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将这样两个现代文坛上的人物置入一起论列，也许人们会不以为然，但是，如果对他 们人生的轨迹进行追踪，对他们异中亦同的命运遭际作一番检视，或许能给我们些微启 迪、一点思考。

丁玲比王实味大两岁，他们都出生于没落的书香之家，少年都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 丁玲受近代得风气之先的湘中新思潮的影响，飞出家园闯荡世界是她少女年华的倾心追 求，个性主义曾经是她的苦闷，也给她内心深处留下烙痕；王实味在豫南小城家道的破 败中较早地踏向社会，更多地敏感于民生与社会的艰难，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生命 的承重。

丁玲1924年到达北京，还是在迷惘中的追寻，次年王实味考入北大，人生理想似乎已 有了扎实的依凭，初步有了对社会的思考与关注，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他 们都开始了新文学的尝试，王实味关注的是自己成长的历史，外烁于整个社会的景象， 丁玲则孜孜于当下自我心灵的遭遇，顽强地把笔触伸向时代投影下的内心深处；王实味 笔下展示的是乡土中国的实像，丁玲则感受着都市生活中敏感的一角。

大革命的时代潮冲击着他们，王实味因为个人的恋爱遭到组织的粗暴干涉等原因离开 组织，丁玲也因爱情的困境南下上海。此后一段时间，他们都以文学作为生活的依据， 用辛勤的耕耘涂抹着灰色的人生。丁玲偏于小说的创作，而王实味已转向世界文学名著 的译介。有意味的是两人的家庭，丁玲的丈夫胡也频逐渐左倾，王实味的妻子、20年代 在北京曾与丁玲有一面之缘、也是丁玲同乡的刘莹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不同的是胡也频 之被国民党杀害使丁玲急遽地从一个弱女子转向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征途，选择过程中显 然有着更多的情感因素；而刘莹未能影响王实味，生存的压力使他们能更多的用理性的 眼光打量着现实和前路的抉择。

丁玲参与了一段左翼文运的历史，随后是不堪回首的几年“《魍魉世界》”的人生； 王实味北上南下，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一路风尘。这一段人生对他们都至关重要，丁玲 因几年国民党的监视居住成了她后来洗刷不清的伤痛，王实味则因为与几位托派朋友的 交游而留下隐患。这些都在他们先后抵达延安后浮出地表，陪伴着他们或短暂或漫长的 人生(注：可分别参考周良沛著《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2月。黄昌勇 著《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

王实味与丁玲是在延安才有了或多或少的联系。丁玲是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秘密护送 下到了延安，作为著名作家及其特殊的经历，毛泽东亲自设宴欢迎并赋诗相赠，自然成 为延安的名人；王实味一路艰辛，跋山涉水，如同当时大批知识分子一样抱着救国的愿 望来到延安，因翻译的才华被张闻天所赏识，才得以重用：翻译马列原著，位居高级知 识分子行列。就现存的史料，笔者尚未发现在延安丁玲与王实味相交往的记载，不过， 那时丁玲并不长驻延安，她所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活动在抗日前线，直到1938年夏进 马列学院学习，而此时王实味也正在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丁玲在延安除了大量的社会 活动外，还不断发表文学作品，表达她自己对生活的观感；王实味性格内向，不大与人 往来，一心扑在马列原著的译介上。

二

王实味到延安后，主要从事马列原著的翻译，他早年的文学创作经历对于他来说似乎 已成往事，直到1940年10月他撰文《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注：《 中国文化》，第2卷，第6期，1941年5月。)参与“民族形式”的讨论，庶几算是他向文 学回归的标志。其时，“民族形式”问题成为延安及国统区理论界讨论的重大课题，形 成了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局面。这一理论之所以在当时引起大规模的论争，原因就在于 它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关乎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知识分子的文化实 践的大问题。因而这一看似学术争鸣的问题实质上与当时的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虽然也涉及到延安的文艺实践，但它的基 点还是在于学术争鸣。问题的紧张在于王实味很快将这种学术理论上的应对上升到了文 学实践的层面，那就是1942年早春时节陆续问世的几篇极具现实针对性的杂文。在王实 味青年时代的文学跋涉期，是以小说创作为主，写杂文恐怕也不是他的长处，但此时忽 而为文，显然与40年代延安的社会、文艺思潮有关。

从1940年到1942年春天，在延安形成了一股带有强烈启蒙意识、民族自我批判精神和 干预现实生活的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农兵文学思潮迥异的文学新浪潮(注：关于延 安文学新潮的观点是刘增杰先生在1993年3月首届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上提出的。) 。具体而言，它萌发于1940年，1941年在理论探索和创作实绩上有了长足进展。而1942 年春则以洪波巨浪的态势引起广泛的关注：在这个不平凡的春天里，新潮的创导者们主 要以大量的杂文给延安文坛带来一股奇异的风。

