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意外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奥巴马立马访问欧盟的两个成员国。笔者本来以为特朗普阵营里会有几个大嘴巴像以前一样，公开指责这位现任总统是趁最后的机会花公款搞一趟欧洲游。也许是得胜阵营眼下太开心了，这次没讲什么恶心话。

任期只剩下几十天的奥巴马，匆匆跑一趟欧洲，实打实是去盟友那里灭其焦虑之火——保证特朗普的当选不至于让美国也“脱欧”，即解脱对北约的军事安全负担，让欧洲人百分之百地自己花自己的钱（目前是支付一半），必要时完全靠流自己的血、死自己的人，保卫自己的家园（“奥巴马道别，欧洲盟友自珍重”，DW，2016年11月18日 ）。

国际自由主义顺行二十多年

可是话说回来，奥巴马的这种安慰又能解盟国之忧的几分几毫？观察家们明眼看出来，眼下欧盟好几个成员国和美国都是被同一种逆行船载着，乘风破浪，可不知到底是驶向哪一个终点站？这种逆行船就是汹涌的本土保守主义浪潮，一波又一波地在不同国家的大选和公投中反扑国际自由主义。

国际主义并不是二十世纪的新生事物，几大文明传统中都有国际主义或曰世界主义的伟大理想，尽管工业化时代之前没有这个术语，比如中华文明中的“四海一家、天下大同”的理念就是。遇上1990年代初期冷战突然和平告终这样的大转折点，才使得此前的国际主义主要从半理想半尝试的层面，大步跨进具体政策落实的层面。“全球化”的提法猛然流行，便是其表征。

欧洲在这方面比北美早走了好几步，遥遥领先全球。这根本上要归于欧洲深受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痛定思痛，力求尽早摆脱也是首先兴起于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The Nation-state）”的政治框架，建成超越民族国家的更大和更包容的新型政治经济同质框架，这就是欧盟。推动欧盟发展的有些仁人志士，梦想着二十一世纪上半叶欧洲就能够成就“一损皆损，一荣皆荣”的完整命运共同体（参阅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开放的边境、大幅度接纳外来移民、欧盟成员国公民在全盟范围内自由迁徙和就业、他们的子女在全盟范围内享受多种免费教育资源和社会福利等等，都是实实在在的落实步骤。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自由主义在欧洲的进展当然不是一帆风顺，但直到不久之前，尽管有诸多摩擦，确实成果累累。笔者前些年每次到欧洲开会，常常感叹那里的“国境检查、国籍限制、国民身份认证”这类最提醒人的民族国家核心要素，淡化得相当迅捷。比如说我们租用当地的轿车自驾行驶，不知不觉地就越过了两三个国家，比我们在中国内地自驾还简易随便，因为没有接连不断的收费站拦住你，也没有交警来查你的证件。欧洲人自称他们是全世界率先进入Post-Modern（准确译法应该是“现代后”而不是含混的“后现代”）社会的，此言不虚也。

现代后、现代中、现代前：三个大阶段

那个时期的欧洲年轻人，常常嘲笑同年龄代的美国人还像他们的父母辈乃至祖辈一样，把“国家认同”看得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在“现代后”境界的欧洲人眼里，美国还处于“现代”社会中间，比他们显著的落后一个历史阶段；发展中国家则是处于“现代前”（Pre-Modern）阶段，更加老派过时。

公平而言，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里，推进国际自由主义政策的幅度虽然比不上欧洲那么广泛，做不到“淡化国家、消除边境”之类的巨大变化，在经济贸易领域里却是进展迅速的。像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自由贸易区的建成、美国和东亚特别是中国大陆的贸易额剧增，世界银行和IMF等国际组织的统计数字都提供了确凿证据。根据最新数据，2015美国商品总进口额里，来自中国的占21%（Credit Suisse: Global Trade Alert；若根据美国Census Bureau的统计是19%），与1985年的金额相比剧增123倍。2015年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与1985年相比，只增加了30倍。就美国而言，这是极可观的贸易开放表现。

