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按：这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与德国魏格林教授谈话的一部分，征得德华兄同意，发表于此，纪念胡耀邦诞辰101周年。
我送您的这本书《1965：耀邦早春行》，是由安康日报记者李大斌同志撰写，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于今年2014年8月1日在全国新华书店公开发行的。这是第一次向广大读者介绍胡耀邦在陕西省委书记任上的书，我衷心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和作者的辛勤劳动。今天就谈谈这个话题。
胡耀邦在八天都干了什么
我父亲是1952年离开川北行署到团中央工作的，担任团中央书记，到1964年6月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后，他就离开了团中央，被任命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局第二书记。他于1964年12月到陕西正式主持工作。然而仅仅过了半年，到了1965年6月份就被迫离开陕西回到了北京。在这半年中实际上只工作了三个月，另外被批判了三个月，当时有人戏称他这是“百日维新”，而这本书也只是记录了这短短的三个月当中的一瞬：即仅仅的八天。
上任前，父亲按常规拜访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杨了解他的率直，好心叮嘱他“陕西情况复杂，到任后一年之内不要说话”。但他哪是那种人呀，到了陕西后便马不停蹄地熟悉情况，调查研究，雷励风行地解决问题。1965年2月初春节前后，他就到陕西最穷困的地区之一安康调研。那是陕南秦岭地区，山高坡陡，八天大概走了七个县，在这八天中他通过调查研究，顶着巨大的压力，解决了很多今天在常人看来应该解决但却从来没有人敢于正视敢于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第一、平反冤假错案。我们党和国家自从1954年以来，运动不断，陕西更是重灾区，据我所知就有高饶集团、彭黄集团，以及习仲勋集团即因刘志丹小说而获罪的大批干部，还有从陕北陕甘红军以来，大大小小的名目繁多的“反党集团”。他把那些在历次运动中受到冤枉受到伤害的，被错判重判的各级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通通把他们解放出来，让他们大胆工作。对于犯了一般错误，但是按照当时的“阶级路线”，要罪加一等或罪加几等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管是被判刑入狱的，还是被劳改的，一律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大家都知道，1977年父亲担任中组部长以后平反冤假错案的事情，其实他在1965年就已经做了。
第二个，大力发展生产。自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林彪大力提倡突出政治，在“政治可以冲击业务，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巨大压力下，父亲却在调研的每个县的干部大会上反复说：我们到了秋收后要召开全省的优秀评比大会，大队干部、公社干部什么人是先进呢？“你所管辖的地方能把生产领导好，这是最主要的标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了，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称得起为人民忠诚的服了务。”“那时候要让你们上主席台，让你们向大家做你们是如何发展生产的报告。”他认为，最大的政治就是让老百姓能吃上饭。
第三 就是开放农贸市场。当年毛主席所大力批判的所谓“三自一包”就是指“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这本书里讲到，他看到一个农民背着一捆柴火在那站着，他说老乡你是不是要卖柴啊？老乡吓得就跑，连连说我不是卖柴的。因为自由市场是要被取缔，“投机倒把”是要被判刑的。他说，老乡你回来，你就在这里卖，谁要不让你卖，你就说是我们的省委书记胡耀邦让我在这里卖的。他又进一步问：老乡你为什么要卖这柴呢，老乡说我卖柴是为了买一把砍柴刀。听后他就跟同行的干部说：农民这实际上就是以物易物，是简单再生产，是为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这跟资本主义没有关系。他说，农民用砍的柴换一把柴刀，卖几个鸡蛋换一点盐巴，这种简单交换自古有之，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这怎么能是资本主义呢。他说，只有“为卖而买”的才是商品，不是自己的生活必需，商品通过交易才能获取利润增加资本，而“为买而卖”只是为了基本生活最简单的产品交换。我们就是要给农民自由交易的自由，互通有无的自由。为买而卖的集市贸易，是为最简单的产品交换提供的平台，我们不但不能禁止，还要爱惜要保护。
