信那样南北对峙的情绪。

于是，唐代文学中的南北问题呈现出另一番景象。长安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洛阳可以说是副中心。不仅唐朝皇帝经常驻跸洛阳，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都在洛阳设府，武后、玄宗在洛阳举行过多次进士考试，代宗永泰元年至大历十一年(765-776)正式设置两都贡举。长安和洛阳是举子荟萃、猎取功名的地方。正如李观所感叹：“士有才与艺，而不北入洛、西入秦，终弃之矣。”(32)唐人赠序之类诗文，多鼓励年轻人北游京师谋取功名。如柳宗元《送徐从事北游序》曰：“生北游，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显者，由是其果闻传于世欤。”(33)只有获得了功名官位，才能将儒家之道施于事，及于物，成为真正的儒者而实现抱负。唐代诗人无不直白地表达出对长安、洛阳的神往之情。李白诗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34)杜甫诗曰：“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又曰：“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35)郑谷曰：“黄花催促重阳近，何处登高望二京。”(36)二京，指长安、洛阳，是唐朝政治、文化中心。积极入世的唐代士人念兹在兹，谁都不愿意离开。“自从别京华，我心乃萧索”(37)，道出唐代诗人的共同心声。而且，正统文人一直是在维护这个政治、文化中心的。中唐时河北军阀割据，招引京城失意者归之，妄图与朝廷对抗。韩愈作《送董邵南游河北序》表达不赞同董生北游，并希望他寻访燕赵的忠义之士归顺朝廷为唐朝效力；张籍拒绝地方割据军阀李师道的征召，都是出于对唐朝廷的忠诚拥护。

唐朝时南方文化逐渐兴起，人口大量增加，士人参与政治的热情高涨，参加进士考试的人愈益增加。于是，送南方士人落第还乡，就成了赠送诗文的一个重要主题。翻阅唐人诗文集，送人落第南还、东归的赠序比比皆是，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盛唐时期这些赠送诗文多是积极的勉励之词，失败里看到希望，同情中充满鼓舞。如陶翰《送谢氏昆季下第归南阳序》劝勉曰：“他日之奋六翮、登九霄，未为后耳!”又《送田八落第东归序》曰：“夫才也者，命在其中矣。屈也者，伸在其中矣。”(38)这既是安慰，更是鼓励。王维《送丘为落第归江东》曰：“知祢不能荐，羞为献纳臣”，对不能推荐丘为表示自责；《送严秀才还蜀》曰：“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鼓励他来年再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曰：“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可谓循循善诱，宽怀慰勉。(39)其中毫无南北之见，充满了积极有为、劝勉鼓舞的话。南北问题在唐代士子身上表现为对政治权力中心的向往、靠近，以及参与的热情和这种热情不能实现而带来的失落与不平。

唐时的朝廷重京官而轻外官。京师乃衣冠所聚，声名所出，夤缘晋身的机会更多，因而士人任京官后多不愿意外出。唐朝的贬谪制度，“京职之不称者，乃左为外任；大邑之负累者，乃降为小邑；近官之不能者，乃迁为远官”(40)。朝廷官员或贬为州刺史，或谪为县尉，数年后遇赦或有政绩而可以量移近地甚至返京。唐代京官以北人为多，而贬谪之地，“南方较之北方，岭南道及江南西、东道较之其他诸道，流贬人数更为集中”(41)。这在客观上对于开发偏远的南方，移风易俗，提升文化是有意义的。但从北到南，从京华到偏僻之地，辽远的空间对比和巨大的人生落差，给士人带来剧烈的心理冲击。因此，贬谪成了唐代文学的一大主题，贬谪文学中出现了新的南北空间问题。送贬谪之官，多如王维《送杨少府贬郴州》之“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42)，宽慰劝勉对方迟早会返京复职；而对被贬谪者来说，南方“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43)，“瘴疴扰灵府，日与往昔殊”(44)，担心一把骨头老死于瘴疠之地。一直到北宋，秦观被贬郴州还抱有唐人这种心态，苏轼、黄庭坚虽然同遭远斥，但学道坚实，能战胜穷达。今人对唐宋贬谪文学多有研究，兹不赘述。单单从南北问题的视角来看，北方的京华是万人仰望的中心，是士子实现梦想的所在；而当时南方瘴疠之地，则是官员的梦魇。北游的热情和憧憬，南还的失意和无奈、南遣的酸苦和绝望，成为唐人诗文中常常出现的空间情感。若将其与六朝陆机、庾信等人相对照，会发现南北的文化意味和情感意义发生了逆转。

