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东亚正在经历一场全面的竞争，一方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另一方是美国和日本，东亚的地区秩序正在从美国绝对主导向中美不对称的两极结构转移。中国的实力和行为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也在为地区共享福利而展示其善意，在地区制度化发展方面提出了利益共享的各种倡议。美国“再平衡战略”在扭转东亚的总格局、向有利于美国利益方向发展方面取得了部分效果，但是57个国家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事实说明，中国在一些方面扳回了美国战略的压倒性态势。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对抗为日本加速成为正常国家的进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和催化剂。东北亚的未来主要取决于以下四个行为体和它们之间的互动：中国在民族复兴目标与保护主权利益的民族感情方面的能力平衡;美国对于中国国力发展的真实态度;日本民族主义复兴的目标以及它与中国和韩国的复杂战略联系;朝鲜的政权稳定和核武器的发展。尽管中美存在竞争关系，但是仍经常在全球治理和其他国际性热点问题上存在着共治和相互依赖的需求。因此，中美竞争的管控是地区秩序稳定的关键。
关 键 词：战后世界秩序/美国再平衡战略/旧金山体系/中美竞争/地区秩序重塑
俄罗斯和西方的对抗以及中日对抗展现了一个无序的世界和现存世界秩序的分水岭。②在亚太地区，或者说东亚，经历了美国70年来的主导优势和轴辐型同盟的统治，目前的秩序正面临着权力的转换和规范及规则的重新调整。
本文将从三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回顾地区秩序是如何在抗日战争③和太平洋战争的末期形成的，以及对东亚所有主要大国的影响。第二，分析中国、美国、日本之间的互动因素、复杂的关系，以及地缘政治秩序的变化。第三，观察主要大国之间合作与竞争的前景和趋势。关注的焦点将集中在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美日关系是如何关联并互相影响的。
一、中国对于抗日战争和二战后地区秩序的看法
传统上西方国家将1939年9月1日定义为二战的开始，当天德国入侵波兰，随后法国和英国对德国宣战。事实上日本作为轴心国的核心在1937年就已经与中国开战。如此说来在中国国土上打响的抗日战争应该被认为是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或者说是亚洲的主战场。抗日战争在以下几方面为二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阻止日本军队进入欧洲战场协助纳粹德国的军事行动、推迟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对美国发动攻击的时间、派遣一支10万人的远征军参加缅甸的反法西斯联军。经历了8年的英勇作战与牺牲，中国获得了大国地位，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中国在抗日战争开始四年后才被承认是同盟国的成员以及反法西斯战场的一部分。1942年1月3日，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接受罗斯福总统的提议，出任中国战区(包括泰国、越南、缅甸)最高统帅，抗日战争最终并入反法西斯战争，一个反抗轴心国的阵营最终建立起来。
战争中期的1943年，罗斯福总统开始谋划与协调同盟国的战争战略，以便在先后彻底地打败德国和日本后，建立一个战后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中，美国和它扶持的自由的中国可以密切互相合作，在远东以及全世界打造一个和平与平衡的秩序。但是罗斯福在战争结束前去世，他的蓝图也就成为一个模糊的概念：在这个秩序中，中国应该如何扮演其角色，美国、英国、中国是否应该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填补日本失败之后的东亚权力真空，并阻止苏联在东亚的扩张。对于这些留在罗斯福脑海中的谜底，尚无从知晓。
根据中国的看法，东亚秩序的创立和主要基础是《开罗会议》和《开罗宣言》，而不是美国和日本认为的旧金山体系。《开罗宣言》的重要性被美国和日本出于战略考虑贬为一项战时文件。
美国总统罗斯福、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英国首相丘吉尔1943年11月22日到26日参加了旨在协调二战中三国反日的共同立场以及战后亚洲安排的开罗会议。1943年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表达了三个同盟国惩罚日本侵略的愿望，规定“日本将被剥夺1914年一战开始后其所夺取或占领的所有太平洋岛屿”、“日本从中国占领的所有领土，包括满洲里、台湾、澎湖列岛，必须归还中华民国”。日本同样将会被从其他所有它通过暴力和贪婪所获得的领土上驱逐出去，“在适当的时候朝鲜应当独立”。
事实上，根据宣言的内容，除了涉及中国收复失地以外，我们无法看到任何中国未来角色和地位的实质性安排。但是，在蒋介石和罗斯福的双边谈话中，他们讨论了很多有关东亚格局的问题。在中国问题上，除了收复失地，还涉及了日本对华战争赔款，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等等。在日本问题上，包括日本的政治体系与战后的军事占领，其中又包括天皇的战争责任以及未来的地位。他们也讨论了朝鲜、越南和泰国的独立以及建立新的国际组织。
在中国和美国学术界，对于《开罗会议》的重要性和中国在会议上扮演的真实角色存在明显的不同看法。正面的看法认为它实现了击败日本与收复失地的目标，因此是中国外交的巅峰时刻。④赫伯·费斯对《开罗宣言》实现了中国和美国的政治目标方面有很高的评价。⑤《开罗会议》后，蒋介石将自己描述成此次会议主要大国领导人，过度渲染《开罗会议》的重要性，把其提高到一个世纪来中国政治和外交最大胜利的高度。⑥也有权威性的反驳意见：费正清认为中国在会议上的大国地位是美国给予的，美国也可以在任何时候使中国退回到弱国的地位。⑦
公平地说，《开罗会议》帮助中国收复了被日本占领的失地，实现了在这个非常时刻的最低目标，但是成果非常有限，并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积极的支持。事实上某些特定的成果来之不易，是会议期间蒋介石在与罗斯福多次长时间私人面谈中讨价还价的结果。
中国的大国地位首次得到承认是在1942年1月1日，当时中美英苏四大同盟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其他24国政府随后连署。正因为这样，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在1942年3月27日撰写了一封谅解备忘录，建议废除所有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经过协商，1943年1月11日美国和英国分别与中国签署了取消在华治外法权的条约。
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中国地位上升的影响。美国和英国对于战争的总体策略是“先欧洲后亚洲，先大西洋后太平洋”。所以，需要中国顽强地牵制住尽可能多的日本军队，使得日本无法向南拓展其兵力，从而导致在欧洲的盟军分散兵力。
《开罗会议》之后的同盟国会议中国都没有被邀请参加，包括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以及三巨头确定如何处置德国和日本、建立联合国组织等重要问题的《波茨坦会议》。换言之，之后的三次会议在制定战争战略和建立战后世界秩序方面都比《开罗会议》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三巨头虽在二战期间只会面两次，但是当他们坐下来协商时，他们的决定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中国缺席的主要原因是其虚弱的国力、在东亚有限的战争作用，以及除了罗斯福之外，斯大林和丘吉尔缺乏对于中国战后作用的热情。
