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生骂过无数的人，在我看来，骂得最狠的是，莫过于对郭沫若，说他是“才子加珂罗茨基（流氓痞棍）”。郭沫若被骂是活该，因为他先去惹了鲁迅，说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性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甚至骂鲁迅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鲁迅回他一句“才子加流氓”，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要论才气，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当中，郭沫若当仁不让排第一，集科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诗人、作家、剧作家、评论家各类桂冠于一身，有些是官家送的，但大多倒名至所归，他的甲骨文研究、浪漫主义新诗和充满激情的回忆录，皆是无可否认的传世之作，尽管立场和人品多有非议，他还是顺利当选了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鲁迅在骂他流氓之前，也不得不先承认他是一个才子。
那么，在现代中国历史语境之下，才子是如何变流氓的? 才子与流氓之间，究竟有何内在的精神脉络?
还是要从童年说起，一个人的秉性通常与他的家庭与生长环境有关。郭沫若出身于四川乐山沙湾小镇。这个地方以盛产土匪出名，当地人也多少沾染了一点匪气，郭沫若后来也多次自称“我这个天生的流氓痞棍”。一般人总以为中国读书人是儒道互补，进则兼善天下，退则归隐山林。独具慧眼的闻一多却指出，读书人在儒道之外，还有一个“匪气”。匪气、流氓气、痞子气，“三气”相通，它们都来自底层的江湖社会。一般官宦之家出身的读书人，会有点迂腐气、书生气，但接触不到这“三气”。倘若家道中落，流落民间，破落士大夫家庭的孩子便会与“三气”有染。周作人曾经说过，我身上有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另一个是流氓鬼。破落官宦家庭成长起来的周氏兄弟平时文质彬彬，一旦逼急了，会露出“流氓”的一面，尤以鲁迅为甚。
不过，鲁迅的“流氓气”是后天的，只是用来自卫，其为人行事有原则，讲是非。郭沫若的“流氓气”是先天的，带有家族的基因。他的父系历代经商，父亲是一个贩卖鸦片的生意人。这一遗传基因使得郭沫若一生都带商贾气，有冒险赌博的胆魄，有畏惧权力的怯弱，更有投机取巧的机敏。而他的文学天分，继承于书香门第出身的母亲。郭的外公乃二甲进士，在云贵做官，官至相当于地级市的知州。不料在苗民暴动中全家殉节，唯独郭的母亲时仅一岁，由奶妈抱着逃回四川，15岁就下嫁郭家。她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将聪明的资质遗传给了郭沫若，成全了这位20世纪中国罕见的才子。
1892年秋天，郭沫若出生了，他是脚先落地，后来他说；“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叛逆者的第一步”。郭沫若从小聪慧异常，又调皮捣蛋，喜欢新鲜事物，好做翻案文章。这样的性格天生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与鲁迅一样，到日本去留学，学的是医，更感兴趣的却是文，于是与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团体创造社。颇具领导才干的郭沫若成为了这个小圈子的领袖。
五四是一个思想狂飙的时代，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令人眼花撩人。创造社青年晚了一步，等到他们想展露头角，天下大势格局已定，思想是《新青年》独领风骚，文艺是文学研究会的天下。心志高傲的郭沫若很看不起他们，认为举目神州，“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新青年》还差强人意，但都是一些普通的启蒙文章”，他暗讽文学研究会有“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劣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创造社要挤进文坛，吸引眼球，从打擂台开始，先将台上的人干下来，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野心勃勃的创造社众人与胡适、茅盾以及后来的新月派打了几场大笔战，作为自己出道的成人礼。
