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七十年来尤其是近四十年来，原处于边缘、起点较低的明清诗文研究，迅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最具活力和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明清诗文研究重点是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进程中，发现其独特性，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地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明清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联系最为紧密，探讨明清诗文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及其现代性，是持续近百年的重要话题。站在学术史的角度看，对中国文学的经典形塑与阐释是明清诗文极为重要而尚未完全受到重视的价值。立足文学本位，融合多学科，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是明清诗文研究的重要开拓途径。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对待海外汉学有一个从盲目崇拜、单纯引进，到理性吸收、平等对话的过程，最终形成了以中国学者为主的学术共同体。
关键词：明清诗文 研究 七十年
一、七十年的四个时期
本文中的“明清诗文”，包括明代至近代的诗文与诗文评。总体而言，与古代文学其他领域相比，明清诗文研究的起点较低，长期处于被忽视甚至被贬斥的境地。
明清诗文被忽视，有古代学术传统方面的原因，比如，代表清代学术官方主流意识的《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代诗文就颇多批评，基本持否定态度，此后的许多文学史家在有意无意之间，往往都受其影响。另外，“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样传统的文体迭代、文体进化观念，对明清诗文的评价也颇为不利。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明代文学所胜，一是称为传奇的歌剧，一是白话小说。”“代表清代文学的，是那些长篇的白话小说。”[1]这些观念，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常识”，也成为文学史学者的“前理解”。一些五四运动领袖人物，对明清诗文也持偏颇的否定态度。比如，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把前后七子、唐宋派以及桐城派十八位古文大家称为“十八妖魔”，批评他们“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唯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2]。大致而言，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明清诗文研究处于边缘地位，基础相当薄弱。这是当代学术史所接受的理论背景。
七十年来明清诗文研究的发展进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65年以前为第一时期，1966—1976年为第二时期，1977—1999年为第三时期，2000年至今为第四时期。其中，第二时期成果不多，限于篇幅，姑且略去。
新中国成立后，古代文学研究界仍按传统的惯性继续推进。在明清文学研究中，重点仍是长篇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文体，专门意义上的明清诗文研究极少。当时高校的文学史教材如：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介绍明清文学部分，诗文所占的篇幅都比较低，内容也非常简略。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明代文学”共十一章，其中一章涉及明代诗文介绍前后七子、归有光、李贽及爱国诗人。“清代前期及清代中叶文学”一章涉及清代诗文，介绍乾嘉间的诗人诗派、桐城古文、汪中及清代骈文。可以看出，明清诗文在当时的文学史中，显然是处于边缘的。
在明清戏曲小说研究热中，也有部分学者将目光投向诗文。研究的内容大体集中在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袁枚、赵翼等大家以及公安、桐城派的名家，近代部分的主题则是爱国主义。先后参与明清诗文研究讨论的学者有黄海章、钱仲联、任访秋、马汉麟、郑朝宗、曹道衡、刘衍文、马茂元、王气中、聂石樵、黄云眉、华忱之、霍松林、袁世硕、刘季高、段熙仲、陈友琴、吴则虞等。关于桐城派的讨论辑成《桐城派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一书。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中华书局1963年版）、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等著作，是这一时期清代诗文研究最为重要的成果。
这一时期的明清诗文批评研究亮点较多。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二书皆为修订重版，但就明清文学批评而言，仍然是该时期最具深度和广度的批评史专书。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是建国后编写的第一本文学批评史，短小精悍，对明清、近代多有所及，如李梦阳、何景明、锺惺、谭元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王士禛、沈德潜、桐城派、章学诚、袁枚，并首次在文学批评史中专题论及刘熙载与王国维，值得注意。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华书局1962年版）的中、下册，选录了明清诗文批评经典篇章。他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963年版）包括：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谢榛《四溟诗话》、王夫之《姜斋诗话》、王士禛《带经堂诗话》、赵翼《瓯北诗话》、袁枚《随园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刘大櫆《论文偶记》等，这些文献的整理出版推动了当时明清诗文批评研究，并影响至今。
