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社会主义自T.莫尔《乌托邦》一书发表，已走过500年历程。这是风云激荡的500年，是前仆后继的500年，是翻天覆地的500年，是继往开来的500年。这500年涵盖了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演进、社会主义革新从地区到全球的拓展四大历史进程，这500年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处理好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四个主义的关系：要彻底铲除封建主义余毒，不能让专制主义等渗透到社会主义体制中来；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要逐步发展社会主义，不能用党政命令和群众运动办法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要领导人作“社会公仆”表率，与民众同甘共苦，逐步为长远的共产主义目标做准备，不能先享有“各取所需”的特权，命令群众加快进入共产主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新
〔作者简介〕高放，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提出社会主义思想到现在，差不多500年时间”，并把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分为六个时段的发展进程：（1）从1516年英国人T.莫尔发表《乌托邦》到19世纪初法国的C.圣西门、F.傅立叶和英国的R.欧文，这个时段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2）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3）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4）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逐步形成；（5）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6）我党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同志对世界社会主义思想近500年来的发展，做出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精要概括，激起了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对学习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历史的浓厚兴趣。随即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组织编写并拍摄了一部题名为《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的50集电视政论片。《北京日报》理论部也约请我撰写一篇《关于社会主义500年历史答问》。我在文中提出世界社会主义500年依照时间顺序大致可以划分为四大阶段，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演进、从一国到多国革新这样不断飞跃的四个历史进程。社会主义500年长波激流，跌宕起伏，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面貌，冲毁了部分旧社会，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一、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历史的发展态势和运行规律
2013年我主编了一套《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历史人物传略丛书》，序言中是这样表述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简而言之，我认为社会主义是能减免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争取劳动人民福利权益、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从这50个字的定义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继承物、对立物、取代物和创新物，即是说社会主义要继承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又要克服资本主义的矛盾，更要取代资本主义，开创比资本主义更新更好更高的文明社会，使劳动人民得到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享有幸福美满的生活。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理应是在生产社会化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长期以来，诸多革命先辈都认为可以通过世界革命很快由劳动人民掌握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实践证明，世界资本主义迄今还有较强的自我调节力和生命延续力。劳动人民的联合斗争只能逐步减少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最终消除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而且社会主义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不能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将是人类社会长期奋斗的目标，是比社会主义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
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经历了四个进程。可以看出，从源于西欧16世纪初期的涓涓细流到19世纪中叶，它已由多支分流汇合为绵绵江河，浩浩荡荡，已由少数思想家的光辉思想变为有几百万群众参与的社会运动；到20世纪建立了社会制度后，它更像激流汹涌，浪涛澎湃；到20世纪末它突然急转直下，陷入谷底；但是迅即峰回路转，重新升扬，到21世纪又成为弥漫全球的浩瀚洪波。可见500年间世界社会主义并非直线奔腾，一泻万里，而是川流不息，波浪起伏，一波三折，新潮迭涌，迂迴前进，愈益壮大。这表明以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世界资本主义，从世界资本主义过渡到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许需要长达1000年的漫长历程，迄今才走过一半路程。实现世界社会主义要有耐心，艰苦探索，逐步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冒失猛进。我认为，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总的态势。同时，世界社会主义的运行也有其内在的规律，依我的体会大体上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世界社会主义是严格遵循、紧密跟随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发展，而社会生产力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提高。因此，世界社会主义取代世界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不可能违背社会生产力水平人为地缩短和改变这个历史进程。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18世纪末由蒸汽化为先导的机械化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为依据，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的客观规律。同时，马克思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深刻指出了“两个决不会”的客观规律。我们对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原理要结合一起来理解，即从长远来看是“两个必然”，而从近期着眼则是“两个决不会”。这个长远是多长，这个近期是多近？这就要从近两百年来全部生产力的发展来重新加深认识。英国在18世纪末带头掀起第一次蒸汽化的科技革命以后，美国在19世纪中后期又率先兴起电气化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再次领军崛起信息化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目前，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美国在众多科技领域还遥遥领先。当今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多次发生严重危机，但是它们都能安然度过，使全部生产力得到新发展，所以世界资本主义在近期内是决不会灭亡的。我们对世界社会主义取代世界资本主义的自然历史进程要树立持久战的观点，要沉住气、耐得住、急不得，要牢记古人明训：“欲速则不达”。社会主义中国要在科技创新方面超过美国，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长期艰苦奋斗，才能迎头赶上。
