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李慎之先生为《哈维尔文集》写序是徐友渔的主意。那是1998年的夏天。我拿着友渔给的电话号码先和李先生通话，先生在电话那头声音洪亮，中气很足，我一时有些吃惊，不能把他和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联系起来。等到了在社科院的办公室里李先生见面，才看出先生实际上比较瘦弱，脸上有明显的老人斑，甚至有点忧郁的气质，我带去了手头几乎所有关于哈维尔的材料，很多仍然是不完善的译本，比较凌乱，一股脑儿堆放在面前的茶几上。他谈起自己和东欧国家的接触，1956年匈牙利事变时，他每天给中南海准备一份简报，那是用特大号字体排版的。他还问我：“有一本《第三帝国的兴亡》你知道吗？”我答道：“知道，但没有读过。”他告诉我，他本人是这本书的主要译者之一。他还谈到了他创办“大参考”的事情。我只有静静地听着。我很快发现和李先生说话，自己缺乏的东西太多。当发现有些事情我毫不知情时，李先生自己会摇摇头说：“你不知道”。这中间还来过一两个人和他说了简单的话，他对别人介绍说我是“一个译者”。
后来读了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才理解他的那种忧郁是历史的深深积淀。和他并排坐在他办公室背靠窗户的沙发椅上，阳光在背后闪亮耀眼，对比起来，屋内的桌椅显得陈旧过时，我突然觉得有点心疼这老头，他令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大约过了三四天晚上，就接到了他的电话。“我找崔卫平”，一点也不含糊。他这么大年纪，能够记住刚认识的年轻人的名字，并不多见。他问我为什么一直用的“后极权主义制度”这个概念，而在某处却出现了一次“后期极权主义制度”。他让我查查原文是什么。对这么细微的区别，我记忆中一点印象都没有。拿着话筒去翻书，有点着急，而看上去李先生一点也没有放下的意思，我只好照办。终于查出来了，原来一般译作“后极权主义制度”是“post-totalitarian system”，唯独这一回出现的是“late- totalitarian system”，确实不一样。“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同？”李先生在电话里问道。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老老实实说：“不知道。”李先生说：“不知道？你要好好想一想。”
李先生在这个细微的差别上停留下来，驻足沉思。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中，首先以质疑的态度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这不仅关乎一个用词的问题，而是对于某个时期性质的确定。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哈维尔所处的“后极权主义制度”之“后”， 应该用“late”这个词比较恰当，而用“post”，则有翻过这一页的含义。“因为极权主义社会与后极权主义社会，在道统上与法统上并无改变，在性质上也没有本质的区别”。在这篇文章中他质疑的还有如何划分后极权主义的时间界限，其余他则说：“我完全同意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所作的描述与分析”。
这之后他不超过五天就会来一个电话，他正在思索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和旁人在交谈中完善自己的看法，经常一打就是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坦白地说，我完全不是李先生的谈话对手，在经验和知识方面我欠缺太多。于是打电话给友渔求救，才知道友渔去了四川九寨沟，一时回不来。
打个比方说，电话里的李先生几乎像个“猛禽”，他的思路不仅敏锐而且尖锐，所提的问题几乎是“挑衅性”的。有一天他在电话里问“崔卫平，你对后现代怎么看？”我脑子里的“后现代”，主要是后现代的小说和电影，意大利的小说家卡尔维诺、艾柯等人，我把他们看作类似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于是脱口而出：“后现代的一些文化立场我是赞同的。”听了我似是而非的回答，李先生几乎是棒喝：“崔卫平，你好糊涂。”后来不只一次，当我的回答在他看来“文不对题”时，他就会补上一句：“崔卫平，你后现代。”讲这些是要表明，不需要我再来说，李先生对人是多么“平等”。“平等”在他身上，是一种日常的待人接物的态度。他没有因为你年纪轻、资历浅而放过你。虽然他这样对我不客气，但是他从来没有让我感到紧张。