即便是在跨境移民这个最敏感易惹事的问题上，美国也不是那么的落后于欧盟。根据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U.S.CBP）的统计，仅仅今年10月份就有高达46195名中美洲的越境移民进入美国，创下2014年春天以来的最高点。虽然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从2010年度的40万人，减到今年的将近18万人，但同时期从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移民却上升了四倍，增加至179，000人（Yahoo新闻焦点：“美国总统大选和墨西哥边境筑墙费用”，2016年11月20日报道）。全美国目前有2100万以上的非法移民居住打工。

三十年河东变河西，二十年逆流化主流

快速推进了二十几年的国际自由主义政策，终于在2015-2016年引发一连串的强劲反扑。此前只是由最发达国家的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客才敢于大声嚷嚷的“不！”，到了今年的英国公投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时，终于化作该国政局的翻盘巨变。四分之一世纪里顺行的国际自由主义，猛然遭遇逆行的本土保守主义。今年12月初的意大利宪法修正案公投，明年的法国总统大选，很有可能把这两国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和“国民阵线”推上单独执政或领导组建政府的地位。若是如此，西方发达世界的一大半，目前就处于本土保守主义的潮流之下了。

西方发达国家本土保守主义的细部并不一模一样，但有几个元素是共享的：都认定国际主义是虚的，全球利益之博弈根本上是你赢我输、不可能和谐的；财富多的人不可信，知识多的人更不可信，他们都是没有祖国概念的“国际人”，随时可以走人；保护就业机会、保障社区利益最牢靠的方式，就是把全球贸易、跨国投资、跨境移民、国际组织的权力统统压缩下去，把民族国家的权力尽量强化。若此，国际阴谋再怎么险恶，也绝不至于毁掉自己的家园。概言之，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本土优先、孤立主义比经贸开放、国际主义更值得依赖。

正是基于这些观察，国际自由主义者常把上述人士的主张冠名以“部落主义（Tribalism）”；因为他们的主张若是贯彻下去，往往导致连“国家”都不可依赖，如果这个国家太大、包含有太多的族裔群体的话。最后可以依赖的，只是你天天直接交往的小部落、直至你自己所属的唯一小族裔。本土保守主义反扑国际自由主义到这个地步，也堪称是物极必反了。

为什么说它是“逆行”？能逆行多远？

笔者把上述的强劲反弹说成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大舞台上的“逆行”潮流，是基于多年研读比较史学的一个体认：本土主义坚守到最后，极有可能退守到种族主义的可怕立场。曾经深受种族主义极端政治之害的德国观察界分析得很到位：“树敌是民粹主义者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不管是犹太人、穆斯林、布尔什维克、犹太复国主义者、美国人还是社民党人，这些都曾被（各相关国家的）民粹主义者树为敌人。如今，这个敌人变成了全球化。特朗普的新保护主义并非史无先例，试图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反全球化者如今遍地都是。英国退欧不仅是反对欧洲，而且是要退出全球化路线、反对大规模移民。在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也鼓吹严格的经济保护主义。德国也出现了反对TTIP以及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与贸易协议CETA的强大势力（“特朗普上台，全球化终结？”DW，2016年11月13日）。

目前的西方政治社会大舞台上，本土保守主义已经从“边缘”跨进了“中心”，在更多几个国家里变成执政党也有天时地利的好机会。这些国家一人一票的选举体制，令心怀不满许久的平民们等待多年后，必能争得一个机会泄冤恨、寄希望、图翻身。即便如此，笔者却相当有信心地说，这类本土保守主义的政党或群众运动不会占据发达国家的主流政坛很久，也许是三四年，至多是十来年。为什么他们的政治气候不会太坚韧太长久，这就牵涉到更多的国际竞争和国内博弈的政治经济动力学了。这里面的诡异道理，将在以下的几篇评论里再细细探索，因为我们中国下一步的经济转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机会多寡，都与之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