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写给读书人的话
作为读书人，我怀念且支持实体书店；至于网上书店，更多的是理解与尊重。这回的讲座，本安排在言几又书店，后主办单位建议改在京东，我没有反对。这样一来，加上去年年底应邀参加亚马逊年会，上个月出任当当与南航合作的“阅享南航”项目的阅读大使，我算是跟当下中国网上书店的三大巨头都有了接触。
可说实话，对于如何进行图书宣传，我始终心有余虑。不会完全拒绝，但也不是积极参与。我当然懂得，书卖得好，版税就多，出版社也会更积极地邀稿。我的第一本书《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出版于1987年，承蒙读者厚爱，从那以后刊行的诸多书籍，基本上都不会让出版社赔钱。当然，也说不上畅销。到目前为止，发行最多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算上各种版本，中文外文、繁体简体，二十五年间从未间断，估计也就卖了十万册。一次饭局上，有朋友很得意地说，他的书三个月就销了十万。我一点都不羡慕妒忌恨，因为，很难说是疾风骤雨好，还是“随风潜入夜”更让人惦念。我写书的目标是：虽不畅销，但能比较长久地站立在读书人的书架上。因此，图书宣传对我来说，主要不是增加销量，而是“广而告之”，让大家了解此书的长短得失，若需要，能很方便地得到，这样就行了。
今年春天，在南方一所高校演讲，某教授告知，他当年在东北师大念博士生，妻子家教一个月，赚了一百元，被他拉进书店去，买了一套刚出版的《陈平原小说史论集》，精装三卷，共96元，妻子回家后哭了。听到这故事，我既感动，又惭愧，回京后，赶紧寄送新书给这位教授，请他转送给如今也在大学教书的夫人。这个经验，让我益发坚信，读书人的钱，不能随便骗。
今天不是专业演讲，只是说说这两本书的写作初衷，以及达成了几分目标，对什么样的读者是比较合适的。网上传我的文章《粉丝制造阅读奇迹，是对“经典”的绝大嘲讽》，其实，这个话题，前几年出版《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时就谈过。我感叹的是，现在的书业很奇怪，卖的不是“图书”，而是“人气”；“人气”可炒作，可那无关“阅读”呀。我是读书人，深信这书如果你不想读，是不应该买的。
二、“中文系的使命与情怀”
首先自报家门：我是中文系教授，入门处是中国现代文学。从那个地方起步，不断往外拓展，逐渐延伸到文学史、学术史、教育史。列举一下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文学史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989年，后改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千古文人侠客梦》（1992）、《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1998，后改题《中国散文小说史》）等；学术史有《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1998）、《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2005）等；教育史则是《老北大的故事》（1998）、《大学何为》(2006)、《大学有精神》（2009）、《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2015），连同今年刊行的《大学新语》，合称“大学五书”。
文学史、学术史、教育史，这是三个不同的学术领域；虽然三者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研究方法与评价体系毕竟不同。若想找到三者的重叠处，那很可能就是我今天要谈论的“文学教育”。
我心目中的“文学事业”，包含文学创作、文学生产、文学批评与文学教育。四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隔，更有各自独自发展的空间与机遇。就拿文学教育来说吧，不仅对中文系、外文系生命攸关，对整个大学也都至关重要。而选择文学史作为核心课程，既体现一时代的视野、修养与趣味，更牵涉教育宗旨、管理体制、课堂建设、师生关系等，故值得深入探究。
今天谈论的是我近期出版的一大一小两本书。大书《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是增订版，初版刊行于2011年，刚获得第四届王瑶学术奖的学术著作奖（2016）。新版增加了三篇长文，且添上副题“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使整个论述更为完整，主旨也更加显豁。小书《六说文学教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包含六篇长文，外加三则附录。正如该书“小引”所言：“诗意的校园、文学课程的设计、教学方法的改进、多民族文学的融通、中学语文课堂的驰想，不敢说步步莲花，但却是每一位文学（语文）教师都必须面对的有趣且严肃的话题。”所以，我建议将此书与北大版《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相对读。其实，还有一本评论性质的《假如没有文学史……》（北京：三联书店，2011），也是讨论此话题的，不过，那书是论文、序跋、随笔结集，体例有点杂。