明朝同样是天下一统，而此时南北问题则出现了新的特征。每一个新兴的朝代都给士子带来新的希望，激发士人参与政治的热情。但是明初朱元璋大量起用北方士人，对南方士人多有疏远和压制。尤其是在永乐迁都北京之后，朝廷中南北矛盾较为突出，高位多为北人占据，南方士人普遍地遭到镇压和打击。(45)而明代江南经济发展迅速，生活富庶。因此，士人在京师遭到压抑后，往往选择致仕归田，逍遥于园林，以诗酒歌舞为乐。弘治正德年间泉州人蔡清所谓“凡百有退无进，自甘稿(槁)死于下矣”(46)，是南方士人较为普遍的仕宦心态。江南士人多田园等产业，有丰厚的经济来源，不必依靠俸禄过活，因而多有辞官归乡者。何良俊就“有清森阁在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彝鼎数十种”(47)，自然不愿意局促于南京翰林院孔目这样的微官受人挤兑，而早早辞官归隐。南方士人一旦看清报国无门就抽身而退，江南经济足可颐养天年。或者是像顾宪成等人那样，受到朝廷排挤回乡后，结文社以抗争。总之，明朝虽然一统，但政局中的南北是撕裂乃至对立的。北方对南方的排挤和压制，促使南方士人与政治中心渐相背离甚至相抗争。而大量南方文士的乡居，促进了南方文学的兴盛和地域风格的愈益凸显。

三 易代之际南人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靠拢

中华民族的历史展现了中华大地上多民族在交流中相互融合的过程。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带给南方汉族士人的，往往是双重的价值冲突：除了忠君观念，还有一个“华夷之辨”的问题。宋元、明清易代之际的南方士人，都不得不面对它。

宋亡后，南方士人对元朝廷的态度有一个从抗拒、徘徊到靠拢的转变过程。元军南下时，遭到了南方士众的激烈反抗，特别是江西、福建一带如文天祥、谢枋得、郑思肖、谢皋羽等人最为顽强，宁死不屈。但是到了他们的后一辈，如吴澄、何太虚、揭傒斯、戴表元、虞集等人时，元朝的江山已经稳固，反抗已没有意义。是继续隐处乡间不与元朝廷合作，还是抓住较早投靠元朝的南士程钜夫给予的机会而臣服并参与新政权?这是南方年轻士子不得不面对的两难选择。吴澄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被程钜夫举荐至大都，随即以母老辞归；大德六年(1302)因董士选力荐，再入京师，次年又南归。这“两征两起”就体现了他的心灵挣扎。吴澄最后还是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并以“士之生斯世也，其必有以用于世也”的道理鼓舞弟子黄孚(字文中)赴京师展其才用。(48)他在至大元年(1308)撰作《送何太虚北游序》，鼓励表弟何中(字太虚)入京。而何中是抗元志士何天声、何时的后代，北上入大都自然怀有沉重的心理负担，最后还是悻悻而归，一生都是“南冠故国人”(49)。好友揭傒斯在京，馆于程钜夫门下，送何太虚南归并赠诗：“步出城南门，怅望江南路。前日风雨中，故人从此去。”(50)一对好友从此就人生异路了。吴澄应元朝廷的征辟，北上入都出任国子监丞。当时江西庐陵的刘岳申称赞说：“方今出宰大藩、入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以故中州之人，虽有杰然者，不在是任；然则南士愈不敢望矣。使先生以道教胄子，他日出宰大藩与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出先生之门，是犹先生之志得而道行也。此世道生民之福也。”(51)吴澄出任国子监丞，不是屈身异朝，而是造就人才、大行儒道的好机会，其意义重大。的确，后来吴澄成了元朝大儒，对于元朝廷意识形态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亡之后，许多南方文士对于是否认同新政权并与之合作都有过踌躇，在人生选择上出现了分歧。何太虚、戴表元选择隐居家乡；吴澄、虞集、揭傒斯则出仕新朝，任职翰林院、国史馆等，或为儒学教授。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认同并靠拢新兴的元政权；“华夷之辨”的观念被淡化，逐渐更替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52)的新的家国观。蜀人家铉翁是较早提出这种家国观的。他的遭际有些近似庾信，宋末奉使元营，滞留馆中；宋亡后守志不仕，馆河间(今属河北省沧州市)，以《春秋》教授弟子。他读到元好问兼收南宋出使金国使臣诗歌的《中州集》时，称赞元好问胸怀卓荦过人，是“天下士”，远胜于那些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篱，一家尔汝。其题词曰：

