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论述了丁玲所塑造的自辛亥革命前后至七十年代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女性形象特征，展示了二十世纪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轨迹。
关键词 女性形象 曼贞 丽嘉 陆萍 杜晚香 妇女解放 史诗
在人类社会中，自从母权制被推翻，女性遭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之后，全世界的女性们就在不断地作着斗争与反抗，以改变屈辱的或极不平等的地位和境遇。对中国妇女来说，20世纪是个极为关键和不平凡的时代，希望的曙光终于出现了，而且随着有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这是时代造成的机遇，又是经过先进妇女艰难奋斗的结果。作为时代变化的艺术反映者，丁玲塑造了中国20世纪各阶段的妇女领先者的系列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轨迹。丁玲的这类作品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史诗。
“要自己处理自己的生活”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妇女的地位已经沦落到了奴隶的位置。奴隶，本是奴隶社会的产物，在封建社会里只保留它的遗物。但是不幸得很，从妇女的命运来说，只是从实际的稳定的奴隶地位，变换成罩着某种温纱的动态的奴隶角色而已。下层妇女，处于社会宝塔的最低处；就是上层妇女，也还是被其阶级、阶层的男人所管制与奴役。封建社会中的所谓“男女有别”，说穿了，也就是妇女被贬低、被奴役地位在观念上的反映。
《母亲》中的曼贞说：“我们就是规矩苦死人，越有钱的人家，做女人越苦。”这所说的“规矩”，就是封建礼教，它是由统治阶级的男人制定的，用以桎梏女人，来维持男人的封建统治秩序。“越有钱的人家，做女人越苦。”道出了生活的某一面的真实性。因为统治阶级首先要求上层妇女为全体主内的、属于男子附属品的“阴类”在遵守封建礼教方面作出表率和榜样；同时，上层妇女作为统治阶级的直接玩物，要使她们温顺和在各方面更合己意，当然对其要求就更加严厉，所谓“规矩”就更多。曼贞就很羡慕乡下女人脚大，“山上也去得，水里也去得，同男子差不多”。同是女子，供直接玩耍欣赏的，与以体力供奴役的，制服她们的“规矩”当然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越有钱的人家，做女人越苦。”这句话自然有其片面性。所以幺妈也反驳曼贞说：“穷的又有穷的苦啦！”
但是在《母亲》中，不是幺妈，而是曼贞逐渐成为“妇者，服也”传统观念的叛逆者。小说令人信服地描写了促使曼贞觉醒的主客观条件。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渐解体，封建统治相对薄弱，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传输日趋深入，与封建观念相抗衡的新的事物不断萌生。曼贞的亲戚中就有人到东洋去读书，连绘刻有女洋人的西洋座钟也进入到曼贞的家中。湖南省不仅有男学堂，而且要兴办两个女学堂，短发放脚、满口新名词新道理的新女性就出现在曼贞的眼前。由于封建经济的衰败，家族的统治也出现了薄弱地带。曼贞家是孤儿寡母，既然家族不能在经济上一切包办下来，那么在行动上也就无法全部直接干预，只能借助传统礼教、世俗观念进行思想钳制与束缚。这种统治虽然也还是严酷的，但相对而言，是要薄弱多了。这些都是时代赐予的机遇。
个人条件也非等闲。曼贞与幺妈毕竟不同。她识字，读过好几本从外国翻译来的小说，又有一个有着新思想的兄弟，因此比较开放。而且，她死了丈夫、公婆、大伯子，二伯又出了家，没有最直接的统管人。虽然夫方江家是诗书做官人家，封建规矩很严，但只要曼贞在不背离“节妇牌坊匾额”方面走差一步，那么她就有比其他诗书做官人家的太太小姐相对多一些的自由，可以逐渐走上变新之路。
二十世纪初，时代的变化，使社会挑选处在旧的统治比较薄弱地带的，识字而又有机会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如曼贞这类的女性，首先踏上妇女的解放之路。幺妈这类农村妇女的觉醒，倒要靠曼贞她们以后的启发，时间上要滞后几十年。
曼贞“不愿再依照原来那种方式做人了，她实在想，而且要替自己开辟出一条路来，她要不管一切的讥笑和反对，她不愿再受人管辖，而要自己处理自己的生活了。”
曼贞所要争取的，是男人的某些权利，这首先是进新学堂的自由。因为这样才能提高觉悟，丰富精神生活，活得象个人样，而且能学到以后自己找出路、为社会做公众服务的知识和本领。同时，则要解放自己那双被封建礼教摧残的裹脚。这些在现在看来好似很平凡的举动，在当时确是一种壮举。看看小说中，连一向很敬佩、同情曼贞的幺妈都反对她进学堂，就可以知道当时社会舆论的顽固不化了。更何况，曼贞是有一双儿女的妈妈，其学习艰难的程度远非年轻的、无牵无挂的姑娘能比。然而她终于以一个有新思想、新知识，而且其脚“只象男人一样用一块四方的布包着”的新女性形象，在社会上站立起来了。
“我们总得找出一条路来”
曼贞是处在世纪之交的一类开始觉醒了的女性，《韦护》中的丽嘉则是承接新世纪曙光的又一类新的女性。丽嘉追求爱情真挚、大胆、热烈。这是辛亥革命前后的女子所望尘莫及的。在妇女解放程度上，婚姻与爱情是一杆重要的标尺。它能衡量出妇女在社会上和男人心目中的某种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社会处于何个发展阶段。