这回的一大一小两本书，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中文系的使命与情怀”——这体现了文学教授的人间情怀、学术史视野以及自我反省意识。如果你想挑着读，建议看《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的第二章“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第三章“‘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以及第四章“中文系的使命与情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台大、港中大的文学教育”。这三章的论述对象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大体代表了我的学术兴趣与科研能力。
本书希望在思想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思考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具体的论述策略是：从学科入手，兼及学问体系、学术潮流、学人性格与学科建设。关于文学学科的建立，中文系教授的命运，以及现代学制及学术思潮的演进等，关注的人会比较多；具体到某学术领域，如小说史、散文史、戏剧史以及现代文学的前世今生，乃至未来展望，必须是专业研究者才会有兴趣。推介这么一本五六百页的大书，只说我殚精竭虑，写了很多很多年，那是没有意义的。酝酿时间长，写得很辛苦，并不能保证这书的质量；我只想说，经由这本《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我们对晚清以降这一百多年中国现代大学的“文学教育”，有了基本的了解，以及大致准确的判断。
空口无凭，为了让大家对此书的论述风格有所体会，我略为介绍第八章“在政学、文史、古今之间——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的治学路径及其得失”。昨天是教师节，借推介新书，谈论我几位尊敬的师长，也算是一种深情款款的怀念。那篇文章共六节，跳过“北大中文四老”的由来、风雨同舟四十载、政治与学术的纠葛、文学与史学的互动、古典与现代的对话，就说这第六节“老大学的遗响”。
这四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北大中文系发挥关键作用的文学教授，都曾是清华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的学生。四人中，受朱自清影响最深的,无疑是其直接指导的研究生王瑶。也正是王瑶，晚年借助朱自清这座桥梁，提出了“清华学派”这个曾风行一时的概念，且再三强调：“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作为长期任教北京大学的名教授，晚年的王瑶如此绝情的陈述，用意何在？我在《八十年代的王瑶》（《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中曾略为辨析：因撰写《念朱自清先生》和《念闻一多先生》二文，王瑶重新回到美好的青年时代，爱屋及乌，因而特别表彰清华的学风及文化。另外，从21岁到39岁，这18年间，王瑶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于后面的30多年，不愉快的岁月居多。可那是大时代的缘故，怨不得北大；即便不是院系调整，继续生活在清华园，王瑶也未必有好处境。吴、林、季三位未见如此情感强烈的表述，但也都与夹杂着“青春记忆、师长追怀、个人遭遇”的母校清华大学有密切联系。
可再往前推，他们的老师杨振声、朱自清、俞平伯等又都是从北大毕业的。若从百年中国高等教育着眼，这两所旗鼓相当且相互激励的名校，在学风上虽有明显差异，唯独在“政治与学术的纠葛”这个话题上，谁都做不了主。相对于国家意识形态，个人的心境与才华、学科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大学传统等，不说微不足道，也是相形见绌。1978年以后，这四位清华毕业生重新焕发青春，大展宏图，以至深刻影响了北大八十年代的“文学教育”，固然可喜可贺，可那也是拜改革开放之赐，而主要不取决于个人意志。说到底，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个体选择的自由以及自我设计的空间，并不是很大。
暂时搁置这四位教授的学术贡献，就说进入八十年代，如何承上启下，促成了薪火相传。学位制度的建立，使得这种苦心孤诣成为可能。开列1978年以后这四位教授指导的研究生名单（吴组缃指导硕士生一名、博士生四名；林庚指导硕士生一名、博士生两名；季镇淮指导硕士生四名；王瑶指导硕士生十名、博士生五名），熟悉当代中国教育史及学术史的读者马上会有如下反应：除了王瑶先生，其他三位先生指导研究生的数量实在太少了。开始招收研究生的1978年，吴组缃70岁、林庚68岁、季镇淮65岁；最后一个学生毕业时，吴组缃88岁、林庚88岁、季镇淮74岁，照常规确实早就该退休了。可这中间那么多年，为了把舞台让给下一代学者，北大没像其他大学那样，充分发挥这些老先生的经验与智慧（想想南京大学的程千帆、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苏州大学的钱仲联），实在有点可惜。
这就说到人格熏陶与学问承传的关系。说实话，七八十岁的老先生，不可能像年富力强的中年教授那样，手把手地教你读书做学问。可八十年代的中国，中文系还能吸引很多绝顶聪明的好学生；考入师门的，根本用不着手把手教。其实，老教授指导研究生，长处不在有形的学问，而在一种精神，一种气象，一种人格魅力。想到这些，我对北大当初的固守制度，没让老先生多带研究生耿耿于怀（不只中文系，人文学科各系均如此）。哪怕主要事务由副导师负责，老先生只是挂名，不时与学生聊聊天，都会有很好的效果。我说的“效果”，不是给学生提供“象征资本”，让其日后可在人前吹牛；而是从老先生那里，确实能感受到老大学的精神与风采。我并不主张神化“民国大学”，但我承认，八十年代的中国学界，幸亏有这么一批饱经沧桑的老学人，让我们得以接续民国年间若干好大学的优良传统——这里就包括了老北大与老清华。
