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冬到1928年春、夏，随着《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等作品在《小说月报》上以首篇位置推出，人们看到了一位泼辣勇猛、一扫温柔羞怯之风的男权传统的挑战者——丁玲。她不是用理想的彩虹衬出现实的晦暗，而是径直表现郁闷氛围中青年女性的痛苦挣扎，她不仅描写出传统社会同女性命运的对立，而且更揭示了觉醒的女性内心世界的多重纠葛。她也不像庐隐那样挥洒热泪叫出女性的悲哀，而是用艺术的利刃剖析着悲哀的根源，进而发出粗犷的战叫。在她身上，仿佛秉承了几千年女性世界的全部苦痛记忆与难以泯灭的解放希冀，于是她不仅在文坛风云骤变之际高举起女性解放的旗帜，而且即使在她汇入社会文学大潮之后，仍然难以忘怀女性解放的历史使命，甚至发出锋镝作响的激烈言辞。
挑战之一：性爱主角
女人与男人一样是自然造化的结果，性之欲求乃是发乎自然本能，并且由于生理结构、历史角色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心理特征等差异，女人对性爱更为关注，体验更为内在，热情更为持久。但由于为封建礼教所强化的男权传统的严重束缚，本来就被扼杀了文学天赋剥夺了发表权利因而少得可怜的女性文学，极少有正面表现女人的性之欲求的。至于在男性主宰的文学世界里，通常，女性要么被表现为目不斜视的贞淑典范，要么被描写成妖冶惑人的狐狸精，女性的性欲是满足男性欲求的盘中餐，或者毒害男人的蛇信子。只是到了纲纪颓圯的元代，《西厢记》里才有了对崔莺莺欲求的肯定性描写。明、清时期，伴随着思想启蒙思潮的几度高涨，对女性性爱的描写也曾有过几缕熹微的晨光。然而那也毕竟是男性的笔触，男性的视角。传统的阴影何其浓重，到了20世纪“五四”新文学高潮到来之际，女性自己来写性爱，还是寥若晨星，而且瑟瑟缩缩、欲说还休。
但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却对凌吉士“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用小儿要糖果的心情来渴求。即使认清了他的思想怎样坏，也仍是情不自禁地渴求“他能把我紧紧的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觉醒了的青年女性的性欲热辣辣地表现出来。《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借着妓女的特殊生活，将女性的性敏感、性体验表现得异常大胆。妓女题材的作品，古往今来可谓多矣，有旧文人狎弄的轻慢与浅薄的玩味，也有“五四”以来从社会角度切入的哀怜与悲忿，而丁玲则从女性的本色体验着眼，揭示出风尘女子生存的另一面——性本能的恣意活跃，抛夫的离愁与被老鸨盘剥的愤慨都掩映在刺眼的性欲张扬之中，以至于许多年里这篇作品蒙受了道德名义的责难，殊不知它正是以非道德化的视角揭示了女性的某种生命体验。如果说庆云里的阿英们的兴奋确实渗入了曲折的苦涩的话，那么《阿毛姑娘》的女主人公一旦从性无知中觉醒，那性感便发乎自然地灼人。《韦护》里男女主人公的性爱描写更赋予了纯情的色彩与春意的缱绻：“丽嘉常为一些爱情的动作，羞得伏在他身上不敢抬一下头，但却因为爱情将她营养得更娇媚更惹人了”。