不过，郭沫若他们之所以初出茅庐，便爆得大名，乃是树起了一面浪漫主义的大旗。从法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既有伏尔泰的理性主义，也有卢梭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是启蒙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对理性主义的反动。《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代表了五四运动中理性主义的主流，这一主流到了1920年代，受到了来自激进与保守的双重夹击。保守一面来自“新派中的旧派”，哈佛归来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等人创办《学衡杂志》，继承白璧德的新古典人文主义精神，狂批胡适学问的浅薄，不知天高地厚反传统。而激进的一面则来自创造社的浪漫主义。
在浪漫主义者看来，人不是受到自然因果律支配的模式化的理性动物，人是有个性、有情感、有意志的。从上帝、天命与各种社会网络中解放出来的人，是一个顶天立地大写的人，自我就是宇宙，自我就是上帝，自我比世间一切万物都要伟大。郭沫若在《天狗》中气吞山河地狂吼：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世界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全世界能量的总量。
此刻，郭沫若似乎是尼采与王阳明双重灵魂附体，将尼采的超人意志与阳明的“我心即世界”融为一体，一个包容了宇宙、自然、上帝的自我喷涌而出，巍然屹立在五四的中国。自我，在传统中国何其渺小，总是被各种“网罗”压抑，个体的“小我”被家国天下的“大我”吞噬。郭沫若的一声狂吼，激动了千万年轻人的心灵，让他们发现，原来在理性人之外，自我还可以如此浪漫，如此有激情：我就是宇宙！我就是上帝！一瞬间，原先膜拜胡适的激进青年，读了《女神》之后，都如痴如醉，跑到郭沫若一边，成为他的铁粉了。
浪漫主义者有破坏的热情，更有创造的激情。他们总是将世界分为黑白分明的两端，旧世界是黑暗的、堕落的，必须毫不怜悯地全盘打碎；新世界是光明的、向善的，值得毫无保留地张臂拥抱。在破坏与创造之间，全赖意志的坚决与激情的燃烧。浪漫主义其实是价值虚无主义，他不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比自我更高的实在价值，我就是世界，我就是造物主，我就是创造意志本身。哈佛大学的李欧梵教授说郭沫若在《女神》里面是一个泛神论者，其实郭笔下的真正的神就是自我，那个与宇宙相通的自我。他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言中豪迈地宣布：“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皆是自我的表现”。这个自我，是一个孤独求败的英雄，既有尼采式的权力意志，也有拜伦、雪莱式的破坏热情。郭沫若的内心充满了对英雄的崇拜，先是崇拜自己，接着，将崇拜比自己更强大的救世主。
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有三个浪漫主义团体，创造社、太阳社和新月社。新月社是贵族式的浪漫，徐志摩内心膜拜的浪漫主义英雄是拜伦；而创造社、太阳社是平民的浪漫，比较起拜伦，他们更崇拜的是社会主义者雪莱，郭沫若说过：拜伦“这位英雄诗人对于我的吸引力没有他的友人雪莱来得强烈。……记得是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30岁的拜伦的死不算夭折，因为他的发展可以成为我们的敌人；而28岁的拜伦的死却是损失，因为我们失掉了一个朋友”。
创造社从前期的浪漫主义走向后期的社会主义，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浪漫与革命，对于知识分子革命者来说，是同一回事。太阳社的蒋光慈对郭沫若说：“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这话深得郭沫若共鸣，觉得就是自己的内心声音。
贵族的浪漫主义来自于爱，而平民的浪漫主义常常出自恨：愤恨上层贵族精神，愤恨社会的不公平，愤恨自己的怀才不遇。创造社诸人都是留学日本的穷学生，郭沫若虽然拿着留洋官费，却要养活日本妻子和三个孩子。他自负又自卑，傲气与自卑混杂在一起，让他痛苦不堪：“我当时实在是有些躁性狂的症候，领着官费，养着老婆儿子，实际上不外是一条寄生虫，而偏偏要自比屈原！”他因此也变得格外的敏感。田汉从东京到福冈去看他，正是他的次子出生的第三天。诗名显赫的《女神》作者一边在厨房烟熏火燎地烧菜，一边与田汉聊天。郭沫若对田汉说“谈笑有鸿儒”，恰好安娜下楼来为婴儿洗澡，田汉即兴地半开玩笑回一句：“往来有产婆”。这一下尖锐地刺痛了郭沫若的自尊心，“感到受了不小的污蔑”，心里抱怨：“我假如有钱，谁去干那样的事？”后来，郭沫若回上海的时候，胡适约徐志摩到他家里去看望，见他手里抱着孩子，样子甚为狼狈。出门后胡适对徐志摩悄悄地说：郭君“以四手两面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以其狂叛自居”。
