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不是《文学报》的发起人、编委，更不是《文学报》的编辑或一般工作人员，把她同《文学报》联系在一起，是否有点牵强附会、硬作文章之嫌？不，两者在精神上有许多相通之处，且有不少交往的事实。丁玲复出于新时期初期，《文学报》也创刊于新时期初期，同样的历史条件，同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两者就有了交往的基础和条件；拨乱反正的历史使命，转折时期文学工作者应有的承担，更是使两者互相促进、互相支持，共同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健康发展和更大繁荣而努力。
一
上海历来是中国新文化的重镇，鲁迅、郭沫若、茅盾都曾经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许多知名作家也是从这里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上海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近代以来中外文化思潮多次率先在这里交汇和撞击；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往何处去、文学的道路应该怎么走之类的严峻问题摆在广大文学工作者面前。面对着当时文艺界既生动活泼而又有点混乱的情况，杜宣、峻青、刘金等上海老作家，在中共上海市委支持下，决定创办一张报纸，使其成为新老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自己的”园地。《文学报》在《发刊词》里“敦请文学界的朋友们，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青，艺无分流派，都来共同耕耘这小小的园地”。《发刊词》里还说，如果《文学报》有一面旗帜，那旗帜上面将写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团结文学界各方面的力量，坚决贯彻‘双百’方针，继续解放思想，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奋勇前进”。
《文学报》即将创刊的消息公开披露之后，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茅盾同志亲自为它题写报头，并撰写了《欢迎〈文学报〉的创刊》一文，热情地称赞它“在我国文坛上是一个创举”，还说它“是解放思想、齐奔四化时代的产物”，并对如何办好这张报纸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其他许多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也都纷纷来信、来电表示祝贺，有的还寄来新作。丁玲当时复出不久，身体不好，正在厦门疗养，获悉《文学报》即将创刊，即寄来《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一文，以示支持；编辑部同仁收到后非常高兴，即在创刊号评论版上以头条地位刊出。
《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是评论张贤亮短篇小说《灵与肉》的。张贤亮这个短篇写一个名叫许灵均的小学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后当“牧马人”的悲惨遭遇和改正后拒绝到美国享福的故事。丁玲的文章对主人公许灵均的坎坷经历和艺术形象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且这种分析融合着她的人生体验，因而很透辟、很辩证。在谈及横逆和迫害时，丁玲指出：横逆、迫害、十年、二十年，可以使人看破红尘，失去理想，失去原有优美的气质和性格，乃至于失去生命，但也可以锻炼革命者的意志，临危不惧、浩气贯天，对未来充满希望，对人民饱含激情。许灵均就属于后者。小说最后写许灵均错案改正后拒绝未曾谋面的父亲的邀请到美国继承遗产仍回农场执教，丁玲指出作品如此处理“使人心服”，这不是作者“故意唱高调”，而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因为艰苦的生活磨练已使许灵均离不开患难与共的妻儿，离不开他挚爱的祖国大地，他已经同劳动人民结下深厚的情谊，他已习惯于二十多年那种生活了。丁玲还说，她并不认识张贤亮，张的作品也只读过这一篇，但从小说看，他不是新手，而且是“经过生活熬炼过”的，文章写得很好，“排比、迂回、反复、层次，主从都安排得很恰当，写得细致、含蓄”。
80年代初期正是“伤痕文学”风靡时期，“伤痕”该不该写、应当怎么写曾在文艺界引起热烈的争辩。丁玲借评论《灵与肉》对此作出回应。她说：这类事读起来令人心酸，“我是不赞成把这些形诸笔墨”的，但“既然是现实生活，也就很难不触及”，我国幅员辽阔，在漫长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在这里，便在那里”出现一些不合理想的事，这没有什么可奇怪。丁玲又说：反映这种生活，“不要写得哭哭啼啼、悲悲切切”，“不要把整个社会写成一团漆黑”，而是“要把处在苦难中的人物写得坚定、豪迈、泰然”，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亲密、庄重、神圣、无私”，进而彰显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是如何可爱”，也就更能反映生活的本质。丁玲在极左路线下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由她来阐述这些观点也就更能使读者接受。
