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9年政府采取前所未有的救市措施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便出现了明显的减速趋势，对此国内外经济学家有不同看法。但诸多解释并不具有说服力。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加以梳理，以便从中找到正确的答案，采取有效的方法来应对经济下滑的风险。
自从2009年政府采取前所未有的救市措施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便出现了明显的减速趋势，对此国内外经济学家有不同看法。国外经济学家的主要看法是，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不力，消费占GDP 的比重偏低，依靠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国内经济学家的主要看法是，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到，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经济增长减速。这样的解释并不具有说服力。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加以梳理，以便从中找到正确的答案，采取有效的方法来应对经济下滑的风险。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
1.中国经济的新古典增长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靠什么？靠的是出口推动的新古典增长。
中国是一个缺乏内需的国家，改革开放的时候农村人口高达79%，城市人口仅为21%，就是到现在，中国的农村人口还在50%左右。在这种背景下，工资增长受到了压制，而生活在乡村的居民又倾向于自给自足，以致当中国经济因改革开放而起飞时，便遭遇到内需不足的瓶颈。于是便需要通过出口来平衡由于产能释放而形成的“过剩产品”，中国因此而走上了由出口推动的新古典增长之路。
在此，有必要对新古典增长稍作阐述，如用等式表示，可以写为：Y = A ? L а ? K（1-а）。式中的Y是GDP，A是全要素生产率，L是劳动供给，K是资本供给，式中的上标分别代表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这个等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古典与古典的经济增长相比关键在于多了个代表全要素生产率的A。
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解放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足有三亿多农民工进城打工。根据实证研究，他们从报酬递减的农业进入到报酬递增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大致可以提高20倍左右，于是式中的A便大幅提高。在资本供给方面，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大致有3万亿美元的FDI进入到中国，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还产生了巨大的技术溢出效应，这也导致A的大幅提升。丰富的劳动力和资本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经济上的“化学反应”，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从而让中国走上了高速增长之路。
更为重要的是，至少在2004年以前，政府与市场基本上处在“蜜月”中，从统计数据和体制变化的角度都可以得到这个基本判断。1979年改革开放后，政府采取了正确的促进出口的政策，为释放的产能找到了市场空间，具体来说是：第一，长期推行固定汇率制度，有效规避了汇率风险；第二，在1994年对人民币实施了官方贬值，从而大幅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第三，在2001年加入了WTO，从而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贸易壁垒。因为有了这样的政策配合，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
2.新古典增长带来的问题
新古典增长产生了三个问题：
第一是报酬递减。面对这一问题，政府应该做的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首先是要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因为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全世界都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农村提供的是自由散漫、没有纪律的民工，而工业社会需要的则是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所以必须加以培训。在这方面全球做得最好的是德国，德国有全世界最好的职业教育。中国职业教育非常落后，对农民几乎没有做过像样的培训，所以遇到报酬递减问题时就很难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对冲。其次，在教育发展序列上，应当优先发展职业教育、技术教育，然后才是高等教育，但是在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方面，我们的投入远远不够，有限的经费投在了不能提高生产率的应试教育上。由于人力资本供给不足，又不恰当地推出结构调整的政策，由此产生的产业紧缩效应，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经济增长的下降。