从1977年开始，进入第三个时期，明清诗文研究重新起步。1981年江苏师范学院成立明清诗文研究室，标志着明清诗文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相关学术讨论日渐活跃，1983年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和苏州大学明清诗文研究室联合发起清诗讨论会，有力地推动了沉寂多年的清诗研究。其他如1985年首届桐城派学术研讨会、1985年首届竟陵派学术讨论会等，都显示出明清诗文研究各领域迅速发展的态势。
20世纪80—90年代，明清诗文研究虽然尚未受到学界高度重视，但当时的学术发展生机勃勃，元气淋漓。相关研究的数量虽然不多，却有不少佳作。这个领域基础较弱，可凭借不多，反而提供了学术原创性的空间，故在短期内就出现了一批筚路蓝缕、填补空白的论著。举要而言，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是首部清代词史，朱则杰《清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是首部清代诗史，马亚中《中国近代诗歌史》（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是首部近代诗史。刘世南《清诗流派史》（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是首部研究清诗流派的专著。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明代卷（袁震宇、刘明今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清代卷（邬国平、王镇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近代卷（黄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皆是史料翔实、立论平允的专著，至今仍是明清诗文批评史领域难以超越的权威之作。
20世纪80—90年代，学术师承赓续，蔚为大观。从20世纪初到60年代出生的学者，同时出现在明清诗文研究界，一时云蒸霞蔚，济济多士，可谓盛矣！举例而言：唐圭璋、钱仲联、黄海章、赵景深、马积高、任访秋、徐朔方等前辈导夫先路，施议对、关爱和等中青年学者，多为新时期以来较早进入高校的大学生或研究生，已经成为明清诗文研究的权威专家。
20世纪80—90年代的研究生培养机制与学术规范皆尚未完备，然纵观当时的博士论文，其眼光与质量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且都有壮阔的学术格局与气魄。不少博士论文在该领域具有首创或开拓之功，形成一批分量颇重的学术专著，也反映了20世纪80—90年代的明清诗文研究整体水平和发展趋势。
1999年，吴承学、曹虹、蒋寅在《文学遗产》发表“明清诗文研究三人谈”[3]，总结20世纪明清诗文研究的现状和成果，并对21世纪这一研究领域进行了前瞻性的讨论。进入21世纪，明清诗文研究展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此前未形成和划定各种分界与疆域，没有难以逾越的格套和拘忌，也是这个领域生机勃勃的原因。研究者、研究成果，乃至基金项目的数量与规模，都呈现爆炸式的增长态势。在短期内，学术队伍与研究力量迅速集结，以学术人口红利之优势，迅速占据明清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开垦荒野，占领要地。在古代文学史研究领域，本来已经很少“空白”之处，但明清诗文诸多具体课题之研究可说是“填补空白”。纵观近二十年明清诗文研究，以内容而论，有文学本体（文学流派、文论、作家作品、文章学与文体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包含域外汉籍）；思想、文化（心态史、宗教、社会生活）与明清诗文；身份认同（遗民、贰臣、山人、妇女等）；政治、制度与文学（台阁文学、翰林文学、状元文学、科举与文学、党争与文学）；学术（经学）与文学、文人结社、幕府文学；地域文学与家族文学；选本批评；经典诗文接受、注释与明清诗文的关系等。总而言之，经过七十年的发展，近年来的明清诗文研究可谓跨越学科、众体兼备，几乎是全方位、无死角地覆盖了明清诗文的各个方面。而且，每一领域成果都相当丰富，比如文学史上被称为“流派”的明清作家群，差不多巨细无遗尽入研究者之彀中了。
本期的学术队伍基本完成了代际更新。领军人物多为改革开放以来较早进入高校的20世纪50—60年代生人，主力则是他们的学生辈70—80年代甚至90年代生人。改革开放前后出生的新一代学人已崭露头角。他们的知识结构与眼光手段，都展示了新的特色，是最具科研活力的生力军，当然也有一些不足与局限[4]。
文献整理是考察学术发展的特殊角度。它既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也是研究趋势的风向标，既反映出该领域研究的需求情况，又推动该领域学术研究。明清诗文文献基础原先十分薄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文献整理繁兴。21世纪以来，更呈爆发式发展趋势，重要文献差不多都得以出版。以清代诗文的大型丛书为例：《清代诗文集汇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有清一代诗文合集，收录诗文集四千多种。《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陈彥红等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收录清人1339种诗文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文献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清代学者文集丛刊》、张宏生主编《全清词》、张寅彭主编《明清别集丛刊》《乾嘉名家别集丛刊》、杜桂萍主编《清代诗人别集丛刊》等，正在不断推出，极大方便了相关研究工作。明清文学批评的文献，也渐成整理出版的热点。王水照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以明清诗文批评文献为主。明代批评文献整理著作，有吴文治《明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周维德《全明诗话》（齐鲁书社2005年版）等。清代诗文批评著作，则有钱仲联《清诗纪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1989年版）、张寅彭《清诗话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及《清诗话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起陆续出版中）等。明清文献整理的极度兴盛，与国家的支持分不开，比如近年来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就有近二十个明清诗文文献方面的重大项目得以立项。这些项目，在若干年内又将进一步推动明清诗文研究的繁荣。
注释：
[1]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1949年版，下册，第295—430页。
