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美国高盛公司在其《迈向2050年》的报告中提出，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金砖四国”(BRIC)到2050年将进入全球经济前六强的行列。同年，哈佛大学的塔伦·凯纳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表《印度能否超过中国》一文，在学界引发新一轮“龙象之争”探讨热潮。两年后，高盛公司的新报告又做出预测，中国将在2040年超过美国，而印度将在2033年超过日本。发生在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中的经济增长，更成为今年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心议题。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论坛上发表演讲指出：“印度和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可能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并列成为过去一千年三大重要经济事件。”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正越来越受到全球各方的关注。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路径？对此，我们大致从以下三方面来加以分析。
一、中印走向市场化的道路不同
经济增长需要通过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才可能发生。但是，由于国情不同，中国和印度走向市场化的道路存在很大差异。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基本制度的计划经济，而印度在其改革开放以前所实行的则是以私有制为基本制度的计划经济，这种根本制度上的差异导致了这两个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必须选择不同的改革道路。
对于中国而言，要想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首要的任务便是进行所有制的改革，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正式引入产权和私人企业制度。这项改革最初从农村开始，然后迅速在整个经济领域中得以推行，奠定了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基础。根据世界银行估算，仅仅是在1978至1984年间，由于中国政府在农村进行改革，中国农业产出提高了四十二个百分点。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增长与产权改革与私人企业的发展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性。综观今日之中国，什么地方民营经济发展得越好，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就越快，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就提高得越快。因此，尽管再分配可以缓解不同地区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矛盾，但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方法可能还是产权和其他相关制度的改革。
由于印度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广泛存在着数量众多的私人企业，因此，对印度来说，其通向市场化的道路就是放松政府管制、大力推进经济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就可以了。印度大致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减少贸易限制的改革，但是真正的自由化改革1992年才开始。1991年，印度平均关税为83%，但到了1998年已降低了30%以上。贸易自由化导致激烈的市场竞争，这种竞争不仅来自国内，而且还来自国际社会，其结果是大幅度提高了印度企业的生产率，并且还显著减少了印度企业关门倒闭的现象。结果，从1992年至今，印度的GDP已经翻了一番多，人均GDP提高了近4倍，并且，印度也非常显著地减少了贫困。
不管走向市场化的方法有多大不同，中印的改革有一点却非常相似，那就是谨慎采取了渐进改革，从而成功避免了那种频频发生在前苏联和中东欧计划经济国家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动乱，以及因为社会动乱而造成的经济衰退。
二、中印对外开放的模式不同
再从对外开放模式看，两个国家也存在相当显著的差别。就中国而言，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式是出口导向和引进外资，而印度则采取了对外投资与自由贸易的方式。原因就在于两国对外开放所面临的初始条件完全不同。
在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中国的初始条件是：有数量庞大的过剩劳动，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也没有真正的企业家，并且还是典型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中国经济必然具有以下一些特征：第一，劳动几乎无限可供给；第二，内需因为过剩劳动和农村居民数量过大而严重不足；第三，中国城乡居民虽有很高的储蓄倾向，但是由于企业和企业家的高度稀缺而不能把国内的储蓄有效地转化成为生产性的资本来增加国民财富和居民收入。这样，中国的对外开放只能采取出口导向和大规模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模式。通过采取积极的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其方法是人民币汇率贬值(1994年)和出口退税，中国有效解决了由内需不足而造成的生产过剩问题。通过引进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有效增加了投资总额，而且还激活了市场竞争，激发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促进了中国企业制度的改革。所有这些由对外开放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使得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增长。
当印度开始改革与开放时，它所面临的初始条件是：有更好的企业制度和金融体系；但是，劳动力素质不高(文盲率要达到40%以上，很大程度上与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有关)，基础设施非常糟糕，政府效率低下。面对这样的初始条件，印度的选择只能是对外投资和自由贸易。假如把素质较差的劳动力和糟糕的基础设施结合考虑，就会发现，印度是没有能力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的，同时，只要印度本国的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也将面临优质劳动力供给不足和基础设施供不应求的发展瓶颈，而这正是印度制造业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并且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为数很多的印度企业要到海外投资的原因所在。
