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大兰王”一词最早见于南朝宋袁淑所著《大兰王九锡文》，文中之“大兰王”指猪，其意甚明，但何以“大兰王”称猪，则仍不甚明了。按“大兰”，即“大阑”或“大栏”，是猪所生活之所即猪圈。“大兰王”，即“大栏王”，通俗地说，就是猪圈大王。袁淑《大兰王九锡文》其实就是“猪圈王九锡文”。
关 键 词：袁淑 《大兰王九锡文》 大兰王
“大兰王”一词最早见于南朝宋袁淑(公元408-453年)所著《大兰王九锡文》，原载其《诽谐文》(或称《俳谐集》)。文中之“大兰王”指猪，其意甚明，但何以“大兰王”称猪，则仍不甚明了。
《隋书·经籍志四》载：“《诽谐文》十卷，袁淑撰。”[1]但是，新旧《唐书》的《艺文志》却记载此书为“十五卷”，郑樵《通志·艺文略》又记载十卷。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四十集部三：
袁淑有集，见别集类宋代人文中。《唐书经籍志》：《诽谐文》十五卷，袁淑撰。《唐书艺文志》：袁淑《俳谐文》十五卷。张氏《百三家·袁忠宪集》辑本序曰：“阳源《俳谐集》，文皆调笑，其于艺苑，亦博簺之流也。”严氏《全宋文编》曰：“《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并引袁淑《俳谐集》，合存《鸡九锡文》、又《劝进笺》、《驴山公九锡文》、《大兰王九锡文》、《常山王九锡文》凡五篇”。[2]
《诽谐文》在唐宋类书中多称《俳谐集》，全书已亡佚。《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八孔颖达疏：“宋大尉袁淑取古之文章令人笑者，次而题之，名曰《俳谐集》。”[3]据此似乎此书是编纂前人的俳谐文章而成的。但现存之文，皆此前古籍之所未见，《诽谐文》又似皆为袁淑所自创。后人从唐宋类书辑得《俳谐集》五篇。类书的体例，就是在全文中摘录部分相关内容置于各类之下。故这五篇皆残阙不全，有些只有寥寥数句。五篇残文中，《鸡九锡文》与《庐山公九锡文》两篇，历来研究者对之有较多的引用和介绍，读者颇为熟悉。《大兰王九锡文》一篇则研究者甚少涉及，读者比较陌生。
袁淑《大兰王九锡文》，今存于唐代《初学记》卷二十九：
大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豨，册命大兰王曰：咨惟君禀太阴之沉精，标群形于玄质。体肥腯而洪茂，长无心以游逸。资豢养于人主，虽无爵而有秩。此君之纯也。君昔封国殷商，号曰豕氏。叶隆当时，名垂千世。此君之美也。白蹢彰于周《诗》，涉波应乎隆象。歌咏垂于人口，经千载而流响。此君之德也。君相与野游，唯君为雄。顾群数百，自西徂东。俯喷沫则成雾，仰奋鬣则生风。猛毒必噬，有敌必攻。长驱直突，阵无全锋。此君之勇也。[4]
此文又为宋代李昉《太平御览》卷九百零三、谢维新《事类备要》别集卷八十四、祝穆《事文类聚》后集卷四十、明代张溥《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卷七十《袁淑集》、清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等所载。这只是为《初学记》摘录的部分内容，并非全文。按“九锡文”文体体制和《诽谐文》其他诸篇九锡文，《大兰王九锡文》文章后半部分应该是关于九锡的内容。现存部分内容是《大兰王九锡文》文首对“豕”的形象与特色的描写部分，其他内容因为不是直接描写“豕”，故删去不载。这种处理是类书编纂的惯例。
