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非常巨大，高增长不可能就此结束
自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遭遇到了短期瓶颈，经济增长因此而趋于下行。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瓶颈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投资回报率下降，遏制了投资的增长；第二，出口下降，导致总需求下降；第三，劳动成本持续提高，严重挤压企业利润，致使生产性资本流向虚拟的金融领域，而这极有可能转变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障碍。
面对经济增长减速，有一种观点正在迅速地被人们所接受，那就是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时代结束了，我们将进入一个低速增长的新时期，人们必须适应这样一种“新常态”，而不要刻意去追求不可企及的高增长。但是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把短期问题与长期问题混为一谈了。
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从传统农耕经济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大致都会有长达上百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期，原因就在于经济增长处于转型期的国家都具有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它们分别是：来自于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巨大投资机会；以及通过对外贸易获得的“干中学”效应。中国从改革开放至今，转型发展不过才30多年，高增长不可能就此结束。
第一，中国农村还存在着数量极其可观的潜在劳动力，如果中国能够把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美国的水准，按照可耕地占世界可耕地的比重来算，中国只需要投入500万到800万农村劳动力就足够了，这样中国就有足足6亿人口需要进城，至少有2亿劳动人口可供城市工业部门雇佣。
第二，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农村人口占比高达50%以上，然而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农村人口占比一般都在2%左右，所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远未结束。
第三，中国的工业化正处在从简单加工制造向重化工发展阶段演进的关键时刻，工业化发展空间依然巨大。
第四，中国与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差距虽然有所缩小，但“干中学”的机会几乎遍及各个经济领域。
第五，资源约束可以通过进口和技术进步来加以突破，环境恶化可以通过治理来加以解决。当下发生的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根源在于“管而不治”，只要政府采取积极的态度加以治理，环境并不会构成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瓶颈。由上可见，维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非常巨大，怎么可能就此步入像“新常态”论所说的那种低速增长的阶段呢？
中国也无法接受低速的经济增长
进一步而言，目前中国不仅没有进入所谓的“新常态”，而且也无法接受低速的经济增长，其理由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从存量角度来看，中国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仍然极其巨大，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也处在历史高位。假如没有快速的经济增长，我们既不能解决就业问题，也无法让房价软着陆，从而对没有工作机会的贫困人口和已经拥有房产的居民来讲都会产生巨大的风险。
第二，从流量的角度来看，假如没有快速的经济增长，我们将不可能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根据国务院规划，在“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将新增就业4500万人，转移农业劳动力4000万人，这意味每年必须保持4%左右的新增就业率。如果按照新常态增长，以6.5-7%的实际增长减去4%的就业增长率，那么每年就仅有2.5-3%的净增长，按此增长率，中国已经就业的存量人口之收入要想在目标期内翻一番是不可能的。
第三，再从国际视角来看，尽管中国尚未开放资本项目，但经常项目和监管盲区下的资本跨境流动规模非常巨大。只要中国经济增长减速，那么原先进入中国套利套汇的短期资本就会迅速撤离，由此带来的流动性冲击极有可能触发中国的金融危机。
由上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两个基本结论：第一，中国仍有巨大潜力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第二，刻意降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带来灾难性结果。
中国并未迎来“刘易斯拐点”
为了能让中国重返经济快速增长之路，我们首先需要走出“新常态”论的理论误区。“新常态”论的主要理论依据有二：第一，从内部经济来讲，“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使得中国不再可能保持两位数以上的经济增长；第二，从外部经济来讲，中国出口市场的增长潜力已尽，中国不再可能以出口为引擎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于是，为应对“刘易斯拐点”和“出口拐点”到来所产生的冲击，主张结构调整和刺激内需的政策建议逐渐成为主流。所以，错不在政策本身，而是在于推导出以上政策建议的理论。
“刘易斯拐点”是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必定会发生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更替。这种更替过程中会出现两个拐点：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工业部门全部吸收后出现的工资上涨的拐点；二是城乡完全一体化后出现的经济增长的拐点。在第一个拐点到来之前，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人口红利，在第二个拐点到来之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工业化红利，如果同时对外开放，那么还将获得参与国际竞争的学习红利。很显然，就中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数量依然非常巨大的实际情况看，中国尚未到达刘易斯第一个拐点，怎么可以据此来调整经济结构呢？
