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丁玲的人格意识中，既有敏感、细腻的女性特质，同时也有雄强的男性特质，这一人格双重性的存在和发展，对其文本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丁玲人格与文本关系的嬗变是一种动态的辩证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丁玲的作品具有一种别样的内在美。

【关 键 词】丁玲/人格/文本/嬗变

丁玲的人格意识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她是女人，当然具有女性人格特质，以及女性所固有的阴柔性特征；另一方面在她身上又确有强烈的男性阳刚性特征，拥有男性人格特质。这二者有机地交融在丁玲的人格个性中，并贯穿了丁玲的一生，对于她来说，缺了哪一方面，都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真正的现实的丁玲。不过，丁玲的人格特征又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平分秋色的，其表现形态因生活和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变化，时而女性人格特质占主流，时而男性人格特质占主流，但更多的是互相交融。这种独特的动态化的人格特征，无不深刻地影响着丁玲的人生道路，并通过作家的审美体验而影响其文本创作。与此同时，丁玲的生活历程又在不断地强化、发展着她的独特人格，她的作品也在不断地印证着她的人格特征，并打上其深刻烙印。如果以丁玲的创作道路为纵坐标，以其人格与文本关系为横坐标，那么我们将会看到丁玲创作中人格与文本浸润共生的生动景观。

当翻开丁玲创作的履历表时，我们会发现1927—1929年是非常醒目的一栏，短短两年，在文坛上可谓掀起了一股丁玲旋风：“好似在这寂寞的文坛上抛下了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注：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诗话》“白采”条，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丁玲从一开始创作起，无论是题材的选择，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都以女性为中心，表现出对女性，尤其是对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极大关注，由此出发，揭示出“五四”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丁玲的这种女性关怀意识，无疑是与其女性人格密切关联的。丁玲说过：“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每个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注：《丁玲文集》第四卷第39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正是丁玲的这种女性角色和女性人格意识，使得她很自然对女性生活和情感特别敏感和关注，于是在其作品中，全力塑造出以莎菲为代表的女性系列，这里包括梦珂、莎菲、承淑、阿毛、小菡、志清、节大姐等。这些女性虽然情态各异，但她们在思想情感、个性气质、人格等方面，有明显的相象之处，可以组成一个“莎菲家族”。她们有着共同的心理人格特征，这就是苦闷、孤独之中，时常表现出愤世疾俗的叛逆与抗争。

那么，丁玲为何要在她早期创作的女性系列身上，涂上一层苦闷、孤独的色调，它意味着什么呢？也许茅盾的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莎菲们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注：茅盾：《女作家丁玲》.《茅盾全集》第19卷第434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不过，仅用“时代的苦闷”来诠释莎菲们是不够的，莎菲们的苦闷，在很大程度上还缘于创作主体丁玲自我内心的苦闷，是其人格中女性特质释放的结果。丁玲曾说过：“当时由于我自己有小资产阶级幻想，……因此我感到寂寞、苦闷，我要倾诉，我要呐喊，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拿起了笔。”（注：丁玲：《我的生平与创作》第3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丁玲是个女人，她的女性人格使她拥有着妇作家所特有的敏感，以及观察、表现人生和社会的独特方式。丁玲正是凭借自己特殊的本领，在其早期小说中，把溶有时代苦闷和自我苦闷的色彩，大胆地涂抹在莎菲女性系列身上，并大肆渲染了这种苦闷的心态和痛苦历程，从而成为时代和自我的一面镜子。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丁玲的早期创作，不仅透现出她本身固有的女性人格特质，同时也透现她人格的另一面，即强烈的男性人格特质。表现在人物塑造上，就是莎菲们都具有强烈的叛逆性、抗争性。以莎菲为例，她在追求“真爱”的过程中，虽然曾一再苦闷，但正是在这苦闷的心旅中，莎菲表现出了一系列超出凡人的抗争和叛逆，显示出独特的人格力量。比如，在爱情上，她从来就不是那种专等男人来挑、花轿来抬的女子，而是蔑视男尊女卑，积极主动出击，追求灵与肉的统一。她在与男性的交往中，处处表现出一种征服欲，一种深刻的智力较量。不仅如此，莎菲对性爱的追求，尤其表现了一种惊世骇俗的叛逆。这对封建思想、伦理、道德显然是一种巨大的反叛，从中正透露出女主人公那强悍的人格力量。

