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身体出奇的棒。当时他年已古稀，虽然鹤发稀疏，却有红润的童颜。他仍常常在假日到西山去爬山。还常年坚持洗冷水澡，在北京冬天那寒风刺骨的河岸上，老人家光着身子往冷水里跳。

马老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说话挺怪。不管是请什么政治权威人物作报告，他的开场白都是自称“兄弟”。有一次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报告会上，开始之前，他先不是按常例称赞李富春，而是先说：“今天高教部请客，兄弟我吃了几杯老酒。”当时，自称“兄弟”的，在电影中、话剧里，大抵是黑社会分子，或者是国民党反动军官。他对于李富春既不尊称为李副总理，也不更平等地称他为同志，而是称他为“李先生”。李富春开始讲话以后，他忽然搬了一张椅子，在靠近讲台的地方泰然自若地坐了下来。听旁边的同学说，他的耳朵不大好。我觉得他个性鲜明而且好玩。

报告结束的时候，轮到他讲话，他本想改称李富春为“李副总理”，但是不知为什么，说成了“李副总统”，第一次说，大家笑了，没想到，第二次还是“李副总统”。想来在高教部的酒会上，他真是喝多了。

1957年5月，大饭厅面前出现了“民主墙”，中文系的几个学生要出版一个同人刊物，名字叫作《广场》，在大饭厅与小饭厅之间竖起横幅：“救救孩子”。他在人群中出现了，不久就看到墙上有了马老为《广场》捐助人民币500元的消息。很可惜的是，几天以后，他的助理，宣布马老撤消了他的捐款，原因似乎是对这个刊物“不大了解”。以我当时的想象力，完全可以推测出一定是有人对他施加了影响。

1956年，马老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坦率地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在大学课堂上念讲稿的风气。他说一个教授在课堂花一个小时念的讲稿，学生在课堂外，只要20分钟就可以读完了。这种念讲稿的作风，实在是贻误青年的生命。一个人一堂课给你浪费40分钟，几十个人乃至上百个青年一堂课下来，浪费的生命该有多少？他的这篇文章，在同学之中引起强烈的震动，一时间奔走相告。

他关于人口论的文章在《新建设》上发表出来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有多么震动。但是，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他与严厉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毛泽东唱反调。因为毛泽东说过：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人，只要有了人，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在这种政治权威理论的笼罩之下，一些学者(包括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对他进行围攻，其中有王亚南先生。但是令我奇怪的是马老并不买账。他在答辩文章中不点名地提到的南方一所大学校长，就是指的王亚南先生。后来，压力究竟有多大，我在当时是很难痛切地感觉到的。1990年我在德国看到一本著作，说他此时最大的压力是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做一个检讨过关，他痛苦地拒绝了。其实，这在他当年发表的文章中，就有过暗示，我记得是这样说的：我年近八十，现在孤军作战，虽然有我敬爱的领导的劝告，我也不能放弃真理。

后来，弄到学校里要开会批判他了。由于他的地位和声望，起初，只在哲学楼的一个教研室里开了一个小会，通过扩音器把会场内的发言和他的答辩向全校广播。马老仍然平静地坚持他的观念。后来，批判发展到开大会大轰大嗡的程度。记得是由党委副书记冯定主持，会议开始了很久，马老不来。派人去“请”来了。他仍然是拿着一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处之。底下就有些年轻人喊口号了。马寅初很镇静地说：我这个人每天洗冷水澡，不管多冷的天都不怕。现在天气并不冷，给我洗热水澡，我就更不在乎了。

现在，他的远见卓识已经得到举国一致的称颂。但他面对高呼口号的群众仍然能够硬着头皮顶住，甚至还能幽默一番，这是当时的知识分子都绝对不可想象的。像我们这样一遇到压力就检讨过头的苟活的芸芸众生，每忆及此，都不能不感到汗颜。

最可惜的是，历史给他的平反来得太晚了。当平反的通知到达时，他已经是百岁老人，坐在轮椅上，对于崇高的赞扬除了木然的表情，脸上已经没有什么鲜明的生命的痕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