《文学报》创刊时，一开始就把广大文学爱好者纳入自己的视野。当时，国人刚从“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蒙昧主义中解救出来，不时掀起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爱好文学、热爱写作的更是不乏其人。《文学报》同仁认为只要“抓住”这些人，满足他们的需求，哪怕某些方面不如权威报刊，报纸也是能够站得住的。基于这种认识，《文学报》把业余作者、文学爱好者当作主要读者对象，一方面在版面上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反映他们的需求、呼声和愿望；另一方面，努力普及文学知识，加强文学青年的辅导工作，坚信从他们中必将产生有希望的作家。1983年5月，《文学报》搞了个“文学大课堂”，举办“文学创作讲座”，邀请丁玲参加开讲仪式，主讲第一讲。丁玲欣然应允，风尘仆仆从南通赶来参加。仪式上，当丁玲面带微笑出现在学员面前时，会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丁玲讲了这么几点：一、“支持办讲习班”。丁玲说，创办业余文学讲习班，她一向是拥护和支持的。延安时期，“文抗”在延安一个小山头上举办“星期文艺学园”，参加的人甚多，不少人跋山涉水走了十多里路参加。解放后，在北京举办“文学讲习所”（开始叫“文学研究所”），参加的人更多了，也颇有成效，可惜后来受我连累停办了，新时期又恢复了，听说还要扩大，办成文学院。现在不少地方都举办类似讲习班，且人数不少，如果一千人里出一位名副其实的作家，“成绩就不得了啦”。二、“写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丁玲说，“我写东西就写我个人的”，“写我了解的东西，写我知道的东西，使我产生感情的东西”，不了解、没有真情实感的东西，硬写是写不好的。丁玲又说，创作当然要有生活，作家要有感情，从哪里去获取生活、丰富感情呢？“要到老百姓那里去、到基层去”，从老百姓那里获取生活、丰富感情。三、“民族传统不能丢”。改革开放后，大门打开了，大家都争着向外国学习。丁玲说，我们应当“了解外国人在搞些什么东西，搞得好的，我们学；搞得不好的，我们不要”，千万不要把外国人早已丢弃的东西当作宝贝捡回来。另外，我们民族文化有优秀的传统，许多东西使外国人着迷，我们更应努力继承。不能割断历史，“没有鲁迅，没有二十年代，没有‘五四’运动……也就没有现在”，“我们要脚踏实地往前走，要有民族特点，要有中国人民的感情”。丁玲这次讲话后来整理成文，以《走正确的文学道路》为题，在《文学报》 1983年7月7日正式刊出，并收入她的《文学天才意味着什么》一书中。
在报道丁玲给文学创刊作讲习班学员讲课的同时，《文学报》还报道了丁玲探望文学大师巴金的消息。这篇通讯是记者江迅采写的，题目为《老圃花更美》。5月26日下午，当丁玲、陈明夫妇在诗人周良沛陪同下到武康路巴老寓所探望时，巴老已在小楼台阶前等候。见面时，丁玲对巴老说，从电视里看到法国总统密特朗给巴老授勋的镜头，感到巴老的精神比过去更好了；巴老则说，他前些时候腿摔伤，休养了一个时候，现在好多了，手还能写，眼睛也好。丁玲不无感慨地对巴老说，“我们都年老了，学习、写作要细水长流，这样才能争取获得更多的时间”。版面上还配发了丁玲给巴老献花、同巴老握手的照片。巴金和丁玲是同龄人，当时两人都年届八十，互相尊重、互相激励，深厚情谊令人感动。
由于受到包括丁玲在内的大多数作家的支持，更由于广大读者特别是文学爱好者的厚爱，《文学报》创刊后即在群众中不胫而走，不时引起热议。每周四出报时，邮局报刊销售点前人头攒动，几十份报纸一售而空；对版面上的文章，人们更是热烈评说，好说歹说都有，而不管赞成还是反对，都争着阅读乃至长期订阅。那时，报纸搞得红红火火，发行数直线上升，最高时达到二十多万份，现在报社老职工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还甚感欣慰。
二
丁玲复出后曾接受厦门大学的聘请，任该校兼职教授。她曾两度在厦门小住，一方面是疗养（她已被查出患有乳腺癌），一方面是写作，偶尔也给厦大学生讲课。经多方协调，厦门大学遂决定于1984年6月召开一次丁玲创作讨论会，议题是丁玲的艺术个性与创作道路，邀请国内外丁玲研究者、文艺界、学术界有关人士参加。当时，杜宣刚出访日本回来，上海第三届文代会又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听说有这么一个会，就迫不及待赶去参加；峻青因事无法出席，也寄去一个书面发言。我是厦大中文系毕业生，又在《文学报》工作，邀请我出席，更应当参加，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会议虽由厦门大学独家经办，到会的人却不少，近百人。著名作家魏巍、杨沫、马烽、秦兆阳、楼适夷、陈登科、骆宾基、蒋锡金等都到会，还发了言。杜宣在会上以《生命之树常青》为题作了发言，谈丁玲作品对他的影响和他对丁玲人生道路的认识。杜宣说，他不是丁玲的研究家，但是丁玲的忠实读者；丁玲比他大十岁，是他所尊敬的前辈作家，他从小爱好文学，就是在丁玲这些前辈作家的影响下，从一个憧憬光明的少年走上革命道路的。