第二，世界社会主义的自然历史进程，决不是坐待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之后，社会主义从天而降，天然赐予，而是要依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展多种形式的斗争去努力争取。然而，100多年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表明，不但全世界无产者难以持久联合起来，即便一国之内的无产者也不易切实联合起来。因为在无产者和劳动人民内部，就其政治态度而言也有激进、温和、保守之分，有革命、中立、改良之别。所以需要对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长期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和灌输，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使工人运动自发的斗争提高到自觉的斗争，使劳动大众在争取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发挥其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表明，工人的劳动时间能够从每天十几小时减少到19世纪60年代每天10小时，到20世纪前半期又降到每天8小时，随后又由每周休息一天变为休息两天，当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时间又降到每天7小时（每周35小时）工作制。除劳动时间缩短外，包括工资提高，住宅、受教育、医疗保险等方面的改善，都是工人阶级长期坚持不懈斗争而享有的成果。工人阶级的自由解放和社会主义的逐步实现都只能由工人阶级自己联合起来并且联合广大劳动人民坚持不懈斗争而取得。当今这场全方位、加速度、大发展的新科技革命，更使得工人阶级队伍多元化，涌现出五颜六色衣领的工人。〔1〕这使得“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具有广泛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如果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那么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群众性斗争则是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主观条件。
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实现有赖社会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近现代世界政治是政党政治，由政党代表本阶级通过民主竞选取胜领导国家政权，这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产物。政党具有政治性、阶级性、组织性、民主性和前沿性（站在政治斗争前沿）这样五个特性，政党政治具有公开性、群众性、竞争性、选择性和轮替性这样五个特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学习政党政治，要建立社会主义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来开展阶级斗争，才能逐步改善劳动人民处境，进而掌握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近100多年来，工人阶级形成两类社会主义政党，即共产党与社会党。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这两类政党作为两个派别，共处在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之内。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民主党内左派和右派因对待帝国主义战争持反对或支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路线而彻底分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俄国左派带头另立共产党，随后各国左派都纷纷退出社会民主党，另立共产党。从此共产党与社会党兵分两路，分道扬镳，前者奉行科学社会主义和革命主义路线，后者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路线，两军对垒，长期对抗。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这两类政党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苏联和东欧多国共产党在掌握政权后，由于违背政党和政党政治的特性，破坏党内民主，缺少公开性、群众性、竞争性，一党长期垄断国家政权，缺少社会主义民主，又一再延误政治体制改革，因而到1989年至1991年间败亡，被广大人民群众抛弃。社会党虽然也在欧洲多国执政过，但是其改良主义路线过多迁就资产阶级，成就也不大。当今在资本主义世界约有大大小小130个共产党，另约有160个在逐步壮大中的社会党。可以说，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自我革新及其相互关系的改善，对于今后世界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至关重要。
第四，世界社会主义兴起以来，众多先哲、先贤在19世纪都预计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西欧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法、德、美几乎同时取胜，然而到20世纪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欧资本主义列强善于自我调节并笼络无产阶级，所以没有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党推行改良主义，执政后更多安抚无产阶级，使之缺少革命意识。而东欧和东亚较为落后的国家，由于社会矛盾众多而且尖锐，加上拥有先进工人阶级政党领导，奉行革命路线，率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国胜利，并于20世纪30年代建成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援助下东欧东亚有12个落后国家也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国家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甚至很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然而，到1989-1991年间却有10个国家丢失了社会主义成果，共产党也灭亡或者纷纷改变为社会党。世界社会主义遭到如此重创，该如何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上进行深层次剖析呢？显然，当今国内外思想理论界有两种各走极端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落后国家缺少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多有封建专制主义糟粕，根本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足够条件，社会主义是早产儿，犯了基督教所讲的“原罪”，罪有应得，所以最终必然灭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些国家大都有一定的现代化工业和无产阶级，更有共产党的坚强正确领导，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取得成就，它们的失败是由于党的领导层出了叛徒，推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而造成的。我认为，落后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20世纪特殊历史条件的、合乎规律的现象。早产儿是事实，这表明先天不足，如果后天不失调，仍然不会夭折，也能照常健康茁壮成长。
