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菲雷迪 著 吴万伟 译

书总是地位和优雅的象征。甚至对于讨厌书的人来说，它也是自我价值的展示。 但在数字时代，爱读书还是向公众展示自己文化修养的标志吗？ 那是2014年11月1日星期六。我在纽约市第五大道的巴恩斯-诺布尔书店浏览，突然我的注意力被一套印刷精美的图书吸引住了。当我走近看了看才发现这些书是所谓的皮面精装经典的一部分。书店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些样书能帮助“装饰你的藏书”。有了这次交流，我时刻会想到书籍作为文化优雅的象征真的很重要。虽然我们已经生活在数字时代，书籍的象征意义仍然显示出在文化上受到尊崇的地位。难怪每次我在家里或大学办公室接受电视采访时，人家总是要求我站在书架前装模作样地拿起一本书来阅读。

自从公元前35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发明楔形文字和公元前3150年埃及发明象形文字以来，严肃的文本读者就已经享受到文化上的喝彩。用来刻写文字和图案的陶片被认为是宝贵的甚至被认为是神圣的工艺品。解读和阐释象征和符号的能力被看作了不起的成就。埃及象形文字被认为拥有神奇的威力，直到今天，许多读者仍然认为书籍是获得精神训练的媒介。因为文本拥有如此多的象征意义，如何读书和读什么样的书被广泛认为是个人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志。读书总是被认为是个人性格的体现，难怪有史以来人们都花费相当多的文化和情感资源来塑造自己作为爱书人的身份。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只有一小群经学家才能解读楔形文字，文字阐释者享有尊崇的地位。正是在这点上，我们拥有了显示读者享有象征性威力和特权的最早迹象。通过限制人们接触其神秘知识的途径，野心勃勃的经学家保护了自己作为令人艳羡的解经者的文化权威地位。 在公元前7世纪，当耶路撒冷的约西亚王（King Josiah）国王资助下撰写《旧约全书》的“申命记”时，为敬慕书籍设定了很高的门槛。约西亚运用其申命记作者写的书卷巩固了犹太人与上帝之间的誓约，出于政治战略的动机，也为其遗产提供了合法性，并宣称了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

在罗马时代，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书被从天上拉下来进入人间。书成为拥有文化特权的富豪享受的奢侈品。生活在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哲学家塞涅卡将其嘲讽的目标对准了沾沾自喜崇拜书的倾向。他抱怨说“很多没有受到学校教育的人使用书籍不是当作学习的工具而是成为起居室的装饰品。”他写到，在艳丽的藏书家的居室，“你能看到顶住天花板的书架上堆满了演讲家和历史学家的整套整套的著作，图书室就像浴室一样成为有钱人家的必备装饰品。” 塞涅卡对喜欢炫耀的藏书家的敌视态度很可能受到他厌恶罗马帝国初期大众读书狂热的情绪的影响。这个阶段出现了朗诵会：作者和诗人面向大众举办朗诵会，许多有钱的公民认为这是自我宣扬和推销的机会。塞涅卡对这种庸俗的文学界自命不凡一肚子瞧不起。在这点上，他并不孤独。罗马和帝国其他地方的自命不凡爱慕虚荣的个人的朗诵会也成为讽刺挖苦和嘲讽的对象。许多著名的罗马作家和讽刺家从贺拉斯（Horace 公元前65年-公元8年) 和罗马帝国讽刺作家佩特洛尼乌斯（Petronius 公元27年-66 年)到佩尔西乌斯（Persius 34-62年)和尤维纳利斯（Juvenal 55/60-127年）都将其敏锐的智慧用在炫耀卖弄的大众朗诵会上。 按照罗马讽刺家马尔提阿利斯（Martial）的说法，公共厕所都成为无孔不入的公共朗诵者闯入的朗诵场所。他在其中一篇讽刺诗中这样写到： 我站着，你读给我听，我坐着，你读给我听 我跑步，你读给我听，我拉屎，你读给我听。 我逃到卫生间，你还在我耳边嗡嗡响 我前往游泳池，你不让我游泳 我匆忙去吃饭，你在路上拦住我 我坐在饭桌前，你的话堵住了我的嘴。 嘲讽朗诵会的讽刺家明白，高超朗诵水平的大名是文化资本的重要来源。他们在攻击目标时显露的敏锐智慧可以被视为文学警察。佩特洛尼乌斯在其讽刺小说喜剧故事《萨蒂利卡》（Satyrica）中嘲笑尤摩尔浦斯（Eumolpus）是“令人厌烦的热情支持诗歌朗诵者”，这也可以被解读为品味警察的例子。佩特洛尼乌斯被同代人描述为雅典美鉴赏权威（arbiter elegantiarum）---罗马皇帝尼禄朝廷的审美法官不是没有道理。