如实表现女人性欲的自然性，充分肯定其欲求满足的合理性，大胆张扬其生命体验的甜蜜性，这是丁玲带给新文坛乃至整个中国女性文学史的一股早春的晨风。冯沅君为了回击封建卫道士将自由恋爱污蔑为道德沦丧的攻讦，在小说《旅行》中描写一对热恋的情侣外出旅行，在旅馆里“夜夜同衾共枕，拥抱睡眠”，却“秋毫无犯”。在今人看来不合情理的行为，在20世纪初的生活实际中，由于传统礼法的禁锢也许有其历史必然性吧。问题在于作家的叙事态度，冯沅君显然认同了她的人物的行为逻辑，或者反过来说人物的行为逻辑正是作家心理逻辑的投射。丁玲则要勇敢得多，她虽然较之第一代女作家晚出将近十年，但在女性解放的道路上赶到了最前沿。丁玲在20年代结识的朋友中曾经有过一对青年男女因为害怕在一起生孩子而分居，她在《莎菲女士的日记》里选用了这一素材。但在叙事中借莎菲的视角予以善意的嘲讽：“这禁欲主义者！为什么会不需要拥抱那爱人的裸露的身体？为什么要压制住这爱的表现？为什么在两人还没睡在一个被窝里以前，会想到那些不相干足以担心的事？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当然理智者可以骄傲他们的“纯洁”，但觉醒者也完全有理由嘲笑其“纯洁”的道德虚伪性，完全有理由坚持自己追求身心高度吻合的自然合理性。
性欲是性爱的基础，性爱较之单纯的自然欲求要复杂得多。如何看待性爱，如何表现性爱，往往因人而异，又有性别视角的差异。以往的性爱表现，绝大多数是男性视角，男性角色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的自我体认，女性角色是男性眼光选择、品评的对象，女人的褒贬臧否，终审权在男人手里。丁玲一进文坛，就显示出与传统迥然相异的女性视角。首先，她特别关注女性，在她早期的作品中，主人公大多是女性，在女性与社会、女性与男性的冲突中，她情不自禁地把同情放在女性一边。梦珂、莎菲、《暑假中》的女教师自不必说，即使像颇招后来批评家非议的阿毛姑娘，作家也倾注了作为女人的理解与怜恤。你可以说阿毛死得不值，但一个村姑向往城市所代表的工业文明，希冀改善自身贫困的生活面貌，却实在无可指责。男人尽可以做金榜题名仕途得意财运亨通的梦，天性比男人更富于幻想的女人为什么不可以做一做鲲鹏展翅的梦呢？“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不过是男权传统斩断女人幻想翅膀的利斧。爱慕虚荣本是人之自尊心的曲折反映，男女皆有，为何偏要作为一种恶名强加于女人头上？假如时代进步到阿毛可以劳动致富足以同城市女人一比高低，而不致于因自己是乡下女人而羞惭，假如社会开放到阿毛可以自由择取模特职业，以便为自身寻找到一块不须依赖丈夫的立足之地，而不是因为仅仅表达了要去当模特的意愿就遭到婆婆与丈夫的毒打与公公的咒骂，假如丈夫了解女人天生爱做梦的秉赋，能够体会妻子隐秘的心理，而不是简单认定一切都是妻子的不对，用冷淡、蔑视甚至拳脚折磨妻子的身心，她还会冒雨跑到山上痴望痴想吗？她还会苦恼得发呆发病直至吃火柴辞别人世吗？阿毛之死，谁之罪过？《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表现了当时文坛流行的革命与恋爱冲突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丁玲没有像有些作家那样简单地贬低恋爱。原因何在？也许是在作家的价值天平上，恋爱本来就占有沉甸甸的份量，也许因为恋爱的执着者是位女性。与望微从事的革命事业对比，玛丽希冀的爱情乐园未免狭小，但并非没有存在的价值。当她风尘仆仆远道而来，却在一顿匆迫的晚饭后被望微甩在宽大的床上孤独地守候，即使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能平复女性幽曲细微的心灵隐痛吗？