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中国人看来，晚明文学与隆汉盛唐文学相比，不算是伟大的文学时代，不过，如果就传统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关系这一点上看，晚明文学却是与之最为密切、最为直接的。晚明文学思潮就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视野的观照和阐释中大放异彩的。
一
“五四”与晚明，本是两个相隔遥远的历史时期。按照中国史学界的普遍分法，一个属于现代，一个属于古代，中间又隔了一个近代。然而，“五四”与晚明的关系却是20世纪一个热门的学术论题。
“五四”以来，传统文学受到空前冲击，陈独秀、胡适等人对中国正统的文学史谱系：唐宋八家——明前后七子——归有光——桐城派，作猛烈的攻击（参考胡透《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傅斯年《文学革新申议》等文，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周作人作为“五四”文学的先驱之一，在积极批判正统派文学的同时，也注重发掘非正统文学如公安、竟陵等的积极因素，试图重建中国新文学的谱系（参考舒芜《中国新文学史的“溯源”——周作人对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的批判》，收入其《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他为新文学追宗晚明，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1932年，周作人应沈兼士之邀到辅仁大学作过几次讲演，听众之一的邓恭三（广铭）作了记录，再经周氏校阅，这便成了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2。以下简称《源流》）。他认为，古今文艺变迁有两个时期，即集团的时期和个人的时期；两种势力，即“文以载道”与“诗言志”。集团与“载道”相对应，“个人”与“言志”相一致。“载道”与“言志”的相互消长便构成了文学发展的流程。他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这样，周氏就在文学界祭起一面“言志”的大旗，提出“反集团、反君师、反载道”的口号。
其实，周氏这番见解酝酿已久，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早在《陶庵梦忆》序(1926)中，他就表达过这样的意见，“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读明清这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绪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载《泽泻集》，收入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以下除另注外，所引周氏文均出自该书）。同年，在致俞平伯的信中，他再次申明，“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指张岱等——引者注）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事似大可以做，于教课者亦有便利。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致实是一致，或者又加上了一点西洋影响，使他有一种新气息而已”（《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页381-382）。这样的文选，周氏没有编，但是他的弟子沈启无却编了一本《近代散文抄》，在周作人(1930)的序中，集团与个人、载道与言志的提法已经出现，并认为这两种势力永远相搏，酿成了过去许多五花八门的文学运动（《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页387-389）。这似乎可以看作《源流》的简明提要了。两年后，周氏又为《近代散文抄》作新序，大力推崇三袁的文章，又把他们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紧密相联（《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页390-392）。
1945年，在《关于近代散文》中，周作人详细地讲述了他形成这一套文学史观的过程。那是1922年夏，周作人经胡适之介绍到燕京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的新文学组课程：
我最初的教案便是如此，从现代起手，先讲胡适之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其次是俞平伯的《西湖六月十八夜》，底下就没有什么了……这之后加一点白话译的《旧约》圣书，是《传道书》与《路得记》吧，接着便是《儒林外史》的楔子，讲王冕的那一回，别的白话小说就此略过，接下去是金冬心的《画竹题记》等，郑板桥的题记和家书数通，李笠翁的《闲情偶寄》抄，金圣叹的《水浒传序》。明朝的有张宗子、王季重、刘同人，以至李卓吾，不久随即加入了三袁，及倪元璐、谭友夏、李开先、屠隆、沈承、祁彪佳、陈继儒诸人，这些改变的前后年月现今也不大记得清楚了。
大概在这三数年内，资料逐渐收集，意见亦由假定而渐确实……新文学在中国的土里原有他的根，只要着力培养，自然会长出新芽来，大家的努力决不白费。（《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页690-694）
这篇文章起码有三点应引起我们注意：一、这是周氏对追宗晚明方法的最明白的表达。溯而上之，由“五四”到晚明，注重发掘明清以来非正统的文学传统。二、李卓吾自是知堂佩服的人物，但似乎周氏原先只重视其思想的异端，即反权威、疾虚妄、重情理等，《源流》未提及李氏对晚明文学的影响。周氏对李卓吾看法的改变可能是受容肇祖《李卓吾评传》的影响，也是一种事后追认罢。三、知堂明确说出追溯源流的意见是“由假定而渐确实”，可以说是一种“主题先行”的研究。其目的无非是寻找新文学的本土根源，从而使新文学顺利进入历史，取得合法地位。
周作人的追宗晚明，并非空穴来风，是有其理论背景的，这就是当时人们对于晚明“近代性”的认识。三十年代初期，沈启无编选《近代散文抄》，近代即指明清。以“近代”一词专指明清时期的用法，似受日本学界影响，如青木正儿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编明清部分即称《中国近世戏曲史》。当然青木也非首倡者，日本汉学创始人之一的内藤湖南在他的中国史研究中就使用上古、中古、近世等分法。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者伊藤虎丸认为：“在日本，一般是把‘近代’这个词作为具有人类解放、光明的、肯定的意义加以接受的。”（《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页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日本的这一用法也是从西欧移入的，即指中世纪以后的那个时段。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有不少学者认同了这一用法，如周作人集中多次出现，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把明中后期以后称为近代。五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在进行“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时就有不少学者认为明末清初中国便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近年来海外学人如余英时、刘广京、沟口雄三等人的研究成果也表明这一时期确实出现了新的倾向，如公私观念的区分，对居间社会的重视，对商业的重视等，都具有近代社会的性质。另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家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也认为明末清初，中国即出现启蒙思想，亦即具有近代性。所有这一切可以证明，“五四”新文学的追宗晚明不是盲目的。