[2]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号。
[3]参见吴承学、曹虹、蒋寅《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明清诗文研究三人谈》，《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
[4]参见拙文《致新一代学人》，《南方周末》2017年11月9日。
二、明清诗文的现代发现与价值重估
纵观七十年来明清诗文研究，其重点是如何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进程中，发现明清诗文的独特性，实事求是地评价明清诗文的地位和影响。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明清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联系最为紧密直接。探讨明清诗文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及其现代性（或近代性），是持续近百年的重要话题。周作人最早把“五四”新文学的源头追溯到晚明文学中的公安三袁、竟陵派与晚明小品，认为八股文作为对立面出现，倒逼新文学的出场[1]。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同时也针对程朱理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明与五四确有相似之处。不同在于，晚明的变革只是中国传统内部一次自我调整，而五四则是一场思想文化的革命，其思想原动力主要来自近代西方。在思想上，大众化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五四”新文学所谓口语化、走向民间等思潮，就是在文学上的大众化表现。明代复古派提倡民歌，李梦阳所谓“真诗乃在民间”，冯梦龙编辑民歌集《挂枝儿》，这些情况确实和“五四”新文学有相通之处。只有晚清乃至“五四”西方现代性涌入中国，形成崭新的思想境域，才有明清现代性的话题。只有近代以来中西的相遇，中国学者才可能跳出自身局限，站在不同的角度审视自己，并发现了自身迥然不同的特质。吴承学、李光摩《“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论述了20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各种研究。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明清属于“近世文学”，该书的重点在于“揭示中国现代文学乃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是加快了它的出现而非导致了中国文学航向的改变”（第1页）。
在近代文学研究中，很少人明确使用“现代性”概念，更多的是讨论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过程中的特质。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把百余年来中国文学的演进历程视为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认为这一进程发轫于近代。他认为：“五四的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从反孔教到反复古主义文学，就中国固有的传统来说，实上承晚明的文化革新运动。”[2]此后，关爱和不断推进研究，成为该领域的代表，如《从古典走向现代：论历史转型期的中国近代文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等。黄霖给近代批评史的定位是：“中国文学批评在近代发生新变，即急遽地从古代型向现代型过渡。”[3]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文学观念近代性”的概念及“近代性”十个主要标志，并以“近代性”来构建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的体系。
现代人可以从“水平”与“接受”两个不同维度去评价明清诗文的独特价值。就艺术本身而言，明清诗文的确达到很高的水平。钱仲联对清诗的评价是“超明越元，抗衡唐宋”[4]，并非虚语。但从接受的角度看，明清时代早已过了诗文文体发展的巅峰期，诗文被边缘化是难免的。明清诗文研究的兴盛，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七十年来明清诗文研究重在探讨其高超的艺术水平，并取得不少重要的成果。但站在学术史的角度看，对中国文学的经典形塑与文本阐释是明清诗文极为重要而尚未完全受到重视的价值。由于我们的时代离明清较近，许多文学经典观念明显受其影响。比如，复古派对秦汉文与汉魏古诗、唐诗的经典化、唐宋派以及桐城派对唐宋文的经典化、清代的学人之诗、宋诗派对宋诗的经典化等。毫不夸张地说，现代人心目中的中国文学经典谱系，大致源于明清两代的形塑与阐释。
从经典形塑与阐释角度看，明清诗文选本的繁盛，是对前代诗文的总结并完成经典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使许多作品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得以确立。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对明清选本非常关注。讨论选本与唐诗经典化关系的，有《明代唐诗选本研究》（金生奎著，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清代唐诗选本研究》（贺严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讨论选本与宋诗和唐宋词经典化研究，有《清代宋诗选本研究》（谢海林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清人选宋诗研究》（高磊著，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清代词选研究》（李睿著，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清代唐宋词选研究》（高春花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等。
注释是清人对前代诗文的经典化及阐释的重要方式，考据风气又促成诗文注释和整理的繁盛。清代诗文注释的贡献在于完成了前代重要作家注本的经典化进程，其所反映出的集成化、总结化特性，对于推进古代诗文经典进程起了积极作用，其中所确立的部分经典注本，也一直为现代所接受。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黄山书社2000年版）等。