正是在这次新浪潮中，王实味得以与丁玲相集结。

丁玲那时在延安的文学地位和文学活动中的影响都不可估量。她所主编的《解放日报 》“文艺”副刊已经成了新潮文艺探索的主要阵地。王实味以《野百合花》为总题的系 列杂文就是分两次(3月13日、23日)发表在副刊上的。

关于《野百合花》的发表，丁玲在批判王实味斗争大会上的发言中把责任揽到了自己 的头上(注：《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解放日报》，1942年6月16日。 )，王实味杂文的前半部分为丁玲发表是确定的，因为丁玲在3月11日调离，由舒群接替 主编，所以后来有学者认为《野百合花》后半部分的发表与丁玲无关。但当年《解放日 报》副刊编辑黎辛以亲历者的身份回忆认为“3月23日发表的《野百合花》(指文章后半 部分——引者注)是丁玲签发的”，是丁玲签署“可用”的“存粮”(注：《<野百合花> •延安整风•再批判》，《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虽然是历史见证者言， 但半个世纪之后回忆往事，完全有误记的可能。王实味文章的后半部分不可能是丁玲留 下的“存粮”，因为文章的后半部分发表时清楚地标出完稿于3月17日，也就是说丁玲 只可能在3月17日后再签发这篇稿子，而此时舒群已走马上任两天了。今天看来最大的 可能是，丁玲签发已不可能，但推荐组稿还是有相当的合理性的。一则因为前半部分是 经过丁玲之手，继续关注下文也是正常的；二来丁玲早在年初为了治病方便就借住在“ 文抗”所在地兰家坪，文艺副刊的稿子由编辑送取，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住址也在 兰家坪。这样看来，丁玲组稿或王实味主动送稿必居其一，王实味与丁玲有过往来也是 必然的，况且王实味作为“文抗”一名会员，与作为“文抗”理事的丁玲有所交往并送 发作品也是极正常的。

就在王实味写完《野百合花》后半部分的同一天，他还完成了另一篇杂文《政治家， 艺术家》，发表在由萧军等编辑、“文抗”所属期刊《谷雨》第一卷第4期上。

三

王实味这两篇杂文问世时，丁玲的《干部衣服》(注：《文艺月报》，第5期，1941年5 月。)、《我们需要杂文》(注：《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3日。)、《三八节有感》( 注：《解放日报》，1941年3月9日。)，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注：《解放日 报》，1942年3月11日。)，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注：《解放日报》，1942年3月 12日。)等重头文章都已经发表，从这一文学新潮的行进过程来看，王实味的确算不得 是主导潮流的人物，但随着延安文艺整风的全面展开，这两篇文章特别是《野百合花》 却成了批判的重点对象。王实味没有赶上潮头，却意外地被颠上了浪峰。的确，从王实 味两篇杂文本身所提供的艺术力量上看，在这次以杂文为主体形成的文学新潮中似乎无 人堪比，但从他所提供的思想意识上比较，比起丁玲等人，王实味又难有新见卓识。

比如，在论述歌颂与暴露的关系上，王实味认为：“‘愈到东方，则社会愈黑暗’， 旧中国仍是一个包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 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当前的 革命性质，又决定我们除掉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作同盟军以外，更必须携带其他更 落后的阶层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内向他们让步，这就使我们更沾染上更多的肮脏与黑 暗”(注：《政治家，艺术家》。)。“为了民族的利益，我们并不愿再算阶级的旧账… …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的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过 程中，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注：《野百 合花》。)这里所指的所谓“更落后的阶层”、“旧中国的代表者”显然是指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及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这里王实味是从历史的和现实的角度剖析 革命阵营中产生阴暗面的原因，揭示的是革命者自身的传统重负和统一战线内的复杂情 势。

其实，这一观点在丁玲的文章中已有清晰的阐释：“现在这一时代仍不能脱离鲁迅先 生的时代，贪污腐化、黑暗、压迫屠杀进步分子，人民连保卫自己的抗战自由都没有， 而我们却只会说：‘中国是统一战线的时代呀!’我们不懂得在批评中建立更巩固的统 一，于是我们放弃了责任。”这里丁玲意指在统一战线内部要坚持对国统区黑暗的揭露 ，文章接着写道：“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 ，中国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 天而降，他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而我们却只说这里是不宜写杂文的，这里只 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注：《我们需要杂文》。)这里丁玲既注意到统一 战线内部的不同情况，更从历史的承传的角度提出在解放区需要“督促”与“监督”。