我们认为，苏联东欧多国剧变的深层原因在于共产党领导人长期未能掌握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这个特殊规律包括四个要点：第一，要彻底铲除封建主义余毒，不能让专制主义等渗透到社会主义体制中来；第二，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第三，要逐步发展社会主义，不能用党政命令和群众运动办法急于过渡到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社会主义；第四，要领导人以身作则，作“社会公仆”表率，与民众同甘共苦，逐步为长远的共产主义目标做准备。简而言之，要处理好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四个主义的关系，否则难免失败。苏联模式的失败还使我们体会到：社会主义，顾名思义，理应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由社会出主义，靠社会显主义；可是苏联模式却以一党为主义，只为国家而主义，只由领袖出主义，只靠媒体显主义；这样一个由政党、国家、领袖和媒体严密控制的社会，使得人民大众组成的社会难以正常发育、成长壮大。难怪有的学者深刻又形象地说，苏联是“没有社会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一再延误自我革新，所以最终必然被人民群众所抛弃。
第五，世界社会主义必须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人民大众与社会主义政党通力合作，并肩战斗，才能壮大实力，夺取更大成就。19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欧先进国家起步，正面积累了实力和经验；20世纪在东欧和东亚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进而既从正面壮大了实力，又从苏联东欧的挫败中汲取了反面历史教训；21世纪就有可能正反两面结合，上升到一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方两股社会主义实力的互相配合，兼程并进的新境界，开创出一个新局面。学界有人认为，社会主义首先在落后国家胜利是普遍规律，我以为这是把20世纪的特殊经验绝对化、普遍化，既违背学理，也不符合实际。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非、拉众多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之路，减少了国内封建主义压迫，缓解了一些国内矛盾，共产主义政党的势力大为削弱，东南亚和非洲大部分国家甚至已经没有共产党的活动，拉丁美洲的一些共产党虽有活动但其势力不如社会党。所以，当今发展中国家要像20世纪那样，由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转上社会主义道路，已经难上加难。而欧美发达国家经过19世纪和20世纪的发展，当今生产力社会化水平更高，国家政府的社会职能更强，国内社会主义因素逐渐增多，可以说其发展程度比发展中国家更接近社会主义。这样，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股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势力有可能在新水平上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世界社会主义。尤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中共领导下从1978年起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新，30多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现在中共与各国共产党、社会党有广泛联系，可以为东西方、南北方社会主义力量的联系与合作，起桥梁作用。
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
“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这一提法颇有新意。众所周知，恩格斯有一本经典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原本是依据1883年德文版的书名翻译的。1880年该书法文版的书名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2年波兰文本的书名又是《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1882年俄文本的书名则改为《科学社会主义》，1884年新的俄文本又改名《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很有意思的是，该书中文译本的书名也有好几种，值得我们细加分析。我收藏有1929年上海沪滨书局出版的恩格斯著《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一书，林超真译（即中国托派理论家郑超麟的倒读谐音字）。此书包括恩格斯的三本名著：《原始基督教史论》、《费儿巴赫与德国古典哲学末日》和《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我还收藏一本1936年5月生活书店在上海出版的吴黎平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名著迄今通用的书名就是从那时起一直延续至今。我还查到报刊上发表的最早节译文为1912年6-9月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半月刊上连载，译名是《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践社会主义》，译者施仁荣。〔2〕此处把乌托邦译为“理想”而非“空想”。我另查《牛津英文辞典》，乌托邦有双重含义，即“空想”（dream, fantasy）和“理想”（ideal），可见中文译为“空想社会主义”是取其贬义，译为“理想社会主义”则是取其褒义。既然“乌托邦”兼含褒义和贬义，不如就按恩格斯的书名原文直译为“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这样就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乌托邦中的空想，继承了乌托邦中的理想，进而把它发展为科学，这符合恩格斯原著的本意，也符合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实际。
乌托邦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第一个长波，它以1516年T.莫尔著《乌托邦》为起点，到1849年英国R.欧文著《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为终点，历经333年之久，占世界社会主义历史500年的66％。人们不禁要问：乌托邦社会主义为何会延续这么长久的时间？而且只限于英、法、德、意4个西欧国家？这是因为当时西欧诸国的早期资本主义都还处在封建制国家内部刚开始发展。从15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我把它称为“封建资本主义”。其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历了从简单协作到手工工场，再到机器生产这样三个小阶段；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继承物和对立物，在封建资本主义阶段也历经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三个小阶段和三种表现形态：第一阶段是16-17世纪、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和手工工场初期，以英国T.莫尔著《乌托邦》、意大利T.康帕内拉著《太阳城》和德国J.安德里亚著《基督城》为标志，人们称之为乌托邦三部曲或三颗明珠。它们的共同点是采用文学游记形式，描绘了海外仙岛的岛民或者岛内圣城的市民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里集体劳动、集体生活的幸福美满、和谐相处的境况。在这个小阶段中还有法国D.维拉斯著《塞瓦兰人的历史》，也是以文学游记形式，根据见闻实录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塞瓦兰人共产社会的胜境。更具特色的是16世纪初德国农民战争领袖T.闵采尔，他在深入农村、工场、矿区和城市贫民区领导劳苦大众开展斗争中，形成自己关于“千年天国”的乌托邦共产主义思想。第二阶段是18世纪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发展时期，以英国G.温斯坦莱《自由法》、法国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和G.马布利的《论法律和法律的原则》为代表，采取制订法典和阐发法理的形式来表明他们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这显然是比第一小阶段的文学游记形式更高一筹。到19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机器生产时期，这时以法国C.圣西门、F.傅立叶和英国R.欧文为代表的三大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进一步以理论论述形式来论证他们的理想社会。从文学游记到制订法典再到理论论述，这表明乌托邦社会主义在333年之中一波三扬，从初级的感性认识到中级的理性认识，再到高级的科性认识，逐步升扬，其空想成分愈益式微，其理想成分愈益丰满。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三个小阶段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规律的，这也表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而加深并提高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过来推进社会存在，两者的辩证关系昭然若揭。