世之治也，三光五岳之气，钟而为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奋乎齐鲁汴洛之间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于四方，奋于遐外，而道学文章为世所宗，功化德业被于海内，虽谓之中州人物，可也。盖天为斯世而生斯人，气化之全、光岳之英，实萃于是，一方岂得而私其有哉?迨夫宇县中分，南北异壤，而论道统之所自来，必曰宗于某；言文脉之所从出，必曰派于某：又莫非盛时人物范模宪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况于在中州者乎……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生于数十百年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生并世之人。(53)

家铉翁虽然自称死后墓碑上要刻上“宋使姓某其名某”做大宋的遗民，但他的这一段“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的议论，可谓堂堂正正。“中州”不是基于地域的划分，而是依据了道统文脉。不论天南地北、四方遐迩，只要是承传中华道统文脉的就属“同国”。当时多族文士愈发认同中原文化，如耶律楚材提出以儒治国，以佛治心；萨都剌长期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先世为西域贵族的马祖常作文专以先秦两汉为法。自元仁宗始朝廷大力推行崇文尊儒的政策，就是南北合力，试图建构儒家的道统文脉以整合多族为一家。

元代中期以后，入朝为官的南方士人越来越多。他们北上大都后，不再作为“他者”而存有陌生感。浙江临海人陈基曾追随著名学者黄溍游京师，授经筵检讨，后因罪回归吴中。即使如此，其对京师依然充满着神往之情，《送陈希文北上序》比喻说：“京师，士大夫之天池也。”(54)鼓励同学陈希文北上，翱翔乎帝乡，徘徊于清都。顾瑛虽然隐居于昆山玉山草堂，但《送陈希文秀才北上》末联曰：“圣主筑台延国士，虎头食肉定封侯。”(55)其中多鼓舞激励之意。李存为“江东四大儒”之一，虽在家乡办书院讲学，但撰作多篇赠序鼓舞年轻人北游京师，在天下为一、六合一家的当时猎取功名。眉州人蒲道源《送罗寿甫北上序》说：“夫有可用之才，居无可用之地者，君子之不幸也。无可用之才，居有可用之地者，君子之所耻也。吾子孳孳力学，求免夫后日之所耻；皇皇远涉，思胜夫今日之不幸；可谓有志矣。呜呼，中州无贤士大夫则已，如有贤士大夫，其必有合焉。则吾子之志，不患乎不伸矣。”(56)可用之才，谋求可用之地。这大约可以代表元代中后期南方士人的普遍心态。作为道统文脉的维护者，他们参与元朝政权，已经毫无道德负担。到了元明易代之际，江南人竟至于想“北降于元以拒明”(57)。这恐怕是文天祥、谢枋得、何太虚等人做梦都想不到的。

明清易代以后，南方士人再次面临着痛苦的两难选择。清军入关南下，曾遭到南方士众的激烈抵抗。统一南北后，清廷主动采取一系列措施吸纳汉族文士。南方汉族士人是否该投身新朝政权?北游还是南归，又成了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复社成员的意志最为坚决，即使大势已去，也多以遗民自守，与北方的清廷保持不合作的态度。南与北，在他们的观念里是关涉“华夷之辨”的政治问题。湖北黄冈人杜濬崇祯七年(1634)后一直定居南京，参加复社活动。清军南下时，他“亦思提十万师横行其间”(58)，但是南明小朝廷实无作为。杜濬后半生浪游于吴楚山巅水涯，足迹未过淮河以北。顺康时期，他对南人北游非常敏感且鄙夷，曾说：“北游之彦，多所未识；北游之诗，多所不解哉!”当时有吴县后生吴炯(字初明)曾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前两次北游京师，作《北征绝句》《北游诗》，“目击水患，则有仁人之言”，而无投赠干谒之辞，杜濬称赞他“举从前北游之乞态，一扫而空之”，但又劝阻他，“从此将以绕膝为俊游，而不数数然北其辕也”。(59)好友龚鼎孳仕清，仕途鸿通，康熙五年(1666)回里后返京，杜濬赠诗“古来光史册，知止最为难”(60)，劝其及时知止退隐。杜濬的女婿叶藩(字桐初)，江苏昆山人，其祖叶有震、父叶慎行都死于顺治二年(1645)夏的清军征战，与清廷应有不共戴天之仇，但却多次北游，有谋求官职之意。杜濬作赠序给予严厉斥责并阻止，甚至到相决裂的地步。其文曰：