我感觉，父亲能把马克思抽象深奥的资本性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让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百姓一听就明白，就能掌握，真是难能可贵。而有些领导的学说就是太高深了，比如
“三个代表”，不瞒你说虽然我们异常重视，放下所有业务脱产学了好久，可我到今天也没搞懂，而且问过很多很懂的人，他们其实也回答不了我的认真提问。
在陕西与湖北相邻的旬阳，他问，你们这里自古就是水陆码头，在汉江边上原来有很大的市场，现在怎么没有了？同行干部说，我们省里让关掉了，他说为什么要关掉？回答说，因为我们陕西比湖北穷，我们省一些农副产品卖的价格便宜，往这一摆，湖北那边都出高价买走了。父亲说，蠢啊，人家出高价都买走了，这是好事情啊，你为什么要关啊？我们现在大家生活的这么贫困，让人家都买走不好吗？干部说，我们这边的东西都让他们买走了，我们的东西就少了。父亲说，你们真蠢！你东西少了钱还多了，有钱还能再买别的。这就是搞流通，你们要把这个恢复起来。
第四，减轻农民负担。由于大跃进、放卫星，虚报浮夸，随之而来的就是全国掠夺性的高指标、高征购。由于当时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基本上是靠人工，是重体力劳动，所以他认为农民一定要有强健的体魄，首先保证饭要吃饱，而且一定要有肉吃，要有油。陕西本身就是老区、贫困地区，绝不能不顾百姓死活搞高征购。所以，父亲给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打报告，提出贫困地区要免征粮食棉花，让穷困的农民休养生息，而且保证过两三年我们加倍返还给国家。他向百姓宣布：公购粮减少了，手里粮多了怎么办？可以多产多吃，多产多留，多了还可以喂猪。他不提倡“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这让每个月只有二十多斤口粮处于半饥饿状态下的农民，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
第五，针对“以粮为纲”，他提出我们“不要先搞粮食自给，而是要搞经济自给”。在陕南秦岭山区一定要搞因地制宜，多种经营。这里山高坡陡，不可能长好棉花，不可能长好麦子，你要征购棉花、麦子这些东西都放在我们关中平原，在平原上才能够丰产，省计委的工作一定要研究改进。
我想，这时他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弊端，一定有了更切深的认识。在一般人看来山区耕地十分稀缺，怨天尤人怪老天不公平。而他认为不能两眼只盯在“耕地”上，他认为山区的山地广阔，山区的桐油、茶叶、花椒、核桃、大枣、木耳、党参、黄连等土特产，都是大自然给予的财富。山区还要大搞植树造林，国家缺乏的是木材啊。有草山的地方，要大力发展畜牧业，要靠山吃山，多种经营，用劳动把资源变成财富。但是，收获了产品还要能够运出来，而秦岭地区贫困闭塞，国家又规划不到这里，怎么办？他提出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省里提供百姓无法生产的炸药、雷管、钢钎等物资，县公社大队的干部规划组织，农民们自带干粮，以工代赈，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的幸福修路。他还说靠我们自己只能因地制宜，修沙石路，大车路，架子车路，甚至是乡间小路。所以，父亲在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对他来说绝不是什么“摸着石头过河”，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考探索和预演实践。
两次被批判
看了这本书，我一方面心里很高兴，为他的智慧，为他的忠诚坦荡，为他坚持真理不怕粉身碎骨而自豪。另一方面心里也挺难受，他1965年呕心沥血所做的这些，为百姓带来富裕实惠安宁幸福，带来心情舒畅的工作，后来却遭到西北局主要领导的无情批判。
而吊诡的是，1977年改革开放以后，父亲为更多的百姓、更多的干部知识份子和被打入另册的“地富反坏右份子”，带来更大的富裕、更多的自由和更广泛的公平与正义，但他在1987年1月的生活会上也同样遭到批判。
1965年的连续批判，长达三个月。书中说要他承认右倾路线错误，他说：“这是万万不能承认的，我虽然个子小、体重轻，但骨头还是硬的”。他是身患大脑蜘蛛网膜炎从省委书记任上离开的，而1987年是在反对自由化的狂潮中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任上离开，这次可是连老命也搭进去了。
有意思的是，这两次批判他的所谓错误也是一样的：1965年这次批判，罪状是不抓阶级斗争，不搞无产阶级专政，只抓粮棉油不分敌我友，包庇重用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坏人。而1987年的“错误”依然是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只抓四个现代化，包庇重用自由化份子，重用“青红帮”（由于当时所培养的青年干部被称为是第三梯队，他们有青年团红卫兵的经历，故被有些老一辈革命家视之为“青红帮”）。而且批判的方式甚至语调都是一样的，都是先给你定性“资产阶级”，然后划线站队，人人表态。于是大家只好个个都表现的义愤填膺，愤怒声讨。批判中，有一人为了表示对“资产阶级”的仇恨，还煞有介事地提出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愤怒声讨自由化的百万人大会。好在邓小平没有那人那么亢奋，只是说；耀邦没什么大错，淡化就是了。
