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知识分子写作非自左拉始，谈论知识分子写作，却不妨从左拉开篇。名词“知识分子”的确立，左拉功不可没。在当年那桩震动法国、波及全欧的的德雷福斯案件中，左拉为蒙冤的德雷福斯慷慨陈词，他的辉煌言论给“知识分子”带来了现代命名式。
说得远些，苏格拉底也不妨看成知识分子的始祖，有学者甚至将苏格拉底、西塞罗和塞涅卡视为西方古代世界三位最著名的殉道派知识分子。法国大革命前后，伏尔泰、卢梭等人的言论，不仅接近、某种意义上还超越了现代知识分子，但当时并无“知识分子”之名，人们管这类人物叫“哲人”(philosophus)，区别于传统的教士。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名称源于俄罗斯，从词源上讲也许没错，但俄语里的“知识分子”就像汉语里的“士”，更适宜从民族知识分子角度考察，较难概括其余。俄国知识人从民粹主义起步，现代知识分子却必须从三个公共入手，即面向公共世界，运用公共理性，直面公共关切。凡此三“公共”，皆无“民粹主义”的立锥之地。
涉及公民权利的司法判决是天赐的知识分子笔墨素材，这类判决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一桩刑事案件再凶暴，人们也会把它看成个案，哪怕凶手的残忍行径已然造成人人自危，理性公民也未必迁怒政府。但如果是一桩涉及公民权利的判决不公，性质骤变，因为这类判决永远不会是个案，即使在不实行判例法的中国也是如此。司法判决天然具有示范和扩散效应，每个人都会感同身受地联想到自身的处境：假如我是被告呢?俄国作家契诃夫在沙皇专属流放地库页岛上作过数月考察，他发现：
一个苦役犯，不管他本人已经堕落和不公正到多么严重的程度，却最喜爱公正，如果他在地位比他高的人身上看不到这种公正，他就一年一年地陷入痛恨和极端不信任的状态。
“堕落”的苦役犯尚且如此，秉性良善的普通公民在恶性司法面前承受的身心焦灼，就更加可虑了。
试以轰动全国的南京彭宇案为例。那原是一桩普通民事纠纷，2006年11月20日上午，二十多岁的彭宇在南京某汽车站见到一被撞后倒地的老太徐某，彭宇搀她起来，在其家人到场后还陪同前往医院，期间彭宇垫付了200元。老太在获知身体残疾之后，将彭宇告上法庭，声称彭宇正是撞倒她的那个人;彭宇则辩称没有撞她，搀扶并送她去医院纯属一己善举。在双方各执一词且缺乏有力旁证的情况下，法官“结合日常生活经验”作了一番推导，判定彭宇败诉。
法官的判决也许符合事实(至于真相，由于当事人签署了保密协议，徐老太又于数年前亡故，恐怕已永远沉没)，但其推断方式，造成了举国不安。该推断表明，法律对于人心向善的潜力，持怀疑和否认倾向，对于俗语所谓“帮人帮到底”，不予正视。根据法官认定的常理和常情，彭宇理应在徐某家人到场后抽身离去，而不是继续相帮。同时，法官又将另一种与之前推定全然不合的心理运用到判决中，他声称，“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这个推定极度无知，盖见义勇为与顺手行善是两种具有内在不同的道德追求，它们未必集于一人之身。一个见到乞丐即会朝其碗里扔几枚硬币的人，每次见到纠纷却躲得远远，完全可能。认为抓人不仅优先于救人，且每一个善心满满的人都应同时具备勃勃勇气和动如脱兔的身手，那肯定与世人认知中的“日常生活经验”相悖。总之，我们虽无法认定法官蓄意枉法(我相信他不是)，但其判决难以服人。
法官不是寻常知识分子，法官的判决书不是“意见超市”里一个随时准备与反方观点交锋碰撞的“一得之见”，严格地说，法官无权表达“一家之言”，而必须让法律的精髓贯穿于判决书中，以使双方心服口服。美国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强调法官“不要回避说理责任”，南京那位法官纵使没有别种主观过错，至少也有“玩忽说理责任”之咎。
这点过错原也谈不上巨大(毕竟，彭宇被要求赔偿的数额较为有限，实际赔付的钱还少于法院判决)，但鉴于该判决对当代社会理应倡导的积极价值观作出了负面暗示，对任何一个良性社会都不忍加害的公民互帮互助精神投下了巨大阴影，遂在数年间造成了国人道德感及相应行为的极大错乱。
二
