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宋代文章总集具体而准确地反映出宋人的文体观念以及相关的文学观念。从新、旧文体的衍生、变迁来看，唐宋新文体的出现、定名、传播和接受，正是通过宋代文章总集的编录得以集中体现。一些文体的边缘化、演变、增殖以及文体内涵的变化，也在文章总集的编纂中反映出来。从“古文”观念来看，宋代文章总集编纂体现了宋人以散体文为主，但不特别排斥骈体文与辞赋的“古文”观念。面对秦汉古文与唐宋古文两种传统，宋人特别推崇唐宋尤其是宋代古文，这反映出他们对当代文学强烈的自信心以及对文章实用性的追求。而将子部和史部加以分体并纳入文章总集的做法，既具有对文章文体重新分类的意义，同时也扩展了文体学与文学经典的范围。从编纂体例来看，宋人文章总集大致有以体叙次、以人叙次、以类叙次和以技叙次几种类型，以体叙次采用《文选》模式而有所突破，以类叙次采用功能归类法，皆体现出宋人实用的文体观念。

【关 键 词】宋代/总集/文体观念/文学观念

宋代文章总集非常繁荣，远超前代。《宋史•艺文志》载总集435部，10657卷，其中主要是宋代的文章总集。宋明目录所载的宋人总集，有三百多种，还有大量的总集虽然未著录于目录，但仍有序跋流传。①宋代是中国文学与文体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宋代文章总集具体而准确地反映出宋人的文体观念以及相关的文学观念，为文学批评提供了特别的研究视角。当然宋人别集同样具有文体学研究价值，但由于不同作家有不同的才性与习惯，一般来说，别集所包含的文体类别远不如总集全面。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这个时期综合各体的文章总集为对象，讨论其文体观念兼及相关的文学观念。

一、唐宋新文体的确认与传播

文体是人们感受世界、阐释世界的工具。文体的生灭盛衰，具有深刻的文学史意味。从六朝至唐宋，中国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出现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中，还体现在具体的形式嬗变上：旧文体的淡出，新文体的出现，都是文体史与文学史发展的重要标志。关于唐宋文体新变，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②本文要补充的是：唐宋新文体的出现、定名、传播和接受，集中地反映在宋代文章总集的编录之中，它们为我们理解文体史与文学史的发展提供了新颖的角度和有力的证据。对于唐宋文体研究可以有多种路径，但是不夸张地说，宋代文章总集既是唐宋新文体最为具体而准确的总结与标志，也是唐宋新文体传播的最重要方式。而这一点，却往往被人所忽视。

从挚虞《文章流别集》与萧统《文选》开始，文章总集形成一种分体编录的体例。唐代流传下来的文章总集很少，但是从《文馆词林》残本来看，体例与《文选》相似。③另外，《古文苑》世传为唐人所编，真伪莫明，宋人章樵《古文苑序》谓：“《古文苑》者，唐人所编，史传所不载，《文选》所不录之文也。歌、诗、赋、颂、书、状、敕、启、铭、记、杂文，为体二十有一，为篇二百六十有四，附入者七。”④观其编辑体例，近乎《文选》。北宋文章总集的编纂方式有多种，但《文选》模式即以文体为纲，以事类为目的方式占了主流。⑤宋人几部重要文章总集如《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等大致采用《文选》的编排体例。这些总集与《文选》相比，反映出从六朝至唐宋文体的具体变迁，也透露出唐宋人文学观念的新变。

北宋前期李昉等编纂《文苑英华》，⑥全书1000卷，其中以唐代作品收录最多，约占十分之九。《文苑英华》把所收作品分为38体。姚铉编《唐文粹》100卷，⑦所收作品文体分为三十余类。南宋吕祖谦编《宋文鉴》150卷，⑧所选文分61类。把这几部有代表性的宋人文章总集与《文选》的目录进行比较，就透露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宋人的文体观念与文体史信息，以下略加论述。

首先，我们不难发现有些在六朝非常盛行的文体在宋人总集中已被边缘化了。比如《文选》所收录的“七”体，是汉代至六朝极为流行的文体，在《文选》中的文体次序处于赋、诗、骚之后。但隋唐以后，已很少人用这一体裁写作，因此，宋人几部文章总集不再独立设“七”体，正反映出“七”体在当时文学创作中，已经不再是强势文体。又如《文选》有“符命”，《文心雕龙》有“封禅”，可见这是当时的重要文体，但唐宋以后，它们在总集中的作品数量与重要性都明显下降了。⑨

其次，我们从文体类目的细化可以看出同一文体的演变和增殖。如《文选》有“诏”，《文苑英华》分为“中书制诰”与“翰林制诰”，“中书制诰”下列子目20类，“翰林制诰”下列子目10类，《宋文鉴》成为“诏、敕、赦文、御札、批答、制、诰。”这些变化折射出唐宋以来朝廷文书制度的嬗变。有些文体的名称虽然相同，其内涵却大大扩展了。《文选》“序”收录书集与诗集之序。唐宋时期新出现了大量用于赠别的“序”，古代多有长亭祖送之宴会，宴会赋诗，因赋诗而有序。当送别者关注点从作诗转向作序，就有了赠序。这种赠序兴盛现象及时地在总集中反映出来。《文苑英华》收“序”40卷，其中专门标出“饯送”、“赠别”。《唐文粹》有“序”8卷，亦有“饯别”类。《宋文鉴》“序”有8卷，虽然未明确分列书序与赠序，但收录不少赠序作品。

再次，从宋人总集所录文体与六朝相似文体的比较，也可以看出文体内涵的历史变化。《宋文鉴》卷125-127收录“杂著”。徐师曾说：“按杂著者，词人所著之杂文也；以其随事命名，不落体格，故谓之杂著。”(10)“杂著”之名，应从《文心雕龙•杂文》而来，但是，《文心雕龙•杂文》主要是指对问、七、连珠等几种文体。而《宋文鉴》的“杂著”则不收这几种文体的作品，所收的刘敞《责和氏璧》、王回《告友》、《记客言》、王令《道旁父老言》、刘恕《自讼》等文，都是随笔性的散体短篇。骈文中心时代《文心雕龙》的“杂文”大体是指有韵之文，而古文中心时代《宋文鉴》的“杂著”，则特指散体短篇，其内涵已产生明显的变化。