二
当时作为师大学生的任访秋（维焜）由于受到周氏散文中一些论公安派文章的影响，而阅读三袁作品。在《袁中郎评传》中他同意周氏在《燕知草跋》和《杂拌儿序》中对小品文的意见，认为在现代作家、现代小品的观照下，公安派小品的价值自然可以显现出来。在同篇文章里，他还表达了这样的意见：“近代文学革命——十余年前我国文坛之革命，其主张差不多与公安派的都一样，这也许不是受着公安派的影响，而是偶然的暗合吧。”（《师大图书丛刊》2卷3期，1932）任氏这篇文字完成于1931年，周氏尚未有《源流》的讲演。1935年，任氏到北大研究院读书，定的论文题目便是《袁中郎研究》，而导师即为周作人。尽管如此，他在“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的关系上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意见：“这次的新文学运动，我们无须附会说是从公安来的，因为它显然是受着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以及西方的文艺论与创作的影响，而与晚明文学是绝无关系的。”（《袁中郎研究》页10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这篇论文完成于1936年，经过修订和补充，直到1983年才出版。
胡适是较早论述“五四”新文学渊源的人。他为《申报》五十周年所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记述了晚清至“五四”新旧文学过渡时期的历史。他又是倡导“历史的进化的文学观”的，认为在中国最早倡导文学随时代变迁的是公安袁氏三兄弟。但他对三袁的作品并不怎样看重，认为和三言、二拍相比，“也都成了扭扭捏捏的小家数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1935）。朱自清认为小品文受西方影响远远超过中国传统的影响，并以周作人为例，说明他受外国的影响超过中国（《论中国现代的小品散文》，1926。收入李宁编《小品文艺术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1929年，他在清华大学开“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曾专列“外国的影响与现在的分野”一章，对外来文学的影响给予特别的重视（《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艺论丛》14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可见，他不会认同周氏的追宗晚明说。
早在1929年陈子展即在《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中，就非常关注外来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刺激。因此，他反对周作人的大谈公安、竟陵。他先后在《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道统之梦》、《文统之梦》和《京派的起源》等文章，认为周作人推重袁中郎，意在争文学上的正统。他说：
公安竟陵是注重个人的性灵的言志派，“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者似是注重社会的文化的载道派（暂时不妨承认有所谓言志派、载道派），所以新文学运动，有时被人从广义的说，称为新文化运动。因此，我们论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倘非别有会心，就不必故意杜撰故实，歪曲历史，说是现代的新文学运动是继承公安竟陵的文学运动而来。（《公安竟陵与小品文》，收入《小品文与漫画》，1935）
然而支持周氏观点的也大有人在，林语堂就是一个很有力的同盟。他对沈启无《近代散文抄》评论说：“这派（指公安、竟陵——引者注）成就虽有限，却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而称为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书名为《近代散文抄》，确系高见……大凡此派主性灵，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学普遍立场，性灵派之排斥学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学之反对新古典主义，性灵派以个人性灵为立场，也如一切近代之个人主义。其中之排斥仿古文辞，与胡适之文学革命所言，正如出一辙。”（《有不为斋随笔》，《论语》半月刊15期，1933）他标榜晚明文学之近代性，认为与西方近代文学和“五四”文学相一致。在《小品文之遗绪》中，林语堂称小品“须寻出中国祖宗来，此文体才会生根”（《人间世》22期，1935）。周作人的影响显然可见。
嵇文甫是一位较早接受历史唯物论的学者，他的《左派王学》（开明书店，1934）就是运用历史唯物论研究思想史的一个范例，在序中他也表明了周作人的影响：
从前讲明代文学史的，只注意一堆假古董。……近来经周启明、俞平伯等提倡晚明文学，特别表章公安、竟陵诸子，于是我才恍然见到明中叶以后的文学界自有一种新潮流，其自由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的精神，直使现代新文学运动家倾慕赞叹，拉为同调，这要算研究明代文学史的一个新方向。……道学界的王学左派和文学界的公安竟陵派，是同一时代精神的表现。
嵇氏敏锐地看出周作人所提倡的公安、竟陵研究，是明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这已为此后数十年的历史所证明，他还指出这种文学新潮流同思想界的王学左派相一致，此为后来的大多数文学研究者所接受。在《左派王学》的序言及附录中，嵇氏对明中叶以后商业资本的扩大而深入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与后来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精神基本一致。