当我们把印度分散和缺乏效率的政治体制与其基于种姓制度之上的精英教育体制结合起来，再加上由于英国殖民而留下的语言遗产，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印度为何无法采取鼓励出口的发展战略，并且在政府无法作为的自由化贸易战略中自然而然走上了参与全球计算机软件业外包式国际分工的道路。道理很简单，因为印度的精英教育制度培养了足够数量从事计算机软件外包生产的熟练劳动力与大批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再加上语言的便利，以及软件业的发展无需发达的基础设施的支持，所以只要印度对外开放，就很容易被跨国公司组合到全球计算机软件设计和生产体系中去，而中国却因为存在语言等方面的障碍，这方面反而没有比较优势。而制造业就不同了，它不仅需要素质高且成本低的劳动力，还需要比较发达的基础设施提供硬件支持，更重要的是，除了率先发动工业革命的英国外，几乎每一个通过发展制造业而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国家，在其制造业发展的早期都需要政府的适当保护和有利的出口支持，德国工业化早期曾经盛行李斯特主义，美国在走出工业化发展的第一步时所遵循的是同样具有重商主义色彩的汉密尔顿主义，日本和东亚诸经济体能够成为规模不等的制造业生产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得到政府出口补贴等经济政策的支持。然而在印度，因为政府不作为，看不到国家对制造业的支持，结果，不得不采取的那种自由主义贸易政策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印度制造业难以有生存和发展空间。
在此，我们有必要澄清两种已广为流传、却并不正确的观点。
第一，有许多人认为，从事国际软件业外包生产的印度要比从事大规模制造的中国更有发展潜力，因为在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印度似乎要比中国处在科技含量更高的国际分工层次上。在我们看来，这样的观点并不正确。首先，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其实都处在国际分工的底端，这是由两个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所决定的，区别在于中国处在国际制造业分工的底端，而印度则处在国际软件业分工的底端，这种区别归根到底是由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其次，中国制造由于具有较长的产业链和更大的产业溢出效应，从而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带来更为公平的经济增长；相反，印度软件生产的产业链相当短，产业溢出效应也比较小，因此，印度的软件生产只创造了有限的就业机会，并且还发生了“软件新贵”与普通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上的巨大鸿沟。
第二，还有许多人认为，印度在基础设施上的供给不足是可以得到弥补的，但中国在制度与技术等软实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将是难以克服的，因此，长期看，印度的发展潜力要大于中国。对于这样的看法，我们也不能赞同。不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往往都同时面临着双重制约，既有软性制约，如制度和技术，又有硬性制约，如基础设施等。问题在于，在以上两种不同制约因素中，究竟何种制约因素对经济增长构成了更大障碍？世界银行2005年度世界发展报告通过调查研究表明，在构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各种制约因素中，名列首位的并不是制度、技术和金融体制等软性因素，恰好是人们通常都认为并不重要的基础设施。道理很简单：基础设施是刚性的，并且是不可能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但是技术却可以引进，制度则可以借鉴，它们都可以借助由“干中学”而产生的学习效应来加以改进或改革。而这正是软性制约因素要比印度更多的中国为何会比印度发展得更快的原因所在。
三、中印经济增长的道路不同
历史上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遵循人们所熟悉的增长道路，即：第一步摈弃农业、转向制造业；再后来则转向服务业，并以此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也会有一部分国家会直接从农业生产国转向以服务为基础的经济。将中印的经济增长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中国是沿着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发展道路循序渐进的，而印度则部分采取了后一种经济增长道路。这可以从两国经济的产出结构及其增长速度上明显地观察到。
众所周知，中印的禀赋特征非常相似，可是中印的经济增长道路为何还会产生重大差别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中印的投资和商业环境加以比较。因为即使两国的禀赋相似，但如果投资与商业环境存在较大差异，那么仍然有可能走上不同的增长道路。
1、从投资环境看，中国有比印度更好的基础设施，因此，中国要比印度更适合发展制造业。
至于中国为何会比印度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其原因在于中印的财政结构完全不同。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商品和服务税，其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印度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则主要来自所得税、利得税、资本收益税和国际贸易税，而其支出则主要用于国内外债务利息的支付，大致要占到其支出总额的30%左右(2003年数据)。如此巨大的结构性差异，必定会使印度国内的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
由于中国的所得税主要归地方所有，因此地方政府就有强大动力去招商引资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并尽可能地用税收收入去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中国的地方政府必须为改善投资环境而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这种投资费用先是通过土地批租或银行借款来筹措，进而是通过由产业发展所造成的税基扩大而征得。但是，这样的动力在印度的地方政府中是很难找到的，因为印度的地方政府明显缺乏这样的税收激励。此外，再考虑到印度的土地基本上归私人所有，地方政府很难以土地批租方式来筹措改善投资环境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投资。