我们且回到19世纪末，看看深陷于德雷福斯案件中的法国。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是一名犹太裔法国上尉，在陆军部任参谋。1894年9月，他被控在一封信中向德国驻法武官出卖了有关新式武器的秘密。由于当时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多地(实际上还包括美国)弥漫着反犹主义情绪，法、德两国又处于敏感的军事对抗前夜，几乎无人对德雷福斯表示同情。权力机构总是倾向于在某个特定时刻将某些特定人物作为国家利益的“替罪羊”，只要栽赃有术，民众也会倾向于将这些人视为“活该”。德雷福斯就是如此，他被判无期徒刑，押解到远在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服刑。日后曾为德雷福斯平反立下汗马功劳的法国政治家乔治·克列孟梭，当时也以为德雷福斯咎由自取。
和大多数法国人一样，乔治·克列孟梭的脑海里多半萦绕着法国人在普法战争惨败后不得不目睹威廉一世于1871年1月18日(即普鲁士王国成立170周年纪念日)在凡尔赛宫登基，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并宣布建立以普鲁士王国为首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痛苦往事。普鲁士军队围困巴黎时，饥饿的市民被迫宰杀巴黎动物园里的大象充饥，普鲁士士兵在香榭丽舍大街耀武扬威、巴黎公社实行临时恐怖统治的经历，包括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德国人的领土惨痛，也会替大多数法国人对德雷福斯的有罪判断提供心理支援。
至于反犹主义，更是欧洲历史上一个绵延两千年之久的文化和精神毒瘤，早在希特勒屠杀600万犹太人之前，沙皇俄国就曾将反犹主张纳入国策，并制造了多起屠杀犹太人的惨案，俄罗斯不少伟大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都程度不同地持反犹立场;莎士比亚的反犹倾向也较为明显;卡尔·马克思是犹太人，对犹太人却谈不上友好，他曾写道：“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的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崇拜是什么呢?做生意?他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美国人虽在立国之初即从宪法高度宣称政教分离，鼓励宗教自由，但早期美国除纽约州外，其他州都“继续保留了殖民地时期限制犹太人参加投票和担任公职的规定”。法国人对犹太人的敌意同样源远流长，德雷福斯案件发作时，整天有极端分子举行示威，高呼“枪毙犹太人”的口号。——上述种种，就是日后左拉奋勇抗争时，必须用信念和勇气坚定扛住的时代高墙。实际上，就在左拉写出著名的《我控诉》之前，他已在报纸上公开向反犹主义发起了挑战，他写道：
反犹太主义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我曾经说过，这场使我们倒退一千年的野蛮运动与我对博爱的需要、对宽容和解放的酷爱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回到宗教战争中去，重新开始宗教迫害，想要挑起种族之间的灭绝残杀，这在我们获得解放的时代里，简直是荒谬绝伦的事情，我觉得这种卑劣的企图是十分愚蠢的。……我至今还不愿意相信，在法兰西这个充满了自由观察的空气、兄弟般的善良情谊和清澈的理性的国度里，这种卑劣的运动会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
数年后，来自不同消息源的各路信息，让人意识到德雷福斯案件的蹊跷。有证据表明，法军情报处的皮卡尔上校发现了真正的罪犯，即出身匈牙利贵族的埃斯特拉齐少校，但军方上层决意隐瞒，反而将皮卡尔上校调至一个可能会导致他死于非命的交战之地——突尼斯。德雷福斯自狱中写给家人的信件也开始在民间传播，这些信件感人至深，让人意识到潜在的冤屈;另一些相关责任人出现了可疑的自杀举动……总之，一种“德雷福斯可能是军方黑幕的牺牲品”的感觉，开始在崇尚公正的法国人心中弥漫。