那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那也是一段永不磨灭的记忆。借辨析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等老一辈学者的足迹，我们得以触摸此兼及古今、贯通文史、关心政治的学术传统，同时也可明白其中的利弊得失。或许，这是上一代学者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
三、 “学问”底下的“温情”
在我看来，所有思想转变、文学革命、制度创新等，最后都必须借助“教育”才可能落地生根，且根深蒂固，不可动摇。比如，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成功，不全靠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大声呐喊，更得益于教育部的一纸通令——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4月，教育部又发一个通告，明令国民学校除一二年级国文科改为语体文外，其他各科教科书，亦相应改用语体文。以此为分界线，此前的争论，乃风起于青萍之末；此后的推广，则属于余波荡漾。
教育很重要，那么谁在研究呢？你可能脱口而出：自然是教育学院了。各大学的教育学院主要关注的是教育学原理、比较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课程与教学论等，至于我关心的“大学史”，不能说没人研究，但微不足道。也正因此，若你谈论中国大学，希望兼及历史与现状，且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人文学者的“越界写作”反而显得更有优势。
最近二十年，在自家专业之外，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探讨大学问题，先被讥为野狐禅，后逐渐得到了认可。将“教育学”与“中国文学”这两个不同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流于生拉硬扯，不是很容易的。从《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有此念想，到《老北大的故事》开始尝试，其中得失成败，甘苦自知。眼下这本《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自认为是较好地将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三者水乳交融，互相促进。增订本的序言是这样结束的：记得我第一次认真讨论文学史问题，是二十年前的《“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其中有这么一句：“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一百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日后我的很多论述，都是围绕这句话打转。相对于学界其他同仁，我之谈论文学史，更多地从教育体制入手，这也算是别有幽怀。作为一名文学教授，反省当下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我看来，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
从大学的“文学史”，一直谈到中小学的“语文课”，二者虽有关系，但不能混为一谈。主办方原本想用“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作为本次活动的主题，我谢绝了。我知道，那样拟题，可以吸引更多的听众，尤其是中小学教师以及关心孩子成长的家长们。可那不是我的工作重点；大学史、大学制度、大学精神以及大学里的文学教育，这方面我关注较多，也比较有心得。
不仅是研究对象，这里还包含教学实践。记得王瑶先生告诫诸位弟子——在大学教书，站稳讲台是第一位的。不要自我辩解，说我学问很大，只是拙于言辞，或心思不在此。讲课也是一门学问，风格可以迥异，但用心不用心，学生是能感受到的。此书最得意的一章，是《“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既有宏阔的学术史视野，又关切当下中国的大学课堂。
你或许隐约感觉到，这书既是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又似乎别有幽怀。可以说，这是我做学问的一个特点——所言、所论、所思、所感，并不在真空状态，总有一种压在纸背的“心情”在里面。当然，这也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学科的特点有关——与当下中国“剪不断理还乱”，故研究者多既有学问上的追求，又有精神性的探索，以及某种意义上的自我解惑。
四、发言姿态与写作策略
作为学院派的人文学者，讲求“实事求是”——著述效果，最好是“每下一义，泰山不移”；实在做不到，那也必须能“自圆其说”。除此之外，还追求章太炎所说的“学以救弊”——面对滚滚红尘，学者的责任包括“自立”、“审视”与“纠偏”。顺风呼喊，事半功倍；逆水行舟，则难度要大得多。明知“人微言轻”，也得尽力发声，即便说了等于白说，也得“立此存照”。
