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杭州峰会召开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面临艰难转型的特殊历史时刻，具有特别的中国和世界意义。对中国而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以自身经济体量与增长模式对世界经济做出重要支撑和示范，更以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区域共享的发展主义带动世界经济的技术创新与制度探索。此次杭州峰会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经验的一次分享会。对世界而言，1945年以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大国治理框架历经七十年考验和变迁，已很难完善应对新的政治力量格局和经济发展挑战，需要作出反思性重构和新的制度安排。将中国经验予以恰当表达并适度纳入全球治理框架，是杭州峰会的主旨之一，其指标性意义是开启了一个有中国角色的全球治理新时代。

杭州峰会上，中国自觉地定位于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沟通桥梁和联系纽带。1945年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体系内变量。从1950年代的“一边倒”到1970年代的“三个世界划分”，中国自身以其规模体量和参与世界的实践精神不断探索对既有体系的适应性，根据变化的世界情势更新自身世界观与体系建构策略。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中国自主认识世界体系及确定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最为重大的政治决断，由此开启了中国在继续维持政治自主性的前提下深度学习西方主流经济模式与治理经验的历史进程。由此，对改革以来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与属性就会出现不同的认知和诠释，但政府主导性与市场自由性很难孤立指认和相互否定，而其在具体历史过程和政策设计中的结合原理恰恰成为中国模式的要诀。也因此，表达于G20杭州峰会的中国经验就包含了中国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而成功的政治经济逻辑，也包含了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经验比较、竞争与互补的可能性。中国经验是一个有待解释的世界性社会科学谜题，杭州峰会提供了解析这一谜题的可能程序和机遇。

G20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经济秩序更新的制度性成果。G20在构成上包括G7、金砖五国、七大重要经济体和欧盟，是一个融合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国家的全球性代表制治理结构。既往的全球治理在形式上依赖1945年以来的联合国框架，但这种国际民主形式在过分悬殊的国家间实力以及现实主义的列强世界观之下，职能与作为均受到很大局限。在美苏冷战时代，是美苏确定全球法则。在后冷战时代，G7一度成为新的全球治理决策机制，但是这个范围太狭窄，排斥了体量和影响力巨大的新兴发展国家以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决策取向很难体现公平性和协调发展责任。G20是一个介乎G7与联合国之间、超越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全球性治理审议框架，其代表性、民主性和审议性品质相对更高。中国在G20框架中扮演重要的政策参与者和规则审议制定者角色，在向全球治理适当输送中国经验的同时，也仍然以一种学习意识和理性面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遭遇及应对经验。杭州峰会在中国主导和推动下讨论了一系列涉及全球经济创新、金融治理改革与包容性发展的宏观政策议题，有效提升了全球治理的政策透明度、公共性、公平性与发展理性。

中国试图在杭州峰会上提议和凝聚新的全球治理核心价值观：其一，包容性发展，反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过度贫富分化和不平等，这反映了中国经验中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分配正义；其二，共享主义命运共同体，即大国的经济发展不能以对其他国家的压制与剥削为基础，而需要分享经济资源和机遇，实现共同发展和相关发展；其三，创新优先的发展观，即经济发展应侧重技术创新与机制创新，改革妨碍创新的治理制度，激发创新意识和创新实践，中国的高铁发展及互联网经济是典型实例；其四，大国治理责任，即全球政治经济治理并非简单的列强决策或联合国式的形式平等机制，而是大国之间凝聚形成关于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和制度规划，承担起全球治理的议题设定、议程推进与制度公共品有效供给的治理责任，G20正是一个合格而有效的大国治理责任主体；其五，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与代际正义观，这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污染责任与当代人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反思。

这些新的全球治理核心价值观立足于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公平性与责任性，是对既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反思性重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实践这些价值观方面已经完善，中国自身的全面深化改革亦有着针对上述价值观予以严正吸纳、矫正和更新的治理负担。中国作为更加开放的经济体，亦自觉到贸易自由对全球和平与发展的极大意义，而日益成为这一原则的维护者和推动者。贸易自由作为全球治理的首要法则诞生于西方，但西方在全球经济下滑、本国竞争力疲软以及民主政治保守性压力下反而出现了强劲的贸易保护主义逆流。中国在全球治理的革新倡议中亦不乏对传统共享价值观的坚守和发扬。

总之，G20杭州峰会聚焦全球治理，研讨中国经验，诊断共同危机，凝聚发展共识，协力创新包容，是中国走向世界以及世界接纳中国的重要历史时刻。中国以其对和平与发展的价值理解和发展经验，不仅是倡议，更是以实际行动在参与和改变着全球治理的价值观和制度规划，且日益以肯定性思维和共享价值观拓展自身在世界事务中的参与度和认受性。  

（原载《法治周末》2016年9月8日，发表时标题改为“全球治理新时代愈加需要中国”，略有删节，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副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