从接受史入手，考察明清时期对前代诗文的经典形塑及阐释是一个重要路径。有些研究揭示了明清经典接受史的独特意义，如《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刘毓庆著，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清代〈诗经〉学研究》（何海燕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清代诗经学》（宁宇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元明清楚辞学史》（孙巧云著，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明清文选学述评》（王书才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清代〈文选〉学研究》（王小婷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明代唐诗接受史》（查清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明代唐诗学》（孙春青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刘重喜著，中华书局2013年版）、《清代杜诗学史》（孙微著，齐鲁书社2004年版）、《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米彦青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陈伟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苏词接受史研究》（张璟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清代辛稼轩接受史》（朱丽霞著，齐鲁书社2005年版）等。
从诗文评经典化角度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是近二十年来明清诗文批评的新开拓。吴承学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代表古代晚期正宗正统的学术思想，其集部诗文评类考辨精微，评价公允，基本构成古典形态文学批评学术史的雏形，大致体现出传统诗文评研究的学术水平。它既可以说是传统诗文评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现代形态文学批评史学科形成的基础。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虽然借鉴了外来文学批评的形式，但《总目》提供的许多内容、观点及文献也为批评史家所普遍接受和充分利用。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少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是以此为底本和基础的。这是今天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学术史所不可忽视的[5]。他还讨论了《四库全书总目》的文体学思想[6]以及《四库全书》与评点之学[7]等问题。此后，从文学批评角度研究《四库全书总目》形成学术热点，专著如《〈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司马朝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权力、知识与批评史图像：〈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的文学思想》（曾守正著，台湾学生书局2008年版），《明代文学还原研究——以〈四库总目〉明人别集提要为中心》（何宗美等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等，相关的论文数量更多，探讨《总目》对历代作家诗人、文学流派的评价，或探讨其批评标准及影响，内容相当丰富，但都与讨论《四库全书总目》经典化相关。
近年，有些研究从原先处于比较含混、边缘的地位，进而成为独立的学术领域。如“南明文学”，早期研究仅有“遗民诗”“遗民文学”，没有“南明文学”概念。自著名历史学家何龄修首次标举“南明文学范畴”之散文、诗歌、小说等各体杰作，明确提出“南明岁月虽然短暂，但耿耿丹心、殷红热血却造成了许多文化珍品”[8]，潘承玉又提出“一个完整的南明文学观”[9]。以南明抗清英雄和苦节士人为主要作家的南明文学，沉淀了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怀，也折射出一个民族在特殊时代的审美思考。“南明文学”提出之后，明确、自觉研究南明时期文学的成果日见增多。许多此前极少被留意的南明领袖人物、殉国忠烈、遗民文学家，以及南明存在和消亡时期的大多数文人结社，纷纷成为各地学者关注的对象。
注释：
[1]参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人文书店1932年版，第36—53页。
[2]任访秋《中国新文学渊源》，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
[3]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4]钱仲联选，钱学增注《清诗三百首·前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页。
[5]参见拙文《论〈四库全书总目〉在诗文评研究史上的贡献》，《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6]参见吴承学、何诗海《论〈四库全书总目〉的文体学思想》，《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7]参见拙文《〈四库全书〉与评点之学》，《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8] 何龄修《读顾诚〈南明史〉》，《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9] 潘承玉《一个完整的南明文学观》，《学术论坛》2006年第9期。
三、文学本位与多学科融合
立足文学本位，融合多学科，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是明清诗文研究的重要开拓途径。
基于文本细读的作家、作品、文学流派与文学史研究，是明清诗文研究的主体部分。文本细读的典范是钱锺书，他细读并评点过的明清诗文集的数量目前恐无人可及。《谈艺录》1948年初版（开明书店1948年版），重印增入《谈艺录补订》（中华书局1984年版）、《谈艺录补订补正》（中华书局1987年重印版），后又增入《谈艺录补订补正之二》（中华书局1993年重印版），增补内容极为厚重，其中对明清近代诗文如竟陵派、王士禛、赵翼、袁枚、钱载、龚自珍的评点，如老吏断狱，极为精当，堪称经典之作，胜过多少煌煌巨册。另外，《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二十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其中明清诗文集的读书笔记占了大半，其评点吉光片羽，弥足珍重。