我的学生为《大学新语》写书评，从“制动装置”的角度肯定我的立场（参见袁一丹《大学转型亟需制动装置而非加速器》，2016年6月2日《文汇报》）。我不开车，对此装置的意义体会不够真切；而且，我认定，在当下中国，作为个体的读书人，面对滚滚大潮，你连刹车的权力与意识都可能缺乏。我更喜欢使用另一个比喻，那就是压舱石——此类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不左不右的立场、态度及论述，其存在价值，就好像虽不显眼、但能使整艘大船相对平衡、不至于过分摇摆、颠簸乃至倾覆的压舱石。
想象整个社会两极分化，有人特左，有人极右；有人向东，有人往西；有人高喊，有人沉默，两者相加就成了“中道”，那是很不现实的。必须是中道立场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见，才能容纳那些方向不同乃至截然对立的“异端”。当然，无论是当下的记者，还是日后的史家，为了论述方便，往往倾向于选择极端性的言论作为例证。但在我看来，极端言论虽好记且容易流传，不代表社会的发展方向与主要动力。
理性地思考，冷静地表述，很可能两边不讨好。但这是我的自觉选择。我喜欢胡适等人创办《独立评论》的立场与思路，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还必须添上一句“时髦不能动”。在大众传媒铺天盖地的当下，拒绝“时髦”，意味着没有“辨识度”。记得二十年前，有聪明人透露玄机：管他什么立场，先冒出头来，再做自我调整。我了解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论述策略，但因年龄、性情及学养，不喜欢这么做。除了立场的一以贯之，还特别警惕“过犹不及”；每有论述，讲究的是分寸感。
除了跨学科的难处，如何兼及专家与大众，同样让人头痛。当下中国，专家可敬，通人更难得。作为有人间情怀的学者，我希望写书时能“扶老携幼”，也就是说，大小兼顾。说句玩笑话，白居易的“大珠小珠落玉盘”，转化成出版，便成了各有所长、互不干扰的“大书小书落一盘”。
这其实很不容易。如果你的假想读者是专家，他们了解学界的历史及现状，也读过你以往的著作，那样的话，尽可放心地“千里走单骑”，没必要唠唠叨叨。可如果是一般读者，手头就只有这么一册书，这个时候，你怎么做才能既避免自我重复，而又不会显得支离破碎？说到这，想起两个成功的范例，一是周作人的散文，二是王元化的劄记。
周作人的文抄体，谈论的人很多，这里不赘。尊重读者的阅读兴趣，加上对传统笔记情有独钟，王元化写作时喜欢化繁为简。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思辨短简》收文153则，1992年香港三联书店的《思辨发微》收文200余则，199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思辨随笔》做了不少增删，先后印行九版四万册，最后“闪亮登场”的是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思辨录》。后者收录1940—2002年间王元化各类思辨劄记377则，十分精彩，多潜心思考所得，是从自家历年文章中摘录的，可惜只注年代，没注出处，回到原文有困难。喜欢周作人的“文抄”或王元化的“劄记”，都是读书较多的人，故乐见其采用“互见”的办法。但如果只写或只读一本书，则最好是“自成起讫”。
早年撰写《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等，落笔前就有整体构思，是作为独立著作来经营的。日后我出版的好多书籍，其实是论文结集。读者偶然拿起这本书，会追问你为什么这里缺一块，那里多一角。你不能要求读者全都顺着你的写作历程，不间断地追踪阅读。这就说到著作与文集的差异——后者没有封闭结构，可因应时事及心境，不断地修订与增添，写作者很方便，阅读者则不一定喜欢。
这回南航与当当合作，聘我当“阅读大使”，我在发言中提及：喜欢在飞机上或高铁上读书，因为，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周围很安静，没有电话打扰，收拾心情，搁置杂事，一段旅程读完一册小书，效果极佳。作为读者，要学会根据自己的时间、趣味及学养选书；作为作者及出版社，则应根据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及教育水准，推出更多与时俱进、软硬适中的“大家小书”。
回头看这本《六说文学教育》，很遗憾，仍然是编出来的，并非一气呵成。造成这种局限，除了志趣、时间与才能外，还与现代学术评价机制有关——作为大学教授，我们已经习惯于先写论文，在报刊上发表，而后才结集成书。
既给专业读者写“大书”，也给普通读者写“小书”，分开做，问题不是很大；但如果希望这“小书”既有独特且深入的探索，又让读者感觉有趣，那可就是个不小的挑战。在知识传播的金字塔时代，你可以凭借自身的地位及名望，诱使读者硬着头皮阅读，逐渐进入你的视野及思路。可如今，传播方式变了，不再是逐级放大，而是一步到位。除了铁杆粉丝，一般读者只有五到十分钟的耐心，读不下去，马上扔掉走人。这个时代的写作者，若不满足于只在专业圈子里打转，而是追求既有学术深度，又能影响社会，怎么办，还能独自远行吗？另一方面，过多地考虑读者的趣味，会不会降低标准，趋于媚俗？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找到鱼与熊掌兼得的解决方案。就像这本《六说文学教育》，文体上比较灵活，但内在思路仍是“文章结集”。何时才能自由挥洒，写出专家与大众都认可的“可爱的小书”，目前仍然只是心向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