第二是收入差距扩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要素的收入差距在扩大，资本的收入增长普遍要高于劳动的收入增长，这主要是由要素的稀缺性决定的，由于劳动要素相对资本来说过于充裕，所以劳动报酬一定是低的，如果真要解决资本与劳动这两种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关键在于改变它们相对的稀缺性，而这只有通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政府若是采取转移支付的方法不仅是不经济的，而且也是不可持续的；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因为有户籍制度，农民进城受限，只能在乡村从事报酬递减的农业生产，故而与城市居民收入进一步拉大；区域收入差距在扩大，主要是东西部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是造成这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东部地区濒临海洋有贸易的机会，西部远离海洋没有贸易机会，所以能够进入国际市场获得发展空间的必是有贸易机会的华南、华东地区。怎么解决这两个问题呢？关键在于人口自由流动，只要人口可以自由流动，那么收入便可均等化，就像商品的自由流动必导一物一价一样。但现在的户籍管理制度、再加土地国家所有，使得区域和城乡之间的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由此造成的后果一定是收入差距扩大。所以，政府最应该做的是推行能够让要素、特别是人口自由流动的改革，但实际的应对政策却是收入再分配和转移支付，这就牺牲了效率，提高了税收，而且对于解决收入差距扩大效果不大。
第三是贸易顺差。贸易顺差应该通过什么办法来平衡？最好的办法是贸易自由化，通过贸易创造来缩小贸易顺差，比如说取消贸易保护，开放金融市场、开放服务业、开放国有企业垄断的市场，给贸易伙伴国的企业以同等的准入机会，贸易顺差就会减少。但是，在以上所列的领域中都有既得利益者，从而使得上述领域的改革与开放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要减少贸易顺差就只剩下两条路：要么是人民币升值；要么是变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内需推动的增长方式。结果，在贸易自由化难以推进、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情况下，我们走上了人民币升值和内需推动并举的道路，致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陷入了困境。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在中国出口和消费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因果关系。
由上可见，中国经济增长走向衰退，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新古典带来的问题应对不当而造成的。比如，用结构调整来应对报酬递减，用财政转移支付和收入再分配来缩小收入差距，用货币升值和国内消费来替代出口贸易等，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资源和资源配置权力向政府部门的集中，这样做不仅导致税收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基础性作用很快就被政府的政策和其他各种行政性干预替代了。由此可见，中国当前出现的增长衰退在本质上是一种体制性的倒退。
3.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
从支出法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作为最终需求的出口、消费、投资都有问题。
尽管中国的贸易还在低速增长，但是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已经趋向于零了。中国出口增长经历了三次高潮：1994年人民币官方汇率贬值，从而大幅提高了中国企业出口的竞争力； 1998年因为东南亚危机爆发后国际订单向中国转移，导致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急速增长； 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参加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迅速下降，导致出口增长率持续上升。但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在存量储备和流量短期资本流入套利的双重推动下，人民币呈现出单边升值的态势，由此造成的竞争力下降是造成中国出口不振的主要原因。就像我们在上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一个缺乏内部需求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只要出口下降，那么经济增长必减速。
再从消费方面来看，居民的消费支出是其收入的函数，以政府补贴为工具的刺激政策是不可能激发居民消费的。毫无疑问，居民可以用于消费的支出来源于经济增长，因此从逻辑上来讲，消费一定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所以试图依靠刺激消费来维持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如果政府管理部门一定要提高消费在GDP中的占比，那么唯一可做的也只能是减税，即把政府用于投资的支出，通过减税转化为居民的消费支出。但是想要通过政府补贴或者增加工资等方法来刺激内需，进而来实现对出口的替代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出口和消费都无法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情况下，就只有依靠投资了。但问题就在于当出口和消费都不振的情况下，投资的机会又在哪里呢？在出口下降的情况下，出口部门已经没有投资机会，在消费不振的情况下，消费品生产部门同样缺乏投资机会。于是，能够稳定GDP增长率的投资就只能指向两个领域：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和房地产领域。毫无疑问，依靠这样的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必定是不可持续的：第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要财政投入，而财政投入所需要的资金当然要靠税收，但在经济基本面趋于恶化的情况下，税基必然是趋于萎缩的，因此依靠政府基建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是不可维系的；第二，与居民消费一样，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同样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因此，当中国经济出现下行趋势的时候，房地产业是不可能替代其他产业承担起推动经济增长之重任的，因为伴随着经济增长的下行，居民的收入会随之下降，从而迟早会导致全社会购房能力的下降，进而造成房地产业的萧条。