关于歌颂与暴露的关系，王实味认为：“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 他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 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这一见解也不新鲜，事实上当时所谓的暴露派们并非是单一 的暴露主张者，他们实际上都是主张坚持写真实的原则下，既不无视现实中光明的力量 ，也不惮于对黑暗尤其是对革命内部的阴暗面的暴露。只是在理论创导过程中，因为是 针对主张歌颂一方的回应，所以在表达上就大都是侧重于为什么要暴露的论证。我们仍 然以丁玲为例，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已经开幕之后，丁玲还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表达自 己对歌颂与暴露关系的理解：“有人说边区只有光明没有黑暗，所以只应写光明；有人 说边区是光明的，但太阳中有黑点，太阳应该歌颂，黑点也不必讳言；有人说这提法就 不合适，不应把黑暗与光明并列，只能说批评缺点。我以为这个表面上属于取材的问题 ，但实际是立场与方法的问题。……假如我们有坚定而明确的立场和马列主义的方法， 即使我们是写黑暗也不会成问题的，因为这黑暗一定会有其来因去果，不但无损于光明 ，且光明因此而更彰。”(注：《关于立场问题我见》，《谷雨》，1942年5月，第5期 。)王实味与丁玲各自关于歌颂与暴露的关系的实质的论述也是非常一致的，甚至某些 语言表述上也很类似。

在表达主张暴露这一文艺主张上，王实味与丁玲都有从理论上让人信服的探讨，应当 说比起萧军等人来，是照顾大局的，文章中很难找到宗派成分影响下的过于偏激或冲动 的语句，而且，王实味在谈到暴露时，虽然主张要“大胆”，但还不忘加上“适当”二 字，也就是说还是留有余地的。如果我们读一读当年这一文学新潮中其他人在诠释这一 主张时所采用的杂文笔法，就可以作出更明显的对比了。比如，萧军等人的那篇与周扬 论战的文章(注：《<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与周扬同志》，《文艺月报 》，第8期，1941年8月。)，不是以心平气和的说理取胜，也不是用严密的逻辑建立理 论的体系，而是以讽刺作为手段，甚至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极力对周扬进行嘲弄；再看 艾青当时的精彩段落：“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希望作 家能把癣疥写成花朵，把浓包写成蓓蕾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因为他连看见自己 丑陋的勇气都没有，更何况要他改呢?”(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比喻 也很形象，尖刻而又辛辣：“假如有一团黑白莫辨的云雾蒙住了眼睛，你一定会感到茫 然的，你一定会感到举步无主的。在荒凉的山坑里住久了的人，应该知道那样的云雾不 单盛产于重庆，这里也时常出现。”(注：《还是杂文的时代》。)

王实味的探索没有如新潮其他创导者那样走得更远或者说更为激进，一是他没有明确 提出过要用杂文作为暴露黑暗的武器，比起丁玲的呼吁“《我们需要杂文》”、萧军的 “《杂文还废不得说》”、罗烽宣称“《还是杂文的时代》”，王实味谨慎得多，当然 ，王实味很快以杂文的创作作了响应也表明了他的倾向；二是，王实味的探讨都是以民 族现实斗争服务作为前提的，在创作主体理论上他没有进一步的探讨，而新潮关于创作 自由的提出，已不是新鲜的事了，艾青就要求“给艺术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注： 《<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与周扬同志》，《文艺月报》，第8期，1941 年8月。)，萧军直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言还坚持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并 举例说鲁迅当年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54页、55页。)。比较而言，王实味似乎比其他新潮创导 者们保守一些。

四

从延安文艺新潮的流程上来看，王实味所居的位置并不显眼，正如胡乔木后来回忆说 ：“王实味不代表当时整个文艺界。尽管《野百合花》引起很大争论，比丁玲的《三八 节有感》争论得更尖锐，但《三八节有感》在文艺界有相当的代表性。”就是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后，丁玲和萧军还是两个代表性人物(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 社，1994年9月，第54页、55页。)。但是，延安整风开始后，王实味和他的杂文却成了 着力攻伐的对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王实味走向历史的前台而不是新潮中的丁玲或他人呢 ?