马克思、恩格斯对乌托邦社会主义是既继承其合理的理想因素，又批判其空想的根本错误，更创立崭新的科学体系，终于使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并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实现并完成这个发展和转变的关键也不仅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唯物史观、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而且还由于他们认清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作用，发现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特殊规律。我认为，正是这三个规律才使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并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我们还要弄清一些重要概念的历史演变。“乌托邦”一词1516年就已出现，可是“社会主义”一词直到1803年才在书刊上露头，1832年在法国圣西门派的刊物上才把“社会主义”作为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未来理想社会制度的名称。到1839年法国经济学家A.布朗基在其创始性著作《政治经济学说史》中开始把“乌托邦”与“社会主义者”组合为一个单词，〔3〕即乌托邦社会主义者（utopian socialist）。马克思、恩格斯于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进而把“乌托邦”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连结为一个单词，即“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表明乌托邦社会主义与乌托邦共产主义虽然还有区别，但是两者都带有乌托邦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继承、批判了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立了共产主义新世界观。在他们看来，当时社会主义是代表社会上层的改良运动，共产主义则是代表社会下层的革命运动，所以他们主张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然而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思想在广大工人当中影响越来越大，共产主义显得曲高和寡，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这时更多地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同义词使用。从1873、1874年起，恩格斯与马克思先后都自称“科学社会主义”，而较少使用共产主义。我查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他们从未用过“科学共产主义”，直到1897-1898年F.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才用“科学共产主义”。到90年代恩格斯晚年，他进而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比社会主义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更长远的奋斗目标。可以这样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把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大致预测了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景。我在这里杜撰一个新词，称之为“科托邦”或“赛托邦”（scientopia,即由science与utopia二词去尾掐头组成）。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的这个“科托邦”或“赛托邦”的具体境况，要通过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来实现、验证和修正。
三、如何看待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
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发展为科学后，关键是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把科学社会主义付诸实践。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内容是这样三部曲：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由党领导劳苦大众开展多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1847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创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国际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其支部遍布欧美8国，党员只有大约400人（主要是德国人）。当初先哲、先贤们是设想建立这样一个国际性的革命政党，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一场声势浩大的世界革命来夺取政权。这个国际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刚刚建立半年多，就迎来了欧洲史无前例的1848年革命。当时欧洲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远未成熟，从总体而言，这场遍布欧洲八国的革命是民主民族革命，重点在法、德两国。法国二月民主革命爆发后，推翻了王朝政府，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由于劳资矛盾激化，迫使巴黎工人举行六月起义。因为准备不足，缺少坚强正确领导，寡不敌众，只激战4天就失败了。德国三月民主革命爆发后，马克思、恩格斯亲自率领大多数共产主义者同盟党员回国投身革命。因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势力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势单力薄，这场民主革命坚持斗争一年多，到1849年5月也失败了。随后，共产主义者同盟遭到德国反动政府迫害，被迫于1852年11月宣布解散。