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在最近5年中，中国全社会生产性固定资产形成的增长率已经从年均 15%左右下降到10%以下，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随之从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迅速下降，最后走到了破八的地步。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假如没有今天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那么便不会有明天的经济增长。
二、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原因在于最近十来年宏观经济政策使用不当。从2004年宏观调控至今，我们先后推出紧缩性产业政策、出口政策、货币政策，唯有财政一直在扩张，由此造成的国进民退和政府对市场的替代可以说是导致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不断下滑的根源所在，对此我们可以具体分析如下。
1.紧缩产业政策
产业紧缩政策源于2004年的宏观调控。这一政策的目标是调整经济结构、发展高新技术。其政策工具包括旨在提升产业结构的产业规划和政策、新劳动合同法规、新能源政策、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等。
产业规划和政策提高了民间投资的准入门槛。后三个政策措施都是增加或者提高现有企业成本的。据说这是为了倒逼现有产业升级换代。但是，在禀赋条件(或者约束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任何结构调整的政策都是无效的。倒逼更是荒唐的做法。即使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我们还知道“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但是到了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居然不讲道理到这种地步，“没有条件也要上，你不上我就逼死你”，连创造条件这件事也不做了。天底下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来调整经济结构的，无中生有的结构调整是不可能成功的。事实告诉我们，结构调整的政策效应是很糟糕的。由于受到要素禀赋的约束，大量产业资本转变成为地产和金融资本，做私募、做金融、做房地产、做投资，结果紧缩掉的是实体经济，调整出来的却是泡沫。今天中国满街可以看到的就是投资管理公司、私募公司，小额担保以及当铺，就连银行也开始不务正业，大规模从事风险极高的表外业务。中国原本就有限的企业家正在迅速地被金融家和资本家所替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开始动摇了。假如说我们在下文中要分析的紧缩出口政策使得中国失去了国际市场，那么紧缩产业政策则是破坏了经济增长的基础，所以要想维持现有的经济增长也难了。
2.紧缩出口政策
紧缩出口政策的目标是平衡贸易。采取这样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是结构性的。为此推出的政策工具主要有：汇率制度改革，把原先支持出口的固定汇率变为浮动汇率;对跨国公司实施税收国民待遇;用内需替代出口的发展战略。
这三大调整政策推出后，带来三个问题：第一，人民币单边升值，从而导致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每况愈下，且无回归效应，这是因为受到基本面的约束，中国不可能采取一步到位的汇率超调政策，只能选择有管理的浮动，这样，由于人民币升值的远期溢价无法消除，便导致短期套利资本不断流入、储备增加，从而造成了人民币单边升值的趋势。这种趋势只有当不断升值的汇率造成中国出口衰退时才会反转;第二，跨国公司撤资带来出口渠道萎缩，在中国开放前世界市场就已被世界上最强大的跨国公司瓜分完毕，当中国开放后想要进入国际市场，就只有靠贴牌生产了，这就是所谓的渠道效应。正因为此，我们才需要引进跨国公司，而跨国公司的税收从来就是外生决定的，当我们对跨国公司实施税收国民待遇政策时，跨国公司便会转移到那些税收优惠的地区和国家，随着跨国公司的离去，中国企业的出口渠道也就随之减少了;第三，用内需替代进口，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成本提升和增长减速，因为在收入水平和税后可支配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政府想要刺激内需就只有选择增加工资的做法，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采取这种做法对内导致成本提高，对外引起实际汇率升值，从而造成出口下降和经济增长下滑的严重后果。
3.紧缩货币政策
紧缩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为了配合政府主导下的财政扩张。假如在财政扩张的情况下执行扩张的货币政策，那么就有可能引起通货膨胀，故而需要财政和货币的松紧搭配。