就文学批评而言，清代诗学的研究成就最为突出。其要者如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台湾牧童出版社1977年版）与《清代诗话知见录》（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版），无论是理论还是文献研究，皆着先鞭，颇有开拓之功。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是大陆对该专题较早的系统研究，比较清晰地梳理了清代诗学发展的脉络。近二十年，蒋寅在清代诗学研究方面，无论是文献研究《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5年版）、个案研究《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还是总体研究《清代诗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都取得非常丰硕而且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文学思想与思潮是近四十年来文学史研究的新领域，也是明清诗文研究的重要开拓。罗宗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倡导文学思想史研究，以思想史的方法治文学批评，把文学批评、理论与文学创作实际所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倾向结合起来。作为系列研究，他的《明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13年版）提出政教实用的工具论和抒发自我性情的抒情论两条线索，概括出“性其情”与“情其性”两个命题，全面系统地展现和论述有明一代文学思想演变之轨迹及其演变之原因，对明代文学思想的历史还原与价值判断做出整体性的贡献。受其影响的有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书。廖可斌《明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则特别提出“思潮史”研究。他认为，研究明代文学思潮史，应着重考察文学社团的兴替及其文学观念的高度自觉，政治、理学、科举等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以及地域文化、商品经济和市镇繁荣对文学的影响。明清文学思想与思潮研究的成果还有：《明代隆庆、万历间文学思想转变研究》（饶龙隼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周群著，巴蜀书社2000年版）、《崇古理念的淡退：王世贞与十六世纪文学思想》（孙学堂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黄卓越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明遗民群体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李瑄著，巴蜀书社2009年版）、《明代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的演变》（陈书录著，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清初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张如安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元明之际吴中文人文学思想研究》（周海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等。
21世纪以来，文体学研究大大拓展了明清诗文批评领域。吴承学认为，就文体学研究的规模、范围与系统性而言，明清两代远在南朝之上。明清文体学的辨体意识特别突出。“辨体”是明清诗文批评的“关键词”之一。如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孙鑛《排律辨体》诸书之名，不避重复，都标榜“辨体”。受复古思想的影响，明人严于辨体、强调文体古今正变。明代文章总集的编纂与序题形式，集中反映明代文学批评界的“辨体”之风与集大成的特色，是明代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文体批评方式。明人许多总集编纂总结唐、宋以后出现的大量新文体，同时又突破《文选》所设置的文体框架，把经、史、子、集都置于文体学视野之内，挖掘和总结出大量早期文体或文体形态，成为古代文体分类学的经典范式[1]。
除文体学理论的研究之外，文体形态的研究，也是近几十年明清诗文研究的重要创获。李贽、袁宏道、王思任、艾南英及焦循等以为八股文乃有明一代之文学。郭绍虞认为八股文是明代最具代表性的文体，“明代的文人，殆无不与时文发生关系，明代的文学或文学批评，殆也无不直接间接受着时文的影响”[2]。八股文在20世纪30年代已引起宋佩伟、钱基博、周作人、卢前等学者的讨论，80年代以来又逐渐成为新的学术热点。除了老一辈学者如启功等《说八股》（中华书局1994年版）、邓云乡《清代八股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外，一些中青年学者也投入到八股研究行列并发表了系列论文和专著。仅专著言，就有《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黄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八股文史》（孔庆茂著，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明清制艺今说：“八股文”的现代阐释》（吴伟凡著，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文体学视野下的科举八股文研究》（高明扬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等。这些成果，在描述八股文的发展历程，探讨八股与明清文人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知识结构及文学创作的关系等方面，较前人更为系统、深入和细致，对八股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功过是非的评价，也更为理性、客观。