三巨头的秘密交易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达到顶峰，在那次会议上美国和英国满足了斯大林损害别国利益的贪欲。中国对于这次会议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雅尔塔会议》确认了中国五大国的地位和联合国五个创始国的地位，并最终使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另一方面，这次会议对中国造成了创伤，也使罗斯福的名誉受损，他被认为在没有与中国领导人商议的情况下向斯大林出卖了中国的主权利益。关于中国主权利益的交易包括以下条款：
1)维持外蒙古的现状不变;
2)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大连港的特殊利益受到保护，苏联继续租借旅顺港作为军港;
3)中东铁路和通往大连的南满铁路由中苏合资的公司共同运营。
第三次会议是《波茨坦会议》，中国又一次缺席，只有三巨头参与谈判。会议上唯一与中国的角色有直接联系的重要事项是波茨坦公告。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共同发表了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及最后投降期限的声明。尽管蒋介石同意共同声明(由杜鲁门代表中国签字)，中国并没有参与文件的磋商，仅仅是获得了杜鲁门24小时前的通知和考虑签字的时间。对此，蒋介石认为这是一种侮辱。⑧
战后的地区秩序主要是三巨头在战时的三次会议上建立的，之后又在冷战和1951年9月的旧金山会议上重新进行了安排。美国历史学家罗杰·丁曼认为，《旧金山和约》标志着一个新的太平洋海洋秩序的形成，美国由于在日本拥有大量基地，因此它是主导性的海军力量。⑨所有这些战时的会议为主要的博弈者提供互动的场所和机会，通过讨价还价来重新分配权力和利益。美国、苏联、英国是三个主要的博弈者、决策者和竞争者，中国则兼具以下几种身份：独立的讨价还价者、不对称的合作者，有时也成为主要大国讨价还价和操纵的目标。
战后世界秩序的构建主要依靠这些会议，以及会议间和战后的所有有关条约声明。其中，《联合国家宣言》、《四国普遍安全宣言》、《开罗宣言》、《德黑兰宣言》、《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以及《联合国宪章》是最为关键的文件。许多中国人认为，在处理日本问题过程中，秘密的《雅尔塔协定》被形容为是大国牺牲包括中国在内的小国与弱国利益，瓜分领土和势力范围的杰作。⑩但是，依据现实主义视角的学术性解读，《雅尔塔会议》就是雅尔塔格局，它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代表，也是一个两极体系。这个秩序核心就是以两个超级大国基于联合国协调及相关指导原则上的对抗竞争。(11)
据披露出来的美国在《开罗会议》上对于战后远东秩序的设计，中国将起到更大的作用，朝鲜半岛和越南将在统一的情况下获得独立，日本的战犯将要承担战争责任。但是，许多没有预料到的因素改变了二战后几年的趋势。中国深陷于内战，1949年国民党政府最终垮台;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中，是美国在太平洋岛屿向日本军队发动了决定性的反攻，并且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中国并没有在战争最后时期给予日本致命一击，因此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战胜国的光环并不非常耀眼。(12)
在越南，美国帮助了法国殖民者的回归。在朝鲜半岛，北方和南方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分配分别被苏联和美国占领。朝鲜战争后，朝鲜半岛分裂固化。
一般而言，二战的结局对东亚带来了许多重要的划时代结果。第一，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发展了它的军事实力。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政权和中共的内战爆发。经过三年多的内战，国民党政权垮台，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改变了东亚的大国关系和战后地区秩序。由于中国变成一个民族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国家，它不再是美国和苏联弱小温顺的伙伴。中国作为冷战和后冷战时代东亚排名美国和苏联(俄罗斯)之后第三的军事和政治大国，逐渐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重塑了东亚的秩序。
第二，目前东亚地区秩序的基本结构部分源于战时安排，部分源于冷战的对抗和主要大国的竞争，以及各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目前在国际组织中的政治地位一定程度上来自其战争期间对日本英勇抵抗的回报。如果没有“中国沼泽地”的存在，日本军队将进一步深入东南亚、西南亚和印度，与纳粹军队在中东会合。(13)中国是东亚唯一在1937-1945年整个战争期间坚持反抗的国家，它付出了1400万～2000万人的生命。(14)中国目前的地位也应当部分归结于罗斯福总统在战时对世界秩序的构建与大国力量制衡的安排，这为中国在1970年代后提供了辗转腾挪的国际空间。只有继承历史上这种战时的安排，当2000年后中国国力足够强大时，它才可以有合法的机会发挥其大国政治影响力。
第三，同盟国结束了日本在东亚的侵略和殖民，却最终演变成了苏联和美国两大阵营在东亚新的对抗。美国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大量驻军，并与其所有盟国保持强有力的经济联系，因此通常来说美国主导了地区秩序，甚至中国和朝鲜也不得不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生存与发展。它替代了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既有效又充满争议地保持了不对称的大国关系和地区现状。
第四，美国和苏联在欧洲核心地带日益激烈的竞争大大影响了他们在日本投降后以三八线划界而治来解决朝鲜问题的共识。双方都希望他们的占领区域继续保留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因此，尽管蒋介石和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同意朝鲜半岛独立，罗斯福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也同意朝鲜的托管制度，但苏联进驻朝鲜后就不会再允许由联合国主导朝鲜全境的大选，美国也不会接受以著名抗日游击队领导人金日成为首的人民委员会来统治整个朝鲜半岛。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被广泛认为鼓舞了金日成在朝鲜追求相同的目标，这导致1950年的朝鲜战争。当然，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以及苏联对于中国领导人民族主义的怀疑是斯大林支持金日成在战争中鲁莽决定的深层次因素。一些学者认为斯大林相信进攻韩国会使中国陷入周边危机，使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转向亚洲，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美国的部分资源。(15)
第五，由于盟军司令麦克阿瑟解散了日本军队，并且起草了新的宪法，在著名的第九条中日本放弃了在解决国际争端中拥有集团宣战的权利或者使用武力的国家权利，日本转型成为民主社会，这极大地消减了其军事水平，战后主要的地区威胁源得到控制。由于驻日美军的安全担保，在过去的70年里日本维持了一种防御性的力量及和平政策。但是，美国出于其冷战的战略考量，违背战时相关文件中对日本非军事化的规定。1945-1949年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与朝鲜半岛北方共产党力量的掌权，在美国战略界的建议下，麦克阿瑟将军决定不在日本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维持战前日本的两大特权精英——天皇制度和官僚政治不受破坏，并释放了一大批战犯，以确保日本的民主化在旧体制的保守架构上有条不紊地实施。美国也恢复了裕仁天皇作为宪法上最高统治者的地位。日本的最终政治和战略地位在《旧金山和约》上得到了确认，这激起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激烈批评，最有代表性的是1951年9月8日苏联副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在声明中批评《旧金山和约》并没有对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任何保证。确实，二战后70年来的发展不幸印证了苏联这位前元老外交官的预言，日本的军国主义残余仍然存在。