丁玲后来回忆认为是毛泽东将她与王实味区别开来，当然，也与王实味与丁玲、艾青 等在随之展开的整风中表现不同也有关联：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整风检查工作动员大会 上的表现及其后批判他的“座谈会”上坚持己见，不承认错误，而丁玲等迅疾反省并成 为揭发批判王实味的主力。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王实味思想的系统性质，毛泽东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后的一次讲话已经明确：

……至于某些时候，或者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属于部分的性质，这样的 问题好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个别比较严重的问题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 的思想是比较有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其他作品都与此不同，只是部分 问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注：《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结合》，《毛泽东文集》 ，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427页。)。

这里所谓的“其他作品”显系指丁玲等的文章。

还是要回到王实味关于民族形式讨论的文章上来。

发端于30年代末的那次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还关系到对“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 的评价与定位的大问题，与此相关的是由此确立在新的形势下新文艺发展方向问题。这 篇学术文章所潜隐的具有系统性的文艺思想与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并已形成的主导文艺 思想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和冲撞随着王实味其它几篇文章的问世显得愈来愈 明显。

文章总结起来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王实味肯定“五四”现实主义文艺传统， 认为它不仅是进步的，而且是民族的、大众的。这一结论可以说是与30年代已经开始的 进步文艺界对“五四”新文学的批判反思是相抵触的，那时主流意识形态代表者大多从 “五四”新文学描写的对象、表现的思想感情、欧化语言形式甚至读者群判定新文学脱 离大众、非民族化的品质，而王实味恰恰与之相左。第二，从认为“五四”新文学是民 族的这一点，王实味基本上否定了“旧形式”、“民间形式”，他坚决反对那种简单地 把民族化归于“旧形式”、“民间形式”的观点，认为“旧形式”、“民间形式”一般 是落后的。由此，王实味有了自己对毛泽东“民族形式”概念的独特理解，即大众化、 民族化不等于“旧形式”、“民间形式”，而重要的是强调内容的“进步”性。而这正 与理论界的主流意识的代表对毛泽东这一理论的阐发相冲撞。第三，由肯定“五四”新 文学的大众化得出目前新文艺没有大众化的原因在于革命没有成功，而不是新文艺没有 民族化的原因。

王实味的结论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启蒙精神的弘扬，可以说 他是站在进步知识分子的立场崇尚精英意识的先进作用，反对那种简单的大众化通俗化 所导致的文艺上的农民意识的倾向。而几乎从30年代初尤其是抗战开始后，整个新文学 的传统在发生变化，用一个流行的观点来说就是救亡压倒启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角 色位置发生了倒置，由“化大众”到“大众化”，由教育工农转化为接受工农教育。显 然，王实味对此是不能认同的。

这种具有异端色彩的文艺思想在延安是相当特出的，由于这篇文章主要是讨论“民族 形式”问题，他的系统的文艺思想未能全面得到展开与阐释。

王实味关于民族形式的理论其实已经隐含了他关于知识分子处在启蒙大众的“五四” 以来精英文化传统，而正是对这一传统的认同，也才有在《政治家，艺术家》中政治家 改造人的灵魂的提出及暴露阴暗面的《野百合花》的出现。的确，王实味前后3篇文章 是有其一致的理论路向的，《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是一次基本理论 的演示，是在探讨具体的文艺理论的学术讨论中展示他关于新文学发展到40年代后如何 前行的总纲，而《政治家，艺术家》一文则沿着这一理论思路对某一侧面的具体思考， 到了《野百合花》，王实味则是在这理论的指导下直接干预现实了。

正是因为这种系统性的某些侧面与丁玲等人的文学实践取得了一致，所以延安文学新 潮才显得有声有色；王实味执著于理论的探讨，而丁玲等人则更注重创作实践对生活的 干预，而正是这一区别，使王实味与丁玲等新潮其他参与者又有了不同的命运分野。

王实味那时在延安是孤独的，因为其时能在理论上自觉地呼应他的人并不多见。然而 ，让他惊喜的是，在国统区有一位理论家与他心心相通，这就是他在北大读书时的同班 同学胡风。胡风那时在国统区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中也是荷戟独战，而远隔千里之外的 王实味则引他为同调。虽然，王实味在某些方面也不同意胡风的见解，但在主要观点上 两人则有惊人的一致性。胡风关于民族形式的理论是他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王实味也是借讨论民族形式问题来传达他的文艺观点，胡风具有理论家的思辨能 力，他可能不太注意现实生活发展的可能性，着力从理论上建构自己的体系；王实味生 活在延安，有着对新生活的真实感受，虽然他从事马列原著的翻译可能使他在哲学品质 上具有相当的能力，但是，王实味的理论文章则无意去构筑体系，他是从自己的认识出 发，来应对理论界中他认为错误的倾向，而且，也是最重要的，王实味从自己的理论出 发，对现实生活介入的欲望很强。胡风那时身处国统区，基本上还是游离在体制之外， 他可以从容不迫地去建构理论大厦，而王实味生活在延安，他是处在体制之内，这种区 别决定了当时两人的不同而又相同的命运：王实味在1942年就被推向历史的前台，而胡 风是在解放后，也即回到体制之内后开始遭受苦难的。

