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年下半年到2016年上半年，我们大约对H省的某村进行了连续性的跟踪调查，发现，仅仅就该村的一个小组的农民们，呈现出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城镇化现象”。我们暂且将其称为“伪城镇化”。
据调查，该组村民，具备流入城市或城镇的能力大约有以下几种人群。第一，子女上学不多，学历不高，在本村所在的市区或者流动到全国其它城市打工的。（即便是流动到外地工作，日后也会回到家乡发展）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种城市化类型。第二种：因为结婚，女方要求在市区买套房，于是乎，举全家之力（甚至是贷款），在市区买房给儿子结婚，但是生活上的那些柴米油盐等，几乎都从农村“背”到城市里去。这是第二种城市化。第三，跟随自己的子女，外出生活。通常，这类都是因为子女因求学、读书等实现了大幅度的垂直型社会流动。作为农民，脱离他们生活了几十年的那个省，到外省和子女们一起生活。这是第三种城市化。问题是，这种城市化的模式中，父母中的一方（父亲或者母亲），往往选择留守在农村。该村的情况，多半是作为婆婆的母亲去城市“带孩子”，等日后孩子可以独立上学了，自主性更强了，再返回农村养老。从这三种“伪城市化”或“伪城镇化”的角度来看，其实真正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并不多，而是作为农民的子女——“农二代”实现了城市化或城镇化。他们从农村和城市汲取双份的养料（家里给+自己赚），最终在城市挣扎的生存着。
按照常理，在城市可以生活，没有那么高强度的劳动，没有风吹日晒，有子女的劳动养着，甚至打打麻将，跳跳广场舞等，老年生活可以过的无比快乐。但是，农民为何选择回到农村？或者说，把子女“弄”到城市，自己却选择留在农村？我们为此陷入了深深的迷思，因为按照人趋利避害的天性，他们不应该这样选择，可是事实就是这样。
带着疑问，我们对该组这些具备流动到城市里生活的农村人进了分类调查。他们的回答，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因为土地；第二，因为怕和年轻人在一起生活不方便，毕竟生活方式不同；第三，与媳妇不和；第四，给子女结了婚，算是完成了任务，接下来想图个安逸；第五，农村有熟人，但是城市里没有。第六，怕自己没有一技之长，给子女增加生活负担。从这六种情况来看，他们更多的是站在他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呈现出中国农民的无私性，但是这种无私却又同时伴随着另外一种农民的弱点——保守——而存在。他们怕这、怕哪，总而言之，就是还没有去做，就已经缩手缩脚，而不去实践，想当然的“怕”，这也就增加了他们不流入到城市里生活的可能性。据调查，如此之做法，给他们的子女增加了不少的困扰。如果我们看第三种的“伪城镇化”便知：子女会担心作为老者的父母（一方）在家中怎么生活的问题，谁来照顾的问题。且，又不是子女没有能力在城市里供养他们。这种情况，还造成了这类家庭的两个老人情感不和，因为长期的分居两地。甚者，制造出了留守男子的乡村婚外情，最后多半是女性忍气吞声，毕竟选择离婚对女方和子女来说，伤害名声。其实，对于乡村的留守妇女而言，也有这类的问题。因为男性长期打工在外，女性出轨，最后男性知道了，回来把女性暴打一顿，找女性的情妇赔钱了事，多则上万，少则上千。
话在说回来，在我们看来，农民之所以不愿意离开农村，根本还是在于两点（上文中已经有提及），一个是土地，一个是生活方式。土地，在贺雪峰等人看来，有社会保障的功能，也就是说，可以保障农民饿不死，也冻不着。因为，土地可以生产出粮食或者蔬菜，可以卖钱，可以换取生活用品等。然而，土地在现在的农村，流转的形式更多是租凭，而不是买卖。农民，毕竟没有像历史上的那种对土地的所有权。故而，租凭出去的收入，很低很低，且多半都是给亲戚，这样便于到时候拿回来。关键是，如果土地是保障，可以有饭吃，难道城镇里就没有了吗？在城市里当保安或许都比种地收入高。所以，把土地设置为有保障功能的说法，在本文看来是半个假命题。有学者曾经指出过，农民之所以穷就是资源和机会不平等。他们看不到和得不到城市里的机会，而选择最保险的方式，在农村“窝”着，故而，想赚更多的钱，也就只能种更多的地。关键是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那么多地，怎么办？
种地虽然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但是还有一种农民所希望得到的东西，那就是图个安逸。我们发现，农村人最喜欢的就是自在。他们告诉我们：“在城里打工会受气，他们不乐意。”自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1982年开始以后，土地怎么种，是自己说了算。种的好与不好，是自己的事情。虽然，村庄内有人会闲话，在背后指指点点，但是根本性的问题改变不了，庄稼种的不好，虽然收入低一点，那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他人何干？为此，农村的这种自在性就把农民养成了“不能受气”的品质。在城市，看脸色吃饭，的确是存在的，故而就不愿意到城里谋生，而且在他们看来，城里生活更辛苦——要起早贪黑，日以继日，且什么都要拿钱去换取。还有，或许两代人的生活观念不同，生活方式也不同，容易产生家庭矛盾，这就让农民不太愿意到城市里随着子女生活，话说到底，还是图个自在。
所以，在本文看来，农民为何死守着农村不放的原因，主要还是这两点。这对于城镇化率和城市化率而言，的确是个问题。我在即将出版的拙作——《半解乡村》（光明日报出版社）里引了一个数据，如下：据国家统计局消：到2015年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3746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80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7711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10%，比上年末提高1.33个百分点。（见《国家统计局：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6.10%》一文，原载《中国经济网》）可以看到，56.1%的城镇化率的背后，却呈现出“死守”的一种农民生活心态，它似乎更像是中国农村接下来发展（城市化）的巨大瓶颈。而且，这并非是简单地做思想工作和群众动员就能解决的。
2016年8月16日
作于澳门大学
作者系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农村廉洁建设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
原载《中国乡村发现》2016年第6期。此为原文，以纸质版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