二、中日安全政策的变化和力量转变的轨迹
经过70年的地区和世界范围的演变，大国关系和相对地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随着雅尔塔体系的瓦解，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美国治下的和平并不像冷战时代那样强大和牢不可破。在东北亚，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发展最快的国家，并且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国际贸易组织的重要成员。中国和所有的东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外交上摆脱了冷战体系对中国周边的束缚。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以平价购买力计算是第四大经济体，也是发达国家中第二大经济体。韩国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经济规模排名世界第15。但是，它的技术水平和跨国公司的影响力要比中国大。
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是平行的两个安全同盟。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美国有义务同日本自卫队紧密协作以保护日本的安全。2013年，大约有50000名美国军事人员驻扎在日本。“9·11事件”之后，日本支持美国海外行动的安全作用得到显著提高。(16)2002年可被视为日本战后防卫的分水岭：它为加强其应对周边安全挑战的能力和适应未来的地缘政治变化，开始以一种稳健的方式改变其冷战期间维持的“专守防卫政策”(17)。
朝鲜半岛在朝鲜战争后最大的地缘政治关系变化和挑战是韩国在1990年和1992年分别与前苏联和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以及朝鲜在2006年正式显示其拥有核武器。朝鲜半岛仍然处在冷战和停战状态中，朝鲜和韩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保持敌对状态。
1.中国崛起及其行动：正常发展
2003年中国首次正式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作为中国首要的对外战略。该概念着重突出了第一个词“和平”，以此来回应中国威胁论的西方支持者，并消除海外越来越多对于中国崛起评论中所隐含的负面含义。(18)后因为“崛起”包括了挑战并发动战争对抗现有强国的含义，选择“和平崛起”进行替代，作为官方的表述。但是核心内涵没有发生变化：中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和平的国际环境实现崛起，而不是通过领土扩张或者挑战其他大国。(19)
毫无疑问，东亚盛行的观点趋于相信中国会挑战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或者说改变东亚的现状。中国总是试图努力解释中国在历史上的行为，传统儒教思想与现有政策的逻辑关联性，以及中国的长期战略与其深化融入世界市场和体系的内在关联性，采取防御性的姿态来平息质疑。但是，这种防御性的论点可能说服力不是很大，无法让区域内国家信服，因为中国在古代事实上也通过武力行动在藩属地区拓展疆土，当前同其他东亚国家开展的广泛经济合作并不排斥中国在捍卫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方面所采取的正常管理行动。
然而，我们也无法得出相反的结论：即一旦中国的力量超过了美国，就会对周边国家采取类似古代的治藩战略，重建中华朝贡体系。也不能以经济合作与安全政策无强有力的因果关联性而否定中国的和平战略。(20)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另一种相对可信的方法来评估中国短期或长期的战略行为和目标：即考察并比较新中国过去三四十年处理外部争端的行动案例。
比如，1950-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行动、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和1979年的中越战争，这三场局部性冲突可以作为寻觅中国领导层对如何使用武力的逻辑线索。这些行动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保卫缓冲地带;反抗领土侵略;惩罚入侵中国盟友的侵略者;报复对于海外华侨非人道的侵害行动。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中国往往是在其核心利益受到侵犯时而不得不采取决定性军事行动的，它不会因为遭到中国反击或惩罚的国家背后有一个更强大的支持者而畏首畏尾。一旦达到战术目标，中国军队就会主动从相关控制区域撤离，即使它享有保卫这些领土或控制这些区域的合法理由。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使用武力往往是迫于维护国家主权与荣誉的形势，与进攻性战略或目标，或者中国成为强大的大国无特别关系，军队主动撤退也不是慑于超级大国的报复风险。中国这么做只是树立威望，表明中国具有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藐视其主权利益的决心。(21)
对于朝鲜发展核武器、1998年印度尼西亚军队洗劫当地华裔、缅甸军队镇压汉人居住地的果敢等问题，中国拒绝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或者施加压力。这些消极的外交风格可能反映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2)美国学者沈大伟更为负面地进行了解读：“中国外交的特点是不善于主动出击，尽可能规避风险，以涉及到自身利益为聚焦。中国擅长于亮出反对做什么的意见，但通常不愿对应该怎么做明示意见。它在应对国际安全挑战和全球治理的议题上总是事不关己，保持消极的态度。”(23)
当然，人们可以观察到相反的证据来证明中国正在崛起并且行事果断。事实上，中国实力正在增强，它的坚决的维权行动主要是与其核心利益的争端有关。
第一，在综合实力上中国的GDP从2000年的1.2万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10.3万亿美元，增长了八倍。在军事实力上，2015年中国的国防开支达到1444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0.1%，连续20年两位数增长，已经成为世界上国防开支第二大的国家，仅次于美国的5850亿美元。中国的军事开支三倍于法国、日本、英国等其他军事预算大国，几乎是它正在崛起的亚洲劲敌印度的四倍。(24)中国军事力量投射的发展包括中程的第四代战斗机、远程机动弹道导弹、升级的“指挥、控制、通讯、信息和情报”系统与航母监控系统、数量逐步增长的常规进攻型潜水艇和新型核动力进攻性潜水艇。(25)
第二，中国确实在政策上发生了诸多变化。在1990-2008年期间，如果中国遭遇与美国或者一些邻国的危机与争端，通常会表现出容忍与妥协，也就是前任领导人邓小平所说的“韬光养晦”，许多国家对此习以为常。
但随着中国的地位提升，很多中国人和官员认为，应该坚决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而不是单单对挑衅的国家发出高调但无用的抗议。为因应这种趋势和要求，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底线原则，即一旦中国的重要利益受到挑战就需全力保护本国的权利。2013年11月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声明就是一种表现。
随着中国海洋局拥有更多先进的海洋执法船，并且其人员前往相关区域保护合法利益的意识和决心进一步加强，中国在处理主权利益受到侵犯的问题上通常所表现出的不合常理的过度的容忍一去不复返。2012-2014年在南海的一系列惩戒性行动展现了中国在无可争议的主权区域的维权决心，包括收回黄岩岛，981海洋石油钻井平台在西沙群岛邻近的区域进行首度勘探，2013年后在南沙群岛8个暗礁进行陆域吹填工程等。(26)