由于受周作人等人的影响，朱维之充分肯定了周氏《源流》在提倡晚明文学的影响。“因为周作人自己是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分子，并且是新散文底树立者，他的散文早已传诵青年读书界了，所以他的话影响很大。”又认为李卓吾的文学主张，“却和二十世纪的我们新文学运动相一致”（《李卓吾与新文学》，见《福建文化》3卷18期［李卓吾专号］，1935）。朱氏还认为李卓吾不但在文学上而且在思想上具有现代的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李氏思想的因子，陈独秀、吴虞都是其继承人（《李卓吾底思想》，《福建文化》3卷18期［李卓吾专号］，1935）。陈念萱也认为晚明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渊源（《论近代散文作家》，《福建文化》4卷24期，1937）。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论述公安派的时候，也认为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精神是相同的：
晚明公安派的议论，精神是浪漫的，态度是革命的，一反传统的释古的思想，而建立起重个性、重自由、重内容、重情感的新理论。……这与“五四”时代的文学运动精神完全相同。（《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页309，中华书局，1949）
总结1949年以前的历史，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关注“五四”与晚明之间联系的大多是自由派，如周作人、林语堂等。他们本身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是非常深的，自然明白“五四”新文学承受外国的影响有多大。然而他们为了强调“五四”新文学的本土文化渊源，所以努力挖掘“五四”新文学的中国之根。他们这样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处，如过分强调传统而忽略了外来的影响。他们的目的是使“五四”新文学顺利地进入历史，因为新文学只有和中国的历史传统相联结，才能获得社会更普遍的认可和理解，获得合法性。
这一时期另一值得注意的倾向，是以嵇文甫等人为代表，从历史唯物论出发，特别重视李贽等王学左派和“五四”思想的相通性。这一路向与后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相结合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时值今日，谈论晚明文学，大多依然是这一路向。先谈社会环境，即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情境→在思想界的反映（李贽和王学左派的影响）→在文学界的反映（公安三袁等）。
三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由于一连串的政治思想运动，打断了学术研究的连续性，也切断了与海外学术界的联系。国内学术界被人为扭曲，被赋予过多的政治色彩；又由于中国历史以政治标准划分，“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成了近代、现代的分界线，打断了学科间的联系，于是王瑶、唐弢等人编写的现代文学史便只好从“五四”讲起，晚清尚未顾及，遑论晚明。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研究论著，一般都强调新文学如何新，旧文学如何旧，二元对立，割裂传统。但是，史学界在五十年代关于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却放出一线光明，即晚明与“五四”有建立联系的可能。
新时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上的调整，过去僵硬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也开始转向灵活多样，“五四”与晚明的联系成为可能。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萌芽——王学左派”模式占主导地位。
李泽厚是新时期重建晚明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联系较早的一个学者，在《美的历程》中他称李贽具有近代解放因素的民主思想，具有市民——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晚明浪漫思潮的中心人物；并称公安派“之所以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仍有影响，原因就在它们毕竟开始有了近代文人气息”（《美的历程》页197，文物出版社，1981）。李氏的这些意见本身并无多少新意，只不过是三十年代自由派文人意见的重现，或是五十年代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的适当延伸，但以李泽厚当时的地位，在新时期重提“五四”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联系，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侯敏泽也开始反思“五四”与传统文学的关系，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所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反对孔孟之道，主张个性解放，而中国传统中就有鲜明地反对封建礼教、偶像的传统，李贽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五四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收入马良春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张宜雷认为“五四”新文学不但在“性质”方面有传统的源头，在“载道”方面也有它的源头，认为“从李贽和公安派经龚自珍、黄遵宪、梁启超和胡适、周作人，与从顾炎武、王夫之经戴震、章太炎和鲁迅、钱玄同，这两股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进步思潮在‘五四’这一历史时刻汇合，它们共同构成了‘五四’的民族文化思想渊源”（《它来自中华民族文化的长河——“五四”文学民族渊源初探》，《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2）。
王瑶作为新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也对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发表了新的看法，他认为“现代文学中的外来影响是自觉追求的，而民族传统则是自然形成的，它的发展方向就是使外来的因素取得民族化的特点，并使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并认为鲁迅杂文在表现方式和艺术风格上同“魏晋文章”具有一脉相承之处；而周作人散文所追求的“雅致的俗语文”，则在内容和形式上同传统散文（特别是明末小品）有着深刻的联系（《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5）。