作品中的主人公，最终是由创作主体作家创造的，因此无疑要打上作家人格的烙印。丁玲的人格中拥有极强的男性特质，这一特质的形成与发展，使得丁玲从小具有一种倔强的反叛意识。当把这种意识带到创作中时，作家会自然地把自己的“反叛性”渗透到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身上，于是她们都是“叛女型”，而非“淑女型”。对此，最了解丁玲的冯雪峰在评价《莎菲女士的日记》时说得好，丁玲是“和莎菲十分同感而且非常浓重地把自己的影子投入其中去的作者”。因此，很多人把莎菲看作早期丁玲真正的“自我”是不无道理的。

丁玲的早期创作，一方面塑造了莎菲系列女性，以展示现代女性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对男性形象塑造显得十分灰色。诸如懦弱的苇弟，徒有其虚美外表，而内心卑劣、肮脏的凌吉士等，都是一些灰色人物，对这类男性，作家也多持否定态度。为何出现如此景况呢？笔者认为，这里一方面表现出丁玲强烈的女性人格意识，是一种女性心理补偿的结果；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缘于作家的男性人格特质。在丁玲看来，男性完全能被女性所征服。正因如此，丁玲笔下的女性，再也不只是具有母性给予性和妻性服从性，而是有了男性气质的女性，是和男人处于同一地平线的现代女性。这是拥有双重人格的丁玲创作的一种独特文本现象。

丁玲早期创作的文本，确实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女作家所特有的韵味。试想，如果丁玲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的话，那么她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冰心式的作家了。然而，丁玲终究不是冰心，她“是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注：（美）尼姆•韦尔斯：《丁玲——她的武器是艺术》，《续西行漫记》上海复社1939年4月版）。丁玲独特的人格， 使她对生活和创作极富探求性和开拓性。因此，当她在文坛走过了辉煌的第一个里程时，便开始审慎地“徘徊”，以作出新的选择。丁玲选择的结果，并没有象人们假想的那样沿“莎菲”的路子走下去，而是“意外”地转向左倾，投入革命的怀抱，抒写工农大众，以至于一度失却自己原来的“创作个性”。

丁玲是位个性倔强的女人。她既不甘心只做一个专写女性的作家，也不甘心去做一个女性化的女人，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有影响力和召唤力的、具有男性气质的女人和作家，成为花木兰式的英雄。正因如此，她向往革命，自觉地接近和追求政治，崇拜英雄和雄强的男性，甚至把自己内化为男性。思想意识的变动，必然影响人格意识、审美意识、审美情趣的变化和发展，再加上时代社会诸种外因，丁玲便很自然地改变其原来的创作特色。从题材来看，早期多集中于婚姻、恋爱、知识女性的描写，而这时她的艺术视野要开阔得多。由描写“革命加恋爱”到直接描写广大工农生活，描写现实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以及工农大众的痛苦、挣扎以至于觉醒反抗的艰难历程，从而表现出鲜明的政治革命倾向。亦即“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注：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水》、《夜会》、《某夜》、《奔》等就从不同侧面和角度，为我们展示了30年代的风云和社会侧影。从作品的主题来看，丁玲早期更多的是高扬个性解放的旗帜，表现莎菲们由对自我的发现到自我失落的迷惘，以及对人生价值的怀疑和醒后无路可走的痛苦。而这时取而代之的是阶级解放、革命、斗争的主题。而人物形象，这时也发生了主人公角色的大换位，由过去的知识女性或灰色男性，取而代之为“用大众作主人”。同时较早期塑造富有个性的单个人物相比，这时丁玲更注重群像的描绘。其中《水》就很有代表性。可以说，丁玲左联前后的思想人格发展水平与其文本创作基本上是一种平行的同步发展的态势，二者是吻合的，同时它们又都与当时中国政治和革命斗争的伟大历程保持着“同步”。

当丁玲以政治家的眼光和人格审视30年代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表现波澜壮阔的生活场景时，作为艺术家的丁玲似乎感到了某些困惑。一方面她的政治和理性追求（男性人格特质），要求她去写工农生活，替“工农大众代言”；另一方面她的自我感性体验和艺术追求（女性人格特质），则要求她在作品中尽情地表现自我个性和情感。丁玲对工农生活毕竟缺乏必要的自我体验和感受，她不太熟悉他们，因此丁玲的普罗作品，大多流露出一种“席勒化”倾向。正是这种“政治进步，艺术退步”的矛盾和困惑，使丁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开始了徘徊、探索与选择。选择的结果，丁玲重新回归到自己十分熟悉的题材上来了，即对女性开始新的关怀，旨在寻找曾经一度丧失了的艺术灵感和自我个性，从而构思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母亲》。