君子之爱人也，见其行事有不合于理者，则言之。言之有听不听，又或不但不听而益加甚焉，则与之言者，意本于相爱，而效至于益其疾，何贵于言乎?叶子桐初，所谓言之而益加甚焉者也。吾何以言为!虽然，吾老矣，言之而听，固不失其亲，其情可以感；言之而不听，而又益加甚，义亦可以别矣，则言其可废乎!

盖叶子之粤游也，万里之行，逾年而后返，此于理非甚不合也，可以无言也。叶子返不数时，不遑他及，孜孜汲汲然又将惟北游是务。此于理甚不合也，不可不言也。

嗟乎!叶子四十年前，四岁孤婴耳，严君不幸，母夫人秉节抱痛，辛勤鞠子，以至于总角授书，成童能文章，魁然丈夫，尺寸皆母恩，则尺寸皆父泪也。为叶子者，理宜刻苦读书，期破万卷，以《春秋》为法令，以《孝经》为表里，以筦氏“六言”为门户，以康侯义例为断制，洁身隐约，力著一书，用明己志。其人其书，可垂久远，使贤者叹服，而凭吊及于先人，乃叶子之事也，奈何专以北游为嗜欲乎?盖叶子自粤游以前不及四年，而三游于北，何其勤也!义亦可以止矣。今又席不暇暖，约车戒徒，若有期会，何也?向使叶子犹平人，吾犹望其少异于众，不屑骈肩叠迹，面积尘而颡流汗，若群丐之争朱门，见之惟有却走，乃为得也。何况别有怀抱如叶子者?无论三千里之程，冒寒触暑，俱属无谓；即见星而起，与众并驰，策其马而北向，惟恐其不及。其时自寻面目，得毋觉其不类乎……或曰，叶子此行，为葬其亲计也。余曰：噫，是何言与?惟此一事，于此行尤不相宜耳。以此营首邱，是伤亲之心也!诚如是，叶子可以别矣!(61)

文章反复提及叶藩的祖、父惨死于清军南下的不同寻常的身世，谆谆教诲又严词告诫，以此阻止叶藩北游。在杜濬的阻挠下，叶藩终究未能出仕，生活穷苦潦倒，直到杜濬去世后才入曹寅的苏州织署幕。而在曾为崇祯举人而后出仕清廷的王岱看来，叶藩不必背上沉重的道义包袱，“可显可晦，俱无碍其身名，正不必守硁硁之节，以一邱一壑老矣”(62)。这正表现了王岱与杜濬不同的出处观。

杜濬好友、安徽桐城人方文为明末诸生，入清不仕，与复社、几社的遗民交往，声气相求。南和北，对于他来说具有强烈的政治情感意味。《泣象行》叙写一头忠义的大象要从西南送至北京。“象奴虽贱南方人，屈膝北人愤所切”(63)，表面写大象，实则抒写诗人的愤切。当时有河北“三梁”即梁以楠、梁以樟、梁以桂忠于明朝，福王兵败后，隐居江苏宝应，谢绝清廷召用。方文歌赞他们曰：“君家兄弟本燕人，坟墓田园在京国。其性乃如鹧鸪鸟，飞必向南不向北”，“老死南方不归北，分明亦是露筋人”。(64)友人夏又新以岁贡入京，方文作诗相送，实为劝阻，末句曰：“只此堪终隐，何为蓟北行。”(65)顺治举人钱湘灵北游，方文作诗，中二句曰：“蓟北风尘难作客，江南花鸟且怡颜。稍能薄粥供朝夕，何苦长途数往还!”(66)这也有劝阻之意。北与南，不止是空间方位，还含有政治情感的隐喻。这在当时特定的情境下，代表不同的政治方向。在方文的诗歌里，南京多称“旧京”，北京多称“北平”。这是有政治意味的。方文曾暂寓北平，但“身犹羁岱北，梦已遍江南”(67)。北平对他来说是他者，是羁绊，心梦还在江南。方文交往甚广，晚年时对屈事新朝者的态度才稍微宽容。崇祯举人姚子庄于康熙初年任安徽石埭知县，惠民有政声，方文《石埭访姚六康》曰：“仕隐迹虽殊，素心终不暌。”(68)从中可看出一些遗民的态度有微妙的变化。