九锡文是古代皇帝赐封功臣“九锡”的文书，主于颂扬勋臣功绩，极力铺张，文风要求典雅宏肆，如刘勰盛赞“潘勖九锡，典雅逸群”。潘勖(潘岳的叔父)《册魏公九锡文》是以汉献帝之口气封曹操为魏公并赐九锡的诏册。此文收在《文选》“册”体之中，可见九锡文与册体也是相通的。《大兰王九锡文》是一篇册封猪为“大兰王”的俳谐之文。文中时间、人物、事件皆为虚拟，假设燕使者豪豨(即豪猪)，传达册封大兰王之命。此九锡文以猪的典故，敷衍成文。古人以十二地支对应十二生肖，亥为猪，故《大兰王九锡文》的年号为“大亥”，而时日则是“乙亥”、“丁亥”，皆与猪相关。下文分别颂扬猪的纯、美、德、勇四大品质。全文虽为虚拟，然用古代和猪相关的典故，敷衍为文，甚为切贴。后代有好事者，以此残文为基础，再补齐全文，另创新篇。如明代陈邦俊《广谐史》卷十有《大兰王传》。
《大兰王九锡文》既编入《诽谐文》(或《俳谐集》)，内容自然是戏谑调笑的。一般来说，戏谑调笑应该有具体的对象。《大兰王九锡文》的调侃对象是谁?另外，该文是否有讽刺社会现实的更深含义，这些都需要深入讨论。本文只就《大兰王九锡文》标题加以讨论。
问题就是：为什么册封猪为“大兰王”呢?“大兰”与猪有什么关系?从字面看，兰即兰花、兰草，自古以来，兰称“国香”，是高雅芬香的象征。《左传·宣公三年》：“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楚辞·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而猪有强烈的臭味，怎么可以称为“大兰王”呢?难道是故意以臭为香，把猪臭和兰香作为强烈对比而形成反讽吗?显然不是。因为现存文本之中，并不涉及猪的味道，故看不出有任何反讽之义。
中国古代以封地称王、公、侯，是一个惯例，如汉高祖封诸侯王，有楚王、长沙王、梁王、淮南王、燕王、韩王等。袁淑俳谐文题目《庐山公九锡文》、《常山王九锡文》亦依此例，其中“庐山公”、“常山王”，皆以其封地命名。同理，《大兰王九锡文》之“大兰”应该是所封之地，并与猪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大兰”应该是猪所生活之地，也就是猪栏、猪圈。
“大兰”为何见得就是猪栏呢?按，兰字繁体为“籣”，在古代语言中，“籣(兰)”可與“闌(阑)”“欄(栏)”相通。
先说“籣(兰)”通“闌(阑)”。闌(阑)，阻隔之意。《战国策·魏策三》：“晋国之去梁也，千里有馀，河山以兰之，有周、韩而间之。”鲍彪注：“‘兰’作‘阑’。”[5]
再说“籣(兰)”通“欄(栏)”。欄(栏)，即饲养家畜的圈。《汉书·王莽传》：“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颜师古注：“兰，谓遮兰之，若牛马兰圈也。”[6]“牛马兰圈”就是牛马栏圈。又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夫馀》：“王令置于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于马兰，马亦如之。王以为神。”李贤注：“‘兰’即‘栏’也。”[7]《晋书·华廙传》：“廙栖迟家巷垂十载……与陈勰共造猪阑于宅侧，帝尝出视之，问其故，左右以实对，帝心怜之。”[8]“猪阑”也就是“猪栏”，即猪圈之意。可见，“籣(兰)”“闌(阑)”“欄(栏)”三字是可以相通的。
或疑之曰：既然动物的栏圈皆可称为“兰”，何以“大兰”就指猪栏而不是马栏、牛栏?笔者认为，如果把问题放到当时的语境中，就可以理解了。晋代以来，人们传诵着一个著名的“猪兰”故事。
《初学记》卷二十九“木兰桥”条，引东晋习凿齿《襄阳耆旧传》：