如果说《母亲》的创作，是丁玲对其左联初期追求文学的政治性和功利性而创作的普罗作品的有意调整、探索和重新审视的话，那么也可以说，这是她在对自己的人格追求进行一番重新审视。正当这种审视进行的时候，现实的恶劣的政治环境——被捕和囚禁迫使作为艺术家的丁玲彻底卷入政治斗争的急流旋涡之中，从此她无暇再来审视自己的人格追求和文本变化了，丁玲沉默了。三年之久的幽禁，使她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离开了群体和火热的斗争，这对于个性倔强而叛逆的丁玲来说，该需要在人格心理和思想上作怎样的调适啊！所有这些都反映在她的《意外集》中。由于强大的政治压力的反弹，丁玲有意淡化了文本的政治背景和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创作个性”的部分回归。当然这次回归，并非重新关照女性世界，相反仍把镜头对准30年代严酷的社会现实。这与《水》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不过《意外集》更多地以沉闷、灰暗的笔调来描绘下层人民的苦难。这正是丁玲在特定政治环境下特有人格心态的反映和外化。

1936年冬，丁玲结束了南京的幽禁生活，投奔到了陕北这片亲切而陌生的黄土地。解放区“母亲”般的胸怀，温暖了丁玲那颗屡遭创伤的心灵，她开始恢复了青春的活力。此时的丁玲已不仅是一个艺术家，更是一个政治家、领导者和战士。解放区的生活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袖英雄的影响，使丁玲确立了新的人格心理定势，这种新的定势，进一步坚定了她对革命和政治的追求与热衷。于是，丁玲人格中的男性特质得到了充分的释放，而其本身所固有的女性特质却本能地深藏于内心世界的冰山之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丁玲开始了延安时期的文本创作。

在延安初期，丁玲一直随军活跃在前线，为了迅速捕捉、记录急剧变化而又目不暇接的火热战斗生活，她几乎放弃了使惯了的小说文体，却操起了“文学轻骑兵”——散文这一“武器”，写了大量的散文，集之为《到前线去》。这些作品洋溢着浓厚的战斗气息，真切地记录了抗战初期解放区生活的各个侧面，具有强烈的政治、社会意识，给人一种昂扬的战斗斗志和奋发有为的精神鼓励。从这里，也不难看出丁玲作为女艺术家兼战士所特有的风采。与散文比，丁玲的小说创作数量较少。《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是她到解放区后写的第一篇小说，这篇极富传奇浪漫色彩的作品，王雪瑛曾认为是缘于丁玲“那种孤雁般的情绪”。虽然这未免有些偏激，但当我们阅读丁玲到延安后的某些文本时，又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作者在真实反映严峻战斗生活，释放自己男性人格精神的表象里面，不免流露出隐匿于作者内心深处的女性自我人格的一面。由于它的进一步发展，在一旦有了比较宽松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自我价值定位之后，它会象冰山一样渐渐浮出海平面，从而主宰作家的艺术世界。这也正是丁玲随后创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作品的内在原因之一。

面对那场威武雄壮的人民抗日战争，极具双重人格的丁玲，在直接表现战争生活的同时，她的女性人格和情感，使她在民族处于深重灾难的时刻，更为关注被损害的妇女命运。丁玲的这种女性关怀意识，明显承袭了她的早期创作，不过，她是把对女性的关怀与对社会、民族、政治的关怀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是更高层次上的女性关怀意识，显示了女作家丁玲追随社会前进步伐的努力。

