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即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漏网右派而挨批挨斗。

“文革”中的造反派为了给我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除了继续批判我于1956年曾经支持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过渡”等观点外，几次抄家也找不到什么新论据。于是他们就说：在我参与撰写并负责统修的、准备作为全国文科统一教材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本中，全书多达50万字，为什么只引证毛主席的两句话？这不是极大地贬低毛泽东思想吗？

其实当时编书时，全国文科教材办公室有统一规定：只引用毛主席对某一历史事件的直接论述，不必引用毛主席对一般原理的论述。按照这个规定，我们只引用毛主席直接论述辛亥革命的两句话。而这一部分恰好就是分工由我撰写的。如果说我贬低了毛泽东思想，其他参与撰写的十几位同志一句话都不引，岂不更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可见这种批判完全是强词夺理。

红卫兵到我家抄家时，看到我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摆满了大书架，而把《毛泽东选集》另放在靠近我书桌的小书架中，就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你为什么把《毛泽东选集》另放在小书架中？这不是贬低毛泽东思想吗？”

我机智而又如实地说：“因为小书架靠我办公桌近，我要经常拜读、查阅毛主席的普作，这样顺手取书很方便，小必起身再到大书架上去拿。”“文革”中诸如此类毫无道理乱批判、大批判的事例不胜枚举。

尽管我靠边站，被强制劳动，甚至被关押拷打，我依然万分关切党和国家的命运。我尽可能地在校内并到北大、清华等校看各种大字报，采购各种小报和有关资料，还同几位信得过的同志时常交流各种见闻。

种种异常情况迫使我深沉思考十分尖锐的政治问题，但是在那种翻云覆雨的气候下我只能是敢想不敢说。那时不乏儿女揭露父母、妻子揭发丈夫“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事例，所以有许多疑问和想法只好自己关在住房间里自言自语，自问自答，以至家里人还以为来了什么稀客（那时除了红卫兵、造反派来抄家和审问之外，很少有人来造访）。

我读过老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其中有一篇是1930年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收入解放后出版的《毛选》时定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题解中笼统地说：“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篇通信”），信中批评的明明是林彪的观点，怎么能够说林彪“一贯紧跟毛主席、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呢？这岂不是伪造历史的不实之词吗？

1967午元旦我从西郊校园骑车进城，沿途到处看大字报，西单十字路口居然有这样一条横幅标语：“欢呼毛泽东纪元元年到来”，我只好暗自发笑而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摇头。当时还买到一本《刘步奇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其中把毛、刘二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针对不同情况而提出的观点掐头去尾排列在一起对照。我读完之后就想到：按照这种做法，岂不是可以另编一本《毛泽东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吗？

在“文革”动乱中思想上涌现了一系列问题，难以求得其解，我想还是抓紧时间通读，细读马列著作，力求从中寻找答案。为了不虚度光阴，我把平时来不及读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中的文稿全部翻读了（《斯大林全集》较为浅显，数量又少，“文革”前已通读过），自己感到更充实了，理论基础更加坚固了。

尤其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深厚友谊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又善于向前发展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我时常这样想；如果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都能有这种精神，少在自己战友之间搞内斗，少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共产主义运动岂不可以少走弯路、高歌猛进？

1969年我恢复了组织生活之后，1970年至1972年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三年。当时江西在穷山沟里修建共产主义新村的做法和林彪的乘飞机逃跑坠毁使我思考了很多问题。

1973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后，我校国际政治系的教工都合并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在这里我教了五年工农兵学员。除了国际共运史和经典著作外，还教过哲学课、经济学课。这时我还同工农兵学员一起下乡下厂开门办学。极左路线的推行使我对国家和党的命运更感忧虑。

1976年1月8日从广播中惊悉周恩来总理病逝时，我从来没有那么悲伤地失声痛哭，深感折此栋粱，国家和党危难更重。最痛苦莫过的是当时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思想。

在给学生讲哲学时，开列了普列汉诺夫的名著《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我只能含蓄地要学生特别注意读此书第六章。其中写了这样引人深思的历史教训：法皇路易十五宠爱贪求虚荣的彭帕牡尔夫人，而这位宠妃大力支持庸碌无能的苏俾兹将军，因此使法国军队在七年战争中处于劣势，打了败仗。可见，平庸的人，尤其是贪求虚荣的女人能在历史上起到重大的消极作用，是因为有皇帝的宠信这个特定的社会条件。有的老朋友对我这种煞费苦心的巧妙讲法交口称赞，又捏一把冷汗。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我就从好友处得到消息，真是喜出望外，心情无比激动！由衷感到我们党和国家得救了，今后大有希望。我不顾当时北大还处于“四人帮”严密控制之下的恶劣环境，立即把这一喜讯悄悄告诉另外的北大好友。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我又回到人大执教。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路线，1979年人大党委复查了过去对我的错误批判和处理，予以彻底平反。我自己也进行反思和总结。