女性对于爱情的期待本来就更为执着，况且玛丽天生是一个多情的女子，她对望微有着更高的性爱要求。她无法抓住望微常在身边，无边摆脱寂寞与闲愁，于是出走就成了必然。最后，望微透过囚车的铁丝网发现玛丽正被一个漂亮青年揽着从商店里购物出来，非但没有憎恶以及男性本能的嫉妒，反而在内心给予宽厚的理解与祝福。这一戏剧化的结局处理，与其说表现了男主人公的宽容大度并借以衬出女主人公的自私渺小，毋宁说投射着作家对女性选择的权利与爱情的存在价值的默默首肯。
丁玲作品观照性爱的女性视角，其次表现为：在性爱中的男女位置上，通常让女性掌握选择的主动权。在传统社会里，选择权一般紧紧攥在家长手里，偶有年轻人掌握自己命运的，也必是由男性来选择女性，极少有女性选择男性的例外。“五四”文学革命揭开了新的一页，但在先驱者的男性视野里，触目皆是郭沫若式的热烈追寻的火焰与郁达夫式的无可寄托的凄冷。只有从女营杀出的骁将庐隐，才叫出无可选择的悲哀，但那悲哀之深令人怀疑是否仍有依赖男性的传统惰性在作祟。丁玲笔下的女主人公不甘被人像市场的货物一样挑来拣去，而是用至少是平等的甚至是居高临下的眼光挑剔异性，藉此来维护女性的自尊。梦珂面对三个追求她的男人，不管是乡间老父亲来信的暗示，还是城里摩登青年不加掩饰的欲求，梦珂都以逃避拒之门外。她深信并且维护着选择的自由，因为只有她本人才是自己的主人。莎菲面临的选择困境更大，她在感情沼泽地陷入得也更深，但即使她一时成为自己欲望的降兵，也决不肯屈尊为凌吉士的蛊惑的奴隶，莎菲始终处在性爱角逐的制高点。丽嘉之于韦护（《韦护》），玛丽之于望微，贞贞之于夏大宝（《我在霞村的时候》），莫不如此。玛丽很年轻，又美貌，自然为好多男人所注目，她知道自己的青春荣耀，乐于接受朋友们臣仆似的奉迎殷勤。她要永远保持着这王位，随心所欲地支配异性，而不是被任何人攫去，即使像望微这样使她看到男性不可侮的爱的人，一旦违逆她的“旨意”，也会毅然抛开去。这种“王位”意识可以说是丁玲女主角们的共同特征。它与自我觉醒、妇女解放的时代思潮密切相关。
以女性的切身体验从女性视角切入，使丁玲得以势在必然而又独到别致地揭示出女性的性爱特征。女性的性欲较之男性，要来得缓慢，一旦被调动起来，持续时间也较长。这一生理特征决定了女性在性爱中通常更注重心理体验，少女阶段还表现出热衷于感情投入而排斥性爱行为的美人鱼性。如丽嘉同许多男人相处得很亲昵，使之堕入情网，而她自己却不动真，轻易地游弋于感情漩涡之外，便是美人鱼性的典型表现。
此外，一则由于上述心理机制，二则由于几千年来女人要依靠男人过活的历史原因，女性在性爱对象的择取上又往往表现得相当犹豫，情理之间的纠葛较之男性一般更为复杂、更为隐秘、更为持久。莎菲女士曾被某些批判者指斥为“玩弄男性”，根据便是她既然不喜欢苇弟却不肯放弃他，既然讨厌凌吉士的卑劣灵魂却又渴求他的亲昵。这里姑且排除包藏祸心、欲治人于死地的“棍子批评”不论，只就一般范畴的文学批评而言，所谓“玩弄男性”实在是既不懂女性心理又与文学本性隔膜的谬见。社会苦闷与性苦闷交织在一起，再加上肺病的折磨，使性爱追求成为当时莎菲几乎唯一的寄托。可是茫茫人海，所求何在？苇弟对她倒是一往情深，但他那带有女性色彩的言行举止、那朴拙近乎愚笨的童贞，如何能满足得了自身女性味十足、寻找真正男子汉的莎菲的欲求？轻视、至少是无法喜欢女性化的男人，这是一般女人的通例。少女时期普泛存在的美人鱼性在这种男人面前，尤其易于重现。所以，莎菲才说“我算够忠厚了；我不相信会有第二个女人这样不捉弄他的”。莎菲的真诚在于：对苇弟，她不爱就是不爱，没有用甜言蜜语去欺骗；对自己，不勉强自己的理想追求降伏于自然欲望，不虚于委蛇用怜悯取代爱情。