清初的江南，一方面与清廷存在较为严峻的对立情绪，读书人若屈身北上，往往成为当地民情物议的对象。如当时昆山一位姓侯的年轻人游燕，葛芝曰：“侯子而北也，吾知天下致猜于侯子者相踵也。”(69)另一方面，繁重的赋税、萧条的经济、混乱的地方治理，又迫使一些读书人不得不寻求功名与出路，送人北游的赠序也往往以猎取功名后改善地方治理为主题。当时昆山叶方恒、叶方蔼兄弟就先后于顺治十五年(1658)、十六年(1659)中了进士，步入仕途。“闲居不识长安路”的葛芝撰赠序鼓励叶方恒在四方颠沛流离、百执事不修、数百万生民号呼的艰难时刻，应当奋然而起，有所作为。(70)隐居昆山的归庄赠送叶方蔼北上任翰林院编修的序文曰：

士君子既立朝，上则有补于衮职，中则有裨于世道，下则有造于乡里。余同里人也，先以乡里言之。今日之江南大坏矣!官吏贪猾，士卒骄悍，民力殚竭，士习卑下，人心险诈，风俗浮淫。是数者，亦贤士大夫之当念及也；念及之，则当思有以救之。稽载籍，咨有道，讲求实事，遇凡为吏、为使于江南者，皆有以告之，庶几其有瘳乎?如诿诸言责不在我，事权不属我，优游养望，坐致高位，此在庸人则然耳，非所望贤士大夫也。(71)

叶方蔼此前在“江南奏销案”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实际上反映了地方吏治的腐败，归庄所言乃有为而发。但这恰恰可见这位江南遗民考虑的只是“江南大坏”，而不是如何去为朝廷出力，南北情绪还梗阻在他的心头。海宁人陈确，曾受业于江南名儒刘宗周，入清后隐居不仕，但支持年甫弱冠的弟弟陈论(字谢浮)应康熙三年(1664)进士试。他提出“出处一理”，并鼓励其弟陈论，“谢浮不出，而图吾民；谢浮诚出，而图吾民”，也就是说不论是否出仕，士都当“以斯世斯民为己事”。(72)立意更高了一层，出仕清朝也更具有正当性。在兄长鼓励下，陈论出仕，官至刑部侍郎。

随着清朝江山日益稳定，明朝祚运一去不返，江南士人对清朝政权的态度在逐渐转变。特别是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开设博学鸿词科，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江南士子趋之若鹜。近二百位被推荐者中，浙江和江南省有143人；录取一、二等50人中，浙江和江南省38人，真可谓“良朋多北去，江左欲群空”(73)。而一些复社社员的子弟，如万斯同，以明遗民自居，虽被举荐而力辞不就。

