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主张交接仪式放在中环露天广场，其意图在于让所有参加交接仪式的人目送英国撤离的军舰，以彰显其“光荣撤退”。中方主张交接仪式放在新建的会展中心，据说中心的外形设计像北飞的大雁。为此，中方政府提供了香港四十年的水文资料，证明七月一日前后香港处于暴雨多发季节，交接仪式不宜露天举行。果不其然，当主权交接在会展中心举行之际，整个香港倾盆大雨，相信天道自然的中国人都认为这是苍天有眼，用泪水刷洗整个民族的历史耻辱，因为香港殖民地作为一种象征，一直是中华民族心灵上的伤痛，也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难以解开的心结。

香港从割让开始，就一直是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媒介。近代中国报业就从香港开始，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香港充当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地。王韬、梁启超、孙中山等近代历史名人都曾与香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同时香港也是中国通向西方世界的通道。抗战以来，香港一直是国共两党争取海外华人和国际援助、宣传抗战和建国理念的基地。一九三八年中共中央在香港设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一九四七年，新华社香港分社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正式办事机构，在香港展开统战工作，尤其在全国解放前夕秘密组织一大批逃往到香港的民主党派领袖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辗转北上，参与政治协商建国。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政治力量自然是工人，一九四八年香港工人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推动下成立了“港九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而各种工会子弟学校也陆续建立起来，这就是香港人所说的爱国学校或左派学校，比如汉华中学、培侨中学和香岛中学等。这些学校不仅成为左派政治力量的组织纽带和人才基地，而且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随着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展开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香港的思想文化界也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发挥作用的重要力量。在“二战”后整个世界思潮向左转的大背景下，香港新华社一手组织工人阶级队伍，一手抓文化统战，左派的发展形势可谓欣欣向荣。比如，左派电影公司新联、长城、凤凰网络了一批当时香港著名的影星，拍摄了大量反映民族主义和新中国成就的电影。撑起香港电影业的半壁江山。其中长城电影公司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到七十年代拍摄的“黄飞鸿系列”共八十多部，在香港和东南亚华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国民党勒令停刊的民主党派报纸《大公报》和《文汇报》转移到香港后，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领导下，按照统一战线思路，办得有声有色。两大报刊还办起了《新晚报》、《香港商报》和《晶报》等立场中间的报纸，增加大量副刊，刊登香港人喜爱的马经、狗经、武侠和色情内容。梁羽生和金庸的武侠小说最先是在《新晚报》上刊登出来，此后《大公报》、《文汇报》也刊登了武侠小说，一时间出现了武侠小说擂台赛，开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在“文革”之前，受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或影响的报纸发行量占香港报纸发行量近三分之二。

左派思想在香港的发展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二战”后香港的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内地的移民大规模涌入香港，香港社会的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比如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香港中环天星码头的小轮公司因为船票加价一毛钱就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骚乱。而此时，国际局势发生了逆转，中苏主导的世界“反帝反殖民”运动在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地如火如荼地展开。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和中国在东南亚的扩张也与英国联手，在东南亚各国与共产党展开政治较量。而中国内地激进的反帝、反殖、反修的“文革”迅速波及到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香港就像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随时有被掀翻的可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澳葡政府与群众之间发生了冲突并进行镇压，引发澳门左派团体的罢市运动，在内地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下，迫使澳葡政府屈服，从此澳门成了“半个解放区”。澳门左派的胜利直接刺激着备受港英政府打压的香港左派。他们纷纷派人到澳门学习取经。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通过廖承志向香港新华社发布了指示：“香港不能照搬内地，内外有别，香港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宣传上千万不要使香港同胞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将席卷香港。至于我们党政企业组织内部，不搞大字报，不搞群众运动，不搞揭发批判。>>务必避免我们在香港的党组织和各企业机构自己内部大斗，发生大乱子，毁掉香港长期工作的深厚基础和战略部署。”(转引自张家伟：《香港六七暴动内情》，20页)然而，在“文革”背景下，内地激进左派在政治上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一九六七年负责港澳事务的中央外事办被造反派夺权，廖承志完全失去权力，周恩来的外事权也受到牵制。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左派内部的激进派势力开始抬头，中央确立的港澳长期政策实际上被一种激进的“解放香港”路线所取代。

一九六七年，各地零星的劳资纠纷引发的罢工运动由于“工联会”的介入将劳资纠纷的阶级斗争转化为民族斗争，从香港局部问题转化为中国全局问题，转化为中国工人阶级与英美帝国主义的问题，由此赋予香港左派抗议运动的世界史意义。而此时的港英政府体制极其僵化，没有任何政治手段，只有暴力镇压。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控制的外交部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在京召见英国驻华使馆代办，对港英政府的镇压表示强烈抗议并发表声明。在内地的支持下，香港左派成立了“港九各界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和内地的红卫兵运动一样，他们手持毛主席语录，佩戴毛主席像章，采用贴大字报、批判会和斗争会的形式，正式向港英政府发起了全面的思想政治斗争。广东各界左派团体纷纷予以声援，北京的造反派更是惹出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外交事件。