然而，当莎菲尚在孤独与苦闷中熬煎时，苇弟的到来仍不失为一种异性的慰藉，而且苇弟的眼泪也使莎菲感受到强者似的骄傲与征服者的快意。凌吉士的出现改变了莎菲的心理优势，她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强烈地感受到欲夺与被夺的冲动。但距离接近后，她却发现这南洋人诱人丰仪下掩饰的竟是卑劣的灵魂：他所需要的只是金钱与会应酬的年轻太太与穿着标致的白胖儿子，他的爱情不过是拿金钱去妓院买来的肉感享受。这与莎菲美丽的憧憬相去多么遥远，然而她一时间还无法割舍对那白脸庞红嘴唇的渴求与依恋。如果一个女人只是找一个忠实的男伴做一生的归宿，自然苇弟最为可靠。但现代女性的要求决不只是一个忠实的伴侣，而且同时还要让她倾心相恋。二者的统一实在难乎其难，至少莎菲此时没有遇上。她身边的两个追求者，一个可靠而不可爱，一个可爱而不可靠，并且那可爱也因了灵魂的卑劣要大打折扣，这就难怪莎菲彷徨犹豫、苦痛万端了。既然莎菲无法爱恋迂拙的可靠，也无法拒绝美丽的诱惑，而她追求理想之心不泯，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出走。前面的路上仍然会有性爱的二难选择，因而她还要继续品尝选择的苦味。无论以往还是将来，这种自啮其心的咀嚼苦痛与所谓“玩弄男性”绝非可以同日而语。
挑战之二：贞操质疑
贞操作为人类性爱进入一定历史阶段的道德规范，本应由男女两性共同遵守。但事实上，由于它是父权社会的伴生物，就传统社会一般情况而言，对它的承诺与实行，男女两性从来就没有对等过，而且它逐渐成为扼杀女性生命力、压抑女性人格的巨大阴影，造成了无数惨烈的悲剧。丁玲是吸吮五四乳汁成长的新一代女性。女性的生命本能与时代养成的价值取向，使她在贞操观上自然而然地摒弃传统而择取现代。也许是由于母亲年轻守寡、含辛茹苦将她带大的缘故，丁玲作品中看不到孙良工《家风》那样的对守节的否定性表现，与其说她没有看到守节的残酷性，毋宁说她有意识地回避这一恐怕伤及母亲感情的敏感问题。也许由于等她登上文坛之际，血泪控诉已成翻过去的一页，她对贞操问题的表现，更多的是正面的抗争。
在丁玲作品的性爱世界里，女性的贞操只对自己的感情负责，而不是对他人负责。只要情有所钟，便不惮于爱的奉献，情丝扯断，也对曾经的给予无怨无悔。玛丽携着春风从北京来到上海，重温她与望微初恋时的温馨之梦，待到分道扬镳，玛丽无须自责，望微也在痛苦之后付之以理解与祝福，而没有丝毫道德上的蔑视。《夜》里的妇联会委员侯桂英，不喜欢小她5岁的丈夫青联主任，而喜欢乡指导员何华明。白天见了，她总是笑眼相望，晚上何华明起来喂牲口，她也跟过来搭讪。何华明厌恶比自己年长一轮而且保守、落后的妻子，也分明感受到了侯桂英的青春活力与柔情蜜意，他为侯桂英的魅力而“讨厌她，恨她，有时就恨不得抓过来把她撕开，把她压碎”。在那个半个月亮倒挂山顶上边的夜晚，当侯桂英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来到他身边，牙齿轻轻地咬着嘴辱望着他时，他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意念，他本可以无所畏惧地去做那件侯桂英热烈期待、他也未尝不愿的事情，然而他忽然被“另一个东西”牢牢攫住，冷酷地推开了侯桂英，头也不回地回到老婆身边。那“另一个东西”是什么？是因为身为干部、怕受批评？是所谓男子汉的家庭责任感？二者也许都有，但更为深层的恐怕还是根深蒂固、已渗入骨髓的封建贞操观。这是一个强烈的反讽：本来最受贞操观桎梏的是女性，但现在女性觉醒了、解放了，而男性却萎靡不振、龟缩回去。半个月亮爬上来，光辉熠熠的是女性，而男性还在用所谓事业的辉煌掩饰着人性的阴影，沉入半睡眠状态之中。这篇小说题名为《夜》，恐怕不仅取自结构上高潮所处的场景，更象征着人间心灵的昏昧晦暗。