第三，除了坚定维权的一面，中国也显示其友善宽厚的一面，即提出在地区制度化发展方面利益共享的倡议。在胡锦涛时代，中国积极推动10+1与10+3的合作，并且在2010年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实际上弱化了美国在东亚事务的介入程度。
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在重申前任的外交政策观点的同时，提出了许多新的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比如推动与周边国家外交的“亲、诚、惠、容”理念，(27)打造与邻国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分别进一步连接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西亚、中欧，连接中国沿海地区与南海、印度洋和地中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立是对于地区及全球金融机构的最强劲的冲击，这家全新的银行与现存的多边投资和发展银行进行合作，为亚洲的大型基建需求提供资金。
2.中国保护自身利益的积极战略与美国的再平衡战略
中国寻求变化的积极战略背后的驱动原因，除了实力的增长，主要集中在过去受到美国过分压制的苦涩经历，确切地说包括：1997年颁布的《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以及1999年日本《周边事态法》，美日试图从法律上阻止中国大陆威慑台独的军事行动;在过去三十多年间，美国不断向台湾出售武器;1996年美国派遣两艘航空母舰至台湾海峡以恐吓大陆的军事演习;1999年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2001年一架中国战斗机被美国的EP-3侦察机撞毁等。所有这些事件和危机向中国证明了一点，在后冷战时期，作为二战战胜国，中国无法接受一个单方面固化美国主导地位的区域权力结构。中国认为，美国阻止中国和其他国家追求合法权利、影响力和维护主权的行动是完全不合理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逐渐被认为是对中国主权和政治稳定的“若隐若现的威胁”，而中国则被美国视为正在采取措施挑战美国的新生崛起力量。(28)
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是有抱负的大国，将会追求后冷战时代的地区霸权。(29)中国的崛起，或者更确切地说随着中国在本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和实力的增强，美国的反应逐渐地强化。奥巴马的安全团队越来越担心美国正在失去东亚的势力范围。基于这样的战略评估，美国决定实施“重返亚洲”战略，该战略之后被重新命名为“亚洲再平衡战略”。(30)“再平衡”暗示着美国的军事、外交、经济资源和关注点将从中东和欧洲转移到亚洲。再平衡的首要目标是巩固目前美国领导的秩序。(31)
为了达到这一主要目标，美国设立了五个战略重点：军事的重新部署、通过增强军备来重新确认向盟国提供的安全可信度、建立一个高标准的排外的经济俱乐部、介入南海争端、平衡与限制中国在地区秩序中的对外影响力。很明显，战略区域放在东亚，有时延伸到亚太地区，但是，也有观点认为该战略区域包含印度洋，比如前国防部长莱昂·佩内塔提及更为广阔的地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萨穆埃尔·洛克利尔重申再平衡聚焦于“印度-亚太”，因此实质上是印度洋-太平洋战略。(32)
截至2015年，该战略已经实现了以下特定的目标：(1)美国的濒海战斗舰“自由号”结束了在新加坡为期八个月的服役期，“沃斯堡号”将会顶替它的位置，在当地部署16个月。2017年5月到2018年四艘濒海战斗舰将会轮流部署到新加坡。五艘航空母舰已经被派遣到太平洋。美国计划在2017年前对日本增加部署两艘装备“宙斯盾”反导系统的驱逐舰。直到2014年，1200名美国海军和空军人员已经轮流驻守在澳大利亚达尔文，越来越多美国的人力物力未来将会派往澳大利亚领土。(2)TPP谈判已经接近完成。(33)(3)越南和菲律宾获得美国的军事和政治支持，马尼拉将会允许美国军方使用8处军事基地，越来越多的东盟国家的海洋安全依附于美国。(4)美国海军已经就从冲绳到关岛的重新部署与日本达成一致。(5)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已经就如何面对中国崛起展开双边及三边的战略对话和政策协调。(6)华盛顿和东京讨论了防卫指针的重新修订和在新的日本安保法框架下日本如何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7)美国大约60%的海军舰艇转移到亚太地区的计划仍然在实施中。(8)在美国的逐渐介入下，南海问题已经变成国际争端的火药桶，使美国、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度和澳大利亚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在海洋权力问题上对抗中国。
尽管奥巴马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东亚自1998-2008年以来中国领导力和影响力大幅上升的总体形势，使局势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但是这也使得中美之间加大了不信任程度，日本、菲律宾和越南也在美国煽动下肆意挑衅中国，一场冲突竞赛正在上演，小国和中等国家不得不选择阵营;它促使原本正在走向一体化的区域经济进程呈现分裂状态——TPP正在对抗“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中国军事现代化不得不加速，激励中国在公海进行更多的军事活动，在南海进行填海。尽管最近两年周边事态不断恶化，中国现在已经从这种战略的压倒性态势中恢复了过来。
3.日本民族主义复兴对东北亚安全秩序的严峻挑战
日本在历史上曾经侵略过邻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和《波茨坦公告》，它是二战的战败国。但是在很多日本人眼中，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战争并不是侵略，而是清除西方在东亚殖民的解放战争，是为了构建大东亚共荣圈。天皇的《终战诏书》也不是对同盟国的无条件投降书，而是自愿结束战争的政治举动。(34)
随着1940年代末期形成了冷战，被占领的日本被重新评估成美国的战略资产，保留横须贺和冲绳的基地被认为是向苏联港口发动海上和空中进攻的条件。(35)日本的地位随之被抬高为保卫“自由世界”的必要基石，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大力鼓吹日本重整军备，将其置于联合防卫安排之中。1951年9月8日，48个国家签署《旧金山和约》，正式结束了对日战争。同该条约一同签署的还有《美日安保条约》，这标志着旧金山体系的开端。中国大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在签署国之列，换句话说，这些国家并没有接受该条约法律上的有效性。在旧金山体系中，美国保护日本的安全，有权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美日同盟成为东亚安全体系的基石。1952年日本恢复主权，但是在军事方面，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国家。
经过大约40～60年的发展，日本和美国都希望在日本政治和军事地位这一点上突破现有美国建立的体系。但是，焦点并不在两个条约上，因为《旧金山和约》只是同盟国和日本关系正常化的安排，《美日安保条约》则继续负担着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的核心在于旧金山体系的内涵上，即日本犯下战争罪行，它不具有拥有集体自卫权。与此同时，日本的国内法与宪法也禁止日本与盟国或友好国家一起行使集体自卫权，在海外任务中使用武器。其关键点就在于宪法第九条中日本已经“放弃了作为主权国家的战争权，放弃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后，美国开始敦促日本对于地区和世界安全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就好比远东的英国。在所有三份《阿米蒂奇和奈》的报告中，他们都要求日本修订和平主义的宪法，重新获得和美国一同参与常规军事行动的完整权力。2012年发表的第三份《阿米蒂奇和奈》的报告《美日同盟：亚洲稳定之锚》继续支持这一观点。