但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宋代文章总集中反映出来的唐宋新文体，从这些新文体的兴盛与传播，可以见出文体与文学发展的新态势。

从宋人总集的编录，我们可以看出唐宋一些新文体从萌发到定名的过程。如“题跋”一体便是肇始于唐代而定名于宋代。《文章辨体•题跋》：“汉晋诸集，题跋不载。至唐韩、柳始有读某书及读某文、题其后之名。迨宋欧、曾而后，始有跋语，然其辞意亦无大相远也。故《文鉴》、《文类》总编之曰‘题跋’而已。”(11)《唐文粹》有“序”8卷，含书序、赠序，而“传录纪事”类下有“题传后”小类，有皮日休《题叔孙通传后》、司空图《题东汉传后》；另外，柳宗元《读毛颖传》则附于韩愈《毛颖传》后，俱见卷99，然都不称“题跋”。可见在唐代只称为“题”、“题后”，尚未称为“题跋”。题跋之称，始见于宋人总集。《宋文鉴》卷130以下两卷为“题跋”类，共46篇，有欧阳修《跋放生池碑》、王安石《读孟尝君传》、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李格非《书洛阳名园记后》等文。

《文苑英华》等宋人总集与《文选》相比，明显多出传、记二体。在《文选》产生的时代及此后相当长的时期中，叙事与述人的功能基本是由史传来完成的，(12)所以只有少数文体如碑文涉及叙事与述人的功能。但是自从唐宋古文兴盛以后，出现文、史合流的倾向。文章学内部越来越重视叙事性，叙事性文章也大为增多。具体反映到文体之上，便是记体与传体的高度繁荣。

关于记体，徐师曾《文体明辨•记》说：“《文选》不列其类，刘勰不著其说，则知汉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13)《文选》、《文心雕龙》皆不载记体文章，至唐宋记体大盛，宋人文章总集中收录大量记体文章。《文苑英华》有记体37卷，《唐文粹》有“记”7卷，《宋文鉴》有“记”8卷。唐宋的记体略有不同，唐代的记为纪事之文，而宋人喜欢杂以议论。吴讷《文章辨体•记》：“《金石例》云：‘记者，纪事之文也。’西山曰：‘记以善叙事为主。《禹贡》、《顾命》，乃记之祖。后人作记，未免杂以议论。’后山亦曰：‘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14)宋人以叙事为记的正体，议论为其变体。“记”之中的山水游记、亭阁记、书画记等，都是唐以来盛行的文体，宋人总集中所收甚多，文学史多有论述，此不赘言。然《文苑英华》中“厅壁记”共10卷，在记体之中所占分量最重，值得注意。唐代以来厅壁记大兴，朝廷百司乃至州县官署都有壁记。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5“壁记”条谓：“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原其作意，盖欲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羡焉。故为记之体，贵其说事详雅，不为苟饰。而近时作记，多措浮辞，褒美人材，抑扬阀阅，殊失记事之本意。韦氏《两京记》云：‘郎官盛写壁记以纪当厅前后迁除出入，浸以成俗。’然则壁记之出，当是国朝以来，始自台省，遂流郡邑耳。”(15)可见自唐代以来，壁记是朝廷与地方官员所喜爱的文体，是考察唐宋官场政治制度、政治风气与官员政治理念的重要材料。

如果说记体以叙事为主，传体则以人物为中心。《文心雕龙》有《史传》篇，认为传本为翼经之作。(16)《文选》有史论，但不收史传。《文苑英华》卷792以下5卷收录30篇“传”。《唐文粹》不收正史之传，然在卷98“传录纪事”类下有“假物”（读传附）、“忠烈”、“隐逸”、“奇才”、“杂伎”、“妖惑”等小类的“传”体文章，“假物”类有韩愈《毛颖传》等，“忠烈”类有沈亚之《李绅传》等，“奇才”类有李商隐《李贺小传》等，“隐逸”类有陆龟蒙《江湖散人传》等，“杂伎”类有柳宗元《梓人传》等，“妖惑”类有柳宗元《李赤传》。《宋文鉴》卷149、150收录17篇“传”。唐宋以来文坛盛行的“传”体实始于史学，然文章学的“传”体与史学的“传”体又有明显差异。徐师曾《文体明辨•传》说：“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纪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隐德而弗彰，或有细人而可法，则皆为之作传以传其事，寓其意；而驰骋文墨者，间以滑（音骨）稽之术杂焉，皆传体也。”(17)顾炎武《日知录》卷19《古人不为人立传》条亦云：“列传之名始于太史公，盖史体也。不当作史之职，无为人立传者，故有碑、有志、有状而无传。梁任昉《文章缘起》言传始于东方朔作《非有先生传》，是以寓言而谓之传。韩文公集中传三篇：　《太学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颖》。柳子厚集中传六篇：《宋清》、《郭橐驼》、《童区寄》、《梓人》、《李赤》、《蝜蝂》。《何蕃》仅采其一事而谓之传。王承福之辈皆微者而谓之传。《毛颖》、《李赤》、《蝜蝂》则戏耳而谓之传，盖比于稗官之属耳。若《段太尉》，则不曰传，曰‘逸事状’。子厚之不敢传段太尉，以不当史任也。自宋以后，乃有为人立传者，侵史官之职矣。”(18)徐师曾、顾炎武所言或有争论，(19)但他们指出文章学中的“传”与史学的“传”分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史传作者为史官，传主为贵人名士，所述为其较完整的生平。而文传作者为文人，传主多为小人物或失意者，或为自传，或“仅采其一事”，或为有寄托之寓言或游戏笔墨，与“稗官”文体相似。考之宋人文章总集，以上所言基本属实。顾炎武所说“自宋以后，乃有为人立传者，侵史官之职矣”，不知具体何指。《宋文鉴》卷149收司马光所撰《范景仁传》、《文中子补传》，确近乎史传，在宋代的文传之中，显得比较特殊。事实上，《隋书》与《宋史》分别有王通与范镇的传。不过，司马光本身就是史官，故不可谓之“侵史官之职”。