木兰桥者，今之猪兰桥是也。刘和季以此桥近荻，有蕺菜，于桥东大养猪。襄阳太守皮府君曰：“作此猪屎臭，当易名作猪兰桥耳，莫复云木兰桥也。”初如戏之，而百姓遂易其名。[9]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八又记载此事：
沔水又东径猪兰桥，桥本名木兰桥，桥之左右丰蒿荻。于桥东，刘季和大养猪，襄阳太守曰：“此中猪屎臭，可易名猪兰桥。”百姓遂以为名矣。[10]
以上两则记载内容稍有差异，前者较详，但故事要素是相同的。刘弘，《晋书》有传，其字为“和季”。但在不同记载中，又有“季和”、“叔和”等说法。刘弘是西晋的著名人物。此地因为蒿荻茂盛，原有木兰桥之雅称。但刘弘居然在此地大规模养起猪来，所以襄阳太守打趣说：现在此地猪太多，猪屎太臭，“木兰桥”可以改名为“猪兰桥”了!在此处文本中，“猪兰”若不理解为“猪栏”，则不但毫无谐趣可言，而且把猪与兰并称，令人不得其解。在这个真实的历史记载中，“木兰”和“猪兰”在当时虽然是同一个“兰”字，但意义却完全不同。襄阳太守正是利用“兰”同字同音多义的特色，把本来很高雅的名字“木兰”改为“猪兰(栏)”这个世俗名字，风趣地表达对这种煞风景之举的调侃。正因为机智谐趣，“猪兰(栏)桥”的名字才更受百姓的接受并一直流传下来。
关于“猪兰桥”，在当时应该是很著名而广为流行的故事。所以，庾信《谢滕王赉猪启》文中有句：“白腹见珍，度辽东之水；赤栏为重，对襄阳之城。”后一句正是用襄阳太守“猪兰桥”的典故。值得注意的是，他用的是“赤栏”，更可证明“兰”和“栏”是相通的。
正因为自晋代以来，这个“猪兰桥”的故事太深入人心了，在袁淑写作《大兰王九锡文》这一具体的语境中，“大兰王”指猪已是家喻户晓的故事。
后代也有以“兰子”称猪的。如明代张自烈说：“豚，小豕也，一名兰子。《列子》云‘牢有栏子’卽‘兰子’。”[11]按，张自烈以“兰子”为猪之说可采，但他举《列子》为例并不妥，实则此书中的“兰子”与猪并无关系。清人方以智和厉荃皆采纳此说，以“兰子”为猪之别称异名。(分别见《通雅》卷四十六、《事物异名录》卷三十七兽畜部)这个“兰子”，当然也就是猪栏之栏。“兰(栏)子”之称，是以猪栏代称所养之猪。“兰子”与“大兰(栏)王”皆猪之别称。
宋人作诗，也有人限于格律把“大兰王”缩略为“兰王”的。如黄庭坚《长短星歌》云：“十月猪，白头一笑献士夫。杀身愿为鲁津伯，申封兰王十四都。”[12]也有人把“大兰”直接写为“大栏”的。宋代陈造《旅馆三适》直接以“大栏君”一词入诗。诗云：“隽永项上脔，红嫰劣带膋。彼美大栏君，坐受群毛朝。”[13]这个“大栏君”，当然也就是从“大兰王”这个词来的，只是直接把“兰”改为“栏”了。
综上所述，《大兰王九锡文》题目中的“大兰”，即“大阑”或“大栏”，是猪所生活之所即猪圈。“大兰王”，即“大栏王”，通俗地说，就是猪圈大王。袁淑《大兰王九锡文》其实就是“猪圈王九锡文”。
现存袁淑《诽谐文》几篇九锡文的题目，大致标为某公或某王九锡文，皆以尊号名之，而不直呼其名。如《庐山公九锡文》、《常山王九锡文》、《大兰王九锡文》，“庐山公”、“常山王”、“大兰王”皆以封地称某公、某王，并不直接出现该动物如驴、猴、猪之名。只有《鸡九锡文》题目例外，显得非常突兀。按《鸡九锡文》文中有“封君为会稽公”一语，故可推测《鸡九锡文》原来在《诽谐文》中题作《会稽公九锡文》的可能性很大。或许在《艺文类聚》编纂过程中，众人分头收集备用材料，为了方便摘引后准确无误地放到相应类中，而将《会稽公九锡文》摘录的部分文献标示为“鸡九锡文”。“鸡”字提示该文要放到“鸟部”的“鸡”条，“九锡文”是对《会稽公九锡文》的缩略，但在最终编定写本时，就混而成为《鸡九锡文》了。[14]这种变形，也许是古籍文本传抄过程中的常有现象，在类书编纂中，尤为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