在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拥有物质财富但缺乏贵族的优雅和品味的欧洲人通过创办私人图书馆以获得支持文化事业的美名。大约一千年之后，因为文艺复兴和商业贸易的崛起，拥有图书的人数大幅度增加，更多的人获得了读书赋予的文化人身份。英国诗人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在写于1380年的诗歌《贤妇传说》时，通过宣称他尊崇书籍而展示了这种趋势。

到了14世纪和15世纪，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读者全面出现。理查德·德·伯利（Richard de Bury）创作于1345年但在1473年才出版的著作《书林季刊》（Philobiblon）据说是“有关文学乐趣的最早英文专著”。但是，该书很少谈及伯利的世纪读书经验。他是典型的爱书者，他的真正兴趣是藏书而不是读书。 他的传记作家威廉·尚布尔（William de Chambre）宣称在伯利的住所，周围全是书籍，卧室里的书这么多以至于无论站着还是走动都不可能踩在书上面。伯利肯定已经预测到他对藏书的狂热痴迷肯定成为人们批评和嘲讽的目标。因为他在《书林季刊》的序言中明确为自己过分爱书的行为辩护。他宣称，对书的“狂喜和热爱”导致他放弃了“追求其他世俗目标的所有想法”。写作《书林季刊》的目的是让后人明白他的意图，“永远阻止谣言惑众者的任性舌头”；他希望他描述的自己爱书的细节“能阐明我们对书籍的热爱，驳斥爱书成癖的指控。” 把艺术家塑造成为受到书籍的精神和思想特征诱惑的人仍然是艺术家基本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德国人文主义神学家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根本没有领会这个信息。他的讽刺作品《愚人船》（Ship of Fools 1494）中描述了112种不同类别的傻瓜。第一个登上这艘船的人是嗜书如命的书呆子。布兰特通过他的口说到： 在这艘船上，若我是第一号 那是因为特殊的原因 是的，你看到我是第一个人 因为我喜欢藏书。 我拥有的好书没有穷尽 但是能看懂的书不多， 我珍视不同时代的书， 把书页上的蚊虫清除干净。 我在公开宣扬艺术和科学之地说： 在家里，我是最幸福的人， 什么也没有书籍陪伴在身边更心满意足了。 布兰特的德语讽刺作品成为畅销书，很快被翻译成拉丁语、法语和英语。但是，爱书人---无论是不是呆子都没有因受嘲弄而却步。

到了16世纪，“爱读书”的世俗性理想化过程真正扎下根来。读书逐渐被看作自我发现的媒介和获得认识世界的精神见解的途径。 或许，读书的象征意义比实际的读书行为更厉害。个人通过将自己塑造为专心读书的人来展示他热爱读书。有关人们读书的绘画或爱书者的绘画成为文艺复兴画作的广泛主题。劳拉·埃姆托尔（Laura Amtower）在《与文字打交道：中世纪的读书文化》(2000)）中写到：这个时期的手稿“不仅充斥书的形象而且有很多描绘人们专心读书的画面。” 把艺术家塑造成为受到书籍的精神和思想特征诱惑的人仍然是艺术家基本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文主义诗人但丁的刻画毫无例外地描述他在读书。16世纪画家阿尼奥洛·布伦齐诺（Agnolo Bronzino）作品的题目是“但丁的寓意肖像”，该画作描述了诗人拿着一本掀开的大号版本的《天堂》（Paradiso）。此画既是有关但丁的也是有关书籍的。观看但丁的读书画面让观众想到这个人因为文化成就和精神卓越而享有的崇高地位。