因篇而得名是中国古代文体命名方式之一，如“七”体即因《七发》而得名。又如任昉《文章缘起》所列文章名都是因圣君贤士之名篇而得。宋人王得臣《麈史》说：“梁任昉集秦汉以来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缘起》……至韩、柳、元结、孙樵又作‘原’，如《原道》、《原性》之类；又作‘读’，如《读仪礼》、《读鹖冠》之类；又作‘书’，如《书段太尉逸事》；‘讼’，如《讼风伯》；‘订’，如《订乐》等篇。呜呼，文之体可谓极矣。”(20)他非常明确地指出当时许多文体都是因韩、柳古文名篇而立名的。从宋代总集的文体及所选篇目，可以印证这个重要事实：唐代以来盛行的新议论文体，其中不少是因为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名篇而得名的，正可窥见韩、柳在宋代文章学上的影响以及新文体的命名、确立与接受。唐宋以前，并无“原”体，这种文体的出现，源于韩愈写的《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五篇以“原”命名的文章。吴讷《文章辨体•原》：“若文体谓之‘原’者，先儒谓始于退之之‘五原’，盖推其本原之义以示人也。”(21)吴曾祺《文体刍言•论辨类》：“原者，溯其始之谓也，古无此体，韩退之始作‘五原’，后人因仿而为之。”(22)“原”体，其实就是推源性的论说文。《崇古文诀》、《文章轨范》、《古文集成》、《古文关键》都收录“原”体。又如“解”。《文体明辨•解》谓“其文以辩释疑惑、解剥纷难为主，与论、说、议、辨，盖相通焉。”(23)虽然，汉代扬雄已有《解嘲》之作，后世亦有摹仿。但是在文章总集之中，“解”单独作为一种文体，却是宋代以后的事。《崇古文诀》、《文章轨范》、《古文集成》、《古文关键》都收录“解”体。如《古文集成》的“解”，就收录韩愈的《获麟解》、《进学解》、《择言解》、《通解》等文，明显也是因韩愈文章而立体的。“辩”也是唐宋以来的新文体。《文体明辨•辩》谓：“汉以前，初无作者，故《文选》莫载，而刘勰不著其说。至唐韩、柳乃始作焉。”(24)《古文集成》、《古文关键》、《文章轨范》都收录辩体文章，辩体很可能也是因为有了韩愈的《讳辩》与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辩》等名篇而得名的。

说到宋人文章总集反映出唐宋以来的新文体，我们不能回避一个例外：在宋人综合性文章总集中，一般不收录词体作品。词体成熟于唐、五代而兴于宋代，但是主要收录唐五代作品的《文苑英华》却没有收录词体作品。虽然该书收录一些如白居易《杨柳枝词》这类题目标明“词”的作品，但编者编纂时，是把它们作为诗体而非词体编录进来的。(25)《文苑英华》编纂时词体已成熟，此前已有词集《花间集》和《尊前集》了，而且参加编纂《文苑英华》的徐铉、苏易简等人就创作过词作。看来《文苑英华》编纂者并没有考虑把词体作品收录进来。《唐文粹》全书收录文体三十余类，也没有收录唐人词作。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人所编的宋代文章总集也不收宋词。吕祖谦《宋文鉴》所选文章分为61类，分体已相当细密详尽，连乐语（教坊词）都收录了，仍没有收录词作。楼昉《崇古文诀》收录自秦汉至宋代的诗赋文章，亦不收唐宋词体之作。《成都文类》所录诗赋文章35卷，上起西汉，下迄宋淳熙间，凡一千多篇，不收唐宋词作。《文章正宗》收录先秦至唐末之作，包括诗歌，也没有收录词作。另外，《古文集成》、《宋文选》、《古文关键》这些只收古文，不收诗赋作品的总集当然就更不可能收录词作了。

尽管一般宋人综合性文章总集不收录词体作品，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词体在宋代没有地位。其实，宋人单独的词别集与词总集数量相当多。(26)这是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首先有一个目录学上的原因。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集部分为楚辞类、总集类、别集类、诗集类、歌词类、章奏类、文史类，明确把“歌词”独立于总集、别集之外而自成一类。这种文体分类的学术传统为后代所继承。如《四库全书》分类学中，集部包括：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不难看出，“词曲类”是非常独特的自成系统的文体。另一方面，文章总集不收录词体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文体价值观。胡寅《酒边词序》：“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古乐府者，诗之傍行也。……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27)乐府已是诗的“傍行”，而词又是乐府之“末造”，在中国古代文体谱系中的地位，可以说是边缘之边缘了。可是文章豪放之士，偏偏要“寄意于此”，但又“随亦自扫其迹”，真是一种复杂的心态。陆游《长短句序》也说：“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能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28)他把写词作为过错，既习之，又悔之；既悔之，犹不能止；既绝笔，又觉不可掩，对词的态度也颇为矛盾。《四库全书总目》云：“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29)从正统的诗学观念看，词多花间樽前的“绮语”，词风婉媚，故与载道之文、言志之诗相比，“厥品颇卑”。文人们普遍既认为词曲品位不高，然又十分喜爱。宋代文章总集编录反映出宋人这种文体观念：词体既是边缘的，又是独立而独特的文体。

二、从总集看宋人的古文观念

宋代文章总集的编纂，既反映出古文新文体的勃兴，也反映了以古文为中心的时代风气。汉代之前，并无“古文”(30)之说。到了司马迁时代，才使用这个概念来指秦以前的文献典籍。《史记•太史公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王国维《观堂集林•史记所谓古文说》：“故太史公修《史记》时所据古书若《五帝德》，若《帝系姓》……凡先秦六国遗书非当时写本者皆谓之古文。”(31)唐宋韩、柳、欧、苏倡导古文，“古文”又有了特别的含义。现代权威辞书对于作为文体名称的“古文”定义是：“原指先秦两汉以来用文言写的散体文，相对六朝骈体而言。后则相对科举应用文体而言。”(32)也就是说“古文”是与骈文和科举考试文体相对的，这也是现代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但是如果我们从宋人所编纂的古文总集收录情况来看，实际情况相当复杂，须略加辨析。《四库全书总目》说：“宋人多讲古文，而当时选本存于今者不过三四家。……真德秀《文章正宗》以理为主，……世所传诵，惟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及昉此书而已。”(33)我们拟从《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轨范》、《文章正宗》等现存几本有代表性的宋人古文选本入手，考察宋人的古文观念。

说到古文，我们往往认为是与骈体文相对的。其实，宋人的古文选本并不强烈地排斥骈体文。《古文集成》卷15所收李斯《上秦皇书》，李兆洛《骈体文钞》卷11收录并评曰：“是骈体初祖。”(34)《古文集成》卷22收李密《陈情表》，当然是用骈体写就，《骈体文钞》卷16收录。《崇古文诀》卷7收江淹《诣建平王上书》、孔稚圭《北山移文》两篇更是典型的骈文。《崇古文诀》卷10所收韩愈《进学解》，也是骈文味十足的文章。

