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之中迎来千帆师诞辰一百周年。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受益先生教诲多年的学生来说，不能不思考：
在波澜壮阔而又多灾多难的中国当代史中，一百年只是一个简单的整数吗？在这一百年中，先生曾经被野蛮剥夺正常工作十八年，人生有几个十八年？这十八年的损失怎么清算？先生重新出来工作，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确实有点“中兴”的味道，先生的事业也达到他职业生涯的高峰，但先生离开我们十余年了，现在体制化日趋严重的高校还有多少像先生这样风骨独立的老教授？在官场腐败与社会道德沦丧日益加剧、教育溃败与大学品质日益下降的今天，先生诞辰一百年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位才华横溢、命运坎坷、教育有方的大家，先生丰富多彩的学术思想和人才培养的遗产究竟应如何继承和发扬？作为深服先生道德文章的弟子，应该以什么方式怀念先生？……
今年，这些问题时常在我脑海里回想，并没有确切的答案。自1979年忝列先生门墙，到先生离开我们的2000年，我与先生的交往长达二十余年。这期间先生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有一些我已经在收入《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中《师范》一文有所记述，现在再就印象深刻的二三事札记如下，不成系统，时空跳跃，只是断章，是作怀念。
杜诗诗意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这首杜甫赠卫八的诗，千帆师当年给我们深情讲解时，我因为年轻而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而当我慢慢步入花甲之年，这首诗却每每能给我一种深深的内心触动。
我自1982年初硕士毕业离开南大后，与先生有过好几次的相聚，但1993年调到海南大学后，地处天涯海角，远隔千山万水，与千帆师相见的机会就很少了。可以说得上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我现在常常很后悔，跟先生读研期间，我们享受了每周一次晚上到先生家座谈茶叙的宝贵机会，每次先生或就学术问题，或就我们的学业乃至生活问题，或就学林的名人轶事，或就天下大事，海阔天空，畅所欲言。当时先生身体健康、思维敏捷、指陈坚锐、话语幽默，谈笑风生，我们三位弟子从中收益匪浅，可惜当时自己没有清醒的文献意识，没有把先生每次的言谈详细记录下来，好在还有日记留下一些片段，暇时可整理出来。同门中蒋寅是有心人，有《书绅录》、《立雪私记》记述先生平日闲谈中的精辟见解（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也有与先生谈话的录音整理稿）。我现在真的很后悔，在先生健在的时候，为什么不多去看望先生，为什么不多给先生写信，多向先生请益求教，先生有那么好的学问，知道那么多的掌故，妙语连珠，我们只要善问，每次都会是“小叩则大鸣”。悔之晚矣！此刻夜深人静，假如先生九泉之下有灵，也可以借用“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的句意。我想在今夜的灯光下，与先生交谈，有太多的话题：先生在天堂过得还好吧？我们还想再听一遍先生讲杜诗和校雠学。可以告慰先生的事太多了：先生的弟子们没有给先生丢脸；先生的再传弟子已经数以百计，他们中有的已经在学界崭露头角，不过他们都很遗憾，没有目睹先生当年的风采；弟子们没有违背“不坠宗风”的遗嘱……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这两句描述人生世事变化迅速的诗句如果改一个字，即把“各”改为“自”，用来写先生从反右遭迫害到1970年代末重新出来工作的时空变换以及我现在感叹人生易逝的心态，均有几分贴切。先生在《桑榆忆往》里引用沈祖棻先生的两句诗“历尽新婚垂老别，未成白首碧山期”后说：“我感觉到自己最适当做学问的年龄，全给放牛放掉了。我到南京也不过二十一年，做了多少事。……我这一辈子受到的挫折，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最好的做学问的时间被剥夺了。