封建贞操观对女性的摧残，不仅在于和平环境里以片面的贞操要求扼杀女性的生命活力与爱情追求，而且还在于战争年代对饱受蹂躏的女性又雪上加霜地施之以心灵的折磨。20世纪中叶，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女性的遭遇尤其不幸。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进行审判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指出，仅南京一地，在被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几个星期之内，“全城中无论幼年的少女或老年妇人，多数都被奸污了”。神州大地，凡被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之处，被糟蹋者无计其数。而以热切关注女性命运、擅长表现女性心灵的姿态登上文坛的丁玲，却在抗战中惊奇地发现了女性贞操观念的变化，努力发掘并表现女性在战争残酷环境中焕发出的新的生机。
西柳村的陈奶奶凭着本能的生命意志，在野狗贪婪跟随下，终于挣扎着回到了家（《新的信念》）。她恢复了知觉，恢复了记忆。她一生看见过的罪恶也没有鬼子打进村这十天来的多。她目睹一位中国姑娘被三个鬼子蹂躏致死的惨象，甚至眼睁睁看着13岁的孙女被两个鬼子糟蹋得只剩一口气，看着孙子活活被刺死，就连年将花甲的她自身也没有逃脱遭凌辱的厄运。农家妇女哪里能够承受如此重创，以至于她的心理、性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不爱饶舌的老太婆，现在变得喋喋不休起来，从前羞于在人前启齿的话题，如今竟敢在众人面前滔滔不绝了。然而，如同凤凰涅盘一样，身陷魔窟的厄运竟使这位白发妇女传统的贞操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她的愤怒激情与复仇欲望完全压倒了羞耻之心，不无变态的痛苦宣泄是对她女性自尊的最好慰藉与重新修复，她终于确立了新的信念、新的人格，成为一位出色的抗战宣传员。
贞贞在霞村人们的嘁嘁嚓嚓声中向我们走来（《我在霞村的时候》）。她的身上盯满了形形色色的目光，这不仅因为她是一个18岁的姑娘，更因为她是从日本人那里回来的，她被掠到“慰劳所”一年多了。她经受了太多的折磨，身心双重的折磨，如今跛着脚回来治病。她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回到了父老乡亲的身边，然而，迎接贞贞的是什么呢？慈母是悲悯与羞耻交织的哭泣，宣传科的女同志是“我们女人真作孽呀”的慨叹，还有人是看西洋镜般的好奇，最让贞贞难以承受的是冷酷的蔑视与恶毒的诅咒，而那蔑视与诅咒不外乎什么“不要脸面”、“缺德”、“比破鞋还不如”、“这种破铜烂铁，还搭臭架子”之类，连贞贞的二婶也认同了传统的逻辑——“小老板的那头亲事，还不吹了，谁还肯要鬼子用过的女人！”“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拿他人不幸来赏玩的国民劣根性与片面而荒谬的贞操观相互渗透，形成了一种可怕之物，令人不寒而栗。