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上个世纪80年代，当年被称为“中青年研究工作者”的人们，现在都是老人了。我有幸成为曾产生重大后续影响和精神感召力的莫干山会议的参加者之一，现不时会有人向我问起对上个世纪80年代的看法。我倒是认为，把80年代列为“怀旧”对象似还为时过早，称为“不可复制”又说得过于极端和悲观了，但关于80年代波澜壮阔之中的“闪光之处”和“闪失之处”的认知与思考，对今天与未来，都确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我们今天的改革环境和任务已有极大不同，然而中国经济社会的转轨仍在进行中，进入改革深水区后的困难与挑战、迷茫与困惑不可回避，但以改革作为解放生产力、贯彻现代化战略“关键一招”的基本逻辑，则是一以贯之的。进入深水区，有些“石头”可能是摸不到了，显然需要更高水平的顶层规划，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正是提供了为社会高度关注、迫切需要的顶层规划性质的方针指导。以此把握改革推进的方向和路径、哲理与要领，正需要继往开来，把80年代的创新壮举及其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的精神元素发扬光大。
第一，从压力看，上个世纪80年代大刀阔斧的开拓性改革，固然是由于“文革”“十年浩劫”和传统体制弊病已生成了“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的倒逼，再乘势加上思想解放大潮的有力助推，表现为改革者破釜沉舟的“哀兵”式一鼓作气、义无反顾、奋发昂扬地开创新局；而当下阶段的改革深化与攻坚克难，同样有进展之中“矛盾累积隐患迭加”的风险威胁，问题导向和形势逼迫之下，只能奋力向前涉险滩、啃硬骨头，“壮士断腕”般攻坚克难，力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这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照样是别无选择的，照样要反复强调“狭路相逢勇者胜”、“惟改革创新者胜”。
第二，从动力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中国人认清与把握世界大势和文明发展主流，紧紧扭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地追求“和平崛起”的伟大民族复兴，已推进到使“从未如此接近”的中国梦实现其“梦想成真”的关键性历史阶段。同时，改革的复杂程度和推进难度，正应得上“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句老话。在认识、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同时，最为至关重要的是还必须能动地引领它。供给侧改革正是沿着80年代从制度供给入手推动全局的基本逻辑和创新发展规律，继往开来并升级式地寻求可持续发展，这必须也必将得到80年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所构建的创新发展的动力源、动力体系的升级式的支持。
第三，从经验看，其实80年代的改革推进中，不仅有农村改革“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高歌猛进，也有城市改革的坎坷试错、“价格闯关”的时机误配，和其后“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的严峻社会考验，但毕竟在探索中积累着改革经验，铺垫了、引出了下一十年小平同志南巡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及其后的巨大成就——改革中的上下互动、凝聚共识，是在风雨波涛之中按“进行时”曲折推进的；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显然也需要经历新时期、新阶段进一步凝聚共识、减弱分歧的考验，实质性的改革不仅需要有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更大决心、勇气和魄力，还需要借鉴国际国内经验形成更高水平的方案优化、运行智慧和协调艺术，争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支持和积极参与。把握好人心向背、形成改革合力，既要借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验教训，又要超越式和建设性地处理好多种新的问题，应对新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精神层面我们理应得到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改革家的改革信念与榜样力量的支持；实践层面我们要更多地强调实事求是与宽容态度，需要继续鼓励基层、地方在市场取向改革中的先行先试，应“允许改革者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改革的同义语是制度创新，创新就意味着有不确定性，但制度创新方面，我们首先要努力提升其确定性，也就是在改革深水区、在前面三十余年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的总结基础上，需要牢牢把握其基本的理念、逻辑和大方向，有胆有识、务实可行地使改革在攻坚克难中深化而得到实质性推进。具体分析，中央所强调的创新发展“第一动力”，还包含了以改革的制度创新引领、结合、服务科技创新的必然要求与丰富内容。
在生产力诸要素的供给侧，邓小平同志言简意赅地把科技表述为“第一生产力”，其学理上的内涵，直通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的名言：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上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所谓生产力传统认识上的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旁边，不是由科技来作个加法，成为第四要素，而是来作乘法，形成放大、乘数效应，即改变面貌、升级换代、引领发展潮流的“革命性”的作用，所以它在诸生产力要素中是“第一”。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要打造发展质量提高的“升级版”，势在必行的是要“走创新型国家道路”，依靠科技第一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冲下行压力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结构，形成增长的后劲。而现实生活告诉我们，科技创新的巨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得到相对确定的有效制度供给的环境去施加对科技创新人员的可持续的激励与支持（既包括物质条件的供给，也包括人文关怀的供给），才可能在信息时代“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国际竞争中不落人后、不被淘汰出局。中国当下努力跟上信息革命的大潮，特别需要有效消除以“官本位”、“行政化”等痼疾为代表的繁文缛节对科研创新积极性的压抑、戕害和摧残，真正推行符合科研创新规律的科研体制、教育体制、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的改革，来解除供给约束，可持续地调动、激发广大科研人员潜心研究和推进产学研结合互动使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积极性。不破除制度、机制的压抑和约束，就无法如愿走好“创新型国家”之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必须强调：在中国未完成的转轨过程中，“制度高于技术”，必须在创新发展的第一动力机制中，把寻求制度创新的成功，作为“龙头”和“纲举目张”的总纲。
历史演进轨迹不可能笔直，改革攻坚克难中的曲折与代价，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80年代的一条重要启示，是坚定改革信念，牢牢把握大方向而执着地努力，会迎来改革渐进中的局部突变和可能促成里程碑式的重大进展，“波浪式推进”是使经济社会整体跃升的前奏与先导。党的十八大以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已一步步清晰明朗，承前启后抓住供给侧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推进配套改革系统工程，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长远利益所系，也是以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而启动由全面小康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联通“中国梦”腾飞进程的战略性指导方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我们理应在期待中同舟共进，冲过险滩，接续现代化的长风与洪流而直挂云帆！
（原文刊载于《前线》2016年10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