假如说在武汉大学那个十八年中，也可以培养一些学生……这个账算不清，所以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是一出充满遗憾的戏剧，无论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还是出于天性的原因，“少壮”与“白首”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过渡或停顿。意识到“少壮”的价值或遗憾，往往只有等到“白首”。也许“当时已惘然”的意义就在“追忆”之中得到肯定或否定，得到沉淀或升华。
杜甫这首诗最具灵魂冲击力的两句诗是“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杜甫写这首诗是在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仅四十八岁，为什么亲朋故旧会有半数人死去？这当然与安史之乱的社会大动荡有关。我今年六十岁，虽然还不能完全说“访旧半为鬼”，但亲朋故旧过世的也真不少。近年来，我的至亲中母亲和姨妈相继离开人世（我母亲就只有姐妹两个），三个姑妈都走了（我父亲兄妹四个，父亲是哥哥，1983年就因病去世，他有三个妹妹），也就是说，我父系和母系的亲兄弟姊妹全都离开我们了（唯一还有一位姑父健在）。近年来，几乎每年都会接到大学老师和好友的讣告：老师如张国光、王陆才、朱祖延、郁源、范际燕等；好友如萌萌、余虹、周细平、郑晓江等。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亲自到殡仪馆为他们送行。这些亲朋故旧曾经与我们是那样的亲近，他们的音容笑貌触手可及，怎么说走就走了？我在父亲死后说过一句让朋友记住的话：“我们的父亲死了以后，死便真正轮到做父亲的我们”。现在还可以说：父辈死了，死便真正轮到做父辈的我们。西谚云：“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套用这个表达，也许可以说：老师和好友死了，我们离死还远吗？只有重情重义、直面死亡的人，才能体会到“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无助和无奈。我希望当有一天自己也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还有机会继续师事先生。
关于硕士论文写作的几封信与往事
我和徐有富、莫砺锋三位同学是先生到南大后带的第一届研究生，我们的毕业论文选题是从先生想做而来不及做的八个题目中选定的，我选择的题目是“宋诗宋注研究”，它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宋诗宋注纂例；二是宋诗宋注版本考。在确定选题之初（1980年4月11日），先生说完成这个选题一举三得：一，把宋代几个大诗人的集子熟读了；二，熟悉作注的方法，对自己和别人可以借鉴；三，得到一次目录学的训练。鉴于时间和资料限制，我先完成第一部分，作为毕业论文，提交答辩。在整个论文写作过程中，从资料的收集到论文的修改，都倾注着先生的无私帮助和精心指导。先生不仅把他批校的几种主要的宋诗宋注的集子如李雁湖注王荆公诗，任渊注黄山谷诗等等借给我看，还介绍我去北京拜访名家、查找资料。
记得是1981年9月15日，先生为我写了四封介绍信，分别是给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傅璇琮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利器先生（当时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北京图书馆《文献》杂志编辑陈翔华先生以及北京大学的陈贻焮先生。这四封介绍信，有两封已收入《闲堂书简》，一是致陈贻焮先生，见该书第207页；二是致王利器先生，见该书第306页。但给周振甫、傅璇琮二先生的信以及给陈翔华先生的信均未收入《闲堂书简》。不知这两封信还能找到否。不过，2005年3月，傅璇琮先生找到一封程先生给他的信，信中提到我，傅先生很高兴，连忙把程先生的信寄给我。这封信也没有收入《闲堂书简》，以后可以增补。全信如下：
璇琮先生：
前张三夕来京观书，极渎清神。承赐湔祓，感之。此子所为《宋诗宋注纂例》，颇采施、顾注，今得贵局藏本校对，庶无遗憾，此皆贵局及先生所赐也。又承代购欧公《归田录》一册，甚好。弟近颇衰，难常上街，得此书，即是一乐，愿数得之也。