说到古文，我们往往认为就是“用文言写的散体文”，其实，宋人的古文选本也包含着辞赋等韵文。《崇古文诀》收录楚辞《九歌》、《两都赋》，还收《明堂诗》，《文章轨范》收录《归去来辞》、《阿房宫赋》与《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可见宋人的“古文”可能包含了骈文与韵文，至少并不特别加以排斥。(35)

元代刘将孙《养吾斋集》卷25《题曾同父文后》：“自韩退之创为古文之名，而后之谈文者，必以经、赋、论、策为时文，碑、铭、叙、题、赞、箴、颂为古文。”(36)关于何为古文的问题，我们可就几种宋人古文总集收录的文体来讨论。南宋末年王震霆《古文集成》标榜古文，所收录文体有：序、记、书、表、劄、论、铭、封事、疏、状、图、解、辨、原、辞、议、问对、设论、戒等。吕祖谦《古文关键》(37)所收文体为：解、说、论、原、书、辨、序、议、传、碑。谢枋得《文章轨范》所收文体为：书、序、论、辨、议、碑、解、说、读、表、墓志、记、跋、书后、祭文、铭、赋、辞。楼昉《崇古文诀》所收文体为：书、辞、论、疏、檄、难、序、赋、诗、封事、表、移文、祭文、原、碑、墓铭、解、传、哀辞、记、说、逸事状、叙、引、赞、制、劄子、奏疏、书后、策。如果从这几部古文选本的情况来看，刘将孙的说法并不准确。在我看来，宋人古文选本的“古文”一词，不过是古雅文章之含义而已，在文体上并没有太明确的限定与排它性，它差不多可以包含多数的文体。这正如韩愈所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38)宋人柳开也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39)可见宋人心目中的古文，主要是在于高古的艺术旨趣方面，只要是符合他们旨趣的，都可以称为古文。在形式上，古文以散体文为主，但并不绝对排斥骈体文与辞赋。总之，古文即古雅之文，非时俗之文，这是宋人广义的古文观念。

再看宋人狭义的古文观念。姚铉《唐文粹》选录文章，特别标出“古文”一体，正为我们提供另一种理解的参照。《唐文粹》卷43至卷49共7卷收录唐代“古文”189篇，(40)数量相当大，它们就是姚铉眼里唐代“古文”的代表作。这些“古文”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心目中古文这种特殊文体的体制：从内容来看，这些“古文”都与宣传儒家之道或者积极干预时政有关；从形式来看，姚铉所谓“古文”主要是原、规、书、议、言、语、对、经旨、读、辩、解、说、评等文体。这些文体多是《文选》、《文心雕龙》等书所未载的，由于唐宋人的创作以及文集分类观念的强化，这些名目逐渐成为后人承认的文体。总的说来，该书收录的“古文”绝大多数是产生于唐代的比较短小的、思辨性强的、有真知灼见的议论性文体。《唐文粹》所标志的文件和编选的作品，应该代表了宋人比较狭义的古文观念。

宋人面临着两个古文传统。一是先秦两汉古文系统，一是唐宋古文系统，我们简称“秦汉文”与“唐宋文”。钱穆说：“韩、柳之倡复古文，其实则与真古文复异。……二公者，实乃站于纯文学之立场，求取融化后起诗赋纯文学之情趣风神以纳入于短篇散文之中，而使短篇散文亦得侵入纯文学之阃域，而确占一席地。故二公的贡献，实可谓在中国文学园地中，增殖新苗，其后乃蔚成林薮，此即后来之所谓唐宋古文是也。”(41)他也特别指出“唐宋古文”与“真古文”之差异。

在宋人诗文评中，往往流露出对于秦汉以降文章的轻蔑态度。陈师道《后山集》卷23《诗话》：“余以古文为三等：周为上，七国次之，汉为下。周之文雅，七国之文壮伟，其失骋。汉之文华赡，其失缓。东汉而下无取焉。”(42)在古文观念上反映出强烈的厚古薄今倾向。但是在宋人总集实际编纂中，情况却非如此，甚至相反。就宋人总集所收古文的历史范围来看，有些从先秦两汉收起，有些则只收唐宋古文，总集中出现了重秦汉文或重唐宋文两种倾向，似乎已启明代秦汉派与唐宋派分野之先声。但总体来说，宋人的古文选本基本是厚今薄古的，收录当代作品最多，基本不收六朝的作品。《崇古文诀》“尊先秦而不陋汉、唐，尚欧、曾而并取伊、洛”，(43)只标先秦文、两汉文、唐文、宋文，六朝文只收江淹《诣建平王上书》、孔稚圭《北山移文》，全书收录宋文最多。王震霆《古文集成》“所录自春秋以逮南宋，计文五百二十二首，而宋文居十之八。”(44)《文章轨范》唐前只收陶潜《归去来辞》与诸葛亮《前出师表》。《古文关键》标榜古文，其实只选唐宋古文，而唐代只选韩愈、柳宗元，宋代作家占绝对多数。可见，在总集中，唐宋文的分量明显重于秦汉文。

为何宋人更重唐宋文？首先，当然与宋人对当代文化的强烈自信心有关，宋代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然则）文章在汉、唐未足言盛，至我朝乃为盛尔。”(45)同时这又与唐宋文比较实用有关。秦汉文尚未有文体区分，高古而又含茫混沌，可谓无迹可求。而唐宋文文体明晰，技法完备，便于掌握。(46)更重要的是，掌握唐宋古文，有利于参加科举考试。