骈文兴盛于六朝，嬗变于唐宋，自唐宋古文运动后，经历元、明之间数百年的沉寂，至清代迎来全面复兴，名家辈出，佳作如林。可是，民国时期的一些研究著作，涉及清代的内容不多，更遑论系统研究。1949年之后，台湾学者张仁清《中国骈文发展史》（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版）目清代为“骈文之复兴时期”，并分六朝派、三唐派、宋四六派、常州派、仪征派来描述清代骈文之盛。此后，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络绎不绝，专著有《清代常州骈文研究》（曹虹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清代乾嘉骈文研究》（颜建华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清代骈文理论研究》（吕双伟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清代骈文史》（杨旭辉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清代江南骈文发展研究》（路海洋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清代骈文研究》（吕双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等。总体而言，新时期以来，在清代骈文作家作品、骈文史、骈文理论、骈文与思想学术及地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重大进展。
辞赋创作经元、明两代的衰落低潮期后，到清代又走向繁盛，作品搜辑整理和赋学理论探讨也达到高峰。但是，由于受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明清辞赋的地位未得到客观评价，相关研究也比较冷清，主要依附于文学史、骈文史研究中，没有独立的地位。这种状况，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根本改观，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都设有专章讨论明清辞赋和赋学。当然，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批明清赋学专著的面世，如《清代律赋新论》（詹杭伦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明代辞赋述略》（孙海燕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清代赋学研究》（孙福轩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作赋津梁：明代万历年间辞赋选本研究》（王欣慧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等。这些论著，对明清辞赋的独特成就发抉尤多，对明清赋学理论也做了深入探讨，但与汉魏六朝乃至唐宋辞赋研究相比，整体而言还是比较薄弱，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明清词学研究向来较弱，但在21世纪渐成热门，关于词人、词派、词集、词论、词谱等皆有众多研究成果。仅以词史而言，张仲谋《明词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是第一部全面梳理明词发展脉络的断代词学史。清词研究成果尤多。严迪昌《清词史》是开拓清词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在理论上有所创新。21世纪以来，《清代词学批评史论》（孙克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清代吴中词派研究》（沙先一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常州词派通论》（朱德慈著，中华书局2006年版）、《清代临桂词派研究》（巨传友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近代词史》（莫立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朱惠国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都是比较有代表性词学研究成果。
就学科的融合而言，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学在明清时代特别兴盛，新时期以来，这类文学逐渐受到重视。地域是文学的大环境，家族则是其小环境，二者共同构成文学活动的空间。廖可斌认为：“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变迁，与几种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化集团的兴替是分不开的。”[3]曹虹《阳湖文派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开了清代地域文派研究的风气之先。21世纪以来，渐成学术热点。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是较早对地域望族的文学研究，有以小见大之功。罗时进《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以江南为中心，对清代家族与地域文学研究贡献颇多。《晚明江南诗学研究》（张清河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江南诗学：中国文化意象之江南篇》（胡晓明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江南文化诗学》（胡晓明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诸著作，更明确提出“江南诗学”的概念。近年来，徐雁平、张剑主编的《清代家集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及《清代家集丛刊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为家族研究打下良好的文献基础。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世家百位诗人考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以一门之风雅赓续，见数百年文学之盛衰，为研究吴江沈氏家族文学打下坚实基础。陈广宏《闽诗传统的生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学的一种历史省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是近年该领域的代表作。