五

王实味因为莫须有的托派罪名而投入历史的深渊，丁玲虽然与王实味有了区分，但她 在南京囚居的那段历史也同时成了压在她心头上的一座随时可以引爆的火山。毛泽东虽 然将《三八节有感》与《野百合花》作了本质上的区别，但国民党特务机关根据《野百 合花》、《三八节有感》等炮制的反宣传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注：统一 出版社，1942年9月。)又无形中把他们捆绑在一起。这也就有了1944年夏天，一个中外 记者访问团访问延安要求会见王实味时，有关部门就安排丁玲和王实味一起与记者见面 了。

几乎是从20年代末期左翼文艺运动开始，党内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就没有停息过，30 年代前后的上海已见出组织处理的残酷性，到40年代又有了体制内外的区别，在解放区 可以组织处理，而在国统区仅能作意识形态批判。而当时特殊的形势，决定了即便是体 制内的斗争也必须谨慎从事，尤其是对丁玲这样从国民党囚居中逃出的名作家，在国共 两党斗争激烈的时期，有着重要的宣传价值。这也许是40年代丁玲区别于王实味命运遭 际的又一重要因素。

到1955年，也即回到体制内的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浮出水面的同时，丁玲也同时 开始了漫长的受难历史。1955年8月3日到9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主持召开了十六次检举 、揭发丁玲等的批判大会，这种大批判的方式实际并不新鲜，当年中央研究院1942年5 月27日到6月11日的所谓“大座谈会”对王实味的揭发、批判已经积累了经验。艾青后 来回顾反右大批判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成了痰盂，一切谩骂都是判决。”(注：《 艾青诗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历史的迷惑还在于丁玲也好、艾青也好，自己身 受“痰盂”之灾时，是否想得到当年王实味做“痰盂”时他们扮演了“吐痰”者的角色 呢?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对王实味、对丁玲都有着一致的打击路线，先是着 眼于现行的表现，召开大会揭发批判，再回溯到历史问题(王实味是托派，丁玲是南京 的自首者，当然延安文艺新潮也成了历史)最后是反党集团(王实味是所谓的“五人反党 集团”，丁玲是所谓的“丁、陈反党集团”)。

1957年9月16日，周扬在有上千人参加的中国作协党组大会上，作了《文艺战线上的一 场大辩论》(注：后刊发于《文艺报》，1958年5月号。)的发言，这篇在发表前经过毛 泽东审阅的文章是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总结，其中，重点批判了丁玲、冯雪峰等人，这篇 文章后来屡屡被人们提及，被视为左倾观点方法的集大成之作；但是，如果我们回溯到 15年前的延安整风，周扬这篇文章并不新鲜，其中的思维方法、论辩模式乃至语言我们 在15年前的那篇文章中都能找到，这就是周扬带有总结性的长文《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 们的文艺观》(注：《解放日报》，1942年7月28、29日。)，这篇文章发表前也经过毛 泽东的修改。文章虽然只点了王实味一个人的名字，其实针对的是延安文艺新潮中包括 丁玲等人的代表性的观点，所以，周扬在1957年的发言中多次提出，丁玲在延安就与王 实味等人一起“串通一气”，“从背后向革命射击”。

1958年《文艺报》第2期，发表《再批判》专栏，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 三八节有感》及萧军、罗峰、艾青等在延安新潮中发表的杂文重新刊出进行批判。据当 事者回忆，这是毛泽东亲自要周扬安排的(注：李辉《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 年，第278页。)，但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只是对周扬的发言将丁玲与王实味等人有意捆 绑在一起的呼应。

“再批判”中，旧账重算，将丁玲、艾青、罗烽、萧军等当年延安文艺新潮的弄潮者 与王实味捆绑在了一起，把他们当年的杂文等作品一起作为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毒草 ”，重新发表，集中批驳。

以王实味、丁玲为个案，划出了他们异而趋同的人生轨迹。从延安文艺整风开始，丁 玲此后努力把自己与王实味疏离开来，但最终又回到了起点。其间之所以有15年的时间 距离，只不过是个人及时代的特殊要求使然，如果让时光浓缩，其中所有的原因自然包 括本文所描述的种种都会被消解，正如批判丁玲的周扬很快在即将展开的历史场面中也 同样扮演被批判的角色一样，他们不过是在不同的时序中上演绎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而已 。

王实味与丁玲的历史宿命其实也是一大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前后颠踬的风雨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