专上，即颂
著安！
千帆顿首 10.21
傅先生大札说明缘由：
三夕同志：近好！
近日翻检材料，不意见到程千帆先生一信，信中特提及阁下，极为欣喜，故特将原稿寄上，谨供一阅。我已复印，请留存即可。不过信中仅提月日，未标年份，程先生有一习惯，一般在信中是不标年份的。我也未有信封，故不能确知，未知尊处可定否？
不一，谨候
近祺
傅璇琮上
2005年3月7日
收到后烦请电话告知。
接到傅先生的信，我很感动。老辈学者关心后进的热诚跃然纸上。根据我的考订，程先生这封信应该是写于1981年。在千帆师的直接关怀下，经过我自己的努力，我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硕士论文。
1981年12月26日，我的硕士论文在南大中文系如期举行答辩会，南京师大的段熙仲老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成员有南京师大图书馆馆长赵国璋先生、南京大学中文系周勋初先生、管雄先生（管先生有事请假，由周先生宣读他的评议意见）和程先生。论文及答辩成绩全优，这首先应归功于程先生指导有方。段老甚至肯定说，我的长达12万字的硕士论文已达到专著和出版水平。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我清醒地认识到论文尚有不足，自己学力甚浅，还须努力。感谢几位前辈的勉励。”事实也如此。我自硕士毕业后，又跟随张舜徽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治《史通》。以后又转治其他领域学问，没有专注于宋诗宋注研究的课题，“宋诗宋注版本考”的任务没有完成，“宋诗宋注总目”也有很多遗漏。后来，南大同门巩本栋教授指导的博士生李晓黎又以此为博士论文选题，在我的论文基础上，她又对宋诗宋注进行辑补，我已将她的部分成果发表在我主编的《华中学术》第五辑和第七期上。李晓黎的博士论文弥补了我的研究的不足，正可谓古人常说的“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同时，也可告慰先生当年拟定这个选题的良苦用心。
千帆师为我女儿起名
我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的1980年夏结婚成家，妻子不久怀孕，当她准备生孩子之前，我请千帆师给未来的孩子起一个名字，我对先生说，希望留下一个不断生长的纪念。1981年3月14日，我拿到先生为即将出生的小生命所起的名字，先生用钢笔在一张信笺封面背面写到：
如其男也，可名为侃，冀其能如先师治学之精勤也。
如其女也，可名为韵，古人凡性情风度之美皆曰韵。
凡制名，必须注意声音之偕叶响亮，张为平声，侃上声，韵去声也。
这张纸我一直妥善保存至今。先生所说的“侃”，指黄侃。季刚师是程先生非常尊敬的老师，从先生起名中也可以看到中国学术发展中重视师承渊源的优良传统。关于“韵”字的意蕴，先生曾有一篇论文专门讨论，论文题目是《陶诗“少无适俗韵”的“韵”字说》，该文最早收入程先生和沈祖棻先生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后收入《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程千帆全集》第八卷。先生对“韵”字的佳意早已有很深的考索。1981年3月20日，我的女儿在武汉市二医院出生，重七斤，她的名字就叫“张韵”。女儿后来与程先生和陶师母有过多次接触，两位老人都很喜欢她。有一次，先生和师母请我们三位弟子及其家属南大一小阁楼餐厅吃饭，张韵和有富兄的小儿子徐旸一起在餐厅里把凳子搬来搬去，特别活泼，不知疲倦，给先生和师母留下很深的印象，多年后还经常谈起。现在，我女儿也结婚生子了，她有一个两岁多的儿子，很可爱，我也升格为外公。如果先生能够见到张韵的儿子，一定非常高兴。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之河，也就在这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中无尽流淌。
一张千帆师与老学生的老照片
千帆师1984年3月中旬在武汉湖北大学（位于武昌）讲学，陶师母随行。这期间我刚好外出，和张舜徽先生一批弟子跟随张先生到广州讲学、访学。我3月6日去广州，3月20日晚上赶回武汉。3月21日上午，先去长江码头送陶师母和先生的女儿程丽则坐快船（东方红19号轮）回南京。