印度政府财政收入高度依赖各种所得税，在经济发展以前政府的税收收入在数量上就必定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政府为了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就只得举债(包括内外债)。然而，在动态中，这一举措又会进一步恶化政府的财政结构，因为下届政府的财政支出必须用更多财政收入去归还上届政府债务的本金和利息。中国的情况则刚好相反；中央政府通过各种流转税、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批租或银行借款可以筹措足够的收入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而在动态过程中又可以通过投资环境改善达到吸引外资流入、并将政府支出进一步挤入基础设施投资的良性循环过程。
2、从商业环境看，也是中国在总体上要比印度好得多。
在创办企业以及财产登记注册所需要的时间方面，中国都要比印度好许多。在反映企业雇用职工的僵化指数中(其取值范围为0-100)，印度则要比中国高出18个指数点(这个数值越高，表明其劳工市场越僵化)，中国的数值为30，而印度的数值则高达48；在中国，处理破产企业所需要的时间平均为2.4年，而在印度则需花整整10年。
商业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中国企业可以投资于规模较大的制造业，而印度企业则更愿意投资于小规模的服务业，因为投资于大规模的制造业，一旦经营出现问题就会因为僵化的劳工市场和旷日持久的破产程序而陷入无路可退的绝境。
中国的商业环境要比印度更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而中国的商业环境之所以要比印度更加优越，其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因为中国事实上存在着地方政府之间极其激烈的、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而展开的争夺企业的竞争。并且，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竞争，反而使得政府的租金率大幅下降，腐败行为也会因为竞争而趋于减少。竞争出效率在这里同样是正确的。
3、从劳动力市场看，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在总体上也要比印度好得多，所以中国就要比印度更加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
我们先来看中印在居民接受教育机会上的差异。2003年在中国，小学教育的总入学率为116%、中学为67%、高等教育为13%，但在印度，同年的各类总入学率都要低于中国，其中小学的总入学率为99%，中学为50%、高等教育为11%，从而呈现出比中国更为明显的、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才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再从教育成果看，中国2002年成人的识字率男性为95%、女性为87%，青年识字率男性和女性均为99%，但是在印度，相应的数据则为68%、45%，以及80%和65%。正是这种差异使得中国更加适合发展制造业，而印度则无何奈何地选择了服务业。
正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那样，服务业通常总是可以分为高端与低端两种不同类型的部门，前者如金融与贸易等，后者如商品零售与交通运输等，所以在服务业中就业的可以是高级人才，也可以是素质较低的普通劳动者，也就是说，服务业所需要的劳动者并不一定都是均质的。但是，制造业所需要的却是比较均质的劳动要素，特别是在制成品生产部门，通常所雇用的都是训练有素的职工。所以，在劳动力素质平均水平较高的中国，制造业获得了极为充分的发展，而在劳动力素质平均水平较低的印度，制造业发展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在印度，与其教育结构比较相匹配的、既可以接纳低素质劳动力、又可以吸收高素质人才的服务业却得到了相对较快的发展。
由此，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中印为什么在对外开放方面也会有如此的差别。从统计数据可知，2003年中国货物贸易占GDP比重达到60.1%，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占GDP比重为4.5%。印度的这两个比例都要低得多，前者仅为21.1%，后者则只有微不足道的0.8%。虽然印度商业服务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率高达44.7%，而中国只有10.6%，但是考虑到中国的产出和出口总量，中国商业服务的出口总量仍然要大于印度。总之，无论从商品贸易、服务贸易，还是从外国直接投资等数据来看，中国的对外开放度都要比印度大得多，而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拥有规模巨大且高度参与国际分工的制造业，而印度却只有以满足内需为主的服务业，因为服务部门的很多产品都是不可储存的非贸易品。正因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度要大于印度，所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要比印度更大，不仅如此，中国从外部世界得到的资源和知识也就自然要比印度多得多，而这也正是最近十年来中国为何在世界上比印度更加有影响、经济增长比印度更快的原因所在。
经过以上比较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些认识：发生在中印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别与其说是经济增长速度上的，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模式上的，因此如何选择一种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始终是摆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考虑到一国在选择经济发展模式时必定会受到各种存量制度因素和资源禀赋的制约，所以，为了找到一种更加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制度改革与技术创新是必需的。
华民，1950年出生于上海。1978年2月始就读于复旦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到华东师大任教，1990年考入复旦大学攻读世界经济专业博士学位，1993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国际经济学、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研究与教学工作。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兼世界经济系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咨询专家等。出版《西方混合经济体制研究》、《转型经济中的政府》、《长江边的中国》等学术著作12部，《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教程》等教材4部，在国内权威与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400篇。（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