批判的手段也都一样，都是不顾事实无限上纲，声势浩大，不许申辩，起哄架秧子，一个个愤怒的表现在今天看来都十分可笑。可是这场面在共和国在党中央每次的“路线斗争”中却不断地上演，从高岗、彭德怀、习仲勋、刘少奇，甚至包括邓小平自己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对来自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来自于“梁效”、“罗思鼎”，对来自于“广大革命群众”的愤怒声讨，他又有什么办法呢？还有你争辩的环境和机会吗？这么多年乐此不疲，常玩常新，可叹的是怎么也没点长进。俄罗斯的谚语说：聪明的人不会在同一块石头上被绊倒两次。可像我父亲这人，就是在同一块石头上不断地被绊倒，一次，两次，三次…. 而他却痴心不改，始终如一。
但是，一次次运动的残酷无情，也使不少党内原来坚定正直的理想主义者，也改变了他们的信念，由实事求是为百姓敢于担当，变得圆滑市侩，没有原则见风使舵，甚至有的丧失良心指鹿为马了。比如，文革中响当当的第一个省级干部造反派潘复生的悲剧。潘复生早年参加革命，出生入死，对党无限忠诚。五十年代，他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实事求是，关心人民疾苦，并在1956年第八次党代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但1957年他对党中央“反右派斗争”持谨慎态度，提出不在县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斗争，于是他就开始了“犯错误”的生涯。对他下狠手的是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吴给潘定性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1958年6月，在中共河南省第九次会议上，集中批判潘（复生）、杨（钰）、王（庭栋）的“右倾机会主义”，并列出骇人听闻的八大罪状，并报党中央批准撤销了他们的一切职务，在全省召开声势浩大的揭批运动。潘、杨、王受到残酷斗争，人身侮辱，家庭受到株连，最后处理结果都是一撸到底。潘复生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厂长，杨和王连干部身份都被剥夺，下放为公社社员。于是，1958年吴之圃接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开始了自河南始发并推向全国的“大跃进”运动，吴甚至提出一年实现水利化、机械化、良种化、绿化等十化目标。大放卫星、大办食堂、大炼钢铁，森林树木大肆砍伐，并且得出结论河南要在四年之内实现共产主义。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说：“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的最多，哪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吴芝圃还继续反右，在全省各市县层层抓“小彭德怀”。但在接踵而来骇人听闻的三年困难时期，大量饿死了人，这时才受到严厉批评，吴之圃也不得不承认“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但是给他的处分，却仅仅是由第一书记改任省委第二书记，1962年担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由此可以看到，实事求是竟然已经危及到了高级干部的生存，对个人和家庭的结果是灾难性的，而昧着良心说假话给百姓造成无可弥补灾难的，却依然能够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即或受到处分也是很轻微的。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宁左勿右”，说假话并不重要，大是大非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看你站在哪一边，只要你选边站队是在最高领导一边，并不在乎你说的情况是真话假话。
当年，潘复生如何过关如何做的检讨我不知道，1965年他被任命为黑龙江省委书记。可能由于“路线觉悟”的提高，文化-革命一开始，潘复生就看明白了，也理解了、弄懂了。这场就是要罢免一批、关押一批、提拔一批。所以运动一开始，他就把坚持东北抗联打鬼子的省长李范五打成反党分子，以省级革命干部的身份造了黑龙江省委的反，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他成为了1967年继上海“一月风暴”之后的所谓“东北的曙光”炙手可热的不可一世的家喻户晓的红人，并如愿以偿地当选为九大中央委员。