就像抗元志士的后人在元代踌躇于出处问题一样，抗清志士和明遗民的后代若要响应清朝廷的招引，须放下比常人更为沉重的精神包袱。浙江鄞县人万泰、安徽宣城人梅朗中和沈寿民，都是“复社眉目”。他们的子辈是继续困守乡野，还是北上京师猎取功名，都面临了两难的选择。梅氏是宣城望族，梅朗中于“国变后”曾誓不下楼两年，36岁英年早逝。孤子梅庚(字耦长，一字子长)，康熙二十年(1681)举人，至康熙三十年(1691)已52岁，北上京师，赴礼部春闱。族叔梅文鼎撰赠序送行，其中曰：“今夫燕台者，天下政治所从出，而四方英杰之所归。其公卿大夫莫不深明于理道之原，而汲汲于得士，若涉于江湖而需维楫者皆是也。诚得士如吾子长，其不有相见而恨其犹晚者与?子长行矣哉!”(74)梅文鼎此前已奉明史馆之召入京，因此，他能如此直接地表达对清廷的认同。可惜梅庚会试不中，拟返乡。此时万泰之子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入职在京预修《明史》，作了一篇情真意切的《送宣城梅耦长南还序》，从回忆父辈的深厚情谊和坚贞名节叙起，谈到“从来名父之子难为继”的现象，最后归结至“惟各尊所闻，行所知，益崇令德，毋玷家声，可也”。(75)“毋玷家声”四字，有千钧之力，可令梅庚汗流浃背。当时沈寿民之子沈公厚亦在京城，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南回，万斯同撰赠序，强调“安常守困，庶几不坠家声”，并赠以《孟子》“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和《诗经·文王》“毋念尔祖，聿修厥德”二格言，相为勉励。(76)可见，抗清志士和明遗民的后代转变南北对立的情绪最为艰难缓慢。

江南士人转变立场入仕清廷，需要一种道义上的支撑。浙江鄞县人李邺嗣、范光阳(字国雯)都是黄宗羲弟子，继承刘宗周的学脉。范光阳要参加康熙二十七年(1688)会试，同门多有惋惜，李邺嗣则撰《送范国雯北行序》支持范氏北游。他说：

国雯之行，固亦吾道之光也。当夫子之世，吴越诸地尽号荆蛮，而子游氏独逾江蹈淮，从游于洙泗，遂得身冠文学之科，南方数千载菁华，尽从此辟。及典午过江以后，士子文章并在江左，其时伧荒之目，几比荆蛮，虽至于今犹然也。今国雯为黄门高弟，尽得所学，更负蕺山之遗书，逾江蹈淮，历齐鲁之乡，北极燕中，尽以所载书转相传授，使人知今日圣学宗传，定在子刘子，而其及门老成尚在，讲席重开，一一见诸笔疏，于是北方之学者，亦为丕然一变。余知国雯必能力任其事矣，岂非吾道之光耶?(77)

这让人联想到前引刘岳申鼓励吴澄入京任国子监丞的话。刘岳申从继承道统、造就人才的角度立论，李邺嗣从吴越文明的源流说起，归结至刘宗周、黄宗羲的圣学宗传化及北方学者。这是以承续道统自居，为南人北游确立了道义的合理依据。在这种道义的支撑下，清代中期以后，南方士人积极参与清朝政治，南士北游已经不再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至清朝统治者久已逊国的1924年，浙江海宁人王国维因为溥仪被逐出宫而要投御河自尽，那种情感大约是杜濬、万斯同等人如何也体会不了的。

中国幅员辽阔，乡土观念浓厚，历史上虽有纷争、割据和对峙，但总的趋势是分久必合、天下一家。文化认同感可消弭地域差异，政治的向心力、道统文脉的普适性和包容性要远远超越地域的狭隘界限。地方独特性与文化统一性之间虽时有矛盾，但历代都能做出相应的调谐。正如家铉翁所说：“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正是中华文化凝聚九州八荒，“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保障了中国能够源流不断、江山一统。这一点，在今天依然有其重要意义。

注释：

①《礼记·檀弓上》：“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8页。

②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6页。

③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15页。

④陆机著，杨明校笺《陆机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60页。

⑤同上书，第138页。

⑥同上书，第278页。

⑦同上书，第612页。

⑧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二首》其一，杨明校笺《陆机集校笺》，第295页。

⑨陆机：《赴洛道中作二首》其一、《于承明作与士龙》，杨明校笺《陆机集校笺》，第216、231页。

⑩同上书，第121页。

(11)同上书，第68页。

(12)同上书，第83页。

(13)同上书，第209页。

(14)陆机著，杨明校笺《陆机集校笺》，第273页。

(15)同上书，第941页。

(16)陆机：《招隐》，杨明校笺《陆机集校笺》，第227页。

(17)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06页。

(18)庾信：《和张侍中述怀》，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2页。

(19)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其十二、《拟咏怀二十七首》其二十七、《率尔成咏》，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第237、249、339页。