我深感应该着力清除“左”的影响，同时警惕右的侵袭，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重新探索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系列问题。教育工作者重担在肩，应该对学生重新传播马克思主义，用全面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年轻一代，武装我们的广大干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不能再误人子弟了。

从此，我焕发了青春，以不减当年的锐气和激情投身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这时我不仅早已过了“四十而不感”之年，而且也超越“五十而知天命”之年，理应成熟、沉着一些，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天真、冒失．要力求做到独立思考，善想善说。

要善于思考问题，即要从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高度、事物本质特征的深度以及中外古今发展变化的广度和长度来思考问题；既要考虑理论本身的发展，又要考察实践的新经验和实际的新变化；既要深入领会党的新论断和新决策，又要结合理论与实际独立探索；要明辨是非，着眼于用创造性的新理论来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要善说是指要善于区分不同场合与对象，有分寸地探讨问题、表述问题：有时引而不发，有时发而有度；有时画龙点睛，指明要害，有时蜻蜒点水，擦边而过；有时只讲或多讲理论原理，不讲或少讲现实难点；有时只讲或多讲外国与历史，不讲或少讲中国与现状；有时只讲或多讲下面问题，不讲或少讲上面情况。

总之，要尽量讲得言辞有度，写得恰到好处，适可而止，藏而不露，令人心中有所震动，值得回味。理论工作者在研究中新体会、新见解，理应直言不讳，和盘托出。但是鉴于“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往往只能煞费苦心，迂回婉转，少露锋芒，这样才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又不易被抓小辫子。

2010年1月，《炎黄春秋》月刊在封面上首篇刊出：《斯大林怎样破坏党内民主》，这与该刊2009年11月也是在封面上首篇刊出的《高放：什么是党内民主》，可谓是姐妹篇，是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存废实乃党生死兴王的首要关键。这两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我接到好几位朋友来电话和素不相识的读者来信叫好。

1月初刚发表的这篇文章，已被北京《生活周刊》和福建《每周文摘》摘登，香港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在2月8日中午杨锦麟主播的“天天扬言”评论中，还以“前车之辙，值得借鉴”为题，评论了拙文，提出一定要汲取苏共由于破坏党内民主而亡党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黑龙江省委党校主办的《理论探讨》2010年第1期还把拙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作为重点文章推出。

本文原是我于2008年底在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学会年会上的主题发言，重点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只限于走碎步，而要适时迈出中步和大步。但愿来年我们党内民主能够得到新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能够迈出新步伐，这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首要前提。

我最欣赏的格言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序言中所说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还有宋朝范仲淹所说的：“宁呜而死，不黯而生”，以及楚图南为戴震纪念馆所题：“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

我的座右铭是：生命不息，奋斗不已；勤学不懈，运思不泥；求索不倦，矢志不移，笔耕不辍，乐此不疲。

纵观我的学术生涯，我想可以用四种颜色的金属概括我人生的四个时期。1949-1957年像紫铜，1957-1966年像白银，1966-1978年若黑铁，1979年以来为黄金。

回想1956年前后，我的确有点红得发紫，被人们称为中国人民大学四大理论课的“四大金刚”之一（另外三位是中国革命史的胡华、哲学的萧前、经济学的苏星）。可是1957年遭批判之后，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依然银光闪闪。经过下放劳动后，照样活跃在讲坛和文坛上。到“文革”时我被打成黑帮，我犹若铁塔，铁骨铮铮，坚强挺立。

经过长久磨炼，我最终放射出黄金般的光芒。我在“高放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研时会”的答谢辞中曾经朗颂一首《八十感怀》的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黄红白黑呈奇彩，真假是非探至知。”这表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探索真理的坎坷风雨征程中，是怎样铸就了多彩的传奇人生。

老骥伏枥期盼青春水驻，烈士暮年唯思昂然奋起，尽心培育桃李，竭智求索真理，这是我有生之年的夙愿至理。

（选自《求是园名家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