叙事者眼里的那两个很有些历史的黑如墙壁的粮食篓子，还有划在那死寂的铅色的天上的几株枯枝，似乎就是这种东西的象征。偌大一个霞村，真正能够理解并尊重贞贞的又有几人？就连贞贞自己不是也难以完全摆脱封建贞操观对她的束缚？的确，贞贞具有坚韧的个性。当父母包办要她舍弃倾心相恋的磨房小伙计夏大宝而嫁给素不相识的米铺小老板时，她跑到天主堂去要当“姑姑”。鬼子蹂躏了她的身体，却征服不了她的意志，她利用身在敌营的条件为我方搜集、递送情报，她以自己的痛苦与屈辱为代价向敌人复仇。血与火的洗礼也使这位山村姑娘的灵魂得到了升华，对自身的生存价值有了不同寻常的体认，甚至对命运有了一种超然的态度。她面对轻视而自信如故，面对诧异而不显拘束，身染病患而精神乐观，泼辣而不粗野，旷达而不夸饰。然而，她最后拒绝夏大宝求婚的重要原因之一，竟是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了。既然已经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气。”由此可见传统贞操观的根子之深。叙事者赞美贞贞的洒脱、明朗、愉快，另一方面也为她身上传统的阴影而感到惋惜。叙事者希望看见贞贞的光明前途，其中自然希冀贞贞乃至整个女性世界从封建贞操观的桎梏下彻底解放出来。
挑战之三：归宿何在
在丁玲的代表性作品里，几乎都有一个出走的叙事模式：从早期的梦珂、莎菲，到中期的贞贞、陆萍，再到后期的杜晚香等，都以左冲右突后的出走告终。
男权社会派定给女性的归宿是家庭，“五四”新文学最初推出的女性觉醒者也是以家庭为归宿，只不过她们不是被动地接受男权给她们指定的家庭，而是要自主地择取心心相印的伴侣一道构筑和谐的爱巢。随着易卜生热的兴起，娜拉成为已婚女子反抗夫权的楷模，但她们所要挣脱的不是家庭本身而是缺乏平等的冷酷家庭，她们所要寻求的还不是女性整体的彻底解放，而只是一己能够得到起码的尊重的温馨家庭。
丁玲笔下的女性对家庭缺少一般女人那样的兴趣，更谈不上归宿感。退职太守送女儿梦珂到上海读书，是为了重振家声，而梦珂则想的是开阔视野，她乐得离开出生以来便相依为命的父亲，也不安心于托管她的姑母之家，她曾有过朦胧的爱情，梦境幻灭后便不再对爱情与家庭抱有希冀，而是投身于演艺界中去。已经涉足爱河的莎菲，所遇非人固然使她一时难以走向家庭，但从根本上来说，莎菲在与男性的交往中，并不以婚姻家庭为目标，而只是想咀嚼爱的体验，品尝女王似的甘味。喜欢流泪的苇弟缺少男子汉的阳刚之气，自然不配得到莎菲的垂青，相貌俊美而灵魂卑琐的凌吉士，牵惹起莎菲一时的冲动，却无法赢得莎菲的爱心。对于情欲旺盛或迫于习俗而希冀成家的人来说，总会在最迫切之际在有限的范围内寻找到相对值最大的目标，可对于那些对家庭缺少热情甚至怀有某种恐惧的人来说，总会以各种不无道理的缘由排拒异性，隔断通往家庭之路。就与重视家庭的传统的关系而言，后者较为疏远，更具反抗色彩。
传记式长篇小说《母亲》的主人公曼贞，是一个勇于维新的女性。她不管闲言碎语，以孀妇之身毅然走出家门，进女师学堂，而后从教自立，可谓领一代风气之先。但她寡居抚孤，未曾再醮，个中缘由，固然有传统贞操观的束缚，另一方面也未尝没有她对家庭的失望与恐惧。丈夫在世时，一副公子哥脾气，成年在外面陪朋友玩耍、喝酒、抽大烟。待到撒手归天，不仅让曼贞饱尝了孤儿寡母的辛酸悲苦，而且使她领略了夫家大家族的冷酷无情。不幸的际遇消泯了她曾经有过的家庭美梦，时代的变迁恰好为女性提供了一展英姿的契机，于是她便全身心奉献于社会事业，一方面舒解为何女人不如男人的不平之气，另一方面也聊补独身的孤独与寂寞。