杜宣具体地谈了他阅读丁玲作品的感受。他说，大革命失败后，眼前一片黑暗，心情十分沉重，偶然从《小说月报》上读到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日记》，眼睛为之一亮，“好像在黑暗中发现了点闪烁不安的光影”，以后凡有丁玲的作品都赶紧找来阅读。在中国公学读书时，从《北斗》上看到丁玲的《水》，它比较深刻地写出水灾不仅是天灾，更是剥削阶级反动统治一手造成的，倾向十分鲜明，因而对丁玲更加尊敬了，他和一帮爱好文学的青年就帮《北斗》杂志搞扩大发行。杜宣还说，丁玲到陕北后，他仍关注丁玲的创作，偶然读到《我在霞村的时候》，“心情沉重而又兴奋”，丁玲笔下的贞贞“实际上是写出了我们民族的灵魂”，这个形象几十年后仍清晰地留在记忆中；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杜宣认为是迄今为止“描写土地改革的最好的一部小说”。
在谈到丁玲遭到的厄运和复出后的表现时，杜宣说，丁玲被划为“右派”不仅他“想不通”，许多国际友人也想不通，他留日时的同学、日本著名汉学家竹内实对此就很有意见，“甚至影响到对我们党的看法”，几次邀请他访华他都认为时机未到婉言谢绝，可惜竹内实已经去世，要是现在，他“一定愿意来了”。杜宣又说：“这些年来，丁玲写了不少文章，做了不少报告，她从来不谈自己的逆境，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对她毕生热爱的党和祖国，还是和从前一样充满感情。她识大体、顾大局、不计个人恩怨、不考虑个人得失、是无产阶级党性的表现，她的博大恢宏的襟怀，我引为学习的楷模。”
峻青的书面发言从阅读《在严寒的日子里》说起。他说，他最初是在1956年《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这个作品的，十分激动，不时想起战争年代的生活，对丁玲同志的艺术功力不胜钦佩，后来却突然中断了。1957年参加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知道丁玲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无法想象一个经历白色恐怖和革命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党员、一个能写出这样歌颂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优秀作品的老作家竟然变成什么“反党集团的总头目”。再次读到《在严寒的日子里》是1979年《清明》创刊号上，仍然激动不已。丁玲告诉他，原稿早已散失，现在增补的十多万字，是1975年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在山西的山沟里重写的。峻青说，他阅读时这种“经久不息的激情”来自作者“对战争的真实描写”；它的重生也说明作家同人民的“血脉相联”是无法被人为“斩断”的。
厦门会议是首届丁玲学术讨论会，国内外许多报刊、电台、电视台和通讯社都作了报道。《文学报》作为一张文学艺术类报纸，更是以较大篇幅加以反映。除了发消息外，7月19日评论版上还发表了部分知名作家座谈纪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洗去极左路线、极左思潮泼在丁玲身上的污水。楼适夷说，丁玲在大革命浪潮中出现，她六十年来的创作和经历是我们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杨沫说，丁玲在那个时期鼓舞了我们一代人，今天来评论应当全面些、客观些。年轻时读《莎菲》，只看一个恋爱故事，现在领会就比较深刻些。莎菲很真实地反映了三十年代女性的苦闷、婚姻和出路问题，它对三十年代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骆宾基说，丁玲是我们时代一个杰出的女作家，她过去的作品要研究，现在的作品也应研究。黎辛说，丁玲受过委屈，她的作品也受过不应有的对待，研究丁玲的作品，总结她的创作经验，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重大的课题。秦兆阳则从丁玲的作品和她对生活的态度、创作态度来论证作家的人品和文品的关系，指出丁玲用她的行动启发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做不好人就做不好作家。此外，还发表了魏巍在讨论会上的发言：《我所认识的丁玲》。
讨论会召开时，丁玲虽已复出，但平反并不彻底，尚留有尾巴，至于过去对她作品的批判及其影响则尚未触及、更未肃清。所以，魏巍说，在当时形势下，厦门大学能够筹备和召开这么一个讨论会，“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会议过后不久，1984年8月，中央正式发文，为丁玲彻底平反，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恢复历史本来面貌。会议期间，厦门大学中文系庄钟庆、复旦大学中文系陈鸣树、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中忱、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陆文采、湖南教育学院中文系彭漱芬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杨桂欣等倡议成立丁玲研究会筹备小组，我也代表《文学报》列名其间。厦门会议之后，丁玲研究走上了一个新阶段，《文学报》也算是尽了一分微薄的力量。