浪漫主义者在世俗人生中如此窘迫，愈发激起郭沫若心理的扭曲：因狂妄而自卑，因自卑而仇恨，因仇恨而更狂妄，满世界似乎都是自己的敌人。郭沫若因《女神》而一夜暴得大名，但主流社会并不因此接纳他。商务印书馆是文学研究会的阵地，创造社无法染指；出版《创造》杂志的泰东书局又在经济上盘剥他们，郭沫若感觉自己只是一个卖文为生的文人，哀叹“我自己是充分地受过封建式教育的人，把文章来卖钱，在旧时被视为江湖派，是文人中的最下流。因此，凡是稍自矜持的人，总不肯走到这一步”。北大教授刘半农博士在《语丝》上嘲讽他是“上海滩上的诗人，自比歌德”，敏感而自卑的郭沫若竟然从“滩”字上读出了弦外之音，认定刘博士深得春秋笔法，是在讽刺自己只是一个“跑滩匠”的江湖派文人。他承认“人在落魄的时候，也有如有甚么伤痛的神经一样，感受性是倍加锐敏的。小小的讥刺可以惨于蜂虿”。他浪漫归浪漫，其实很有点世俗心，因而无法释然，难以超脱，终日忿忿不平。田汉的舅父易梅园先生对郭沫若有一句入木三分的评价，说他“很有诗人的天分，但可惜烟火气太重了”。
浪漫而不超脱，就只有革命一途了。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除了渴望向上流动的“烟火气”之外，还有一些形而上的精神理由。创造社后期转向了拥抱马克思主义，但郭沫若接受的马克思，不是那个写《资本论》“成熟的马克思”，而是充满了浪漫主义反抗精神、追求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青年马克思”。因为处于被压抑的底层，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含有强烈的民粹主义成分，那篇充满喷薄之情的《匪徒颂》，讴歌的都是那些反抗时代的革命英雄，从克伦威尔、华盛顿，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诗人郭沫若崇拜改朝换代的个人英雄，他相信神就是自我，自我就是神，但这个自我未必是他本人，而是一个拥有更强大权力意志的普罗米修斯。传统的圣人情怀与西方的英雄崇拜在郭沫若的心中交织在一起，他放眼世界到处寻觅心中的偶像，最后定位在平民革命的苏俄，在大魔王列宁身上发现了自己心仪的普罗米修斯：“他灼灼的光波势欲荡尽天魔/他滚滚的热流势欲决破冰垛/无衣无业的穷困的兄弟们/受了他天上盗来的炎炎圣火”。列宁之后，他又寄情于斯大林、毛泽东，甚至借古喻今，不惜为商纣王、秦始皇翻案，他说，历代都说纣王是一个“暴虐无道”、“荒淫无耻”的昏君，这是不公平的，纣王实在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相貌端正魁梧，古代中国的统一，其实是由纣王开启端，秦王收其果。背着千古骂名的商纣王、秦始皇，何其冤枉！
在郭沫若的眼中，没有是非善恶。只有枭雄豪杰。价值上的虚无主义，让他拜倒在强者的权力意志之下。他曾经痛骂过鲁迅，但鲁迅一旦被中共树为左翼文化界的精神领袖，郭沫若的口径变了，他赞扬“鲁迅始终是为解放人类而战斗一生的不屈的斗士、民族的精英”。到了晚年，甚至赖掉了曾经以“杜荃”的笔名骂过鲁迅，朋友问他是否用过这个笔名时，他吞吞吐吐地说：“我用过杜衡、易坎人……的笔名，杜荃我记不起来了。”
鲁迅过世之后，经周恩来提议，中共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担当中国文化界的领袖。一旦摇身一变为左翼文化的旗手，原本自卑的自我便膨胀为真理的化身、宇宙的大神，在文坛上若有哪个开罪了他，或看谁不顺眼，郭沫若会以那支无比刻薄、霸气的利笔，携着权力的雷霆万钧之力，将对方横扫，决不手软。最出名的是1948年他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战斗檄文《斥反动文艺》，像当年对待鲁迅那样，将沈从文、朱光潜和萧乾三位本来还算不上反动的中间知识分子，骂了个狗血喷头。
沈从文开罪郭沫若，始于1930年发表的《论郭沫若》一文。沈从文有一点“乡下人”的迂直，他直言不讳地说，郭沫若是一个诗人，情绪是诗的、动的、反抗的，但写小说不行，他没有这个本事，因为他不懂得节制，不能节制的结果就是废话。郭沫若只适合写一篇檄文、一篇宣言，一纸通电。读了初出茅庐的沈从文这番话，可以想见自负的郭沫若会如何地大光其火。更要命的那个“乡下人”还将郭沫若与鲁迅比较，说鲁迅“凭了那一副世故而冷静的头脑，把所见到感到的，仿佛毫不为难、那么准确画了一个共通的人脸”，而郭沫若没有这本事，他“永不放弃那英雄主义者的雄强自信，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这几乎把参加过北伐的英雄描绘为一个投机时代的变色龙了，郭沫若焉得不记恨！再加上之后几次文坛上的论争与摩擦，到了1948年大局鼎定之际，郭沫若等到了秋后算账的机会，他将沈从文归为“桃红色”反动作家的代表，说“他们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文化旗手郭公的这番判决，决定了沈从文下半辈子的命运，让他从此脸上刻上了红字，被逐出文坛，流放到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了。