这年“十一”放长假我回老家盐城，在家就接到电话，说李先生要去外地，他于节后的某日在办公室等我，序言写好了，让我去拿。我一算，意味着我下火车就得直接去社科院。结果是我在车站上匆匆换了衣服，出了北京站过马路就到了他的办公室。李先生的气色似乎好了一点，大概和刚刚完成一件比较重要的文章有关。
这回谈得比较放松。他指出了几个翻译上的问题。首先是“哈维尔”人名的翻译，他自己用口型一点点做示范，认为应该译做“哈维尔”而不是“哈韦尔”。还有在“无权者的权力” （拿给他的完整译文不是我译的）一文中的某处译成了“小范围工作”，李先生说，该处应该直接译作“从小事做起”。他还说“哈维尔也后现代”，哈维尔的文风“绕来绕去”，“不好懂”。我解释说，那是因为哈维尔此前是一个荒诞派剧作家，作家们的表达方式会比较周折、比较复杂。这回他基本上接受了。
他提起最近接受了一个采访，在采访中，他说到自己二十岁左右时，曾经当过“公民教员”，如果时间再退回去，他更愿意选择的终生职业便是这个“公民教员”。他展望在中国建立民主社会还需要多少多少年，我现在记不准了，反正时间很长。他问我“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前景怎么看？”我说，“基本上是乐观的”。他问“为什么?”我说，像我这样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的人，读了哈维尔的书，能够改变自己原先的态度，去做自己以前不做的和不习惯做的事情，那么，别的人同样也可以去做，而且可以做得更好。李先生听后又摇头，又点头。
那天主要的话题就集中在关于公民社会和公民教育问题上。他说这个题目很大，要有专门的人做长时间的研究。他然后声调缓慢地说，我们这一代老了，有些事情要由年轻人去做。这句话像锤子一样重重敲击着我。我后来经常想起他说这话时那种沉重的神态。有一次我想说服电视台做一个栏目，叫做“公民教育”，心里就是想着李先生那种凝重的神情。最终当然也是没有下文。
他把写好的序言给了我，并交代最好还有一个“导读”， 因为“哈维尔说话比较绕。读者理解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他建议或者是徐友渔或者是我来写。我把这句话转达给友渔时，说成了“李慎之先生让你写一个导读”，因为我想，让不同年龄段的人来作对于哈维尔的介绍，会呈现出哈维尔不同的面貌。过了几天，李先生又寄来一份他的序言，告知他“又修改过了”，这就是后来大家读到的那篇。
李先生把用完了的材料让我一并带回，这回面貌不一样了，李先生整理得整整齐齐，当时令我脸上微微发烧。等我拿回家一看，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李先生看材料看得相当仔细，许多地方有用红笔划出的着重号，还有一些旁批，用那种苍劲的字体写成；他甚至把材料中（包括已经发表文章）的许多错别字也一一挑了出来。前两天我就在家寻找这批材料，但找不到了，关于哈维尔的东西，我基本上都给人了。现在想起来，才觉得那是一笔重要的资料，内心痛惜不已。
好在手头还有东方出版社1992年内部出的那本《哈韦尔自传》，上面留有李先生的零星手迹，和他所打上的着重号，用红色的圆珠笔划的，贯穿全书，个别地方他照例做了订正。比如在第42页第9行，原文是“这一代中既没有富于激情的青年联盟成员”，李先生把“青年联盟成员”改成了“青年团团员”；在第132页、145页、151等多处，原文中的“权力”都被他改成了“权利”；在第150页的中间，有一段哈维尔谈到关于利比亚、卡扎菲，这个地方李先生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2000年秋季的一天傍晚，郝建不知什么事情比较兴奋（连他自己也回忆不起来了），说“找一些人出来聊聊”吧。他说到要请李先生出来，我说“好吧”。给友渔打电话的结果是，“你自己跟李先生联系”。事隔有快两年了，我想李先生可能把我忘掉了，但是电话里他马上反应过来，同意了。郝建开车我们去接他，除了友渔之外，还有雷颐、李大卫。我和李大卫沿着狭窄的楼梯把李先生接下楼，又一路行车去了工体对面的幸福花园酒吧，友渔和雷颐是骑着自行车来的。到了酒吧坐定，要了一点饮料，李先生开始谈起抗美援朝的中国俘虏的事情，他的注意力很集中，那天晚上几乎都谈这件事。这个酒吧基本上是暗绿色的风格，和我们凝重的话题有点契合。李先生也说到了那儿的点心“不好吃”。最后我和李大卫又把李先生送回家。那天晚上我感到了一个老人的凄凉。
非常遗憾地是，李先生作序的《哈维尔文集》至今也没有能够出版，几年来和我联系的人不少，其中有提出如果考虑出版，李先生的序“绝不能用”。我说：“不用就不出了吧。”
愿李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