唐宋古文与时文的关系，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论题。王阳明说：“夫自百家之言兴而后有六经，自举业之习起而后有所谓古文。古文之去六经远矣，由古文而举业，又加远焉。”(47)在我们的常识中，古文是与科举相抗衡或相对立的文体。然而有趣的是，宋代古文之盛，其实与科举考试关系相当密切。被人视为时文的经义、论、策等考试文体，宋初便是用比较自由的古文形式来写作的，以后才渐渐程式化。古文与时文之间，既没有截然的界限，两者也不是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所谓时文，其实就是程式化的古文。而从古文中寻找文章技法，就成为时文写作的必经之路。唐宋古文家在宋代以至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中，实际上起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48)《制义丛话》卷2引胡调德语：“唐以前，无专以文为教者。至韩昌黎《答李翊书》、柳柳州《答韦中立书》、老泉《上田枢密书》、《上欧阳内翰书》、苏颖滨《上韩太尉书》，乃定文章指南。……操觚之士，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制义之金针不即在是哉？”(49)八大家所定的“文章指南”在当时之所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可能是“制义之金针”。陆游曾说：“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　‘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50)这两句著名的谚语既夸张又准确地反映出宋初与宋中期以后截然不同的社会风气与文章价值取向：作为骈文时代文章经典《文选》的地位已被唐宋古文的新典范苏轼文章所代替了，其原因就在于考试科目与方式改变了，“制义之金针”也随之变化。(51)

把古文经典变为“制义之金针”，这是一种艰难而实用的文体转换。当时的许多古文选本及其评点，其实是为了示人以文法，便于应试者揣摩和参加科举考试。(52)举子读的虽然是古文，若有所领悟，却有助于时文的写作。(53)倪士毅《作义要诀•自序》：“宋初因唐制取士试诗赋（省题诗及八韵律赋），至神宗朝王安石为相，熙宁四年辛亥议更科举法，罢诗赋，以经义、论、策试士。”(54)论体文是当时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所以宋代出现了研究论体文写作的所谓“论学”（如魏天应编总集《论学绳尺》）。《古文关键》是科举考试入门辅助读本，收录论体文近50篇，约占总数百分之八十，其它的文体多为书、序与传，而所谓的书、序作品，主要也是论体文。(55)另外如《苏门六君子文粹》也是当时流行的文章总集，正如四库馆臣所说：“观其所取，大抵议论之文居多。盖坊肆所刊，以备程试之用也。”(56)张耒《宛丘文粹》收论、议、说、议说、诗传、书、记、序、杂著；秦观《淮海文粹》收进策、进论、论、传、书、记、序、说、杂著；黄庭坚《豫章文粹》收论、序、记、书、杂著、题跋；陈师道《后山文粹》收论、策、策问、书、记、序、杂著；李廌《济南文粹》收进论、书、记、赞、杂著；晁补之《济北文粹》收杂论、策问、书、记、序，所收绝大多数为议论文。议论文体的风行，于总集编纂中有明晰的体现，反映出科举考试对士子的影响。

虽然在历代诗文评著作中，对于先秦两汉的子、史文章多加赞赏，但是实际上在宋代以前，子、史并未进入总集。宋人总集要收录先秦两汉子、史文章，必须突破观念与技术两个层面的制约，他们必须对古文文体与古文经典进行发掘与扩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萧统《文选》以来，总集所录大致是独立成篇的作品，而不是从经、史、子采摘成文。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文选》之兴，盖依乎挚虞《文章流别》，谓之总集。……总集者，本括别集为书，故不取六艺、史传、诸子。”(57)宋以前，文章总集的体例与选文标准基本是按照《文选》模式。宋代文章总集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举是把文学经典的范围扩展到子、史两部，重加采摘，而成文章经典。这种开掘经典的工作，既是篇章的重构，也可能是文体的重造。因为经典开掘工作首先是要选择、断章，从一长篇书籍中节取出部分内容，作为篇章。有时还需要给文章加上篇名，而篇名的确定，便有对文章文体分类认定的意义。如《崇古文诀》卷1选入乐毅《答燕惠王书》、李斯《上秦皇逐客书》，这两文都是从史传中摘出并重新命名的。同样内容在《古文集成》卷15则题为乐毅《报燕惠王书》、李斯《上秦皇书》，题目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于其文体“书”的认定却是相同的。

宋代文章总集在史、子两部扩展文章经典。先说“史”部。《文选》不选史部，理由是“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　（萧统《文选•序》）《文选》收录的是形态独立的“篇翰”，即单篇独行的文章，不选录《左传》、《国语》之类史书，也不选《史记》、《汉书》的史传内容。后来的总集也继承这种传统，不收史部，但《文章正宗》的辞命、议论、叙事几部分都收录《左传》、《国语》章节，而且成为后来古文选本的体例。《四库全书总目》论真德秀《文章正宗》时特加按语说：“总集之选录《左传》、《国语》，自是编始。遂为后来坊刻古文之例。”(58)实际上这标志着宋人一种新的文章观念与眼光，这也是对《文选》体例的另一个重要突破，而这种影响则远远超出“坊刻古文之例”。(59)《文章正宗》以《左传》和《国语》为《春秋》“内外传”，“辞命”类序说：“《书》之诸篇，圣人笔之为经，不当与后世文辞同录，独取《春秋》内外传所载周天子谕告诸侯之辞、列国往来应对之辞，下至两汉诏册而止。”(60)“议论类”序说：“然圣贤大训，不当与后之作者同录。今独取《春秋》内外传所载谏争论说之辞、先汉以后诸臣所上书疏封事之属，以为议论之首。”(61)在“叙事类”序中，非常重视《左传》：“今于《书》之诸篇与史之纪传，皆不复录，独取《左氏》、《史》、《汉》叙事之尤可喜者，与后世记序传志之典则简严者，以为作文之式。”(62)《文章正宗》共选《左传》133篇文章，其中辞命类39篇，议论类73篇，叙事类21篇，数量相当多。其他宋人选本同样也有从史传摘采文章的情况，如汤汉《妙绝古今》亦选《左传》文10篇、《国语》文6篇，占全书近四分之一。这既可能受到《文章正宗》的影响，更可能是当时的文坛风气。

再说子部。虽然在诗文评与历代作家的文章中，诸子一直是关注和赞扬的对象，如《文心雕龙》即设《诸子》篇。但是在宋代之前的学术界，子部与集部畛域甚严，诸子文章从未被选录进入总集之中。《文选》不选子部，理由是“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萧统《文选•序》）但是宋人总集开始从先秦汉代诸子采摘文章。如南宋汤汉《妙绝古今》从《孙子》、《列子》、《庄子》、《荀子》、《淮南子》选摘文章，突破了《文选》所设置的“能文为本”的限制，把“立意为宗”的诸子之文纳入总集。虽然就现存的文献看，宋代把子部纳入文章总集的情况并不多见，但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开创意义。