19世纪5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处于低潮，60年代才重新振兴。经马克思、恩格斯尽力推动，于1864年9月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史称“第一国际”，其支部遍布欧、美、非三大洲18国。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这个政党性的国际工人组织来推进世界革命。在第一国际多年培育下，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起义胜利，建立了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望巴黎公社革命能够在法国全国取胜，进而扩展为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巴黎公社虽然有众多崭新创举，可是只坚持72天就被资产阶级反动派镇压下去了。从此，欧洲革命又陷入了低潮。这时欧美各国工人运动先驱认识到：要取得本国革命胜利，不能只靠建立国际性工人政党或政党性工人国际来统一领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而必须建立民族国家性的社会主义政党来领导本国的革命运动。于是，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美、亚、非四大洲先后成立了30个社会主义政党。其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最早、领导最强、队伍最大、斗争成果最多，成为各国工人政党的表率。这些社会主义政党在19世纪末的议会合法斗争中取得了一些成就，然而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已从封建资本主义阶段上升到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还有相当强大的势力，所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各国难以取得政权，难以推进世界革命。
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第三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这时资本主义固有的三大矛盾，即劳资矛盾，宗主国与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列强争霸的矛盾激化，在俄国还要加上沙皇专制政府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及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所以到20世纪初，沙俄成为世界多种矛盾的集中点，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从西欧的英、法、德转移到地跨欧亚两洲的俄国。1903年在国外召开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经过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与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的斗争，重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党是在特殊环境下建立的特殊类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实行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有严格纪律、严密组织，勇于坚持地下秘密斗争并与合法斗争相结合。1905年俄国爆发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参与领导，力排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把革命引向与沙皇专制政府妥协的邪路。工农大众在斗争中创造了“苏维埃”这种新的组织形式。1917年2月爆发第二次民主革命，终于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俄国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与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奇特局面。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孟什维克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当时在苏维埃领导层中占居多数，所以苏维埃推行拥护临时政府的错误路线，他们还要把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进行到底。布尔什维克党坚持革命路线，高举反映广大民众迫切要求的“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经过8个月非凡苦战，终于使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使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领导层中占居多数。这样，它就能巧妙地在1917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在首都彼得格勒发动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1922年改名苏联）。
由上述可见，从1847年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到1917年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经70年波浪起伏、新潮迭涌的反复斗争，才终于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创建了全国性政权的基地。在这70年之中，前50多年在西欧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斗争（欧洲1848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和公社失败后的议会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结合）；后10多年在俄国也是经过一波三折的斗争（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社会主义运动总是川流不息，后浪推前浪，终于达到彼岸，取得全胜。在这7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理论转变为实践，新的实践又进一步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
四、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演进
1917年苏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新时代背景下，受资本主义列强包围的环境中，在一国孤军奋斗，筚路蓝缕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布尔什维克党依靠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军事制度，到1936年宣布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建国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历经近20年，其间也是一波三折，才取得成功。在1918-1920年反对外国武装干涉与国内反革命叛乱时期，党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征收农民余粮甚至口粮，取消商品、货币、市场，实行实物平均分配。列宁误以为采取这种特殊政策可以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战争结束后，这种政策严重损害农民以及工人的利益，引起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和水兵暴动。列宁及时改正了错误，改行新经济政策，实行粮食税，允许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要利用商品、货币、市场，同时发展国有经济，依靠工农政权来实现国家工业化、全国电气化、农业合作化、经济计划化、机关革新化、文化大众化、教育普及化，也就是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不发达国家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而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列宁预计新经济政策要实行20-50年。新经济政策是把马克思主义灵活运用于俄国的崭新创造，从1921年起，苏联经济迅速恢复到一战前的水平，民生有显著改善，但是在实现工业化进程中1928年又遇到粮食征购困难。