可悲的是，像潘复生这样“转变”的干部绝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大批。在一次次运动中，提高了“路线觉悟”，学会了选边站队。在以后的运动中又不断表现出自己比别人还要更革命，还要更激进给领导看。当大家都看清楚这一套是保护自己、保护家庭并且是升官捷径的时候，那么指鹿为马、说假话说谎话，不坚持原则阿谀奉承、看眼色行事就逐渐开始了，文-革的灾难或者说中国的不幸在神州大地上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但是，胡耀邦不同，他始终不改初衷，一如继往，不管遭受多大打击仍是满怀理想，他看不得大家过苦日子，他一定要做点事。难怪运动中被“造反派”批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正在走的走资派”。可是在他工作的陕西，1965年秋收以后，陕西的工农业总产值大幅增长了24.96%，咱们党最发愁的农业更是增长了28.96%，一举扭转了自1958年以来陕西农业连年下降却一筹莫展的局面。所以跟叶帅一起接他回京的张爱萍将军悲愤并动情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是一个大丰收，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大功的啊！”
不写检讨，却要求当“一把手”
1965年，父亲被打倒后中央倒没有表态说是对还是不对，他就只能又回到团中央，但也没有主持工作，只是写材料，争论是非和领工资。
1966年毛主席为了发动文-革，以团中央派工作组是路线错误为由，整个团中央就被送上了祭坛，为“红卫兵”的横空出世祭了大旗了。这次他被打倒，那可就是非人的遭遇了。每天是无休止的批斗殴打、人身污辱，直到1968年被点名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
1971年“九一三”之后，周恩来请示毛主席解放一些干部，毛主席有心结，要求被解放的干部一定要写检查，而且最后一定要有类似永不许翻案，拥护文化大革命的词句。父亲就是不写。在九大上就有康生曹轶欧找他谈话，最后一次是1974年纪登奎找他谈话。
纪登奎说：耀邦，团中央的同志反映说你检讨得不深刻，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更深刻一点的检讨啊。父亲说，那我可认识不上去，说我反党说我反毛主席，这我不能承认。还说，我可不能不懂装懂，不通装通，不服装服。话已至此，当然就是不欢而散了。
后来大哥对我说，爸爸嫌你小，还有后一半没跟你说呢：纪登奎当时还对父亲说，你写了检讨就分配你工作，就分配你到甘肃省委当副书记，很多老同志都是这样陆续出来工作的，包括王恩茂任芜湖地委副书记，zhaozy到内蒙古当副书记，谭启龙到浙江任副书记，当然也包括邓小平任副总理了。可是父亲说，你要分配我工作，让我当副书记我不干，我要干就当第一书记。纪说你怎么还敢讲价钱？他说要当副书记我没法工作。他所谓的没法工作是指那会儿搞运动搞阶级斗争，搞大树特树，搞个人崇拜，言外之意是他不搞这一套。后来他缓和了口气说：如果中央为难不同意，我当不了省委第一书记，我可以当市委书记啊，如果市委你觉得还不行，我可以当县委书记，再不行我当公社书记，这总可以吧。最后他说,我不管到哪里，我最后一个要求是，我走之前一定要见一次毛主席。后来纪登奎说那我回去跟中央反映一下，但这一反映就没有消息了。
大概到了1974年底时候，父亲就参加了中央党校的读书班，读书班结业的时候，王洪文、叶帅去看他们。叶帅看到我爸，就故意大声问：耀邦来了吗？父亲马上站起说，参座，我来了，我在这里呢。因为叶帅在延安时期是八路军总参谋长，他按照国民革命军的规矩尊称叶参座。
到了1975年的6月，父亲被分配到中科院工作，他是院党组书记，就是一把手了。他按邓小平的方针搞整顿，他把那些专家教授从劳改队、牛棚、干校中请回到研究所来。而且，到每一个研究所，他都说，我们研究所就是搞科学研究的，不是什么开门办所、什么三结合所、什么萝卜白菜养牛养猪所。到了古脊椎所，针对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他说：我们所要搞点骨头，人类有了脊椎以后才能挺直腰杆站立起来，才能解放双手，才能创造世界，改造世界，我们骨头就是要硬就是要直，我们要高举骨头。因为那时候每个所（其实是所有单位）必须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而他却要求古脊椎所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高举骨头前进。所以很短的三个月时间，就把中科院所有人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搞科学研究。所以他为什么要当一把手，就是这个意思。
牢牢记住了张闻天“我们革命者生活的理想
就是理想的生活”的话