随着18世纪读书向大众蔓延，知识分子开始通过强调自身与读书较少者的差别而强化自己的优越地位。到了现在，文学批评家已经取代了罗马讽刺家，称赞成就杰出的人为“文人墨客”，把道德上的对立面描述为“胸无点墨”。 美国女小说家伊迪丝·华顿（ Edith Wharton）在“读书之罪”（1903）中坚持认为，“读书不是美德；但优雅地读书是一种艺术，是只有天才读者才能掌握的艺术。”华顿写到“机械的读者”缺乏“内在灵性”和“读书天赋”，因而决不可能掌握这门艺术。 到了20世纪，读书已经被提升到一种艺术形式的高度，知识分子在沙地上画出了一条线。一边是所谓附庸风雅的读者，一边是其他人---文化精英。甚至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也加入进来。她在《普通读者》（1925）中描述了普通读者是教育程度比批评家“更糟”的人，与成就更杰出的人相比“缺乏天分”。在伍尔芙看来，普通读者是“匆忙草率、敷衍马虎、思想肤浅”的人，“作为批评家，其缺陷当然就太容易被暴露出来了”。这个视角影响深远：直到今天，读者仍然被按照这个标准进行分类和评价。批评家艾伦·雅各布斯（Alan Jacobs）在《阅读的乐趣》（2011）中甚至做出了如下大胆的区分：被大肆吹嘘的读者和肆意贬低的“识字者”。 事实上，读书这种行为已经变得非常高贵，以至于为孩子读书起码代表了家长的水平，若从最好处说则是道德和文化优越性的表现。在公共空间为孩子读书的父母等于是在向全世界宣布，父母现在做一件高尚之事，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鼓励孩子拥抱书籍。轿车里刚会走路的小孩坐在儿童座椅上拿着一本小书在看的场景并不罕见。

不久之后，这些21世纪蹒跚学步的孩童可能抛弃在大众场合炫耀性读书的习惯，转而养成定时扒拉手机的习惯。如果塞涅卡或者马尔提阿利斯活在当下，他们可能写出嘲讽当众展览阅读文本信息或者当着你的面发短信的作品。数字阅读就像古代书卷的浏览一样成为我们身份的重要声明。就像马尔提阿利斯时代罗马的当众朗诵者，酷爱短信和其他社交媒体形式的读者似乎无处不在。在两种情况下，阅读行为的表演者虽然都不厌其烦地建构自己的形象，但他们渴望建立的身份认同完全不同。坐在酒吧里扒拉手机的年轻人并不是在宣称他们高雅的文学修养或地位。他们在传递的信号不过是他们与他人有联系，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注意力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随着数字技术的崛起，阅读表演已经发生改变。18世纪妇女读书与当今10多岁的孩子盯着智能手机看的对比显示我们依靠阅读建构身份认同的不同方式。今天，水平高超的数字文本消费者竞相争取纸质图书读者的文化确认，但哪种阅读表演应该受到最多的尊重？ 对那些想向世人炫耀其智慧的人来说，选择应该非常明显：数字文本并不能作为显示文化优越地位的标志。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手机越来越普及，但纸质图书的销售最近仍然在增长中。与图书不同，手机并不能发挥展示品味和优雅的媒介的作用。难怪室内装修者使用书架为房间创造一种高雅和有文化的印象。商家通过为热衷附庸风雅的消费者提供现成的图书室积极推销优雅的外观。一个在线公司“按尺量的书”提出“设计与你的个性和空间相配的图书室”，许诺根据“颜色、装帧、主题、大小、高度提供图书以便创造看起来绝对漂亮精彩的藏书。”根据客户需求专门订制的图书室的在线商家的事实说明，即使在数字时代，书架仍然象征着高雅的文化。 爱读书的傻瓜仍然在我们身边，但幸运的是，很多读者不再简单地对读书表演感兴趣。他们仍然沉溺于文本中，真正热爱自己阅读的那些故事。无论什么媒介，真正重要的是人们踏上旅程的渴望。重要的不是表演，不是眼镜，而是走向未知领域的体验。

译自：Bookish fools by Frank Furedi https://aeon.co/essays/are-book-collectors-real-readers-or-just-cultural-snobs# 作者简介： 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社会学家和社会评论家。曾担任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著有17本书，最新著作是《大学怎么啦？》（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