1986年，任访秋出版了《中国新文学渊源》（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书，这是周作人《源流》之后为新文学溯源的一项重要收获。在自序中，任氏自称此书受到周作人的启发。解放后，任氏长期讲授宋元明清文学，戏曲、小说、民间文学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这个时期的优秀作品，无不代表了当时平民阶级的思想；并认为晚明产生的“左派王学”，具有反封建意义和进步思想。到了西学东渐，欧风美雨与中国固有的市民阶级的革命思想相结合，于是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涛巨浪。在文学上，“五四文学革命与晚明文学革新也有一定的联系”，认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不主义”，“从其精神实质上看，与公安派所提出的主张，实毫无二致”。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提出的文学见解和主张，其来源有二：“一为中国所固有的，即继承了晚明文化革新这一潮流；二为晚清从西方输入的科学与民主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新的文学论。”因此本书的结论是“五四的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从反孔教到反复古主义文学，就中国固有的传统来说，实上承晚明的文化革新运动”（页217-221）。对比任氏三十年代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后经多次修改而于1983年出版的《袁中郎研究》，其在“五四”与晚明文学关系上的观点，变化是颇大的。
在寻找晚明与“五四”新文学关系的论著中大多数论者都比较关注两者之间相同或相通之处，但也有人更关注其间的差异。冯至基本上对追宗晚明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五四”以来是受英国兰姆等人的影响，人们才动手写散文，随后便在二三十年代发现晚明小品的价值。在此之前，晚明小品无人过问，是外国文化推动了我们认识自己的传统（《不要套用西方现成的文学术语》，收入马良春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同年，他再次重申了这样的意见，先有了西方文学的影响，“五四”新文学才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新文学初期的继承与借鉴》，《文学报》1984年5月10日。对冯氏的商榷意见有张国光《公安派——四百年前我国文学改新的一面旗帜》，收入《晚明文学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华中师大出版社，1987）。贾植芳一方面承认周氏追宗晚明的意义，一方面又指出其不足，“只注重到两者的相似之处，而忽略了时间环境不同造成的根本差异”，由此导致了周氏消极的历史观——循环论（《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学术研究》1987.6）。张福贵、刘中树对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相通论提出质疑和反驳。他们认为，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虽然存在着一定的精神联系，但这并不能取消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它们不仅属于两个时代，更属于两种文化（《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的时差与异质》，《中国社会科学》1996.6）。这些论者注重晚明与“五四”的差异性，其用意是强调“五四”新文学的主要渊源在西方而不在晚明。
1986年，海外华裔学者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在国内出版，该书把“五四”运动定性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海外的新儒家杜维明等也把“五四”运动跟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说成是偏颇的两极，这些论调在国内引起不同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王元化(1988)从思想史的角度回应了林毓生等人，认为“五四”是否反传统，这是个涉及到如何理解批判继承传统的问题：“我认为五四没有全盘性的反传统问题，而主要的是反儒家的‘吃人礼教’。我不否认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但我不同意文化传统只能定儒家为一尊。”（《论传统与反传统——为五四精神一辩》，收入王元化所著《传统与反传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严家炎是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对林毓生观点作出积极回应的一个，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没有‘全盘反传统’或割断中国文化传统，反而开启了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新阶段”。并以周作人《源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为例说明，“在先驱者心目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和传统文化‘中断’或‘断裂’”（《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鲁迅研究月刊》1995.9）。1997年在一次研讨会上，严氏更从文学到文化反思这个问题，认为持“五四全盘反传统论”者，忽视了即使在儒家文化中，原本就有非主流的“异端”存在。“特别到明末清初，已经形成具有启蒙色彩的文化，像李卓吾、冯梦龙、黄宗羲、顾炎武、颜习斋、戴震等思想家、文学家的著述，已经构成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文革”•传统文化——当前一场学术论争之我见》，收入《“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总之，必须区分传统中的正统与“异端”，“五四”反的是正统，而继承了传统中的“异端”思想。
这场论争的焦点是承认不承认“五四”新文化已部分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如果承认“五四”以来的文学思想已成为我们自己的传统的一部分，那“中断”或“断裂”论将无所依附；如果不承认“五四”以后的文化思想已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那问题自然就出现了。这场论争，客观上使现代文学研究者回到传统，从传统中发掘新文学的渊源。
四