三
1986年3月4日，丁玲以82岁高龄走完她坎坷而又光辉的人生道路，在北京安然逝世。消息传来，《文学报》同仁莫不为中国文学失去这么一位杰出作家、《文学报》失去这么一位坚定朋友而痛惜。报社即发去一个唁电：“惊悉丁玲同志逝世，我们深感悲痛。丁玲对我国文艺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的逝世是我国文艺界的重大损失，特电致唁。”有的同仁还以个人名义，或者送去花圈，或者发去唁电、唁函，对丁玲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家属表示慰问。
在悼念丁玲逝世的日子里，《文学报》以相当篇幅发表了追悼情况的报道和悼念文章，且有自己的特点。3月6日、3月20日，都以显著地位发表了丁玲逝世的消息、丁玲的生平和追悼会情况的报道。除了新华社统发稿外，3月20日版面上，还发表了驻京特约记者采写的《激扬百万文字，启迪一代豪俊》的通讯，具体记述了追悼会的情况，其中写到清华大学两位女学生发自内心的声音：“早春惊雷，巨星陨落。清华沉痛，谨致哀心”，“斗笔如椽，胜过毛瑟三千。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战壕里的反击，四十年代战争烽火的呐喊，六十年代北大荒的沉思……理想之火愈演愈烈，信念不移，巍巍如山。”“清华学子曾吮吸甘露，为承先辈之志，砥砺革命精神。锐意前行，担负起我辈振兴民族之大任”。从这两位年轻姑娘的悼念里，人们可以看到丁玲如何受到青年一代的热爱，她的作品怎样激励人们奋然前行。
3月13日，《文学报》又在一版上以“丁玲永远在读者心中”为题，发表了1983年夏天丁玲在《文学报》举办的“文学创作讲座”上讲课时的照片和当时丁玲书赠一位业余作者的墨迹：“写文章要有广博的知识、深刻的思想；要深必须博，光光只有博，将失于浮；只有深，则失于窄，真真的深，必须有一定地域，非博不行。这是我的一点浅陋的体会。丁玲1983年。”丁玲这幅手迹是首次发表，因而显得特别珍贵。副刊上还发表了杜宣的《杏花红》，记述了他们两人的交往和作者对丁玲逝世的悲痛心情。此后，当年10月16日，副刊上又发表了丁玲研究会筹备小组负责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庄钟庆的《丁玲人品的吉光片羽》，记述了丁玲到厦门休养时的情况和到福州参观胡也频故居的逸事，文中提及胡也频牺牲后丁玲仍十分关注胡也频一家的情况，解放后不时从经济上接济胡也频的父亲，读来令人感动。
丁玲虽然走了，但她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贡献却永远留在人民群众心中，她的人生道路、创作成就、艺术经验更是值得认真研究。继1984年厦门会议，1985年大连会议之后，1986年6月第三届丁玲学术讨论会在丁玲的故乡湖南长沙、常德举行，会议就“丁玲与中国新文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丁玲的创作体现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和方向，会议还宣布丁玲研究会正式成立。对此，《文学报》作了报道，此后《文学报》仍然密切关注研究会的动态，报道每届讨论会的情况，比如：
第四届丁玲学术讨论会1985年5月在西安举行，议题是“丁玲的艺术个性”、“丁玲与现、当代中外文学”。讨论中，对丁玲晚年思想看法不一，有的青年人以隔代人的眼光直言其为“片面性”、“保守性”，亲历1957年那场劫难者则以第一手资料介绍丁玲的品格和复出的特定环境，陈明还披露了丁玲1979年复出后鲜为人知的文学活动和她给阳翰笙、李之琏等的四封信，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见89年6月15日一版）
第五届丁玲学术讨论会1991年8月在丁玲的第二故乡北大荒举行，议题是“丁玲的党性与个性”。周而复、雷加、牛汉、黎辛等出席了会议，著名文艺理论家陈涌作了专题发言。他指出：丁玲历经坎坷、屡遭厄运，时而被指责为“右”，时而被指责为“左”，但她对共产主义信念，对党的热爱，始终如一。她在新时期的言行表现出一位共产党员作家的党性。丁玲又是一位充分体现党性与个性统一的典型，她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同时又不断发展自己的艺术个性。她善于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接触生活，接触时代，获得自己的艺术发现。她带着鲜明的艺术个性走上文坛，成名后又不断发展和丰富自己的艺术个性，反对艺术中的平庸。与会者普遍认为丁玲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光辉榜样。（见1991年9月15日一版）
第六届丁玲学术讨论会1993年3月在湖南常德举行，议题是丁玲创作的世界意义及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贡献。“与会代表针对丁玲创作中的现代意识，丁玲与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思潮的关系，丁玲各个时期的创作尤其是《莎菲女士日记》《三八节有感》等作品的评价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巴金向大会赠送了花篮，马烽做了主旨报告。（见1993年4月8日一版）