起先，爱弥尔·左拉对此案并无多少了解，德雷福斯入狱时，他还在罗马写他的小说。直到1897年底，他回到巴黎寓所过冬，才接触到一些资料。凭着自己卓越的头脑，他迅速产生了疑问。他意识到，司法系统的无心过错是一回事，明知可以纠正却拒不纠正，听任无辜者成为军方利益的牺牲品，是另一回事，后者将使得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国家获得安全感。他放弃了小说写作，打算全力以赴地为德雷福斯进行一场并无胜算的战斗。为此，他不仅赌上自己的文学和道德声名，部分地还包括个人安危。
他的文学声誉是非常崇高的，其《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长篇小说此前曾获得巨大成功，小说《娜娜》发表前，每家香烟店都贴有广告：“请看《娜娜》!《娜娜》!!《娜娜》!!!”小说出版后半年内销售十三万五千册，仅次于该系列里的另一部小说《溃败》。另外，身为知识分子故乡的作家，左拉有着长期的论战经验，他身体力行的自然主义写作手法，也将给他的知识分子写作提供额外助力。
该手法追求中立和客观，尽可能排除主观，同时最大程度地占有资料，用事实说话。总之，是一种将科学手段引入文学表达的方法，该方法用在文学上究竟效果如何，自可见仁见智，但我记得，乔治·奥威尔在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里，曾像呼唤一位文学神祇一样祈求左拉显灵，当时他正打算“好好形容一下”巴黎X饭店那排场惊人的晚餐时段，熟悉左拉文风的读者立刻就能会意：对付庞大错杂的场面，左拉确是不二圣手。我们也能立刻想到，一枝惯于接受科学指引的文学妙笔，一旦用来从事知识分子课业，一定会带来额外方便。实际上，左拉由小说家到知识分子的转型，几乎是一蹴而就的。
左拉的对手是该国最具权力的一群当道者，他们不仅拥有指鹿为马的意志和呼风唤雨的司法、行政权力，还有一颗颗肮脏的心。当他们意识到左拉是一名可怕对手时，竟然发动手下在一份小报上对左拉的父亲弗朗索瓦·左拉的人品进行围魏救赵的莫须有攻击。——滥人总是相似的，每一种滥招都有似曾相识之感。
好在左拉的战友和同道也自不弱，《费加罗报》社长费尔南·德·罗代斯是左拉的赞同者，左拉介入德雷福斯案件之初写的文章《案件笔录》，即发表在该报上。日后成为法兰西总理的乔治·克列孟梭，当时是《曙光报》的主编，使左拉名动天下的檄文《我控诉》，就发表在该报1898年1月13号的头版上。实际上，标题“我控诉”还是出自克列孟梭的改动(顺笔一提，托马斯·潘恩的名著《常识》，书名也是出自朋友拉什的建议，原书名叫《显而易见的事实》)。当年法国思想界、知识界的精英杜尔干、巴雷斯、莫拉斯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加入了左拉一方。
《我控诉》是一封致法国总统菲利·福尔的公开信。在这封洋洋八千余言的长信开头，左拉对共和国总统作了一番既是礼节性的、也是技术性的拉拢式赞颂，但稍纵即逝的赞颂却是为了引出一个严正告诫：
军事法庭居然奉命判埃斯特拉齐这种人无罪，真理与公义被打了一记大耳光。现在一切都太迟了，法国已颜面尽失，而历史将会记载，这样一起有害社会的罪行发生在您的总统任期内。
接着，左拉庄重无比、字字千钧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正是这个让后人心潮澎湃、无比感奋的态度，赋予随之诞生的新名词“知识分子”无比的正义和无上的光荣：
既然他们胆敢这样做，非常好，那我也应无所畏惧，应该说出真相。因为我曾保证，如果我们的司法制度——这起事件曾通过正常渠道来到它面前——没有说出真相，全部的真相，我就会全盘道出。大声地说出是我的责任，我不想成为帮凶;如果我成为帮凶，在远方备受折磨的无辜者——为了他从未犯下的罪行而遭受最恐怖的折磨——的幽灵将会在夜晚时分纠缠着我。
往下，我们有着娴熟论战技艺的小说家，以严谨而不失娓娓、沉重而不失淡定的笔触，详述了事件的经过原委。他当然知道，严厉的谴责务必以坚实的事实为根基，重大的控告务必与宝贵的法理相吻合，司法的庄严务必以人民的福祉为依归，国家的正义务必将这样的人视为宿敌——“他的罪比其他人更重，因为他有权纠正司法的不公，却没有采取行动。”左拉令人信服地得出如下结论：
总统阁下，这就是埃斯特哈齐事件：一个有罪的人却被证明无辜。……结果是坏蛋被美化，正直人士却名誉扫地。
左拉只在事实表述清晰、法理阐述告竣之时，才允许自己表达水到渠成的浩叹、呼吁和信念：
真理与正义，我们曾多么热切地渴望它们!现在看到它们被人拒绝、忽视、遮掩，是多么令人沮丧!……我没有一刻感到绝望，我知道真理会取得胜利。且让我重复一次，我较以前更深信真理正在向前迈进，没有什么事物能阻挡它!