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开启了漫长的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合法化进程，他批准扩充日本自卫队从而在海外开展行动，2002年两艘驱逐舰被派往阿拉伯海和印度洋协助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小泉政府还提出一项升级日本防卫厅为省级级别的法案，2007年1月9日，日本防卫厅变成了日本防卫省。
中国军事的现代化和中日在钓鱼岛的对抗为日本提供了借口，刺激了日本加快成为拥有参战权力的正常国家，以及重塑战后东北亚秩序的大国的进程。目前日本的右翼势力、国家安保的保守势力以及大国地位的追求者正在联合起来追求以下几个目标：通过修订和平主义的宪法来重新获得集体自卫权;通过修订教科书和否认历任官员自我反省的声明来摆脱犯下战争罪行的历史枷锁;增强军事实力来阻止中国实力的投射;成为亚太地区安全联盟网络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
否认侵略历史和致敬阵亡将士将会使日本作为强国的民族精神复活，提升安倍作为一名强硬领导人的个人形象，并且为修订宪法铺平道路。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了供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民族主义势力为了实现成为正常国家和东亚主要大国的目标，可能设定了一个周全的线路图，它至少有三个阶段并计划用10年时间来实现其目标——重新解释宪法、修订宪法、拥有大量进攻性武器并且成为不依靠美国军事保护的独立海上军事大国。由于2014年安倍的联合政府失去了法律规定的修改宪法所需的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席位，它只能以战术手段来绕过宪法的制约。2014年7月1日，安倍晋三宣布一项内阁决议，重新解释宪法第九条。这个解释导致日本的防卫战略发生了自1947年宪法颁布60多年以来最大的变化。(36)尽管目前行使集体自卫权附有三个条件，但是这些模糊的条款可以在紧急情况发生时以临时解释所替代。安倍还试图继续保有其在任期内进行修宪的政治日程。
根据内阁的决议，日本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措施以提升在亚太地区的安全领导作用，并且准备修改10项与防务有关的法律，意图在亚太地区未来的争端中与美军无缝连接。一系列相关的举动使中国对安倍试图领导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的野心不得不保持警惕。其他国家和许多日本国民一样，也对日本何去何从有很深的担忧。
这些举动包括：第一，日本起草了新的“转移防御装备和技术的三项原则”，取消了自愿实施的武器出口禁令，这将会导致日本向澳大利亚、越南、印度和菲律宾出口武器，并且和其他国家共同研发武器。因此，这将会使得这些国家在海洋争端中更容易地使用军事力量与中国对抗。第二，日本将会修改《防卫省设置法》，改变传统上文官的统制，用高级军官来替代文职的长官执行防卫省的命令以及指挥军队。第三，执政的自民党决定在2015年分两个阶段修改宪法第九条款。第四，日本正在考虑修改《武力攻击事态法》，允许在遭到武力攻击时做出有效反应并预设各种遭到武力攻击的情况，这一法案也允许日本在盟国或友好国家遭受攻击时做出反应。第五，日本的军事开支在2015年增长了0.8%，并且接下来几年有可能继续增长。
华盛顿事实上非常欢迎日本积极的防卫政策，并且希望日本在亚太地区带头组织海洋合作以平衡中国。目前，华盛顿在全球有更多需要参与和发挥作用的紧迫任务，这需要北京相应的协调和合作，这也是为什么它并不想采取过激的方式对抗北京的政策及执行。《阿米蒂奇和奈》的报告以及东京基金会资助的一个项目都提议“把美日同盟转变成一个包含其他民主国家和越南的更广阔的体系”，(37)并且新的地区安全体系应当更多地依赖于“一个地区内所有国家的安全紧密相连的联盟体系”，而不是双边结盟。(38)
三、东北亚秩序的不确定前景以及和平共存的理想方法
东北亚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四个行为体和它们之间的互动：中国平衡民族复兴的目标与捍卫主权利益民族感情的能力;美国对于中国国力发展的真实态度和可控的中美关系;日本民族主义复兴的目标以及它与中国和韩国的复杂战略联系;朝鲜的政权稳定、核武器的发展和朝韩关系。
1.为了地区秩序的稳定必须对中国崛起保持平和的心态和宽容
对于中国崛起是否根本性改变了东亚秩序的现状，或者只是重塑这种秩序的一部分，在东亚国家间莫衷一是。但是在一些理性的中国人和一些外国学者眼中，目前的秩序总体上仍然在维持，基础大体上没有动摇，中国关注的重点在其经济发展。在习近平主席最近提出的“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方略中，包括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该方略是指导中华民族复兴的总体战略，并没有提及国际目标和战略，这意味着中国的战略重点在2049年建国100周年之前仍然在国内。(39)高盛集团预测中国将在2027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著名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表述稍有不同：“中美两国在体量上相等，但是在内部组合上并不相同。”因为，中国还有很多不发达的区域。(40)
除了健全的安全体系和以美国为首的同盟，美国仍然在军事、科技、高端产业和GDP总量上独占鳌头。在软实力方面，中国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即使在中日之间，除了GDP总量、贸易额、经济增长和防务开支等方面，日本的经济质量、国民生活、技术都大大领先于中国。在军事方面，中国拥有仅次于美国的进攻性武器和投射能力，但是日本的技术水平仍然领先，比如反潜艇、潜水艇、防空舰艇以及它得益于各种与美军合作的训练项目的战斗经验和协同作战能力。美国海军专家伯纳德·科尔将日本海军自卫队称作是“任何时候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力量”。(41)
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焦虑与疑虑，以及夸大中国实力的原因非常复杂：美国对每一个崛起大国都有怀疑;美国对其霸权存在强烈的迷恋;美国对于与不同性质的国家分享权力持排斥态度，这种态度反映出一种病态心理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中国政府经常给美国的东亚战略和军事部署贴上冷战思维作祟的标签，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精确的描述。中美之间的任何一方都抱有传统地缘政治思维，这等同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实施地缘政治战略或者防御性现实主义并不能被过多地指责，但是如果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偏见，或者是西方国家优越感的合成物，又不承认竞争者感受到了危机感，那将会非常可悲，并且将会成为在地区秩序中两个大国和平共处无法逾越的障碍。
在美国学界，关于安全困境的共同责任存在更多理性的观点，这些学者对那些总是错误描述中国挑战者姿态的天性、夸大中国当前实力，并且蓄意夸张中国侵略性的人持反对意见。然而，官员、政策实践者，甚至是理性的战略家事实上总是倾向于忽视中国行为的理性特质和实力发展的局限，拒绝通过采取共同约束两国行动的方法来缓解困境。(42)互相迁就与包容并不是美国战略思维的一部分。
对于美国和日本来说，地区的现状是一条铁律，他们将美国的主导、美日同盟，以及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潜规则视作秩序的基础，他们几乎否定了对应于美国而存在、作为大国的中国所先天具有的地缘政治利益。华盛顿会把任何暗示中国对地区秩序不满态度的行为，特别是针对那些美国制定的规则的行为，视作是对自身主导权的挑战。华盛顿对于其盟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强烈反对就是一个明证。这种思维和习惯将会影响主要竞争者关系的轨迹。
前澳大利亚负责战略的国防部高官休·怀特就美国如何与中国竞争提供了三个选项，它恰到好处地反映了美国的战略困难：