紧缩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是加息和提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比率。前者是为了控制货币供应量，后者则是为了控制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由此产生的政策效应是国内利率上涨，内外息差扩大，导致境外短期套利资本流入，并产生如下正反馈效应：央行加息、境外短期资本流入、外汇占款发行、货币供应量增加、央行再加息。在这种正反馈机制作用下，中国央行越是加息，流进来的短期资本就越多，人民币就越是升值，从而逼着央行采取更为紧缩的货币政策，结果在国内高利率冲击下，实体经济趋于衰减，而房价和物价却在流动性冲击下不断走高，由此可见，紧缩性货币政策极不妥当。在此，我们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资本流动，央行是不能采取盯住物价的方法来控制通货膨胀的，相反，只有采取盯住流动性的做法才能达到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
4.扩张财政政策
扩张财政政策的目标首先是为了公平收入、以后又增加了结构调整和扩张军备等内容。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还进一步增加了救市这个新的政策目标。扩张财政政策的工具是预算扩张、转移支付、政府投资。
这一政策产生的直接效应是税负增加，其间接效应则是金融市场的利率上涨。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政府财政不能裸投资，必须要有银行贷款的支持，因此，随着政府财政投资的增加，免不了需要到金融市场上做配套融资，由此在金融市场上产生的“挤出效应”必导致全社会实际利率上涨。常识告诉我们，当社会平均利率水平较低的时候，企业家们会借款搞实业;一旦全社会平均利率水平上涨，企业家们便会把实业卖掉放高利贷。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存量固定资本在减少，流量虚拟资本不断增加，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蜕变，并使中国最终走上了经济泡沫化的道路。
5.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增长
目前中国已经出现了三大泡沫。
第一个是房地产泡沫。虽然经济总量还在增长，但在汇率升值、工资上涨、税收增加、能源与环境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下，传统制造已经做不了了。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现有禀赋约束，政府鼓励的高新技术也做不了。于是那些被迫退出出口和传统产业部门的产业资本就只能转向没有技术壁垒的房地产部门。而银行则既向开发商提供贷款、又向投资者提供贷款，原先流向产业部门的资金现在大规模流向房地产部门，从而抬高了房价，造成了中国史上最为严重的房地产泡沫。
第二个是财政泡沫。2009年救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加总后的支出高达数十万亿。主要投入到了以下五个领域：高铁、高速公路、高压网、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政府办公的高楼大厦。这“五高”投资基本上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类是亏损的;第二类是烂尾的;第三类是非生产性的。因此需要财政补贴、追加投资或者投入大量的运转费用才能达到预定的投资目标，由此产生的巨大财政负担告诉我们，“五高”投资已经成为难以通过财政项目本身来实现盈亏均衡的泡沫。
第三个是人民币泡沫。在实体经济逐步衰减的时候，货币供应量，特别是广义货币的供应量却仍在快速增长。到2014年初，广义货币M2超过了112万亿，GDP是56万亿左右，货币供应量是GDP的2倍多。那么多钱去了什么地方呢?无非是两个地方：一部分去了存量房地产部门，变成缺乏流动性和生产性的不动产;另一部分则在流量债务链中滚动，每增加一次换手就会造成资金成本的一次上涨，所以随着债务链的延伸，资金成本一定是越来越高的。不仅如此，债务链越长、资金成本越高、风险也就越大。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到，当代表实体经济的“投入—产出”表在相对萎缩，而由货币供应量不断膨胀导致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张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明白，尽管人民币对外是升值的，对内却是贬值的，为了避免手持现金造成的资产损失，就会竞相去购买能够保值或者增值的资产。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人们宁可向银行贷款买房子，而不愿意将现金存银行的“避险”行为。结果，就在货币对内贬值、人们向银行贷款购房、房价上涨、诱使更多的人向银行借款购房的正反馈中，将更多的现金流量投向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行为。
时至今天，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只要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出现下滑的趋势，那么整个中国经济就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中国已经到了必须要“拨乱反正、力挽狂澜”的关键时刻。
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伟大突破
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的突破，全会决议60条，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经济方面来讲，三中全会的最为突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顶层设计。我们过去都是靠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来推进改革和开放的。随着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张，以及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靠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来深化改革和开放已经不可行了。在政府和居民都面临财富约束的情况下，只要一犯战略性错误，就有可能带来全社会重大的财富损失。所以，到了今天这样的发展阶段，就必须要有周全的顶层设计，借以规避决策失误这种系统性风险。