将子部和史部加以分体并纳入文章总集的做法，具有对文章文体重新分类的意义，同时也扩展了文体学与文学经典的范围。

三、总集叙次与文体、文学观念

如果说《文选》的编纂集中反映出骈文中心时代的审美旨趣和文体观念，那么到了以古文为中心的宋代，文章总集的编纂必然反映出不同的文学旨趣。自北宋以来，《文选》就受到一些非议，如苏轼就曾批评《文选》“编次无法，去取失当”，(63)表达出对《文选》编辑体例的强烈不满。在总集编纂方面，也出现一些走出《文选》模式的风气，如真德秀不满《文选》的编纂，以为未得“源流之正”（《文章正宗•纲领》）。以上我们谈到宋人以子、史入总集，也是对《文选》模式的突破。除了编选的内容，宋人总集的编辑体例也丰富和突破了《文选》的模式。宋代综合性文章总集的编纂大致可分为：以体叙次、以类叙次、以人叙次以及以技叙次诸种体例。

文章总集的文学思想，不仅表现在它所选录作家与文章的名单之中，而且也反映在其编纂体例中，后者往往为人所忽略。文章总集编纂者面对众多的文章，首先必须选择某种方式把它们统贯起来，然后再加以排列组合。编者首先要选择一种要素作为贯串总集的纲，以之起纲举目张的作用。这种要素也就是编纂者首要的关注点和切入点，其深层正是编纂者的文学观念。而以体、以人、以类、以技为纲的不同叙次的总集，则编织成不同的文章网状结构，并给读者以不同的总体感受和印象。

（一）以体叙次，这是《文选》以来的传统模式。六朝以来，综合性文章总集编选的体例基本是采用《文选》模式，宋人的文章总集多数也是用文体分类的模式。除了上述《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等几部重要的总集之外，如《圣宋文海》、《古文集成》、《成都文类》、《文选补遗》、《三国志文类》等总集也都是以体叙次的。

但是在宋人以体叙次的总集中，也出现打破《文选》原有文体模式的情况。在中国古代的文体谱系中，文体排列的先后往往暗含着文体的价值高下。《文选》以赋、诗、骚、七先于诏、册、令、教、策、表等文体，宋人对此有不同看法。宋陈仁子撰《文选补遗》，“以为诏令，人主播告之典章；奏疏，人臣经济之方略。不当以诗赋先奏疏，矧诏令？是君臣失位，质文先后失宜”。(64)故《文选补遗》以“诏诰”置于书首。《三国志文类》分诏书、教令、表奏、书疏、谏诤、戒责、荐称、劝说、对问、议、论、书、笺、评、檄、盟、序、祝文、祭文、诔、诗赋、杂文、传等二十三门，把诏书置各文体之首，体现了以王权政治为本位的文体价值秩序，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倾向。《文章正宗》虽然不是以体叙次的总集，但它以“辞命”为编首，把“诗赋”置之末类，彻底颠覆了《文选》所排列的文体次序。清代学者王之绩对于以诗赋置之末类的编纂方式评论说：“西山《正宗》亦列诗赋于叙事、议论后，诚以诗赋虽可喜，而其为用则狭矣。”(65)可见以辞命为首，以诗赋为末的次序正反映出宋人实用的文体观念。

以体叙次，即以文体为优先关注点，以文体作为编纂文章的纲，所有的作家作品被系之不同的文体之中。所以，以体分类的总集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各体文章的历时性发展，而时代与作家的个性则被分散和淡化在各体文章之中。这种对于文体的极度重视，正是六朝以来主流的文学思想。这种思想到宋代也一直占据主流。宋代文体学发展最值得关注的，是辨体意识的普遍高涨。辨体批评，成了这个时期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并深刻影响了整个时代的文学创作。因此，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坚持文各有体的传统，主张辨明和严守各种文体体制。如倪思（正父）说：“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66)王正德《余师录》卷2：“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工拙。”总集以文体叙次，正体现出“文章以体制为先”的传统观念。

（二）以人叙次即以作家为序，各体作品系之作家名下。(67)这种方式包括以时叙次，即按时代——作家——各体文章的次序来排列的。《宋文选》收录欧阳修、司马光、范仲淹、王禹偁、孙复、王安石、余靖、曾巩、石介、李清臣、唐庚、张耒、黄庭坚、陈瓘北宋十四家作品。吕祖谦《古文关键》收录韩文、柳文、欧文、老苏文、东坡文、颖滨文、南丰文、宛丘文共八家。汤汉《妙绝古今》收《左传》、《国语》、《孙子》、《列子》、《庄子》、《荀子》、《国策》、《史记》、《淮南子》、扬雄、刘歆、诸葛亮、韩愈、柳宗元、杜牧、范仲淹、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共二十一家。此外如魏齐贤、叶棻编《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也是以人叙次，收录宋代之文五百多家。虽然以时叙次和以人叙次不完全相同，但本质是一样的。楼昉《崇古文诀》收录先秦文、两汉文、唐文、宋文，整体上是以时叙次的，但书中的作品，则以所属之时代作家为序，所以实际上也可视为以人叙次的。

以人叙次的关注点从文体转移到不同时代与作家的创作个性上。这种总集给人们的印象不是某一文体，而是在具体时代背景下某一作家的个性与成就。各种文体的重要性已经被淡化，并被时代与作家的个性所掩盖。以人叙次和以时叙次的结合，具体地体现出编纂者的文学史观。

（三）以类叙次，即从文章功能着眼，把各体文章加以归类，按类加以编排。真德秀《文章正宗》采用功能归类法，把各种文章归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辞命类“独取《春秋》内、外传所载周天子谕告诸侯之辞、列国往来应对之辞，下至两汉诏册而止，”收入诏、告、谕、赦令、赐书、遗书、玺书、丹策、赐策、策问等“王言之体”的文章。议论类“独取《春秋》内、外传所载谏争论说之辞、先汉以后诸臣所上书疏封事之属，以为议论之首。他所篡述，或发明义理，或旉析治道，或褒贬人物，以次而列焉，”收入疏、对策、奏、对、封事、论、谏、上书、书、议、表、原、说、读、辨、赞、赠序等文体。叙事类“独取《左氏》、《史》、《汉》叙事之尤可喜者，与后世记序传志之典则简严者，以为作文之式”，收入碑志、传、行状、记、序等文体。《文章正宗》诗赋类只收诗歌而不收“辞赋”，也不收律诗。除了古诗之外，还收入箴、铭、颂、赞、乐歌、琴操等。《文章正宗》归纳了原先各种体裁功能上的共通处，以简驭繁，打破了《文选》以来总集文体分类的传统模式，反映出全新的文章分类观念，这在文体学史上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文章正宗》的文章归类是以文体功能为标准的，所以同一种文体的作品，因为功能不同，会被分别归入不同的类型之中。如同为序体，韩愈《送许郢州序》、《赠崔复州序》、《送郑尚书序》、《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送幽州李端公序》、《送石处士序》、柳宗元《送薛存义之任序》诸篇收录卷15“议论”类，而韩愈《张中丞传后序》、《赠张童子序》、柳宗元《愚溪诗序》则与记体文章同列，收到卷21下“叙事”类中。《文体明辨》在论序体时已注意到真德秀这种特别的处理方式：“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宋真氏尝分列于《正宗》之编。”(68)这种方式也打破了《文选》的惯例，并为后世一些文章总集所采用。