最后，左拉以一种自封的知识分子法庭，向所有那些他认为有罪的人(全是令人畏惧的军方实力派人物)一一发出“控诉”——
我控诉帕蒂上校，因为他是司法误判中的狠毒之徒(我愿意相信是不知不觉的)，他更运用最为荒谬与应受谴责的阴谋，来掩盖他过去三年的恶行。
我控诉梅西耶将军，因为他是本世纪最不公平的事件之一的共谋，但其所为至少出自其脆弱的心志。
我控诉比约将军，他手上握有表明德雷福斯清白的不可否认的证据，却将它隐藏。为了政治目的，为了挽救已受连累的参谋部同僚，他犯下这起违反人道、违反公义的罪行。……
最后，我控诉第一次军事法庭，它违反法律，只根据一份秘密档案便宣判被告有罪。我也控诉第二次军事法庭，它奉命掩饰第一次军事法庭的不法行为，并自己犯下罪行，故意判一个有罪的人无罪。
作为一名深谙法律的知识分子，左拉知道这份控告意味着什么，他坦然表示：
在提出这些控诉时，我明白我的行动必须负1881年7月29日颁布的新闻条例30及31条的法律责任。根据这些条例，诽谤须受处罚。我故意使我自己置身在这些法律下。
三
不必奢望单凭一篇非凡雄文就能改变一国深重的司法痼疾，文明世界从未有过如此诗意的结局，即使在法国这个“政客们梦想写一部小说，小说家们梦想成为政府部长”的“知识分子天堂”里(雷蒙·阿隆语)，我们也不必如此天真。公开信使左拉获得了一年监禁，外加3000法郎罚金。好在法庭的执行意志并不坚定，左拉得以远赴英国，并以化名方式在那里一边接收来自祖国的暗语电报，一边写他的《四福音书》第一部：《繁殖》。
1902年9月28日，左拉因煤气中毒不幸去世。德雷福斯直到1906年才被法国最高法院判定无罪，得以恢复名誉并授予少校军衔。之前一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俄罗斯预演了30年后在德国得到更大规模执行的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左拉的战友乔治·克列孟梭于1906年11月成为法兰西总理，一年半以后，左拉的骨灰终于入驻先贤祠。但军方的腐败并未得到根治，它在十余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让法国人付出了惨重代价。当时，就在法国人在这场被称为“绞肉机”的恶战中大量伤亡时，腐败至极的法国军方还在用虚假的宣传欺骗人民，沃尔特·李普曼曾写道：“在凡尔登战役打得最糟糕的时刻，霞飞将军和他的助手们却在开会争论明早见报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结果，几乎就在法国士兵大量阵亡的同时，法国人民却通过虚假的新闻图像看到了“德国人尸横遍野”的景象，他们在胜利的幻觉中走向了失败。
回眸左拉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的表现，应该承认，当左拉决意介入时，案件的真相已渐始明朗，没有证据表明，左拉曾为了发现真相，作过额外的突破性调查。在这次事件中，作为给现代知识分子带来命名仪式的左拉，并未在认知上作出太大努力。他的突出品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对正义的坚定捍卫，对个人荣辱安危的坚定弃置。所以，假如我们将左拉的努力视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起点(实际上不完全是)，那么，这份起点上的光荣，主要由勇气来加冕。
诚然，有些学者、作家曾对左拉的作用略有异议，如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表示，历史只是“将德雷福斯事件的功劳，记到了知识分子的功劳簿上”，其实“军队里的一些人和在政治领域的乔治·克列孟梭等人，也都加入了拯救德雷福斯上尉的事业，甚至早在左拉的著名文章《我控诉》发表之前就已介入此事”。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在名著《异端的权利》里，为了表达心目中的英雄卡斯特里奥的与众不同，特意拿伏尔泰抗议琼·卡拉斯案和左拉抗议德雷福斯案作为陪衬，指出“伏尔泰为卡拉斯辩护的时代比较讲人道。而且，作为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可以指望得到国王们和亲王们的保护。同样，左拉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全欧洲和全世界的钦佩做靠山”。茨威格的结论是：“伏尔泰和左拉无疑是拿他们的名誉和安逸冒风险，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冒生命危险的。可那就是卡斯特里奥敢做的。”
载《经济观察报·观察家》2015年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