它可以对抗中国的挑战，试图维持亚洲的现状;它可以从亚洲的主导地位上作些退让，让中国尝试建立其优势权;或它可以在一种新的基础上维持其在亚洲的影响，让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同时，继续保持自身的存在。大多数美国人都假定三个选项中的第一个是唯一的选项。只有一小部分对第二个选项进行了严肃考虑，尽管这种立场仍然会发生变化。大多数人几乎对第三个选项采取置之不理的反应。(43)
因此美国是否可以对中国崛起持一个冷静克制的态度是地区中大多数国家长久信任与合作的关键点。调整心态和接纳包容是美国的理想途径。
3.管控中美竞争是地区秩序稳定的关键
中美关系将会决定地区秩序的未来趋势。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仅仅集中于军事部署、演习和新武器的研发，还在于地区经济制度、网络安全、议事规则、气候变化以及海洋争端。最具特征的竞争包括在不同公开论坛的互相尖锐批评，比如东盟地区论坛、国际战略研究所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所谓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是亚洲版的“门罗主义”，中国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中国加速武器现代化，包括研发东风-31B，东风-41远程弹道导弹，航空母舰和战舰;双方升级网络战能力;中美还就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必要性与意图发生龃龉。
双方都看到了扩大竞争的严重风险，并且都希望确立控制竞争的规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了巨大努力，2012年他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其中包括三项原则：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合作共赢。2013年习近平与奥巴马在安纳伯格庄园的首次会晤期间，彻底地深入讨论了这一概念。习近平还要求军队领导人探索签署一项空中与海上行为准则备忘录的可能性。
起初，华盛顿接受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不过之后拒绝使用这一概念，他们用“建立关系的新型模式”取而代之，这是因为美国战略圈决策层对于“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原则存在陷阱的担忧，以及“安纳伯格”峰会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2013年12月5日中国辽宁号航母编队在南海演习时与美军“考本斯号”巡洋舰发生对峙;美国起诉五名中国军人侵入美国网络从事所谓网络间谍活动;2014年双方军事领导人在公开论坛上激烈交锋。所有这些事件都反映出地区内不受限制的竞争所引发的不断增长的危机风险，“对冲战略”似乎已经超越了合作态势。2014年11月北京APEC会议上的领导人会晤扭转了这一对立的趋势，达成了一些重要和务实的协议，稳定了关系。
在所有这些协议中，《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和《中美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谅解备忘录》是建立互信的重要措施，这对两军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中美两国之间有90多种机制，这在世界上任何双边关系中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也表明两国存在着一种强有力的意愿来管理好中美关系，这种内在需要比双方任何对外事务都重要得多的。其中，加深关系与管控危机的支柱性机制之一就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由于中美的竞争源于两国互相冲突的战略目标以及在地区和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上升与下降的结构性的变化，所以，这种竞争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消失。双方都已经认识到必须做出最大的努力避免危机，管控紧张的双边关系，首要任务是制定实施上述两个备忘录的细则。但是到目前为止，中美两国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弥合他们对美军在沿海国家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军事侦察上的分歧。中国无法阻止美国所有的抵近侦察，但是希望限制这种活动的频率以及接近海岸线的距离。否则，中国军队会保留通过各种手段干涉这些活动的权力。
随着中国军队的活动延伸到远离本国沿岸的地区，两军将会有更多机会在公海和公空上遭遇，因此为了避免任何的误判，它们必须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沟通平台以防意外的发生。它们也有责任控制那些有可能将两军拖入冲突的第三方挑衅。目前两军之间的交流沟通和联合演习越来越多，这也有助于加速双方的互相信任，避免误解。当然，我们不应期待任何两军之间深化信任的幻想。遏制和竞争将会一直是双边关系的一部分，只要合作正在发展，所有的机制运行良好，经济相互依存正在加深，在应对全球挑战的问题上开展联合行动，中美竞争就不会破坏地区秩序。秩序稳定的最重要的基石是经济相互依存，这可以从这些数据中体现出来：到2013年，双边贸易额达到5200亿美元，双向投资额达到1000亿美元，两国之间人员往来超过400万人次。
4.历史包袱和与中韩的战略对抗：日本复兴的障碍
日本将在未来的5～10年里坚定不移地走上重新武装和防务独立的道路，但是日本要在亚洲成为强大并且受欢迎的大国将会非常困难。即使摆脱所有法律约束重新获得集体自卫权，日本也不太可能再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战后70年的演变真正地给日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领导的联盟和驻日美军的存在使日本人产生了可以将他们的安全委托给华盛顿的强烈感知。任何这方面根本的改变都会招致美国的强烈反对，同时激起日本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所做的民意调查，51%的受访者反对把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海外，31%的人支持这种扩张。(46)而且目前的政治体系和美国也都不会允许日本军队掌控政府的政策。最后，日本面对着三个强大的近邻，中国、韩国、朝鲜，所以它无法承担军事对抗的高昂费用，更不要说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发动一场地区性战争。
尽管日本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但是日本正常化后在安全方面的负面作用也不应被低估。2015年3月安倍坚定地向自民党官员宣称日本不能输掉与军力不断增强的中国的竞争，必须在预算上对防御做好准备。如果日本认为美国的安全保障在面对崛起的中国时不可信，如果它坚持认为中国和韩国都在借历史问题在政治上孤立日本，如果美国继续默许日本军事上的复兴来平衡中国，如果日本最终修改了宪法第九条款并采取更为广泛的手段来成为军事上的正常国家，东北亚地区必将上演一场虽然有限、但颇为激烈的军备竞赛，乃至一场战略上，或更确切地说一种政治上的对决，在外交舞台上中国与韩国对抗日本的局面将会长时间存在。安倍和日本政府在防卫上的改革推动得越深，日本和其邻国所面临的不信任就会越深，也会出现更多的安全困境。正如一句中国谚语“一山不容二虎”所言，用来描述东北亚秩序非常贴切。日本最终将会成为地区内一个孤立者或独行者。
中国和韩国在70年的和平后仍然不接受日本正常化有以下原因：首先，接受《旧金山和约》就意味着日本必须承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和其战败国的地位，不能为了重新获得战争权而推翻法庭有关战犯的裁定。第二，它们已经在过去的65年间习惯于一个和平的日本，一个军事强大的日本必然会打破次区域的力量平衡。第三，日本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理念在精英阶层有很强势力，以至于政治家可以利用其来推动实现某些未知目标的诉求。