在八十年代中期，由于改革开放已进行数年，海外新思潮新方法不断引入，国内学术界十分活跃。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章培恒、陈伯海、罗宗强等学者在《文学遗产》、《光明日报》、《文史知识》等报刊杂志上提出宏观研究，打通古代、近代、现代文学史，注重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等观点。（1984年11月13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开辟了“当代作家谈古典文学”专栏；在《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当前古典文学研究与方法论问题笔谈》中，载有陈伯海《宏观的世界与宏观的研究》，章培恒《研究方法与研究态度》，罗宗强《并存、拓展、打通》等文；在《文史知识》1985年第10期又载有章培恒《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展望》、董乃斌《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新方法》等文；在《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编辑部又发出《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启事》，倡导宏观研究。这一切都说明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界开始注重与现当代的联系，注重从整体性出发的宏观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界，陈思和提出了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1985)，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也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1985)（参看陈思和《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3，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5），打破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狭小空间，使研究工作向当代和晚清延伸，并与世界文学相联系。从而使“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观念的逐渐转变，也有其国际汉学界的背景。过去检讨中国近现代史，多采用邓嗣禹、费正清等提出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它暗含着中国被动、西方主动，中国落后、西方先进等价值判断在内。海外华裔学者余英时、黄仁宇、刘广京以及汉学家柯文、沟口雄三、滨下武志等逐渐走出这种“西方中心论”，提出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主张“亚洲视角”，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于是“在中国发现了历史”（参看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沟口雄三《中国的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中华书局，1997；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法国“年鉴学派”史家布罗代尔等主张的“长时段”理论或许都给他们以启发。所有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影响。
1985年，现代文学研究者吴中杰发表《现代文学史研究要破关而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3）一文，可以认为是与黄子平、陈思和等人遥相呼应。他认为应将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含当代）连起来研究，构成一个大的段落，并认为近代文学的上限应提到晚明，而晚明正是中国资本主义文学的萌芽期，认为李贽和袁中郎都重视戏曲小说的文学价值，这在文学观念上是一个大进步，单就文学史研究而言，“把中国资产阶级文学思想溯源到明末的公安、竟陵派，还是有些道理的”（吴氏的观点虽然同黄子平、陈平原等人的很相近，但他并不同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法，参所著《世纪交替与文学史断限》一文，载《文汇报》1998.11.6；另外，吴氏曾坦言自己的构想得力于周作人，认为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动力不只来自西学，晚明文化中的某些蜕变已孕育了这种变革的可能性。吴氏也曾有写作晚明至五四文学思潮史的念头。参见何四乔《生长在学术中的风景——吴中杰先生其人其学》，《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看来，吴氏基本同意周作人对新文学溯源的研究。
朱德发也认为应该从明代的文化形态和文学形态来探讨中国新文学的胚胎，把明代文学视为以“五四”为界碑的现代文学的国内源头。很显然的，作者也是以明末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来立论的，作者认为李贽的“童心说”、焦竑的“性灵说”都是以人为思考中心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的发现”有着内在的脉络，表现出的人文主义情思，反映了新市民阶层要求个性获得解放的时代心声（《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的第一部曲》，《齐鲁学刊》1991.3）。
陈平原(1992)从柯文的“寻求中国史自身的剧情主线”出发，赞成周作人、胡适等人为新文学寻源，但认为他们的工作不能完全成功，关键在于绕过了本不该绕过的清末民初的文学改良运动，没能够讲清楚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的过程和具体途径（《新文学：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2年4月号。关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可参看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中国意识的危机》［增订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周作人等忽视的清末民初，近年来得到了普遍重视，李欧梵、陈万雄、王德威、关爱和等中外学者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可参看李欧梵《文学的趋势Ⅰ：对现代性的追求，1895-1927》，见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见所著《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1998；关爱和《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我们注意到，过去一般是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对“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的关系关注较多。