斯大林误认为这是由于纵容新经济政策造成的，于是从1929年起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1930年全面向城乡资本主义进攻，又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加速农业全盘集体化，用党政命令和群众运动办法，激发劳动大众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竭力提前完成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36年苏联消灭了城乡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后，宣布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1939年在顿巴斯煤矿等大型企业已开始实行免费供应面包，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由于对战争估计不足，缺少准备，苏联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又历经一波三折，先后打嬴了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库尔斯克保卫战，才转守为攻，于1945年取得了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全胜，并且帮助、促进欧亚12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到1949年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制度终于由苏联一国演进为多国。1957、1960年在莫斯科举行了两次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前者有64国党代表参加，后者有81国党代表参加，13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两会中起主导作用。这时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人口和经济总量都已约占世界1/3，领土约占全球1/4，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实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惜从60年代起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加剧，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和最终瓦解。
由于苏联急于求成，提前结束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用党政命令和群众运动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所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有严重弊病。列宁于1916年说沙皇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我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可以说带有较为浓厚的“军事封建社会主义”色彩。其主要弊病是：国家的政治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个执政党（最高苏维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被大为削弱），党的权力又过度集中于党中央（党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被大为削弱），党中央的权力又过度集中于总书记（党中央缺少集体领导）。尤其是斯大林带头实行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制”实际上是沙皇君主专制的变种，而非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正宗。苏联斯大林模式急于求成的路线、权力过度集中的体制以及培植一个高薪特权官僚集团，这三大弊病对于苏联的长期发展和后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多国都有普遍且深远的影响。战后苏联又两次要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斯大林于1946年就提出一国可以建成共产主义，其后开始大型共产主义建设工程；1959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苏联进入全面建设共产主义时期，并且认为社会主义各国将大致同时进入共产主义，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又计划苏联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东欧多国和我国在社会生产力欠发达的基础上，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际上重犯了16世纪初到19世纪初乌托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错误。
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还有过三次急于实现世界革命的尝试。第一次是列宁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估计世界革命形势已经具备，1919年急于建立共产国际作为领导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还要把俄国工农创造的苏维埃推广到各国。1922年成立苏联时，把国家定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仅是为了建立俄国各平等民族的联盟，而且还为了便于将来其他国家革命胜利后可以加入苏联，使苏联成为“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第二次是斯大林在二战胜利后估计世界已有革命形势，1947年他着意成立9国共产党情报局，以此推动欧洲革命，1949年他执意要毛泽东重点关注东南亚各国共产党，1949年形成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后他还支持金日成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第三次是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也认为世界已有革命形势。他发动了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批判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此来推动世界革命。实践证明，20世纪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这三次世界革命的尝试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都是由于对世界局势没有判准，急于求成的突出表现。
正当社会主义国家忙于要过渡到共产主义，要实行世界革命之时，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却带头掀起了以电子信息化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这是18世纪蒸汽化、19世纪电气化之后第三次最伟大的科技革命，它迅速风靡全球，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资本主义列强以强大的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为物质基础，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向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极权政治和专制文化展开和平攻势；而社会主义国家一味陶醉于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一再延误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终于有10个社会主义国家在1989-1991年发生剧变，社会主义制度覆灭，资本主义制度复辟，执政的共产党不仅下台，而且纷纷改变为社会党，其中的原因在于党群关系由鱼水关系转变为油水关系，再蜕变为水火不容的敌对关系。可见，苏联东欧执政的共产党是因为坚持集权主义、特权主义和官僚主义，一再延误自我革新而终于被人民大众抛弃。如果只归昝为后期个别党政领导人的错误葬送了社会主义成果，那是浅薄片面的短见。