丁玲是位情感丰富的女性，又是位政治敏感度极高的政治家和艺术家，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丁玲以饱含深情的泪水，打破常规，以自己的才识和胆识，描写了贞贞那段不幸的命运，以及与命运抗争的人格精神，从而提出在解放区必须铲除封建遗毒的深刻主题。《在医院中》通过陆萍的遭遇，描写了解放区光明天空中，笼罩着的一块小生产者情性、封建主义、官僚作风的阴影。贞贞与陆萍的塑造，充分显示了丁玲的艺术个性，她那种富于特色的敏锐的感觉方式，那份大胆而率直的抒情写真，以及强烈的艺术情感，并没有因战争的严峻，而被她人格中一度高扬的男性人格特质所压倒，相反她的女性人格特质的一面，以其独特的方式，顽强地在其艺术世界里高高地浮出水面，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可以说贞贞、陆萍们是“莎菲”在40年代新的时代环境中的变异，是一定程度上真实丁玲人格的写照。然而，在战争就是一切，一切都必须服从战争，战争是最高利益原则的年代，任何稍有个性而偏离于此的作家，无疑会受到最为严厉的冲击。正因如此，丁玲的这两篇小说以及稍后的杂文《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被指责为“暴露黑暗”，是反党，从而引起了长时期的争议和批判。为此，丁玲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面对来自解放区“明朗天空”里不公正的批评，丁玲无疑感到了新的困惑，并影响着她的人格心理和创作心态。于是她又一次开始反省、改造自己。而整风运动和《讲话》，象一盏明灯，廓清了丁玲久积于心的“迷雾”。同时，也使她在创作中刚刚显露出的独特的艺术个性被自觉地搁置，从而她的文本创作重新回位到抗战初期的《到前线去》的轨迹上来。

在向“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迈进的过程中，丁玲竟有五年之久的没有写过一篇小说，全是散文、通讯和报告文学，汇集为《陕北风光》。这是深入工农兵生活的产物，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和功利性，从中再一次凸现了丁玲作为政治家的艺术家的人格特征。《田保霖》曾是一篇被毛泽东赞誉过的通讯，毛泽东的赞誉无疑强化了丁玲创作的政治意识。然而她对此文并不满意，因为她懂得作品不能仅仅只满足于政治意义层面，还应有艺术个性层面的追求。可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丁玲一时难以找到二者兼而得之的方式，为此她困惑过、探索过。五年后的丁玲终于找到了契机：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作品既反映了政治、革命、时代的需求，表现了作家强烈的男性人格特质；同时，作品体现了作家独特的自我艺术个性，充分表现了她的女性人格特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是丁玲人格发展并最终选择的结果，代表了她创作的最高追求和成就。

丁玲有着双重人格，她人格中的男性人格特质使她对政治斗争特别敏感，并有着强烈的政治追求意识。这种政治意识使她在文本创作时，主动地把笔触伸向解放区的敏感区，即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土地改革运动，甚至边写作，边体验土改斗争生活。然而，丁玲的女性人格特质，使得她在反映土改这场政治运动时，特别注重艺术化、个性化、情感化的把握。正因如此，丁玲与写同一题材的周立波，表现了迥然不同的艺术个性，她不以全景观照的方式写土改全过程，而截取土改斗争的横断面，尽写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既写出农民的“翻身史”，更写出他们的“翻心史”。就人物塑造而言，作品一方面和《水》一样，以“群像”为主，塑造“一群活动的人”；另一方面在群像人物的具体构制中，又特别注重人物的个性化。她塑造了两类极具特色的人物，即以张裕民、程仁为代表的英雄人物和黑妮。丁玲尤其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浓烈的女性情感，描写了黑妮这位善良质朴的女性所受的精神折磨和内心痛苦。这是丁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如既往的对女性精神生活和被压迫女性命运的高度关注的人格意识的充分体现。所有这些，使《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成为丁玲艺术之路上的里程碑。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对1949年以前丁玲人格与文本关系的嬗变轨迹作如下描述：丁玲是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在她的人格意识中，既有敏感、细腻的女性特质，同时也有雄强的男性特质，这一双重人格并非均衡存在，并行发展，它们时而交融，时而矛盾，时而统一，时而以一方压倒另一方。正因如此，它对丁玲的文本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丁玲的文本嬗变，由早期的关怀女性和自我，高扬个性解放的大旗，发展到后来的抒写工农大众，为工农兵服务，以高唱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的战歌。然而，在这一必然的总的嬗变进程中，部分文本中时而不断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对过去文本的回归现象。当然这种回归，并非重复和因袭，而是更高层次和更深层面的追求和创造，是呈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正是这种动态的辩证的嬗变，才使得丁玲的文本创作始终保持了一种旺盛的创作冲动感，从而使其作品具有一种别样的内在美，这种美的意蕴就是在含蓄、蕴藉、阴柔之中，透出一种男性的力度和强度，呈现出雄深、豪放的风格，具有一种阳刚之气，正是这种阴柔美和阳刚美的统一，从而构架了丁玲这座绚丽的文学艺术殿堂。遗憾的是，过去我们很少从人格与文本的角度去研究丁玲，去探究丁玲作品的内在美。正因为如此，不能不说现在正是我们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以探求丁玲作品全部奥妙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