1966年，父亲被打倒后在家里没事可干，这才有空跟我聊聊天。有一次他说，我们那会儿在中央苏区时，都很小。1932年到中央苏区，当时不满17周岁，是红小鬼。他说，我们那会儿文化低，也没有什么信息来源，没有报纸、广播、电视，每次就能听一些大领导给大家做报告，有博古、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他说，我们那会儿什么也没见过，看到好多从外国回来的人，都穿着皮夹克，戴着俄罗斯的皮帽子，神气得不得了，觉得这样子才是革命者。讲起话来，右手这么一挥大家就“哗”的鼓掌，左手那么一挥大家又是“哗”的鼓掌，但他们讲了什么呢？谁也没听明白。就是被那股气势给折服了。
他说，给我印象最深的话是张闻天说的，在一次给共产党员做报告时，他问大家说：同志们，我们革命者生活的理想是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很年轻的，抢着说是打倒土豪、打倒帝国主义、革命到底、实现共产主义，诸如此类，讲了很多。张闻天跟大家说，“同志们，我们革命者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声音平和，却如雷贯耳，大家立刻安静了。父亲说，这句话给他印象太深了，受用一辈子。就是说，我们不管干什么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为了天下所有人的理想的生活。所以你看父亲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时候，他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老百姓，为了中国人的“理想生活”。我觉得从他十四岁开始到了革命队伍，又听了张闻天讲的“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我觉得随着他年龄的成长、阅历的增加，对于这个概念也是不断丰富，不断深化的。
那么，理想的生活是否仅仅是吃好喝好穿好住好就完了呢？不对，除了有物质上的理想生活，还要有精神上的理想生活。那么精神上的理想生活就包括我们的具有人身尊严的表达和选择权，大家是不是都需要呢？在他的思想中一定是都需要的。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我们在1978年开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又紧接着开了一个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这里面讲的大量的都是我们国家将来要往哪里走，要走向民主法制，要走向科学，当我们吃饱穿暖后，我们还要有一个很好的社会环境，每个人要有尊严，要有每个人的权利。这些方面，恰恰就是邓小平不愿意做的。所以在吃好穿好的物质方面，他跟邓小平没有分歧，但是上升到精神层面，在精神思想解放方面他跟邓小平的区别就出来了。
所以，薄一波说最早他们出现的分歧就是在理论工作务虚会，说这个会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开始。
理论务虚会是一次思想大解放的会议
为什么要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呢，因为经过了1978年5月开始大半年的争论，最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这仅仅是提出了题目，“实践”究竟要检验哪些我们原来认为的“真理”呢，为什么共和国前三十年认为的天经地义的真理，耳熟能详，烂熟于心的一些真理，却让全党全国老百姓付出了那么惨重的代价？那一定是我们认为的这些坚定不移的真理出了问题。所以就要把我们建国三十年来，甚至需要将最早从苏联传播来的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都要认真梳理一下。
例如，在一个正常的国家，究竟是人民忠于领袖还是领袖忠于人民。原来我们都天经地义地认为，我们当然要忠于领袖，而且还要无限忠于，但在这个务虚会上就提出究竟应该谁忠于谁，是人民忠于党还是党要忠于人民的问题。再有，为什么会出现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样令人心碎的悲剧？不是都说无产阶级专政、群众专政，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但事实证明全都搞错了，而且是不可挽回血的代价。那么究竟是应该无产阶级专政呢？还是应该建立民主法制呢？
列宁在1918年他的著作《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中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先要区分每个个人属于哪个阶级，比如刘少奇他们本来是咱们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无产阶级自是不成问题的。但后来说他们是资产阶级，那就对不起了，要对他们实行专政了。而且一旦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那么这个人的一切最基本的权利，一切尊严通通都没有了。他们是敌对份子，是你死我活，对敌人要狠嘛，这又是我们以前认为的天经地义的“真理”。我们的榜样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名言“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那么好了，什么叫“残酷”什么叫“无情”？刘少奇的死是非常悲惨的，据说身上没有一根血管能够扎进针头输液，头发有一尺多长，“悲惨”二字我觉得都远远不够形容的。我们这样认识，这样做对吗？这么说吧，如果把你划到敌人圈里那就可以对你采取任何手段，不把你当人看，你这个人就没有任何权利和尊严，任何人都可对其任意施暴，而且被称为“革命行动”，惨无人道啊！