以类叙次的方式体现了宋人“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真德秀《文章正宗•纲领》）的观念。它的关注点既不在文体，也不在作家个性，而在文章的“世用”。《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序”说：“《文选》而下，互有得失。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而总集遂判两途。”(69)强调《文章正宗》在传统总集之外别创一途，这是有眼光的，但《文章正宗》不仅“别出谈理一派”，而且还开创了一种迥异于《文选》编排体例的新传统。如果说《文选》是以文学性为文章的本位，那么，《文章正宗》则是以实用性为文章的宗旨。重视文章的实用性无疑是宋人普遍的风气，而真德秀把这种风气推到极点，形成了与《文选》鲜明的对立。当然，真德秀矫枉过正地强调文章的实用性，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可谓利弊兼具：其缺陷是明显的，其特色也是明显的。真德秀的文体分类也是既有其长，又有其短的。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凡例》：“《文章正宗》义例精密，其类目有四：曰辞命，曰议论，曰叙事，曰诗赋。古今文辞，固无出此四类之外者。然每类之中，众体并出，欲识体制，卒难寻考。”(70)《文章正宗》把文章归为四类，有很强的概括性，以少总多，这是其长处。但是“每类之中，众体并出”，各种文体的渊源流变与体制特性被隐蔽在总类之中，则不免令人“卒难寻考”了。

（四）以技叙次，即按不同的写作技巧的程度来排列文章的次序。谢枋得《文章轨范》全书七卷，前二卷题“放胆文”，后五卷题“小心文”。编者题“放胆文”谓：“凡作文初要胆大、终要心小，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题“小心文”谓：“议论精明而断制，文势圆活而婉曲，有抑扬，有顿挫，有操纵，场屋程文论当用此样文法。”(71)可见“放胆文”与“小心文”是从技法运用上来分类的。编者把诸葛亮、陶渊明、韩愈、柳宗元、元结、杜牧、范仲淹、欧阳修、苏洵、苏轼、王安石、李格非、胡铨、辛弃疾诸人各体文章，分散地排列到他所设计的“放胆文”与“小心文”之中。而“放胆文”与“小心文”之中，又各有不同境界与层次，全书七卷就是七种技法境界。每一卷卷首都有总评，特别说明此卷所收作品之技法特色。《文章轨范》所代表的以技叙次的编纂方式，其关注点不在文体，不在作家个性，而在于有助举业的功利目的。王阳明《重刻〈文章轨范〉序》说：“宋谢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资于场屋者，自汉迄宋凡六十九篇，标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轨范’。盖古人之奥不止于是，是独为举业者设耳。”(72)宋人的古文选本多与科举考试有关系，但以技叙次的文章总集的功利性就更为直露了。此类总集的编排叙次乃至编选、评点，都是为举业服务的。

从文体学的角度看，以上所举的四种总集体例之中，最富有文体学意义的是《文选》所代表的以体叙次和《文章正宗》所代表的以类叙次两种。分体与归类，是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的两种不同路向，前者尽可能详尽地把握所有文体的个性，故重在精细化；而后者尽可能归纳出相近文体的共性，故所长在概括性。古人说，“文本同而末异”。如果说，文体分类就是辨其“异”，文体归类就是求其“同”。所以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其实应该包括“分体学”与“归类学”。《文选》是分体学的代表，而《文章正宗》则开创了归类学的总集传统。这两种迥异的系统虽然学术影响大小不同，但各有优劣，并行不悖。《文选》的影响不必多言，《文章正宗》开创的功能归类法的影响可略作补充。元代郝经将历代文章归入《易》、《书》、《诗》、《春秋》四部。(73)其中归入《易》部有序、论、说、评、辨、解、问、难、语、言诸体，归入《书》部有国书、诏、册、制、制策、赦、令、教、下记、檄、疏、表、封事、奏、议、笺、启、状、奏记、弹章、露布、连珠诸体，归入《诗》部有骚、赋、古诗、乐府、歌、行、吟、谣、篇、引、辞、曲、琴操、长句、杂言诸体，归入《春秋》部有国史、碑、墓碑、诔、铭、符命、颂、箴、赞、记、杂文诸体。《易》、《书》、《诗》、《春秋》四分法本质上是力图把中国古代的所有文体按论说、公文、抒情与叙事来归纳的，实际上，与《文章正宗》把古代各种文章归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是相通的。清储欣编《唐宋八大家类选》51卷，把八大家古文分为奏疏、论著、书状、序记、传志、词章六大类，《古文辞类纂》把古今文章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辞赋、颂赞、哀祭十三类，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以“门”来统摄文体类别，“著述门”分论著、词赋、序跋；“告语门”分诏令、奏议、书牍、哀祭；“记载门”分传志、叙记、典志、杂记，确立了门、类、体文体三级分类法，体统于类，类归于门，传承和发展了功能分类法的传统。

文体观念与文学观念是宏观而浑茫的话题，而文章总集则是微观而具体的文本。从文章总集的编纂去考察它所蕴涵的文体史与文学史意义，这种管窥蠡测也许能为考察宋代文体史与文学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提供另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它可能印证了以往文学史常识的合理性，但也可能得出与常识不尽相同的结论。当然，个人“结论”并不等同于定论，如果能引起学术界的思考或争论，本文所讨论问题也就不无意义了。

注释：

①参见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②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新亚学报》第3卷第1期，1957年；杨庆存：《宋代散文体裁样式的开拓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等。