当天中午，千帆师早年在武大教的一批学生请先生在汉口冠生园吃饭，我也去了，当晚程先生要坐火车回南京。饯行前我们欢聚一堂，在湖北照相馆照相。留下一张那个时代非常典型的黑白集体照，照片上的人员一共三排，照片右上端写有“受业弟子与千帆师欢聚武汉 八四、三”的字样。下面我把这张老照片上的全部人员的姓名及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这里面大多是千帆师1950年代初期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教过的本科生。据湖北大学古籍所退休教师张金煌先生的介绍，欧阳洲（湖北大学古籍所）是1951届（1947年入学）；骆啸声（湖北大学历史系）是1953届（1949年入学）；熊起群（女，中学老师，当年的系花）、李开明、赵熙文（湖北大学古籍所）是1954届（1950年进校）；程一中、李培坤（西安联大师院老师，《唐都学刊》主编）、陆耀东（武汉大学老师）、赵令则、张金煌等人是1955届（1951年进校）。其中，已经确知过世的先生的学生有：骆啸声、欧阳洲、熊起群、饶庆农（湖北大学古籍所，刘博平先生研究生）、赵熙文、陆耀东、李培坤等。
已经过世的还有毕奂午先生，他与程先生算是同龄人（比程先生还年长几岁），上世纪30年代的著名诗人，1950年到武汉大学任教，与千帆师是同事，文革期间也遭到被批判去放牛的命运。程先生在《桑榆忆往》里还提到他，说文化革命期间，红卫兵把毕先生的一块表抢走了，理由是“右派的东西人人可拿”。（参看《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第33页）
这张老照片由于照片中的老师和学生大多过世了，显得弥足珍贵。我和张金煌老师都妥善保管着这张照片。顺便应提及的是，我硕士毕业后分配到湖北大学（前身是武汉师范学院）工作，当时住在一个名为“幸福楼”的筒子楼一楼，与张金煌老师是邻居，隔壁到隔壁，颇有缘分。张金煌老师今年83岁（1930年2月出生），每天锻炼身体，经常写旧体诗，可谓身笔双健。他说李培坤1984年来看望程先生就住在他家里。金煌老师2011年在中华诗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随斋吟草》，其中有一首古风《赠荣昆》，即赠给他的同班同学唐荣昆（武大中文系老师），诗中写道：“犹忆丁酉夏（自注：即1957年不平常的夏天），‘阳谋’掀狂澜。学士数十万，非罪皆‘右’冠。斯文扫地尽，吾师岂幸免。讲台挥手别，弃笔执牛鞭。相逢皆陌路，惟君另眼看。相称仍师弟，执礼更心虔。师岂藏人善，含泪铭心间。君不见，神州雨过天晴后，吾师逢人说项把君传。”这几句诗是说1957年千帆师被打成右派后，许多熟人和同事见到程先生都视为路人，只有唐荣昆一人仍然对千帆师保持尊敬，执弟子礼很虔诚。该诗集第38页脚注云：“程千帆先生被错划成右派后常对人说，中文系惟唐荣昆一人不把他当右派看待”。不过，据我所知，程先生被打成“右派”前所带的研究生吴志达先生，也是当年武大中文系不把先生当右派看待的好学生。1977年6月27日，千帆师的夫人沈祖棻先生不幸遇车祸猝然离世，7月1日，千帆师在给吴志达的信中说：“祖棻在武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工作二十年，逮其遇祸惨死，教研室同仁来吊者，先生一人而已。此意不敢忘也。”（见《闲堂书简》第93页）在那样一个阶级斗争挂帅、师生反目、人情淡漠、明哲保身的世态炎凉中，唐荣昆、吴志达诸君对程先生、沈先生的深情厚义真是令人感念。我们今天怀念千帆师，对唐荣昆、吴志达诸君应致以崇高的敬意。陆耀东先生曾坦诚地说：“我大学毕业后，备受千帆先生偏爱。后来，他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虽不敢亲近他，但仍以师礼待之。不时向他请教；春节时，我爱人（她也是两位先生的授业弟子）常去看望沈先生”。（陆耀东编：《沈祖棻程千帆新诗集·前言》，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我以为，像陆耀东先生这样的“虽不敢亲近他，但仍以师礼待之”的学生，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关于这张千帆师与老学生的老照片，其实还有很多故事可以写。
2013年9月于武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