(20)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其三，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第230页。

(21)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其五，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第232页。

(22)庾信：《竹杖赋》，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第37页。

(23)同上书，第283页。

(24)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其六，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第236页。

(25)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其二十二、其六，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第245、232页。

(26)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其二十、《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其八，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第243、336页。

(27)庾信：《和王少保遥伤周处士》，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第306页。

(28)同上书，第302页。

(29)同上书，第369页。

(30)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024页。

(31)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吴松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08页。

(32)李观：《与处州李使君书》，董诰等编《全唐文》，第5404页。

(33)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18页。

(34)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86页。

(35)杜甫：《秋兴八首》其二、《小寒食舟中作》，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85、2062页。

(36)郑谷：《漂泊》，严寿澂等笺注《郑谷诗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52页。

(37)高适：《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刘开扬笺注《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3页。

(38)董诰等编《全唐文》，第3382页。

(39)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10、82、27页。

(40)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99页。

(41)尚永亮、邹运月：《唐五代贬官规律与特点综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42)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627页。

(43)宋之问：《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陶敏等校注《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33页。

(44)柳宗元：《读书》，《柳河东集》，第741页。

(45)参见郑克晟《明初江南地主的衰落与北方地主的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46)蔡清：《上东山刘先生书》，《蔡文庄公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26页。

(47)张廷玉等：《明史·何良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64页。

(48)吴澄：《送黄文中游京师序》，《草庐吴先生辑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33页。

(49)何中：《正月五日吾族诸老儒服纵游》，《知非堂稿》，《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7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56页。

(50)揭傒斯：《晓出顺承门有怀何太虚》，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1页。

(51)刘岳申：《送吴草庐赴国子监丞序》，《申斋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174页。

(52)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606页。

(53)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元好问编《中州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72页。

(54)陈基：《夷白斋稿》，《四部丛刊三编》卷一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36年，第3页。

(55)顾瑛著，杨镰整理《玉山璞稿》，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1页。

(56)蒲道源：《闲居丛稿》，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89页。

(57)张廷玉等：《明史·王逢传》，第7313页。

(58)杜濬：《六十自序》，《变雅堂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9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59)杜濬：《北游诗序》，《变雅堂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94册，第11-12页。

(60)杜濬：《送龚孝升先生北行》，《变雅堂遗集》，第130页。

(61)杜濬：《送叶桐初北行序》，《变雅堂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94册，第42页。

(62)王岱：《题叶桐初白云图》，《了庵文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56页。

(63)方文撰，胡金望、张则桐校点《方嵞山诗集》，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110页。

(64)方文：《梁仲木招同邓孝威饮琼华观醉后作歌兼怀令弟公狄》《露筋祠歌书梁公狄枢部诗后》，胡金望、张则桐校点《方嵞山诗集》，第113、441页。

(65)方文：《饮夏又新山庄同李二则、孙曼倩》，胡金望、张则桐校点《方嵞山诗集》，第752页。

(66)方文：《送钱湘灵北游，时予亦将之楚》，胡金望、张则桐校点《方嵞山诗集》，第833页。

(67)方文：《昼寝》，胡金望、张则桐校点《方嵞山诗集》，第568页。

(68)方文撰，胡金望、张则桐校点《方嵞山诗集》，第663页。

(69)葛芝：《送侯子游燕序》，《卧龙山人集》卷八，康熙九年(1670)刻本。

(70)葛芝：《赠叶嵋初序》，《卧龙山人集》卷八，康熙九年(1670)刻本。

(71)归庄：《送叶子吉太史北上序》，《归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4页。

(72)陈确：《送谢浮弟北上序》，《陈确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43、242页。

(73)曹禾：《送周翼微入燕》，《晚晴簃诗汇》，《续修四库全书》第163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74)梅文鼎：《送从侄子长北游序》，《续学堂文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3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09页。

(75)万斯同原著，方祖猷主编《万斯同全集》第8册，宁波：宁波出版社，2013年，第265页。

(76)万斯同：《送沈公厚南还序》，方祖猷主编《万斯同全集》第8册，第265页。

(77)李邺嗣：《送范国雯北行序》，张道勤校点《杲堂诗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