凡是主张刘易斯第一个拐点已经到来的观点，尽管可以在统计数据上得到支持，但是在理论逻辑上则是错的。其第一个错误在于把存量问题与流量问题混淆了，即把出生率下降和老年人口增加的流量变化，错当作存量剩余劳动人口的减少，完全不顾中国还有一半左右人口生活在农村，从而可以继续提供剩余劳动的事实；其第二个错误是从工资上涨的现象中倒推出中国剩余劳动已经趋于枯竭的结论，然这是非常不可靠的，因为工资上涨可能是由于剩余劳动枯竭所致，也可能是因为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扭曲性干预所致。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所出现的工资持续上涨现象主要是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实施扭曲性干预所致，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在原有工资水平下的有效劳动供给趋于减少，但这绝不意味着剩余劳动已经完全消失。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到来以前，调整经济结构会带来巨大风险，因为由结构调整导致的产业升级，会让大量仍然滞留在乡村的剩余劳动再也没有获得社会就业的机会，于是贫困将会与他们长期相伴，社会将会因此而失去稳定性。当然，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来帮助他们，但这又会导致全社会效率的牺牲。总而言之，只要不让剩余劳动找到就业机会，社会就将没有最优解。
中国出口市场的潜力依然极其巨大
接着我们再来分析中国出口市场是否扩张潜力已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出口对于中国来说为何重要？就中国目前农村人口还占总人口的一半而言，中国的内需相对于产出来说是严重不足的，处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农民受生产率和生产方式的制约，基本上是属于自给自足型的。此外，受中国自然资源有限和人力资本供给不足的制约，中国在国际分工中选择了加工制造，凡是制造业都具有最小盈利规模的约束，即生产规模若是达不到一定的批量，就会因固定资产不能摊薄而造成亏损。把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综合起来，就不难发现两者在封闭经济下是难以达到平衡的，必须采取积极的出口推动政策，才能有效解决中国所面临的“过剩产能”问题。其实，就国际贸易原理来讲，只要是可贸易的商品，本来就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它们的生产和交易本来就是国际化的。但是，中国一旦走上出口导向的发展之路，那么顺差就将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见，中国的贸易顺差归根到底是个结构问题，而不是个价格（汇率低估）问题。
在弄清楚中国为何需要依靠出口来拉动解决增长的道理之后，接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的出口市场是否已经达到饱和状态，不再具有扩张的潜力？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第一，从WTO提供的世界与国别贸易统计数据来看，全球贸易已经恢复到了国际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以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美国的数据来看，其进口还创了历史新高。
第二，危机后中国出口增长率的下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升值所造成的。从美国市场来看，中国已经成为高成本国家，伴随着成本提高而来的自然是订单的流失，而这些流失的订单主要被墨西哥和越南等国所获取。
第三，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形成，使得各国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程度空前提高，以致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很难再采用类似于1929年大危机爆发后的贸易保护政策来保护本国的国内市场。因为采取这样的政策一定是损人又损己，所以各国拯救危机主要采取的是国内经济政策，如扩张财政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尽管也有部分主权国家采取了一些非关税类的贸易保护政策，但全球的关税水平并未出现上升的趋势，这也是全球贸易能够迅速得以回升和增长的主要原因。
第四，如果考虑到中国还有农业、金融服务以及国有企业垄断部门尚未开放，那么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依然非常巨大，因为只要我们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改革，就会再次创造出巨大的贸易机会。道理很简单，贸易是双赢的，只要中国开放目前仍受管制的市场，给别国产品以出口的机会，那么他国通过出口获得的收入又会反过来成为购买中国商品的收入来源。
过早地调整经济结构、转向内部市场将使中国经济增长陷入难以扭转的困境
结论是简单的，中国并未迎来“刘易斯拐点”，中国出口市场的潜力依然极其巨大。过早地调整经济结构、转向内部市场将使中国经济增长陷入难以扭转的困境。在农村剩余劳动被城市工业充分吸收以前就调整结构，会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固化。放弃国际市场，走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之路，就像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一样，不可能增加财富总量。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为刺激内需而提高工资水平，不是造成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就是迫使企业减少雇员，由此导致的失业增加反而有可能造成总消费水平的下降。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短期内应采取的正确方法应当是：第一，通过建设面向农民工的廉租房和职业培训等方法补贴农民进城务工，借以达到优化劳动力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之目的；第二，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并通过有效控制人民币汇率升值（最好是贬值）来创造和促进对外贸易。从长期来看，则应通过增加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投资以及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将来的经济转型做好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准备。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来源：人民论坛2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