此外，不同于在中美关系中总是存在共治需求和全球治理上的战略性相互依存，中国十分尊重美国的实力和地位。在中日关系中则不存在这样一种粘合力，中国并不会像对待美国那样对待日本的地位。就这一点而言，日本加强其对中国的战略威慑力必将产生与其愿望相反的后果。
但是，防范一个重新武装的日本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双方在使用军事手段实现其战略目标时都会非常谨慎。使用武力夺回钓鱼岛并不是中国的利益所在，对于主权的政策宣示和在岛屿附近的常规巡逻只是表明中国坚决维护其合法性权利和原则的决心。尽管中国并不承认日本对于这些岛屿的国有化和所谓的“实际控制”，但只要日本不进一步改变现状，中国不会使用武力来实施其主权。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将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纠纷。
5.朝鲜半岛持久的僵局：桀骜不驯的朝鲜无穷尽的博弈
与2003-2007年情况不同，当时整个地区尚有手段来遏制朝鲜核武器的发展，但现在六方会谈已经暂停有八年之久，根本看不到重启的前景，国际社会也无法从平壤再次得到无核化的保证。朝鲜拥核的“火车”已经呼啸着全速驶向远方，由于其驶离起点站太远，几无可能再让其返回。随着朝鲜制造出更多的核武器并且拥有远程运载工具，它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核威慑目标已经基本实现。
拥有核武器并且通过恫吓来造成核威胁是一回事，但是发动核战争又是另外一回事。拥有核的朝鲜是地区的不稳定来源，但是在美国的强力威慑和中国的坚决反对下，朝鲜除了向韩国岛屿附近的黄海海域发射导弹之外，一般不敢进行更大的军事挑衅。朝鲜将会继续对朴槿惠总统和保守派政府进行人身攻击，因为朴总统热衷于推动“统一大发”计划和韩国政府允许人权组织利用热气球向非军事区另一边投放反朝传单。就朝鲜而言，“统一大发”就是一个颠覆政权的计划。“准备朝鲜半岛统一”特别委员会的设立、韩国国立外交院发布的报告中对于2040-2050年左右实现统一的预测，以及联合国在韩国设立朝鲜人权问题办公室等举动，都将加大朝鲜对韩国的敌意与对韩国粗野的谩骂。(47)
由于中国已经准备好在朝鲜领导人改变核政策之前不与平壤开展经济合作，莫斯科也不可能满足朝鲜很多的要求，朝鲜在政权发生某些变动之前将会被长时间孤立。到目前为止，朝鲜的“核武器与经济并进发展战略”正有条不紊地推进，也取得了一些经济成果，但是在受到制裁的环境下无法进一步发展。
二战结束已经过去了70年，随着冷战的结束，全世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东北亚，最巨大的转型发生在中国身上，1970年代后它与西方国家和邻国建立了全新的关系，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实力增长惊人。第二个变化是韩国和朝鲜，前者已经是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越来越大影响力的发达国家，后者变成了一个被孤立的拥核国家。
由于美国仍然处于无人能撼的优势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持续巩固，所以地区基本的结构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是中国的崛起和其在区域内娴熟的运作及对外投资已经逐渐重塑了地区规则和美国主导的基于实力的秩序，一个新的地缘经济秩序初现轮廓。
发生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是全方位的，但又伴有经济合作的深化和许多国际问题上的合作。美国不时交替变换着对中国的战略运用，包括权力焦虑、联盟制衡、竞争和合作等手段，中国也报以相似的回应。但从总体发展看，中美之间松散的共治正在形成。
在第二层面上，随着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正在加剧，但是日本的战略实力处于美国的权力体系之下，并且被历史性的桎梏所限制，因此日本无法成为区域内一个受人欢迎的大国。韩国将会保持和美国的紧密同盟，但是在经济上将会越来越倾向中国，政治上则成为中国稳定朝鲜半岛局势以及牵制日本复兴的战略支点国。中国和韩国将会成为东北亚共同的稳定剂，尽管朝鲜将会继续挑衅，它的负面影响将会被中国、韩国、俄罗斯和日本发挥的合力所削弱。 5.朝鲜半岛持久的僵局：桀骜不驯的朝鲜无穷尽的博弈
与2003-2007年情况不同，当时整个地区尚有手段来遏制朝鲜核武器的发展，但现在六方会谈已经暂停有八年之久，根本看不到重启的前景，国际社会也无法从平壤再次得到无核化的保证。朝鲜拥核的“火车”已经呼啸着全速驶向远方，由于其驶离起点站太远，几无可能再让其返回。随着朝鲜制造出更多的核武器并且拥有远程运载工具，它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核威慑目标已经基本实现。
拥有核武器并且通过恫吓来造成核威胁是一回事，但是发动核战争又是另外一回事。拥有核的朝鲜是地区的不稳定来源，但是在美国的强力威慑和中国的坚决反对下，朝鲜除了向韩国岛屿附近的黄海海域发射导弹之外，一般不敢进行更大的军事挑衅。朝鲜将会继续对朴槿惠总统和保守派政府进行人身攻击，因为朴总统热衷于推动“统一大发”计划和韩国政府允许人权组织利用热气球向非军事区另一边投放反朝传单。就朝鲜而言，“统一大发”就是一个颠覆政权的计划。“准备朝鲜半岛统一”特别委员会的设立、韩国国立外交院发布的报告中对于2040-2050年左右实现统一的预测，以及联合国在韩国设立朝鲜人权问题办公室等举动，都将加大朝鲜对韩国的敌意与对韩国粗野的谩骂。(47)
由于中国已经准备好在朝鲜领导人改变核政策之前不与平壤开展经济合作，莫斯科也不可能满足朝鲜很多的要求，朝鲜在政权发生某些变动之前将会被长时间孤立。到目前为止，朝鲜的“核武器与经济并进发展战略”正有条不紊地推进，也取得了一些经济成果，但是在受到制裁的环境下无法进一步发展。
二战结束已经过去了70年，随着冷战的结束，全世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东北亚，最巨大的转型发生在中国身上，1970年代后它与西方国家和邻国建立了全新的关系，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实力增长惊人。第二个变化是韩国和朝鲜，前者已经是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越来越大影响力的发达国家，后者变成了一个被孤立的拥核国家。
由于美国仍然处于无人能撼的优势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持续巩固，所以地区基本的结构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是中国的崛起和其在区域内娴熟的运作及对外投资已经逐渐重塑了地区规则和美国主导的基于实力的秩序，一个新的地缘经济秩序初现轮廓。
发生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是全方位的，但又伴有经济合作的深化和许多国际问题上的合作。美国不时交替变换着对中国的战略运用，包括权力焦虑、联盟制衡、竞争和合作等手段，中国也报以相似的回应。但从总体发展看，中美之间松散的共治正在形成。
在第二层面上，随着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正在加剧，但是日本的战略实力处于美国的权力体系之下，并且被历史性的桎梏所限制，因此日本无法成为区域内一个受人欢迎的大国。韩国将会保持和美国的紧密同盟，但是在经济上将会越来越倾向中国，政治上则成为中国稳定朝鲜半岛局势以及牵制日本复兴的战略支点国。中国和韩国将会成为东北亚共同的稳定剂，尽管朝鲜将会继续挑衅，它的负面影响将会被中国、韩国、俄罗斯和日本发挥的合力所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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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原文为英文，发表于韩国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2015年第2期。现由朱碩成翻译为中文发表。
②Richard Haass,"The Unraveling:How to Respond to a Disordered World," 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2014.
