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爆发已经过去了60年，但有关战争爆发的原因，中国作出参战决策的各种因素、其正确性、战争对中国利益的得失等争论至今仍然余波未散，特别是随着一批又一批美俄中解密档案的面世，给学者有了进一步解答长期以来萦绕在脑海中的各种迷团的机会，也有了重新检验与反思过去研究成果的余地。

首先我们要感谢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邓小平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才得以能够不再重复几十年来我们各种教科书和宣传资料所言之凿凿，因政治需要而制造的谎言：即战争发起方是美帝国主义，不是金日成代表的朝鲜。当然，这种否定仍然是羞羞答答的，但这是中朝关系的现状所决定的，中国领导人目前还无法完全超越这种历史性的政治制约。

战争性质复杂

确认战争的发起方，并不由此就得出结论，当年朝鲜发动的就是侵略战争。从理论上讲，1948年朝鲜半岛成立的两个政府都有其合法性，特别韩国政府是由联合国组织的普选建立的。因此，任何外来力量颠覆这个政府，非法进入它所管辖的疆域都是侵略行为。但是，冷战初期的国际政治又是十分复杂的。当时，无论是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所提出的“重建朝鲜成独立国家”的方案，还是后来苏美联合委员会的活动和联合国成立的 “朝鲜临时委员会”，其目的就是要建立统一的国家。然而，美苏在南北朝鲜都扶植了各自亲它们的政治力量，所以，在美苏加大在欧洲地盘竞争的大背景下，南北朝鲜已很难通过普选来调和当时两个意识形态截然相反的政治势力，使它们在一个政体中共存。从这个意义上讲，使用武力实现统一和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是一个反映了部分朝鲜人意愿的战略选择。

对于中国来说，显然并不愿意金日成在中国刚刚建立政权之初就把中国拉入到一场战争中去。但在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发动战争的计划，并把中国的同意作为附加条件后，毛泽东在金日成的强烈要求下，出于履行国际共产主义义务的考虑，才勉强同意了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毛泽东的这个决定可能也与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统一指日可待的大好形势有密切关系。他也可能认为，中国没有理由拒绝朝鲜挟美国退出整个大陆之势，一举完成朝鲜革命任务的正当要求，而且，朝鲜革命的成功会彻底改变东亚地区的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力量对比格局。但是，毛泽东肯定高估了当时的朝鲜的能力与斯大林的支持，忽视了美国的干预力度。

决策过程

如果讲中国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有两次重要的决策的话，那么第一次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的决策，就必然孕育着第二次参战的决策。因为，毛泽东在1950年5月13日与金日成会谈时已经表明：如果美国人参战，中国将会派自己的军队帮助朝鲜，而且当时就可以向中朝边境调去军队。当然，即使1950年毛泽东没有这个第一次的决策，那也仅仅是推迟了这个进程，到1951年，1952年，金日成仍然会通过斯大林要求中国支持朝鲜的军事统一的计划。1949年6月美军从南方的撤离和之后三八线附近频繁出现交火就已经为战争作好了铺垫，所以，战争的爆发仅仅是时间的问题，它是整个地区力量和革命形势互动的必然结果。而唯一可能避免这场战争的人是斯大林，他拥有战争的刹车阀。

从上述进程看，中国有关参战的决策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表面上看，在参战的决策过程中，中国高层的绝大多数人，包括周恩来、林彪等都反对参战或对参战持保留立场，仅仅只有毛泽东力挽狂澜，力主参战。但实际上对中共领导人来说，这个战略选择是逼上门来的结果。有人说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是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但更正确地说，毛泽东看到了美国占领了整个朝鲜后对我们安全的威胁。中国从明清开始对朝鲜抗击外来侵略的支持，既是天朝对藩邦保护，也是唇亡齿寒的考虑，毛泽东熟读史书，自然明知就里。对于其他领导人来说，更理性地算了经济帐，或对中美的军事力量对比没有信心，更担心地是我们好不容易获得革命成功的形势会彻底地毁于这场战争。

参战代价巨大

所以，对于参战，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毛泽东为革命浪漫主义；也无必要对其决策进行过誉评价，这是现实性的安全应对。参战的代价是巨大的：中国在羽毛未丰，统一大业未竞的状况下，与美国卷入了一场大量消耗我国建设资源的地区战争，让正在从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撤走力量的美国回到了东亚，使其对中国实施了近20年的遏制战略，并使中国失去了统一台湾的势头。

但从冷战时的战略对抗格局看，中国的战略收益也是显而易见的。确保了朝鲜成为了中美两国的战略缓冲区，使中国的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无后顾之虞；朝韩的分治也避免了中国与一个统一的朝鲜在领土和民族问题上发生尖锐的矛盾；朝鲜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安全上对中国的依赖，提高了中国在朝鲜半岛的独一无二的影响力，也成为了冷战后中美合作的主要领域；战争本身也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使美国了解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与领导人敢于与大国博弈的战略意志，划定了双方战略空间的红线。

中国的包袱

当然，朝鲜半岛的时空不是一直停留在历史的定格中。在中国实现改革开放和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后，朝鲜作为中国的战略资源的分量在下降，成为中国外交、政治与经济包袱的比重在增加。这很大的因素是来自于朝鲜战争遗产的停战机制和冷战结构。由于这种不对称的安全格局的持续，朝鲜借机发展了核武器，加剧了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不稳定；朝鲜奉行的先军政治，使其与韩国时常发生军事摩擦；也使得其至今采取高度集权与孤立主义的政治与经济政策，造成其人民处于极端贫苦和长期饥谨的状态。

但是，中俄仍然与朝鲜维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其中尤以中朝关系为主，强调传统友好关系，中俄在涉及朝鲜的外交问题上，仍然奉行着同情、照顾、不刺激的政策，中国在法理上也扮演着朝鲜的军事保护人的角色（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即使中国对朝鲜的政策有很大的不满，朝鲜有时也想投靠美国来疏远中国；中韩都在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和中韩经济关系非常密切，但是，在对朝鲜的政策上，中国还不会完全站在美韩的阵营里。这是因为朝鲜半岛的特殊的政治地缘因素，它是大国战略利益的汇合之处，中国与美韩在价值观和战略利益上仍然有着长期的竞争性。

确实，在看到朝鲜滥用中国给其的支持而使中国成为其外交人质的同时，也应该辨证地注意到，只要中国巧用其外交手段与影响，这些问题和负担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可以转化为中国的战略资产，主办六方会谈和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就是尝试这种影响的证明。当然，这种通过战争形式而赋予中国的特殊影响力，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朝奉行不同的内外政策而逐步削弱。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的安全困境而脱离一定的历史环境而全面否定或指责过去的决策。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