近年来，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其中尤以章培恒和陈伯海两位最为突出。章氏力主宏观、微观研究相结合，打破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界限。章培恒和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终篇专列“向新文学的推进”一章，认为“五四”新文学“其基本的思想特征可以归结为肯定人的生活欲望和人性的自由发展，倡导个性解放，个人主义”，亦即“个人的发现”的产物。而“人的发现”一直贯穿元明清文学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晚明李贽、袁中郎等人的理论，“都是把文学视为真实的个性与情感的自由表现，而排斥一切与之相妨的因素”；而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部分主张“确是和性灵派的诸如‘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等基本主张相通的”。因而认为“把五四新文学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来理解是很有必要的”（章培恒、骆玉明《向新文学的推进》，见《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又可参看章培恒、谈蓓芳《论五四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复旦学报》1996.4；章培恒《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复旦学报》1999.1；章培恒《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文汇报》1999.2.6）。章氏还著有《中国现代文学史纲》，在导论部分再次重申了这些意见。
陈伯海主编的《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东方出版中心，1997）对晚明以迄现代的文学思潮进行了总的梳理，认为“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系和转化着眼，把四百年思潮作为整体流程来看待，是确有根据的。其整体性主要体现在文学的人文精神及其文体风貌两个层次上”。并认为晚明人文精神包含个性思潮和实学思潮，二者互相结合，确立了新文学的人本核心。二者之间的变化，又引起了文体风貌的变化，那便是雅俗对流的新局面的出现。由这种对流所产生的文学样式，包括俗化的文体如公安体等和文人化的戏曲小说如《牡丹亭》等，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雅文学和俗文学，而逐步具备了向新文学过渡的素质，再同“西化”促成的中西对流相结合，便酿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风貌（《导论——自传统至现代》）。
经过十多年的讨论，应该说“五四”与传统文学的关系问题，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即“五四”与传统之间不可能断裂。而且，大多数学者认可了“五四”新文化与晚明文学思潮的重要关系这一命题。
五
由于“五四”与晚明之间的联系是20世纪文学研究一大话题，受其影响，晚明文学研究自然成为“以我观物”的“有我之境”，有着浓烈的“五四”色彩和“五四”情结。研究者无论使用哪一种方法，心目中都会有一个“五四”新文学在，个人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等人们评价“五四”的观念，都或多或少地投射到研究对象之中，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晚明文学的价值是在“五四”新文化视野中发现的，或者说是“五四”照亮了晚明。
20世纪晚明文学思潮研究者众多，但不论持何种观点，有一点堪称共识，即认为晚明文学思潮确实出现了与传统文学相异的新倾向、新特质。至于晚明文学思潮的性质，则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或称之为文艺复兴，或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或称之为启蒙运动，等等，有趣的是，这些名称大致转用当时人们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
“文艺复兴”作为欧洲的一个文化历史概念，在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至“五四”时期又与中国新文化联系起来。1919年，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办《新潮》杂志宣扬新文化，他们向胡适征求英文刊名，胡即名之曰"Renaissance"（文艺复兴）。1933年，胡适在美国做过多次讲演，介绍新文化运动，后结集出版，其名即为《中国文艺复兴》（参唐德刚《胡适杂忆》［增订本］附录“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华东师大出版社，1999）。可见胡适也是一直把“五四”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后来周作人便以“文艺复兴”转评晚明文学，而旧派文人如钱基博在他的《明代文学》(1933)也称中国文学之有明，犹欧洲文学之有文艺复兴。
1926年，梁实秋发表了《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其总体是趋向于“浪漫主义”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2）。李欧梵认为“五四”要比拟的话，用浪漫主义运动取代文艺复兴也许更合适。因为，“五四”和欧洲的浪漫主义都同样代表着对古典传统的反动（李欧梵著，陈平原译《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4.2）。较早用浪漫主义概括明中后期文学的是任访秋、林语堂和朱维之等人，任访秋在他的《袁中郎评传》(1932)中即开始把公安派和英国浪漫派相比较了。林语堂称袁中郎为晚明浪漫派文学之健将（《袁中郎全集出版预告》，《人间世》7期，1934）。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开明书店，1949）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就出过三版，在三十年代中期初版中，他就把明后叶至清初的文学称为浪漫主义（《自序》）。