我们知道，欧洲各国共产党大都原是社会民主党中的左翼，自1917年后陆续退出社会民主党另建共产党，执行革命主义路线，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各国原来的社会民主党依旧奉行改良主义路线，主张通过议会斗争与和平道路掌握政权，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逐步改造。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执掌国家政权，用国有化政策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无独有偶，瑞典社会民主党也在1917年通过合法民主竞选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参加自由党内阁，与自由党联合执政，1920年单独执政，随后有下有上，连续执政44年之久。还有英国、德国、法国、芬兰、丹麦、挪威、冰岛等多国工党、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都曾经通过议会道路执政。它们执政期间采取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增加富人税收等办法，为劳动人民增长了福利权益。这类改良主义政党代表了部分工人的要求，党内民主较为充分，领导人不搞特权，少有官僚作风，上台执政时权力受制约，败选后不会亡党，而是总结经验教训，谋划东山再起。苏联东欧共产党败亡之后，仍有社会主义信念的共产党人，都纷纷转向社会党。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演进中出现的一种返祖转型的奇特现象，引人深思。共产党要怎样改弦更张，既要联合、借鉴社会党，又不要改旗易帜、社会党化，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五、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革新从地区到全球的拓展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带头实行改革开放、勇于创新以来，全世界范围内各种社会主义派别纷纷出现革新的场景。要把握全球社会主义革新的要领，首先要了解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了什么样的大变化，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新阶段。从总体看，大约有四个方面的变化，即生产方式的重大变化、剥削方式和上层建筑的重大变化、社会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及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同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的因素也在持续增长，包括美国在内。我在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个最新的实例，即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75岁高龄的波兰犹太裔参议员B.桑德斯，他在参选中公开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主张，例如要求恢复公立大学免费教育和由政府统一支付的全民医保等，得到了广大青年和黑人的支持，美共也号召党员和选民投他一票。这是美国政治中的新现象，表明当今美国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士向往社会主义。有上述四大变化和社会主义因素持续增长的当代资本主义，该称之为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呢？早在1989年我就指出：“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以下4个阶段：从16世纪初叶到18世纪末叶，可称为封建资本主义；从18世纪末叶到19世纪末叶是自由资本主义；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70年代是垄断资本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发展为社会资本主义。”〔4〕随后我于2001年发表的《社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论证了这个新阶段的资本主义有六个基本特征：第一，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更高、范围更广、层次更多；第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化的程度也更高、范围也更广、层次也更高；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第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社会职能大为增强；第五，全球各国之间的竞争与联系大为增强，国际关系更加社会化；第六，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长。〔5〕2012年我又在《认清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到社会资本主义新阶段的见解，同时对思想理论界就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10种不同观点逐一加以批驳，并提出了商榷意见。〔6〕
由于对这个重大问题有不同看法，因此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如何革新和如何发展问题上，也就有不同观点。有人认为，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依旧是列宁100年前论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他所归纳的帝国主义5个特征至今一个都没有改变，尤其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更加证明了当今是列宁所说的“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帝国主义的时代”。因此他们认为，和平与发展只是短时期的时代主题，从长远来看战争与革命必定还会是时代主题，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必定还会到来；无人工厂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必定会加速无产阶级贫困化，会大量增加工人失业率，会促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他们还认为，社会主义革新理应是革掉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重新回到肯定苏联经验的普遍意义，甚至认为苏联模式是伪命题。在我看来，上述这些看法是没有与时俱进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没有认清近半个世纪以来以信息化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史无前例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20世纪，先后4次要实现世界革命，实践证明都未能如愿。当今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遍布全球的新时代，更是难以实现世界革命。资本主义的重重危机和种种弊病，难以通过暴力革命、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来一次性地根本解决，只能通过和平改良、不断改良和世界改良来逐步克服。当今，只有坚持不懈地开展群众性的斗争才能实现和平改良，只有通过不断改良和世界改良才能完成世界革命的任务。尽管个别国家和地区因各种尖锐矛盾已经或者可能爆发暴力革命，然而在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小规模的暴力革命是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政权的。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出现多极化、多元化、多党化、多派化、多样化的新趋势。我曾经把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分为三大家、三中家和三小家。势力最大的三家是各国共产党信奉的科学社会主义、各国社会党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各个民族国家民族党盛行的民族社会主义；中等的三家是绿党的生态社会主义、托洛茨基派的社会主义和极左派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力量最小的三家是无政府主义、西方学者的社会主义和当代乌托邦社会主义。〔7〕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是社会党这一家。它于1951年组建社会党国际，迄今拥有160多个成员党，约4500万党员，分布欧美大、亚非拉各大洲，其中有50多个党在二战后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而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虽然也有大约130个，然而党员总数只有约700万人，大多数都是处于边缘化的小党。其中党员接近100万人的只有印共（马），超过10万人的只有7个，即印共（马）、印共、法共、日共、巴西共、俄联邦共和尼泊尔共（联合马列）。超过1万人的有25个，其余都是只有几千人、几百人、几十人的小党，波西米亚共产党甚至只有一个人。依据历史经验，共产党人固然要与社会党的改良主义划清界限，但是不能把社会党视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应该看到它们确是代表一部分不愿革命的工人的利益，不能视社会党为敌，理应视之为友。各派社会主义者理应求同存异，共同为推进世界社会主义、反对世界资本主义而并肩携手，联合奋斗。