党社运动的兴盛，是明代较有时代特殊性的社会状况。以复社、几社为代表的明代党社运动，参与者包含官僚、文人等，而结成复杂的人际网络。党社运动既包含社会、政治关系，也与诗文的创作、流通及文学观念的消长密切相关。参照历史学科对明代党社运动的关注与考察，明清文人结社的学术空间非常广阔，在近二十年的诗文研究中，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如《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何宗美著，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何宗美著，中华书局2006年版）、《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何宗美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南社研究》（孙之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活动年表》（杨萌芽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复社研究》（丁国祥著，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民国南京旧体诗人雅集与结社研究》（尹奇龄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古典诗歌的最后守望：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研究》（杨萌芽著，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清代词社研究》（万柳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明代文人结社考》（李玉栓著，中华书局2013年版）、《月泉吟社研究》（邹艳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南社诗人群体研究》（邱睿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陆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明清江南文人结社考述》（王文荣著，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晚清民国词人结社与词风演变》（袁志成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其中一些著作较好地阐释了文人结社的诗文创作与不同的政治、社会、地缘、学缘、风格流派之间的张力。
清代学术呈现繁盛态势，涌现了大量以经学为主体的研究。清代经学家对文学既有贡献，也有反动，与文学之间关系呈现出的张力，是清代文学不能回避的热点问题。陈居渊《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考察朴学萌发、鼎盛及衰微的全程，从宏观层面对朴学与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提出清代文学的演变与清代朴学的内在联系。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姚鼐与乾嘉学派》（王达敏著，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近代经学与文学》（刘再华著，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清代经学与文学——以常州文人群体为典范的研究》（杨旭辉著，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乾嘉经学家文学思想研究》（刘奕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等。
制度与文学是明清诗文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学术增长点，已出现了如《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叶晔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郑礼炬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清代翰林院与文学研究》（潘务正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等年轻学者的著作，值得继续深入探索。此外，科举与诗文的关系，也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
注释：
[1]参见拙文《明代文章总集与文体学——以〈文章辨体〉等三部总集为中心》，《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
[2]郭绍虞《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21—422页。
[3]廖可斌《地域文人集团的兴替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变迁》，《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
四、国际交流与跨文化互动
七十年来的明清诗文研究，也是一个国际交流与跨文化的互动过程。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学界就受到日本汉学的影响。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日本京都弘文堂书房1925年版）以格调、神韵、性灵三家诗说支撑起明清诗学史的骨干，对中国学界影响很大。青木正儿《清代文学评论史》（日本岩波书店1950年版）是第一部清代文学批评史，1988年汉译出版（杨铁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多被参考与引用。改革开放之后，中、日学术研究形成良性的互动。1979年章培恒作为新中国第一位赴日讲学的中国学者，取得很大成功，他对日本汉学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进步颇多了解。回国后，即组织学者协作翻译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1]《宋诗概说》《元明诗概说》[2]，这在当时的古典文学界可谓开风气之先，而他本人也从中获得启发。例如，吉川氏将李梦阳作为明代古文辞之“平民精神”的典型，肯定其创作中接近民间文学、返归于文学之抒情本质的成分，章先生则转化这一论断，以李梦阳诗文的“真情”为基点导出其反理学的特征，再对“真诗乃在民间”加以阐释，将晚明文学思想的源头追溯到弘治朝[3]。徐公持曾撰《吉川幸次郎论中国文学的特色》（《文学遗产》1981年第1期）专门加以讨论。此外清水茂、竹村则行、松村昂、大平桂一等学者的清诗论文，都注意到一些中国学者忽略的问题，如明亡后一度遁入空门的方以智、金堡、钱澄之等人的创作，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词试对文坛的影响等。清水茂《清水茂汉学论集》（蔡毅译，中华书局2003年版）收录《钱澄之的诗》《论金堡的词》《澹归和尚与药地和尚》《龚鼎孳论》《陈维崧的词》《徐履枕的传记和诗》《屈大均的词》等，中国学者的成果深受其影响。日本学者对明清诗文文献方面的研究对中国亦有影响。山根幸夫《增订日本现存明人文集目录》（日本汲古书院1978年版），松村昂《清诗总集131种解题》（松村昂编，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1989年版）、《清诗总集叙录》（松村昂编，日本汲古书院2010年版）等，皆给国内明清诗文的研究提供了帮助。