三十年代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迫在眉睫，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艾思奇、陈伯达、张申府等为挽救民族危机，发起了一场新启蒙运动。张申府认为“在思想上，如果把五四运动叫做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可以看出，把“五四”运动看作是一场启蒙运动，是在三十年代得到确认的。此后，许多学者，特别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大多认为“五四”是一场启蒙运动。侯外庐在四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用启蒙运动的一些理论观照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九十年代，萧萐父、许苏民出版《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书，也大致以启蒙思想为依归。
有学者认为，“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参见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八，上海远东出版社）。正是“五四”运动的这种矛盾投射到晚明文学研究上，因此晚明文学在研究者眼里也就出现了多重含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等概念被频繁运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十年代以来，晚明文学思潮研究又有新的文化背景，这就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语境中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五种社会发展形态是全人类必然要经历的，那么中国当然就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一文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五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讨论，大致可以认为是为毛泽东这句话作注脚。关于萌芽出现的年代有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和明清说，其中明清说影响最大，这也对晚明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学说和嵇文甫“左派王学”说相结合，几乎左右了数十年的晚明文学研究。一直到今天，仍有不少研究者在运用。
大陆、台港学者对晚明社会形态性质的提法有所不同，大陆多持封建社会晚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而一些台港学者则认为：“中国大陆学者往往过分重视所谓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的改变，于是‘资本主义萌芽’成了一个用得最滥的名词。从小说的流行到山人的兴起，到泰州学派的风行一时，无一不可用‘资本主义萌芽’解释之。”（参见周质平《读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台湾《九州学刊》3卷2期，1989年6月）可见他们明显不满这种提法的泛滥化或简单化。随着历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大陆也有古代文学研究者对传统提法有所怀疑。如徐朔方认为马克思从欧洲社会发展史得出五种生产方式和五种社会制度的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东方社会，是一个问题，在他看来，明代社会是否属于封建社会还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它与西方的封建社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他对于把小说、戏曲兴盛的历史原因，归之“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说，持慎重的怀疑态度，表示他的研究“在学术界得到公认的新说出现前，将尽可能不用这样的说法”（《小说戏曲在明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文学遗产》1999年第1期）。事实上，“资本主义萌芽”说和“市民”说在相当长时期内统治着大陆晚明文学研究界，甚至是许多论著的理论基石，假如这一理论受到挑战或者被推翻的话，它所带来的影响和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在现代学术史上是有代表性的个案。它不仅是研究晚明文学的影响史，也不仅是一种打通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疆域的尝试，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上看，这论题的本质是“五四”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五四”运动是以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而又明显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所以“五四”与传统文化的确切关系、传统文化结构内在的复杂性及其各种因素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五四”新文学中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影响之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纷沓而来。总之，这个问题的研究，对于了解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影响和接受具有某种典型意义。
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研究的显隐起落、云谲波诡，典型地折射出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风云变幻、人事代谢。这种研究的时代色彩、研究者的个人主观色彩、政治色彩都非常强烈。在许多研究中，对于价值判断的关怀往往超出而且先于对于历史真相的追求。历来这种研究，更多地是在宏观层次上讨论的。在我们看来，还应该从更具体的、更实在的文学现象上去研究。比如，晚明文学中的诗、文、小说、戏曲等文体，晚明的文学批评，晚明诸位作家诗人，分别对于“五四”新文学在哪些方面、对什么人物、在什么程度上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都应该在大量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有更多实证性的研究。相信未来的研究将会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消解意识形态的偏见，走向实事求是之学，还原一个更为客观、真实的历史。
（说明：本文所据资料，截至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