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革新的路径，我以为大致有六个：第一，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第二，联合和团结各派社会主义者；第三，传承和弘扬人类优秀的文明传统；第四，借鉴和吸纳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第五，清除和根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第六，立足本国国情，结合本国实际，探索各具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当今中国和中共是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中共党员约占世界共产党员88％，中共争取在2021年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2049年新中国建国100年时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那时就必能大力推进世界社会主义的革新与发展。可以预期，到21世纪中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可能出现新的高潮、新的突破。世界社会主义的革新，正是从1978年起由中国率先起步的，中国迄今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信心和决心，今后继续为世界社会主义的革新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当今人类面临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物种灭绝、病毒流行、人口爆炸等各种危机。中国首先要尽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个地球美好家园。为此要同各国政府和人民加强合作，坚持不懈推进全球综合治理，这样才能造福人类，以利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
我认为，当今对共产主义要有新的理解。“共产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communis,原意是共有或公共。日本人在19世纪后期用中文把它译为共产主义，中国人在20世纪初年把共产主义一词移植过来。我从旧期刊中查到中国人把共产主义另译为“公共主义”。〔8〕以往我们偏重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三高、四纯来理解共产主义，急于求成，以为人民公社是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如果从公共主义来理解共产主义似乎更为精准，因为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不仅限于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更要管好公共资产、增加公共投资、丰富公共产品、发展公共事业、扩大公共服务、增进公共福利、完善公共选举、厉行公共决策、维护公共权益、加强公共治理、严密公共监督、提高公共理性、弘扬公共精神等。总之，公共性越增多，就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是我们长远奋斗的目标，它并不渺茫，要靠我们日积月累公共性而逐步达到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用中国话语就叫公共主义社会，用中华传统文明话语就是大同社会。早期我国也有人把共产主义译为大同主义。未来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最有利于展现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明净前景，其中最重要的将是太阳能工程和基因工程的发展。我曾于2006年发表《太阳能时代是世界大同时代》，〔9〕随后于2012年又发表《基因时代是世界大同时代》。〔10〕文中认为，太阳能产业的大发展不仅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生存所必须的能源问题，而且会促进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大变化。未来一、二百年将可能建立全球统一电网，把全球五大洲各地的太阳能发电站统一连接起来，这样就可以做到每天24小时全球都有一批太阳能发电站在发电，以便供全球各地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国际交往的需要。这样必能促进人类自治、合作、和谐共处。基因工程的新发展、大发展，不仅将改造动物和植物，使之更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且将改造人类本身。基因研究已证明人类基因中有性恶、懒惰、丑陋、病态等因素。经过基因重组，那么三、四百年之后的新人类定将更善良、更聪慧、更俊美、更健壮、更勤奋、更长寿，那时新的高级人类定能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理想。我在文中还提出一个“谐托邦”的新概念，其英文拼写是harmtopia(由harmony和utopia二词去尾招头拼接而成)，意即基因时代的新人类定能构成和谐世界。
首先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乌托邦》，500年前在英国写成，在比利时问世。迄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已从西欧一隅传遍五大洲，逐步广泛深入人心，历经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演进，以及社会主义革新从地域到全球的拓展。当今有众多社会主义政党和流派都在总结500年来社会主义波浪起伏、新潮迭涌的历史经验，寻求改变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通途。我深信，再经过500年的齐心协力，持久奋斗，那时乌托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定会把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提出的“科托邦”或“赛托邦”（scientopia）进一步演度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真托邦（truetopia=true+utopia）、善托邦（goodtopia=good+utopia）和美托邦（beautopia=beauty+utopia）。恕我杜撰这三个引人入胜、促人深思、令人神往的新名词。不要以为500年过于长久。要细心领会毛泽东于1963年1月9日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这首词中的名言佳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只要我们切实遵循客观规律，加强主观努力，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纠“左”防右，和衷共济，减少内耗，倍增合力，完全有可能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科托邦、谐托邦、真托邦、善托邦、美托邦。
共产主义不是虚无缥渺的乌托邦，而是人类定能逐步实现的远大奋斗目标和明净胜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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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厚照.嘉尔·马克思传略〔N〕.国闻周报，1927-09-04.
〔10〕高放.基因时代是世界大同时代〔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