由父母包办的旧式家庭带有“先天性”的弊端自不必说，由新派青年自主创建的新式家庭就一定尽如人意吗？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婚恋题材主要是揭露旧式家庭的弊害、讴歌觉醒者的抗争，只有像鲁迅的《伤逝》等少数“先锋”性的作品才触及新式家庭的问题。鲁迅无疑是深刻的，他的深邃洞察透过凝重冷隽的艺术笔触，带给我们涵容丰富的启迪。然而鲁迅的男性角色使他无法获得女性对新式家庭的切身体验，对此他自有体认，所以《伤逝》选择了男主人公涓生手记形式的男性视角。再深刻的洞察力与再丰富的想象力也无法取代性别自身的体验，这恐怕就是女性文学永远有其价值的重要原因吧。
新文学进入第二个十年，丁玲登上文坛的最重要意义恐怕不是她怎样长于心理描写的艺术手法，也不是她如何表现了“五四”以来的烙印——觉醒的亢奋与失落的苦闷，确切地说，应该是她在新文学史上第一次向世间敞开觉醒了的成熟女性的内心世界：赤裸裸的性欲、观察男人的女性视角、白马王子的幻像、灵与肉和理想与现实冲突带来的苦闷、性感体验的怡悦，还有对新式家庭的幸福感与失落感等，她可以说是新文学史上向男权传统全面挑战的第一人，胆量最大，突进最深。不少女作家把男女的自由结合设定为个性解放、女性解放的终极目标，而丁玲的不少作品则仅仅把男女的自由结合作为刻划性格、展现命运的起点。在《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里，美琳因为对子彬的作品有着极端的爱好，对他的坎坷经历又是极端的同情，所以一年前两人便同居一处了。体贴与崇拜相应，爱心与爱心相通，又有一套安静、舒适的住房与足以支付优裕生活开销的收入，按说他们该陶醉于幸福感之中了。然而，当子彬因跟不上时代急骤的脚步而苦恼时，美琳也对幸福的生活起了反省之心，感到不满足起来。她悟出自从她与子彬结合在一起以后，便失去了她在社会上的地位，现在除了爱人之外，她已一无所有。她原以为只要有爱情，便什么都可以捐弃，现在才明白更为重要的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独立地位。于是，她从爱她的人身上感到了无形的压力，甚至比旧式家庭还要厉害的家的专制，在温柔名义下的对思想与行动的自由的剥夺。美琳毕竟是“五四”乳汁哺育的新女性，一旦从爱情幻影中觉醒过来，便不甘局限在家庭的狭小空间，终于投身于社会革命的洪流之中去了。尽管这篇作品带有30年代初的公式化通病，对美琳内心世界的展开不够充分，结局来得突兀，但是对新式家庭的男权专制阴影的揭示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家庭不是女性的归宿、即使新式家庭也不应成为女性解放的终点站。女性解放是社会解放的重要部分，女性也只有投身于社会解放中去，才有助于自身的彻底解放。但男权的阴影无处不在，走向社会的女性还要面临种种挑战。
梦珂走向了社会，她要去演艺界争得一席之地，然而那种庸俗而肉感的演艺圈能给她提供怎样的发展机会？实在是难以乐观。第一次试镜头时她的晕倒似乎可以看作她前途的象征。陆萍（《在医院中》）要比梦珂幸运得多。她曾沐浴过“八一三”的抗日炮火，又辗转来到当时进步青年向往的延安，但作为承受过“五四”精神雨露与经过现代医学训练的知识分子，她的个性意志与科学见解，遇到了长官意志与保守、愚昧的小农经济氛围的强大阻力。作为一个自尊、自信、自立的新时代女性，她感受到男权传统的无形压力，也为女同胞的种种弱点而痛心。管理科长自不必说，一副居高临下的男性眼光，而缺少男子汉应有的负责精神，就连院长也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需要尊敬和客气的态度对待陆萍。