第二，创建一个制度性市场。为什么要建设一个制度性市场呢?中国目前的市场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的综合，缺乏各种必要的制度，比如说产权、公平交易、法规、一套透明且又稳定的价格系统。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市场首先是一种制度，而不是一种简单的交易技术。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把市场当做一种纯粹的交易技术来看待，由此形成了中国目前这种以政府为本、市场为用的非制度性市场经济。
非制度性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社会后果是很可怕的，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营性的政府;二是掠夺性的交易。就前者而言，在非制度市场中，政府会越过其职能边界，进入市场与民争利。这种现象在最近几年中正变得越来越严重：中央政府在经营公共品，各级政府都在经营国有资产，这不仅造成了全社会经济运行成本的提高(因为原本免费的公共品现在变成付费的了)，而且还带来了国进民退的体制性问题;地方政府则在经营土地和城市，这不仅造成了地价和房价上涨，而且还掀起了一场违背经济规律的造城运动。政府在市场中与民争利，于是便没有了“监管”这个最为重要的 “公共品”，在一个没有政府有效监管的市场中，就容易发生欺诈和掠夺性交易。今天到处可以看到的现象是，人们在市场中普遍越过道德底线从事掠夺性交易，结果，在中国的非制度性市场中，就连合格的奶粉也生产不了。有人说这是行为当事人的道德败坏所致，但以上分析告诉我们这主要是由非制度性市场造成的。
正因为如此，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被列为重中之重的改革事项，就是要把非制度性市场转变成一个制度性市场。并且要让市场在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其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政府的主要功能将是为市场提供服务，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到市场里去与民争利。这无疑是个伟大的突破。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改革政府。于是中国所要进行的一场更为伟大的改革就此拉开了序幕。
第三，建设对外开放新体制。从对外开放这个角度来讲，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远景目标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国际接轨，但这在短期内做不到。于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最先采取的做法就是利用国际国内两大市场，通过大进大出大循环战略来打开对外开放的局面。1994年以后，又正确地采取了人民币官方贬值的做法，大幅提升了中国出口竞争力。中国出口商品就像潮水一样涌向了世界市场。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初始阶段，中国对外开放是不合规的，中国既没有加入当时的关贸总协定，也没有与贸易伙伴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所以，当时中国的对外开放具有随意性。但随着贸易量不断增加，中国出口开始遇到了障碍，于是就需要从不合规对外开放走向合规的对外开放。自此中国开始了加入WTO的贸易谈判，目的是要通过加入WTO来降低中国的贸易成本。
经过10多年努力，中国最终加入了WTO、走上了合规的对外开放之路。然而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很好利用加入WTO的契机，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来实现国际接轨，反而因为加入 WTO之后贸易成本下降而中断了一些最为重要的改革，结果导致中国走上了有选择性的对外开放。所谓有选择性的对外开放是指，凡是中国有竞争力的产业部门都开放了，凡是中国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则借助于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短期保护的特例而未加以改革开放。在这种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开始在WTO框架里展开了更加互惠的双边和多边谈判，于是就有了TPP和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结盟。这种在WTO框架内开展的更加优惠的贸易协定，造成中国对外贸易成本相对提高，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在组织内被边缘化了。
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就必须走接轨性的对外开放道路了，为此就必须建设对外开放新体制。开始于上海的自贸区试点可以说是建设对外开放新体制的一个伟大突破。
十八届三中全会圆满地解决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问题，但关键在于短期。假如我们在短期内不能保持经济稳定，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就有可能难以付诸实践。就短期来讲，我们必须做好以下几件事：第一，暂不开放资本项，防止危机后流入中国市场的短期资本撤资，造成资产价格下跌和债务链断裂的危机;第二，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只要房价还在涨，资金就会不断流向房地产部门，控制房价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持有成本，降低交易成本;第三，鼓励出口、回归实体经济，因为只有实体经济才带来真实财富，就目前情况而言，没有有效的减税政策，中国重回实体经济增长之路将会变得非常困难。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