香港左派的文化斗争并没有斗垮港英政府，相反港英政府以恢复法治秩序为名，紧急通过各种立法进行镇压。矛盾进一步激化，香港左派动用全部力量发动罢工、罢市和罢课的“三罢”行动，最后随着港英政府镇压的升级，左派抗议发展为极端化的“武斗”和“飞行集会”，发展为所谓“反英抗暴”斗争。港英政府在确知北京没有收回香港的意图后，肆无忌惮地全面镇压，查封左派报纸、关闭左派学校，大规模地逮捕左派人士，一时间香港陷入白色恐怖。而此时内地“文革”乱局，根本顾不了香港。香港新华社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香港左派既没有国内政治力量支持，又丧失了香港民众的支持，且备受港英政府的打压，只能在孤立无援、自我封闭和风雨凄惨中度过了漫长的七十年代。

“六七抗议运动”给香港左派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使其力量和影响力降到了低谷。大批左派工人被解雇，生活陷入困顿。在“三罢”斗争中，港资和外资公司迅速占领市场，导致大量内地中资公司和左派公司倒闭。在极“左”思潮指挥下，所有报纸走向“反英抗暴”前线，并且取消了副刊、武侠、“马经”这些“封、资、修”的内容，再加上港英政府的打压，导致销量大跌。最终《商报》被收购、《晶报》等凄然停刊，《大公报》和《文汇报》虽苦苦支撑，但在香港市民中几乎没有影响力，更谈不上统战功能。左派电影公司及其经营的影院在极左文艺路线下也纷纷倒闭。当年周恩来担心“毁掉香港长期工作的深厚基础和战略部署”，不幸被言中了。

然而，比起这种有形政治力量的损失，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是港英政府镇压“六七抗议运动”奠定了香港人基本的心态结构。近代以来，香港虽然割让给英国，可香港人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尤其新中国刚刚成立时那种生机勃勃的景象使得香港人的爱国主义高涨，并在“反对殖民主义”的爱国旗帜下参与、支持或同情香港左派发起的抗议运动。可是，当左派抗议运动极端化，发展到“三罢”斗争最后发展到“飞行集会”时，引发了香港市民对左派的不满和恐惧。上层精英和普通市民反而投靠港英政府，寻求港英政府的庇护。港英政府意外地获得了香港市民的认同和支持。港英政府正是利用镇压左派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开始实施“洗脑赢心”(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工程。

“洗脑赢心”这个概念是由大英帝国在马来亚的高级专员泰普尔将军(General Templer)在镇压马来亚反殖民运动中发明的。它专指大英帝国和殖民地政府运用新闻宣传手段来进行“新闻管理”，通过新闻、报告、演讲、研究等各种官方话语渠道将殖民地起义和暴动描绘为“恐怖主义”，从而塑造公共观念，制造“恐怖主义的氧气”，加剧公众对这种反抗运动的心理恐惧，以配合殖民者的武力镇压，起到稳定政治秩序的效果。这是大英帝国在“二战”之后镇压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起义（1944—1947）、马来亚政治危机（1948—1965）、肯尼亚矛矛党人起义（1952—1960）和塞浦路斯奥爱卡(EOKA)运动（1955—1959）中发明的全新政治武器。大英帝国意识到，冷战中重要的武器就是思想观念，这是一场争夺“思想领地”的战争。英国人成功地把镇压殖民地人民起义与美英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结合在一起，把反殖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通过把共产主义宣传为恐怖主义，从而抹黑反殖民运动。相反，却把帝国与英联邦和殖民地的关系描绘成利益互惠关系，大英帝国由此被塑造为仁慈的统治者。随着这种宣传策略的转化，大英帝国维持殖民地的理论基础也从早期种族主义的文明传播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论，发展为道义责任论，即帝国具有保护殖民地人民免受共产主义恐怖专制的道德责任。港英政府在镇压左派反英抗议运动中，成立了专门的宣传委员会，并在英国成立了“香港心战室”(Hong Kong Working Group)，专门负责舆论宣传，通过政府文件、媒体采访、新闻报道，采用焦点放大等手法系统地将这场反抗运动描述为“暴乱”和“恐怖主义”。而港英政府镇压“暴乱”的主要对象也是左派报纸和学校，从而彻底剥夺左派的话语权，将“左派”、“中国”、“文化大革命”、“古拉格群岛”和“共产主义恐怖政治”等等联系起来，描绘出一幅恐怖的政治图景，制造出恐怖的心理效果。

港英政府的“洗脑赢心”工程彻底改变了香港人的深层意识和心理结构，形成了港人对“左派”、“共产党”、“大陆”、“社会主义”的极度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与内地逃往香港的国民党达官显贵、大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仇共”心理相呼应，使得“恐共”、“仇共”成为香港社会的基本民情，再加上港英政府采取“行政吸纳政治”成功地团结了上层华人精英，香港社会形成了对内地的排斥心理，随着香港经济的起飞，更增添了对内地的优越意识，不愿意香港回归，这成为今天困扰香港政治的深层原因。正如斯科特教授所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共产主义者的目标而言，这次骚乱的最终结果反而是增强了对既存港英统治秩序的支持和正当性。当面对文化大革命这种共产主义的变种与当时还没有改革的殖民资本主义国家，多数人选择了他们都知道充满着罪恶的这一边”(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g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p.104)。用刘兆佳教授的话来说，“六七暴动加深了香港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及左派分子的恐惧与不满，并损害了香港同胞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香港同胞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至今仍未消除。这种对中央的逆反心态，不单使香港回归中国的过程充满曲折，而且亦对回归后香港同胞与中央建立和洽关系增添困难”(《香港六七暴动内情》，序言)。