美学家朱光潜与郭沫若本无交恶，为了找一个“蓝色”反动作家的典型，郭沫若硬将他拉来当替死鬼。郭承认，之前他连朱的书一本都没有读过，只是临时找了一篇朱的文章，便由此判了葫芦案。郭沫若在文中提到一则当年在重庆流行的传说，宋美龄找冰心谈话。宋问：“国民党中为什么没有一位女作家”？冰心回问：“国民党中又有哪一位男作家”？郭沫若借题发挥，阴森森地说：“冰心在回问时恐怕疏忽了一点，国民党是可以有一位男作家的，那便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朱光潜教授了。”郭沫若将这位“蓝色”反动作家与蓝衣社扯在一块，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在新政权建立的第二个月，朱光潜与冯友兰一起，成为最早在《人民日报》被迫作自我检讨的文人学者。
第三位萧乾也是躺着中枪。这位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年轻人，因为《大公报》报道田汉50大寿被老板批评，于是不知天高地厚，写了一篇社评，批评“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习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筵席，尤令人感到暮气”。他提出要割除文坛上的元首习气，大家埋首创造几部硬朗作品，这一下大大开罪了“文坛元首”郭沫若。50岁便称公称老，大摆筵席庆祝，郭公乃是始作俑者，也是党组织布置的政治任务。如今被影响全国舆论的《大公报》批评，郭沫若便以“没有节制”的诗人气魄，将全部怒火发泄到萧乾这个小毛孩身上：“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 / 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 / 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 / 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1957年萧乾被打成右派，最重要的罪行之一，就是当年郭沫若举证的莫须有的“鸦片”与“贡烟”。
1949年之后，旗手郭沫若集无数荣誉于一身：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与毛泽东是诗友，经常互相唱和，是毛主席诗词的权威解读者。然而，郭沫若深知，那么多的荣誉，并非意味着权力，自己只是文学侍臣而已，他小心翼翼，紧跟变换莫测的形势；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伟大领袖和文化大革命。解读与唱和毛主席诗词，更是如履薄冰，容不得半点差错。
1959年，郭沫若答《诗刊》记者问，批评诗刊主编臧克家不懂旧体诗，解读不了主席诗词，是外行。他以权威人士的姿态，解读毛的新诗《送瘟神》，其中两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郭沫若卖弄历史知识信口开河：“从前周穆王的八骏日行三万里，不劳动的人一天坐着就跑了八万里，这不是比周穆王还要抖？……旧时代有整夜不睡觉贪图欢乐的人，被地球带着公转，在夜里可以看到无数的银河，这不是比唐明皇游月宫还要抖？”然而，“不劳动”、“整夜不睡觉贪图欢乐”无意之中触犯了最高领袖的尊严，郭沫若吓得半死，马上在《人民日报》上检讨，低声下气地说自己“在逻辑上有问题，实在是失诸穿凿”，总算躲过一祸。
越是接近权力中心，越是高处不胜寒，郭沫若对此心知肚明。文革大幕拉开，郭沫若诚惶诚恐，公开发言主动表示：“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的儿子郭世英被中国农业大学造反派绑架关押，当晚郭沫若要参加一个宴会，会见到周总理，夫人于立群再三恳求，要他向总理求救。郭沫若在总理身边坐了一个晚上，内心是天人交战，却一直不敢开口。几天之后，噩耗传来，儿子被造反派活活整死，人反绑着从三楼的窗户飞出，肝脑涂地。于立群痛不欲生，痛骂郭沫若怯懦自私，郭低着头，半天不说话，最后迟迟疑疑地说；“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为了自保，他将亲生儿子作为祭品，献了出去。
一个20世纪中国难得的大才子，从“流氓”玩起，最后几乎被自己玩死。自己的名字，死后究竟会列在文人祠，还是弄臣榜？通读历史的郭沫若临终前想必为此而不寒而栗。难怪，按照他的意愿，他的骨灰没有留在八宝山，而远离都城，撒在了大寨的虎头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