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被哲人称为轴心时代。期间，人类文明的精神基础同时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独立形成。这一时期通过对话产生的哲学思想具有深刻的原创性。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精神基础之上。这个时期文明对话所具有的形态特征，蕴藏丰富的思想资源，直接对后来东西方的文明对话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在前轴心时代，主导文明对话的是帝王、国王、神话英雄或“王官”。《尚书》中保存的典、谟、训、诰、誓、命等历史文献大都是训下和告上之词，无外乎敬天法祖和讨伐逆命。希腊荷马史诗所反映的参政院和公民大会，主导对话的则是国王、长者、神话中的英雄。与会者互不回答问题。没有对话。大会不表决，也不做决定。简直像是“一连串独白”。（克林娜·库蕾《古希腊的交流》）
到了轴心时代，情况发生很大转变。思想家登上文明对话的舞台，成为对话的主体，引导对话的展开。春秋时期的中国“礼崩乐坏”，列国分治。思想家奔走于天地之间，游说各国君王，批评政治，唤醒良知，提出方略，促进改革，为重建社会秩序而努力。此时，古希腊社会的城邦也已形成。无论是雅典的民主政体还是斯巴达式的寡头政体，一切问题原来由君主裁夺，现在则取决于专家、知识分子、演说家的演讲艺术，而且必须通过辩论作出裁定。这些都促进新的文明对话的产生。雅典的广场、公民大会、参政院、法庭、体育学校等是这些文明对话的最佳场所。
思想家、学者或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文明对话的主体力量，是因为他们有学问，有智慧，有真知灼见。孔子和墨子在言论、对话中经常引《诗》、《书》。即使对孔、墨持批评意见的韩非子也不能不承认孔、墨“博习辩智”（《八说》）。在思想家那里，对话既是哲学思想的表达形式，也是哲学思想本身。对话产生哲学思想，哲学思想持有对话的结构。
轴心时代富有内涵的对话打破了君王对思想的垄断，树立起思想与文化的权威，这对于文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春秋时期两大显学孔学与墨学就是由对话产生的对中国文明影响深远的两大哲学思想流派。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或关键词。怎样理解“仁”的意思？孔子没有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定义，而是在与学生的对话中巧妙地阐释了“仁”的丰富意蕴。针对不同的学生“问仁”，孔子有不同的答复。《论语·颜渊》开篇有颜渊、仲弓、司马牛三人“问仁”，孔子三处回答不一样，均从不同侧面逼近“仁”的意义。仅以颜渊问仁为例。
孔子先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当颜渊还不太明白“仁”的具体内容时，孔子又说了四句名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这种对话结构中，我们看到孔子表达对概念的解释是从总说和分说两个维度逐步深入。对话的另一方因此也就能完全理解他的思想。
再看《论语》其他地方的“问仁”：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同样是樊迟问仁。孔子在另外的场合却回答说“爱人”。（《颜渊》）如果把这两处的回答相互参照，也可以进一步领悟“仁”的概念在孔子思想中的丰满性。与“问仁”同样精彩的对话还有“问政”对话。如果把散见于《论语》中有关“问政”的对话集中起来研究，则不难看出孔子政治哲学思想的丰富性。
《墨子》全书也多为对话体。墨子认为言论应制定准则即“言必立仪”。墨子为言论订了三条原则：“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实践的。”（《非命》）如何考察本原？要向上本原于古代圣王事迹。如何推究呢？要向下考察百姓的日常事实。如何实践呢？要把它用作刑法政令，从中看看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墨子为言论所订的本、原、用三条原则，是轴心时代文明对话、百家争鸣的重要原则。
轴心时代古希腊两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是文明对话的高手。
苏格拉底独创了自己的对话问答法，他通过表面重复、“诱敌深入”的办法把对方一步一步地“引诱”到自己设下的“辩证法陷阱”，从悖论中获得新见。苏格拉底极其娴熟地运用对话思维方法来展开他的思想。他几乎天天与人对话。在生命最后一天喝下毒药后还在进行漫长的对话，讨论正义与灵魂不朽等问题（参看《柏拉图全集》中《斐多篇》，斐多是苏格拉底忠诚的学生）。通过对话，激发思考，探求真理。“苏格拉底式对话”既是哲学思辨的同义词，也是西方哲学史命题。
柏拉图完全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对话思维方法，前后共著对话二十五篇，除最晚出的《法律篇》外，其余二十四篇都是以苏格拉底为主要对话者。苏格拉底像孔子一样，一生述而不作，没有留下一个字的著作，他的对话及其思想，经由柏拉图的记述，成为人类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
无论从孔子、墨子到孟子、荀子，还是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可以明显看到哲学思想在表达形式上变化：由相对自由的对话体逐渐转向比较严谨的论述体。不过，即使是思想家、学者“述而有作”，对话也没有退出思想学术领域。比如先秦诸子著作的经传关系，既是一种学生对老师学说的解释，同时也是学生与老师的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话永远是哲学思辨不可或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形式。
轴心时代文明对话的另一形态特征表现为对话是教育的直接形式，通过对话展开教化。对话成为一种知识生产方式。
孔子和柏拉图是中西方以对话方式展开启发式教育的开山。一部《论语》，一部《柏拉图对话集》是人类对话式教育方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论语》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各言其志一章，师生对话极为生动，又极富有诗意。千百年来，人们读到这一章仍感到如沐春风。孔门教学有四科：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其中后两者都与对话能力的训练有关。战国时代“不治而议论”的文学之士如纵横家的出现，应该说与孔子开创的对话教育传统有一定关系。
柏拉图创办了雅典学院这座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学校。他师承了苏格拉底的对话问答法的教学方法，提倡通过对话形式，提出问题，突显矛盾，然后进行分析、归纳、综合、判断，最后得出结论。柏拉图教育思想的主要目的是理性的训练。教师要通过师生对话，启发、诱导学生进入理性思维境界，使他们在“冥思苦想”后“茅塞顿开”，喜获“理性之乐”。这与苏格拉底的思维助产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古希腊对话教育方式的兴起，还与其他的语言艺术有关。公元前5世纪头30年，雅典产生新的说话与对话技巧——修辞学。经过修辞学训练的诡辩家和演说家，煽起人们的激情，在社会上获得名利双收的巨大成功。在柏拉图《普罗泰戈拉》里，人们看到希庇亚坐在宝座上，俯视他的学生，口若悬河地回答关于物理学、天文学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因此，这也形成了西方的一种公共对话传统，我们从今天欧美大学讲堂和议会辩论还能看到古希腊对话文明的影子。古希腊还创造了人类最早的对话艺术——戏剧。古希腊戏剧表演的时间十分冗长，从黎明演到日落，而且剧场的感染力十分强烈。据说，在上演《欧墨尼得斯》时，当看到复仇女神依理逆司时，观众们吓得魂不附体，孩子们昏厥，女人们流产。亚里士多德从希腊悲剧中发现人类所具有的两大情感：“悲悯”和“恐惧”。
轴心时代东西方文明创造出来的各种形态的文明对话丰富多彩，今天的人们没有理由不从中吸取文明对话的无穷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