所以说，我们对按照苏联那样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应该反思，应该如何反思呢？这些都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来了，遗憾的是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依然没说清楚。
困惑，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说你不提就不存在，大家就不想，理论务虚会就是要正视这些问题，科学地回答并解决问题，不能装着看不见。而令人信服的回答，是需要水平，知识，坦诚和勇于担当的。但是当把问题都提出来之后，我党水平最高的理论家胡乔木都没有勇气探讨，就跟邓小平说：不行了，他们要翻天了。然后邓小平到会讲了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这么来的。我觉得这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了。还好以后邓小平说，我们不争论。可是这些问题，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也没有答案。
理论工作务虚会断断续续开了两个月，可以说是一次启蒙运动，内容非常丰富。现在网上关于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内容都很少，这是1978年正式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延续和具体实践，但是很可惜没能再往下讨论。我想如果要是进行下去的话，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将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但是很不幸，让邓小平这么一说就完了，而且四项基本原则的解释权又在他一个人手里，如果你提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来，他说你这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那就没有办法讨论了。所以到今天这些基本的现实的理论问题，同样没有解决。现在不是又有人说要搞阶级斗争吗？《红旗文稿》也说“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吗？看来刘少奇，彭总，贺总的惨死都白搭了，还有人悻悻的公然宣称还要搞一次运动。
我们为什么要搞改革开放？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国家百业凋零，大家都很迷茫，按原来那个苏式的社会主义走下去，就是一个死胡同。别说超英赶美了，连饭都没得吃，连台湾都远远地超过咱们了，连泰国都超过咱们了。亚洲四小龙原来哪里在咱们赶超的视野里，你说咱中国人那时候能看上南朝鲜吗，我们中国1956年能造汽车的时候，南朝鲜能造什么？比咱们差多了。结果1976年运动结束，睁眼一看，傻了。你还超英赶美呢，你能赶上自己的台湾就不错了，按当时的话叫“被开除地球的球籍”。你不如台湾，你还想台湾回归，怎么可能呢。所以在这会儿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受到威胁了，如果你的经济搞不好，老百姓生活贫穷，大家就会纷纷的都往外国跑，有往朝鲜苏联缅甸跑的，离港澳近的都逃港，逃澳，开枪都挡不住，共和国的耻辱啊！就像你们东德那会儿往西德逃亡的时候开枪也挡不住一样啊，这就是人追求幸福，追求美好，追求富裕的天性，没有也不用境外敌对分子的蛊惑煽动。所以那会儿邓小平是从党的执政角度来考虑，父亲就一直记得张闻天的话，他真是觉得我们共产党拿了天下，就要让大家有“理想的生活”，而且这个理想的生活除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外，还要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所以胡耀邦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救民。邓小平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是救党。而且今天看来，“救民”是走向开放走向民主法制。而“救党”则会走向封闭，走向“维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