“六七抗议运动”的悲剧无疑是“文革”悲剧的一部分。而这场悲剧理应放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反帝、反殖民运动中来理解，放在十九世纪以来人类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种种政治试验中来理解，放在中国革命和第三世界革命“为穷人讨公道”的道德基础中来理解，放在中国革命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的伦理追求中去理解。香港左派一直拥有最为高尚的道德品质，他们曾以毛主席的教导为道德训诫，公而忘私、无私奉献、助人为乐。香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沦为“难民社会”时，左派自发组织内地同胞团结自救，共渡难关，成为当时香港社会的道德楷模。正是这种道德品质的支持，当国家和革命事业需要时，左派群众不顾个人安危，放弃私利，参与反英抗议运动，毫不顾忌个人和家庭损失。要知道，他们不是一腔热血的青年，而是拖家带口的工人、市民和文化人。他们被捕入狱后，在赤柱监狱中展开了类似红岩故事的狱中斗争，然而，由于港英政府采取“洗脑赢心”工程的系统宣传，左派被彻底妖魔化了。随着七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起飞，内地又结束了“文革”，整个世界开始向右转，左派所代表的道德品质彻底被自私自利的市场伦理所否定，左派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也被右派妖魔化为“暴乱”。香港左派似乎被整个世界抛弃了，只在公共话语中留下“左仔”和“维园阿伯”两个包含了道德侮辱和政治贬低的形象。

进入八十年代，香港开始回归，中央对港工作的重心转向统战工商界。香港回归大局已定，内地改革开放前景无限，原来“恐共”、“反共”的商界精英纷纷向内地靠拢。然而，在香港左派看来，这些“忽然爱国派”是为了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才爱国，并非政治上坚定的爱国派。但在“着眼于香港回归祖国统一大业”、“爱国不分先后”的背景下，国家利益、民族统一大业这些传统左派坚定的政治信念再一次战胜了他们的个人利益和历史恩怨，使他们与工商界在香港回归的风风雨雨中携手合作。香港左派几十年来在香港背负“暴乱”包袱，在内地又背负“文革”包袱，可究竟谁来为这无怨无悔的爱国代价买单?历史的悲情一直困扰着香港左派，既是他们自我封闭的心结，也是他们与时俱进的包袱，他们曾生活在“没有天空的都市”中，如今虽走出封闭，但要进入香港精英阶层，依然有漫长的路要走。

近代百年以来的中西文化冲突中，无论香港，还是内地，都被各种难以调和的敌对思想、情绪和利益所撕裂。这既是发达国家的国际战争在后发达国家的国内化，也是一个中华民族在生存困境中寻找出路的痛苦挣扎。而如今，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我们需要一点点从容，来面对这些历史和现实的旧怨新仇，甚至需要某种程度的遗忘，以便让时间来慢慢地治愈心灵上的创伤。今日香港政治困局，很大程序上是港英政府(其实是西方)培养起来的中产精英(比如法律界、教育界)从心底里不认同共产党中国、不认同香港左派，乃至在“一国两制”的宪政秩序中，在中国崛起的世界格局中迷失了自己。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心灵的和解，人心的回归，需要时间、耐心、理解和宽容，就像“一国两制”本身，将巨大的矛盾包容在一起。想一想，时间才是最大、最有力量的政治。政治也许就是遗忘的艺术。许多问题随时间推移而消逝，不一定是问题解决了，而可能是被遗忘了。以至于在香港回归十年之际，似乎没有人提到香港的殖民或“去殖民”问题，更没有人提到“六七抗议运动”。然而，我们要明白，这善意的遗忘背后包含着“无言的幽怨”。

“当酸苦的泪水使我眼泪朦胧，/我看到你头上的白纱在微风中飘旋，/你的手握在陌生人的手中，/缓步走来，而你眼里有无言的幽怨，/我仍为你祝福，带着最伟大的悲痛。/当你再也不，再也不会回转。”(《悲歌》)力匡(郑建柏)的这首诗曾经风靡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这本是一首爱情诗，却似乎更能表达香港左派的心声。然而，香港的右派不也有类似的爱国悲情?这种悲情不也时时冲击着香港政治?八十年代以来的香港右派，就像六十年代以来的香港左派，彼此就像这心怀怨恨的恋人，虽有“无言的幽怨”，但自觉带着“最伟大的悲痛”。假如这“伟大的悲痛”多一份对民族未来的信心，多一份国家责任的承担，多一份超越和从容，或许香港左派和右派能够面向民族的未来而了却恩怨，治愈创伤，在心灵上达成宽恕、原谅与和解。

2007年1月于港岛西环

本文原刊《读书》200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