第七届丁玲学术讨论会1996年7月在山西长治举行，议题是“丁玲复出后的创作”和“丁玲的创作与中国女性文学”。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丁玲是中国女性文学的前锋，可以用女权主义理论把丁玲解释成一个女权主义者；有的学者则认为用女权主义理论来阐释丁玲的作品固然可以拓宽研究领域，但仅限于此则容易缩小其社会意义，并带来各种弊端。原中顾委主任薄一波给大会发了贺信，称赞丁玲为我国革命文坛的一颗“恒星”，“留下的精神财富是宝贵的”；还指出丁玲“经历了地下斗争、革命战争的长期考验，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她二十多年身处逆境，历经坎坷而无怨无悔，对党坚贞不渝，坚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错案改正后，她几次应邀出访，在境外的言行，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文艺家的堂堂正气”。（见96年7月25日一版）
……总之，每届丁玲学术讨论会，《文学报》大都适时地给予报道。在报道中努力贯彻“双百”方针，如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也都在报道中如实地加以体现，同时又准确把握、注意分寸，寓倾向性于真实性之中。几届会议，特别是“北大荒会议”和“长治会议”处理得更为鲜明、突出，“北大荒会议”放在一版头条、“长治会议”放在一版报眼位置，非常醒目，得到有关人士的认可和读者的好评。应该指出的是，上海市委老领导陈沂同志对有关丁玲的报道也十分关注。“北大荒会议”后，他想进一步了解会议的情况，当我去向他汇报时，谈及会议的逸事和当年北大荒人对丁玲的关爱时，他频频点头，不时插话，回忆起同丁玲的交往及当时北大荒的情况。
2004年10月，丁玲诞生100周年纪念，中国作协及有关方面开展了系列纪念活动，包括在北京召开大型座谈会，举办丁玲生平与创作展览，在湖南临澧召开第九届丁玲学术讨论会。对这些活动，《文学报》也都适时地、有重点地进行报道。10月14日，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首都文艺界纪念丁玲百年诞辰》的报道，李长春、刘云山致信祝贺，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张健在座谈会讲话中指出，“我们纪念丁玲同志，就是学习她以人民为母亲，为人民创作的极大热忱和自觉追求，始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表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反映人民心灵深处的呼唤和时代的深刻感召；学习她坚强的党性，把文艺事业当作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始终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学习她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追求和艺术上的探索精神；学习她满腔热情扶植文学新人，积极从事文学组织工作的作风；学习她对待生活及创作的无比热情，面对困难的顽强斗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还配发了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参观丁玲生平与创作展览时的照片。10月28日，又在副刊上发表了著名作家邓友梅的《纪念丁玲同志百年》一文，具体记述了1949年夏天他向《文艺报》投稿，他的处女作怎样得到丁玲的赏识与帮助，以及后来在文学讲习所学习时又怎样得到丁玲的指点，进而说明丁玲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引路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丁玲对我国文学事业的杰出贡献和崇高风范。
上海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祥地，“左联”诞生于此，丁玲也是从这里步入文坛、名扬四海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丁玲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正像贺敬之同志所说：“丁玲是继鲁迅、郭沫若、茅盾之后，（我国）无产阶级文学又一杰出作家”。晚年，丁玲仍以深情的目光关注着上海和上海文学界的发展，热情地支持《文学报》，希望上海文学界能够更好地继承革命文学的传统，发扬优点，克服不足，更加团结和谐，沪上文坛更加繁荣昌盛。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这个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丁玲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庄钟庆的热情帮助，多次提供资料，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