③1941年12月7日之后，战争涉及太平洋、印度洋以及东南亚，故被称为太平洋战争。
④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版。
⑤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American Efforts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
⑥刘怡：《神话与现实——开罗会议与中国的大国地位》，21ccom.net，http://www.21ccom.net/plus/view.php?aid=89413&ALL=1。
⑦John King 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⑧美国大使赫尔利将文件通过电报发给蒋介石，要求他在24小时之内同意，否则，美国和英国就会单独发布文件。
⑨Roger Dingman,"Anchor for Peace: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the Shaping of the Japanese Peace Settlement," in San Francisco:50 Years On—Part One,The Suntory Centre Suntory and Toyota International Centers for Economics and Related Disciplines,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September 2001,p.3,http://sticerd.lse.ac.uk/dps/is/IS425.pdf.
⑩颜声毅：《现代国际关系史》，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458页。
(11)潘琪昌：《欧洲国际关系》，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版，第110～111页。
(12)尽管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声称日本已经通知美英中苏政府，同意接受四国共同声明中的条款，但并不承认与中国8年的战争，它只是提到了日本与英美宣战，战争持续了将近四年。天皇还将他投降的决定归结于美国投下原子弹造成的平民不计其数的伤亡。
(13)Rana Mitter,China's War with Japan(1937-1945)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London:Penguin Books,2013,p.388.
(14)Rana Mitter,China's War with Japan(1937-1945)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London:Penguin Books,2013,p.387.
(15)Henry Kissinger,World Order,New York,NY:Penguin Press,2014;沈志华：《斯大林支持金日成发动朝战的动机》，《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3期。
(16)Charles Perryand Toshi Yoshihara,The U.S.-Japan Alliance—Preparing for Korean Reconciliation & Beyond,Everett,MA:Brassey's Inc.,2003,p.16.
(17)Charles Perry and Toshi Yoshihara,The U.S.-Japan Alliance—Preparing for Korean Reconciliation & Beyond,Everett,MA:Brassey's Inc.,2003,p.15.
(18)John Thornton,"Forward," in China's Peaceful Rise:Speeches of Zheng Bijian 1997-2004,Brookings Institution,2005,http://www.brookings.edu/fp/events/20050616bijianlunch.pdf.
(19)Zheng Bijian,"The 16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China's Peaceful Rise—A New Path," in China's Peaceful Rise:Speeches of Zheng Bijian 1997-2004,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2005,pp.5～6.
(20)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相对强大的时候会采取进攻的姿态，相对弱小的时候则会采取防御的姿态，见Yuan-Kang Wang,Harmony and War: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p.179.
(21)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很多场合说过：“中国不惹事，但也不怕事。”见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柏林发表的重要演讲，http://www.opclass.com/archives/8284。
(22)孔子：《论语》(英文版)，中华书局2006版，第58页。
(23)David Shambaugh,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7,p.9,p.46.
(24)Richard A.Bitzinger,"China's Double-Digit Defense Growth—What It Means for a Peaceful Rise," Foreign Affairs,March 19,2015.
(25)Michael Swaine,Americas Challenge:Engaging a Rising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1,pp.157～58.
(26)参见2015年3月8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发表的评论：《中国在南海岛礁上进行建设是在自家院里，因此是合法合理的事情》。另见Greg Torode,"China is Projecting Serious Powe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euters,February 19,2015。
(27)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新华网》2013年10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3-10/26/c_125601680.htm(accessed March 19,2015)。
(28)Aaron Friedberg,A Contest for Supremacy-China,America,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New York,NY:W.W.Norton & Company,Inc.,2011,pp.133～134.
(29)John Mearsheimer,"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105,No.690,April 2006,pp.160～162.
(30)Jeffrey Bader,Obama and China's Rise:An Insider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March 2012,pp.2～3.
(31)Hayley Channer,"Steadying the U.S.Rebalance to Asia—the Role of Australia,Japan and South Korea," Strategic Insights,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November 2014.
(32)Nick Bisley and Andrew Phillips,"Rebalance to Where? US Strategic Geography in Asia," 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55,No.5 October 2013 pp.95～114.
(33)Michael Green and Victor Cha,"‘Pivot 2.0’—How the Administration and Congress Can Work Together to Sustain American Engagement in Asia in 2016," A Report of the CSIS Asia Program,January 2015.
(34)徐焰：《少将批日本投降内幕》，《参考消息》2015年2月13日。
(35)Roger Dingman,"Strategic Planning the Policy Process:American Plans for War in East Asia,1945-1950," U.S.Naval War College Review,No.32,November-December 1979,pp.4～21.
(36)Jonathan D.Pollack,"Japan's Defense Policy Revision—Where is Japan Headed?" Brookings Institution,August 17,2014.
(37)Richard Armitage and Joseph Nye,The US-Japan Alliance:Ge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Washington,D.C.: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port,February 2007,p.14,p.23; Richard Bush,The Perils of Proximity—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2010,pp.268～269.
(38)Policy Research Division,Tokyo Foundation,"New Security Strategy of Japan:Multilayered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8,2008,www.tokyofoundation.org/en/additional_info/New%20Security%20Security%20of%20Japan.pdf.
(39)"An Authori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Four Comprehensives’ Political Theory," Peoples Daily,February 24,2015.
(40)Ariel Tung,"Joseph Nye:Don't Magnify China's Power," China Daily,March 31,2011.
(41)Richard Bush,The Perils of Proximity—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2010,p.42.
(42)Richard Bush,The Perils of Proximity——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2010,pp.263～265; Aaron Friedberg,A Contest for Supremacy-China,America,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New York,Ny:W.W.,Norton & Company,Inc.,2011,pp.5～6.
(43)Hugh White,The China Choice:Why America Should Share Pow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5～7.
(44)Elizabeth C.Economy,"China's Imperial President—Xi Jinping Tightens His Grip," 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2014,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2201/elizabeth-c-economy/chinas-imperial-president.
(45)对于“现状大国”一词的评论，参见Robert Ross,"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American Response:Sources of Tension and Prospects for Renewed Cooperation," in Gilbert Rozman,ed.,China's Foreign Policy—Who Makes it,and How Is It Made? Seoul: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2012,p.185。
(46)Japan Economy News,March 24,2015.
(47)Enjoli Liston,"North and South Korea:Can Seoul's Plans for Reunification Work?" The Guardian,July 18,2014.
刘鸣，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
来源：国际关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