外科医生郑鹏能够在工作之余倾听一点她的直抒胸臆，而在工作上则以男性权威将她的合理建议拒之门外。无论是不加掩饰的轻蔑，还是无意流露的骄傲，它们形成一种合力，要摧垮陆萍的自信心。女人的世界，除了好友黎涯之外，几乎都有明显的瑕疵。张医生的老婆与总务处长的老婆，对看护工作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认识，更缺乏看护技能。她们出来工作仿佛是为了减轻可能被丈夫抛弃的恐慌，而不是什么为了工作，十足的架子、粗鄙的言辞同徒有其名的工作一样，不过是为了掩饰依赖型心理的软弱与内在的空虚。化验员林莎与文化教员张芳子倒是颇有些文化教养，但那教养未得到健康的发展，一个柔媚而傲慢，逗人的眼光好似在等着什么爱抚，另一个温柔得没有骨头，来者不拒却很少朋友。现代科学文化只是给她们引上了职业女性的道路，她们自身却没有独立人格的自觉。女性的空虚、狭隘与柔弱一方面是男权治下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反过来强化了男权中心的既定秩序。置身于这样一个环境里，陆萍是孤独、苦闷的。这种孤独苦闷较之梦珂、莎菲更为深刻，莎菲们是苦于寻找不到出路，盲目乱撞，陆萍则是明明看到了辉煌的前景，踏上了正确道路，却苦于荆棘丛生、步履维艰。表层的忧忿是集体主义的革命大家庭里为什么容不得独立个性的存在，深层的迷惘则在于女性解放的归宿究竟该向何处寻求。困顿时，她每每想起母亲，觉得自己虽然“刚强了许多，但在什么秘密的地方，却仍需要母亲的爱抚。”在她的潜意识里，只有母亲才能给她以女性的支撑。但在现实生活中，意志坚韧的陆萍还要迎着新的荆棘向前走去。
陆萍的体验投射着丁玲的感受，陆萍的挣扎奋斗其实正是丁玲对新的形势下女性价值与命运的探索。这种探索在1942年创作的杂文《“三八节”有感》里达到了一个新的制高点。文章从“妇女”一词仍然需要特别的被提出看到妇女问题的严重性。“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但她们仍未能避开男权的阴影。女同志的交友与择偶成为男同志讥讽的话题，嫁谁都有错，嫁人带孩子也有错，他人讥刺为“回到家庭了的娜拉”，丈夫往往又以“落后”为口实提出离婚。而离婚的主动权多半操在男子手里，假如女人提出离婚，必定受到道德方面的怀疑，受到诅咒。面对种种不公正的现象，丁玲动情地说：“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来说更不冤枉”。所以，她主张对女性应有更多的宽容与理解，把“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社会应该尽可能多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减轻女性家务与心理等方面的负担；女性自身也得“首先强己”，自尊，自爱，使自己充实、愉快，勤于思索，拒斥蒙蔽、利诱，不畏艰难，坚持到底。十几年来，丁玲不仅通过文学创作、而且也以亲身实践孜孜讫讫地探索着女性的归宿，走出家庭——孤独抗争——投身社会——汇入时代大潮中的人格自立，她最后认定的人格自立已经超出了早期个性独立的单一的文化层面，而将女性的自立与人类的大抱负联系起来，从而体现了20世纪中国女性解放的认识水平，并与西方哲人取得了深深的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