③参见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④《古文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32册，第575页。

⑤参见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9页。

⑥本文据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

⑦本文据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

⑧本文据中华书局1992年排印本。

⑨《唐文粹》第19卷收录“封禅”三首，但系于“颂”体之下，而《宋文鉴》则不收封禅文。

⑩徐师曾：《文体明辨》卷4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集部，第312册，第70页。

(11)吴讷：《文章辨体》“目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1册，第27页。

(12)在理论上首次系统研究“叙事”的，不是文学批评家而是史学家，见刘知几：《史通•叙事》。

(13)徐师曾：《文体明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2册，第162页。

(14)吴讷：《文章辨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1册，第24页。

(15)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1页。

(16)古代经史不分，章学诚说：“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后杂出。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传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48页。

(17)徐师曾：《文体明辨》卷5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2册，第370页。

(18)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06页。

(19)参见《日知录集释》该则“续补正”、章学诚《文史通义•传记》。又《古文辞类纂•序目》：“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虽然，古之国史立传不甚拘品位，所纪事犹详，又实录书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贤否，今实录不纪臣下之事，史馆凡仕非赐谥及死事者不得为传。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赐谥。然则史之传者，亦无几矣。余录古传状之文，并纪兹义，使后之文士得择之。昌黎《毛颖传》嬉戏之文，其体传也，故亦附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页。《古文辞类纂》收《圬者王承福传》、《方山子传》、《毛颖传》等，而不收史传。

(20)王得臣：《麈史》卷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1页。

(21)吴讷：《文章辨体》“目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1册，第27页。

(22)吴曾祺：《涵芬楼文谈》“附录”，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21页。

(23)徐师曾：《文体明辨》卷4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1册，第761页。

(24)徐师曾：《文体明辨》卷4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l册，第759页。

(25)事实上，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就把《杨柳枝词》作为绝句，置于“律诗”之下。见该书卷3l、3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80册，第362、367页。

(26)参见蒋哲伦、杨万里编撰：《唐宋词书录》，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

(27)向子諲：《酒边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87册，第524页。

(28)陆游：《渭南文集》卷14，四部丛刊本，第12页。

(29)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98，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07页。

(30)关于“古文”一词，参见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48册，第346页。

(31)《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第1册，第322页。

(32)《汉语大词典》（缩印本）上卷，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第1450页。

(33)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87，第1698页。

(34)李兆洛：《骈体文钞》，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37年，第2册，第155页。

(35)宋人总集的实际情况与我们当今学术界的理解有所不同。如李道英说：“‘古文’一词在唐宋两代有其特定含义，即主要指唐宋八大家及其追随者所写的文章，而不涉及骈文和辞赋。”这应该是目前学术界普遍的观点。参见氏著：《唐宋古文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3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9册，第242页。

(37)以下几本总集不是以文体分类，而是以时代、作家或其他分类排序的，本文是按其作品文体出现的次序排列的。

(38)韩愈：《题哀辞后》，《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22，四部丛刊本，第3页。

(39)柳开：《应责》，《河东先生集》卷1，四部丛刊本，第11页。

(40)郭英德认为《唐文粹》的“古文”分类是从《文苑英华》的“杂文”来的，参见氏著：《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第112页。这种看法有道理，两者确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文苑英华》的“杂文”与《唐文粹》的“古文”仍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如《文苑英华》“杂文”收录“骚”体五卷，“杂制作”中又收录“中和乐”等，《唐文粹》显然与之不同。

(41)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新亚学报》第3卷第l期，1957年。

(42)陈师道：《后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14册，第724页。

(43)刘克庄：《迂斋标注古文序》，《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6，四部丛刊本。

(44)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87，第1698页。

(45)真德秀：《跋彭忠肃文集》，《西山文集》卷3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4册，第577页。

(46)正如明代唐顺之《董中峰文集序》中所说的：“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唐与近代之文，不能无法，而能毫厘不失乎法，以有法为法，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黄宗羲编：《明文海》卷245，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553页。

(47)《重刻〈文章轨范〉序》，《王阳明全集》卷22，外集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75页。

(48)周作人《谈韩退之与桐城派》一文认为唐宋八大家与八股文具有某种内在联系：“古文与八股之关系不但在桐城派为然，就是唐宋八大家传诵的古文亦无不然。韩退之诸人固然不曾考过八股时文，不过如作文偏重音调气势，则其音乐的趋向必然与八股接近，至少在后世所流传模仿的就是这一类。”参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2册《千百年眼》，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669页。

(49)梁章钜：《制义丛话》，上海：上海书店，2001年，第34页。

(50)陆游：《老学庵笔记》卷8，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0页。

(51)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7说：“熙、丰以后，士以穿凿谈经，而‘《选》学’废矣。”骆鸿凯解释说：“王氏谓熙、丰以后，‘《选》学’遂废，殆谓自荆公以新经试士后，帖括代兴，学者趋义疏之空疏，而弃辞章于弗问矣。”见《文选学》，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4页。

(52)参见吴承学：《评点之兴——论文学评点的起源和南宋的诗文评点》，《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

(53)方苞《钦定四书文•正嘉四书文》卷2评语说：“以古文为时文，自唐荆川始，而归震川又恢之以闳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51册，第88页。然而以古文为时文之助，却是始于宋人的。

(54)倪士毅：《作义要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82册，第372页。

(55)参见吴承学：《现存评点第一书——论〈古文关键〉的编选、评点及其影响》，《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

(56)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87，第1704页。

(57)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5页。

(58)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87，第1699页。

(59)《古文观止》固然收录《左传》文章，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也收录《左传》作品。

(60)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55册，第5页。

(61)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55册，第6页。

(62)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55册，第6页。

(63)苏轼：《东坡志林》卷l，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3册，第23页。

(64)赵文：《文选补遗•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60册，第3页。

(65)王之绩：《铁立文起》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1册，第700页。

(66)王应麟：《玉海》卷20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48册，第294页。

(67)宋代以前如《河岳英灵集》等也是以人为次的，但此类主要是只收一体（如诗）的总集。

(68)徐师曾：《文体明辨》卷4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2册，第1页。

(69)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86，第1685页。

(70)吴讷：《文章辨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1册，第6页。

(71)谢枋得：《文章轨范•目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72)《王阳明全集》卷22，外集4，第874页。

(73)郝经：《郝氏续后汉书》卷6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85册，第6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