晚近以来，北美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明清文学研究最为热门，成果也最多。陈世骧提出的“中国的抒情传统”、谢正光的清代诗文及文献研究、吴盛青的晚清遗民文学研究等，对国内学术界都有较大影响。近年来在国内反响较大的是孙康宜、宇文所安教授所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刘倩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下卷以1375年高启被杀为开端，迥异于国内以王朝更迭为分期的文学史写作。中译本出版后在国内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国内先后发表数十篇书评，既有肯定，也有商榷。
与国内明清文学研究关注重要作家、流派的研究不同，北美的研究比较注重专题研究。例如，明清女诗人研究更是北美明清文学研究的热点，在国内学界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股热潮与欧美学术界对文学的再经典化思潮相关，女性文学成为文学再经典化的重要方面。在这种风气推动下，国内的明清女性文学研究也颇为活跃，与海外的研究互相呼应。如《清代四大女词人：转型中的清代知识女性》（黄嫣梨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清代闺阁文学研究》（段继红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明末清初女词人研究》（赵雪沛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明代女性散文研究》（张丽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清代女性诗学思想研究》（王晓燕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明代青楼女词人研究》（欧阳珍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清代江南女性文学史论》（宋清秀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明代青楼文化与文学》（刘士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与此种研究的活跃相呼应，文献整理方面的成果也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如《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王英志编，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清代闺阁诗集萃编》（李雷编，中华书局2015年版）、《清代闺秀集丛刊》（肖亚男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清代闺秀集丛刊续编》（肖亚男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江南女性别集》一至四辑（胡晓明、彭国忠等编，黄山书社2008—2014年版）等书，较全面地反映了清代女性积极创作的景象和清代女性别集刊刻的面貌。
一方面，明清以来，西学东渐对中国思想、学术和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早已引起学界的重视，而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在海外（主要是东亚）传播也是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关注点。近年来，中国学者张伯伟与陈广宏在这方面的研究较有代表性。张伯伟对域外文献考察立意高远，提出了有深意的系统理论。他认为，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应当将域外汉籍作为一个整体，从东亚内部出发，考察其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同时注重东亚内部和外部的相互建构[4]。所著《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全面展现清代诗话东传的数量、时间、途径，并对其东传日本、朝鲜的情况作了比较，从一个侧面展示汉文化圈在近三百年的演变轨迹。陈广宏《日本所编明人诗文选集综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旨在考察异域人眼中的明代诗文，重新思考明清文学立场、价值之异同。
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对待海外汉学有一个从盲目崇拜、单纯引进，到理性吸收、平等对话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者广泛吸收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与观念，又进行合作研究或学术对话，共同推进明清诗文的研究，并形成了以中国学者为主的学术共同体。
七十年来尤其是近四十年来，原处于边缘、起点较低的明清诗文研究，勃然而兴，成为古代文学研究最具活力和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无可讳言，在表面的研究盛况之下也存在一些问题。当我们不再仅以填补“空白”与获得“知识”为目的，而是站在学术史的高度，以追求学术深度与思想底蕴为旨归，就不难看出，在这个领域里，琐碎与无谓的研究随处可见。成果数量在急剧增加，而真正有识力、善独断，能够把握中国文学发展内在脉络的深度推进并不多见。由于研究热度和研究人数的持续增长，这个领域里也开始出现重复与抄袭，同质化、模式化的作品层出不穷。就像原来人迹罕至的山壑，一旦辟为景点，游客杂遝，遂有凌乱之感。不过，这些都是在高速发展过程中难免的现象，不必苛责。只要在良好的学术生态下，遵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明清诗文研究将会自我调节，从规模发展走向内涵发展，先填补空白再追求高远，盈科而后进，这是可以期待的。
注释：
[1][日]吉川幸次郎著，[日]高桥和已编，章培恒等译《中国诗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2][日]吉川幸次郎著，李庆等译《宋元明诗概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参见陈广宏、徐隆垚《章培恒学案》，《上海文化》2018年6期。
[4]参见张伯伟《作为方法的汉学圈》，《中国文化》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