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现代的性爱，较单纯的性欲和古代的爱，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最后，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生的？”在中国社会，现代性爱发生很晚，发展缓慢。直到五四以后，也仅仅在知识阶层的某一部分人群中，男女之间才有真正现代意义的性爱。丁玲的小说《韦护》中所描写的丽嘉与韦护的爱情生活，是具有充分典型意义的现代性爱。
丽嘉属于受五四精神熏陶的智识女性。她也废了姓（一种追求独立的时尚），热烈地追求自由，原为社会获得它，而“将热血洒遍了人间”——她是雪莱、拜伦、歌德这些伟大诗人的崇拜者。由于丽嘉的天才、勇敢、可爱和丽质，她的周围总拥挤着许多男性追求者。但丽嘉总觉得他们都有男性的自私和浅薄，所以“处处就带了轻视”。从妇女解放的角度来观察，丽嘉们这种对男性倨傲的心情和轻视的态度，是自由意识觉醒的表现，是对男性统治为中心的社会的防范和反抗。因为20年代中国男性的自私，仍是母权制被推翻后，悠长历史中视女人为私有财产的观念的遗物，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了：追求女性时卑躬屈膝，得手后则露出了占有者的蛮横面目。20年代的中国，男女在社会地位上仍是极不平等的。男性凭着历史形成的社会中心地位，即是浅薄的知识男性也能比有才华的女性更容易得到某种社会职务、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却自以为是因为有学识、有能力的缘故，——男性言行中处处表现出来的浅薄，理所当然地要遭到丽嘉们的嘲笑和讥讽了。
丽嘉不爱这些自私、浅薄的男子。她有至爱的权利，有强烈自由选择理想男性爱侣的愿望与意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遇到了刚从俄国回来的革命家韦护。韦护太杰出了。丽嘉说：“我还没有遇见一个能如他这样的人。珊珊，你说呢？”珊珊证实说：“是的，他不象柯君，不象冬仁，他懂得艺术，而且他懂得人生。你能从什么地方看出他只是一个简单的革命家？”开始恋爱的少女，往往有些口是心非。问题是由丽嘉挑起来的，但丽嘉听完珊珊的评价后，却作出这样的反应：“我也有些不喜欢他。我们的意见不一致。”真是欲盖弥彰。韦护也很快心情荡漾，第一次见面之后，“一跳的丽嘉的影儿便奔上来了。那两个妩媚的、又微微逼人的眼象正瞅着他，且带点命令的样子，挽留他再做一次晤会。”当然，这仅是双方的第一印象。经过许多次接触和交往后，韦护发现了丽嘉许多性格上的美处，其中包括她既没有中国传统妇女惯有的那种羞涩和忸怩，又不像粗俗女子那样，一点也不粗鲁不低级；丽嘉则越来越感到韦护如一个巨人一样，给她以精神上的种种援助，她不能不完全而热烈地爱着韦护了。在丽嘉与韦护的性爱关系中，双方完全是平等的，是完全独立自主自由地选择对方的。他们都感到不能结合在一起，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最大的不幸。韦护曾在俄国与人同居过，丽嘉过去也常常爱过人，但他们都觉得那种男女关系算不得是恋爱，因为那既没有痛苦，也没有欢愉，既不热烈，也不持久。双方对此也丝毫不介意，传统的从一而终的观念在他们丝毫不见踪影。他们大胆而无所忌讳，在20年代就采取了为世俗所不容的不正式的同居方式。他们还常常忘情的在人面前也接起吻来，引起一片惊骇声。在这里，形式显得无足轻重，关键在于他们拥有热烈得象火般的爱情，种种表现方式皆源于它。
丽嘉与韦护最后是分离了。这并非是因为他们的爱的衰退，爱的灭亡，恰恰是由于他们爱得过于执着了，过于热烈了。他们的爱情观脱离了社会实际，太带着罗曼谛克的味道。韦护常常感伤地抱着丽嘉喊道：“我要我们离开这世界才好，我们去学鲁滨逊飘流在无人的岛上去吧！”韦护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呼喊，是因为实际的生活，负有社会责任的工作，常常妨碍了他们忘情的恋爱，使其不能成天地留在他的爱面前。韦护最后以革命战胜了恋爱，毅然地离开了丽嘉。他看到了“分离的惨剧”的必然性，长痛不如短痛，不如各自早点走上自己“应走的人生大道”。
从妇女解放的发展前程来说，我们需要借用珊珊在别的场合，也不是谈恋爱与革命关系的一句话来表示对丽嘉一类妇女的希望：“我们总得找出一条路来”！
“谁能够知道她所流出的眼泪的分量？”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以两性关系来表现大革命失败后，或一类型的青年知识女性的时代苦闷和叛逆绝叫的。
莎菲女士说她自己“长远的沉溺在失望的苦恼中，但除了自己，谁能够知道她所流出的眼泪的分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孤独的苦闷，这种苦恼的眼泪，它们同时表现了对社会的反叛。众人皆醉吾独醒。真实、坦率、清白与虚伪、欺骗、丑恶的矛盾，以及对后者的揭露与反抗，贯穿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之中。那使莎菲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外表无处不可爱、不高贵的凌吉士，内部却安置着一个卑劣的灵魂：“他需要的是什么？是金钱，是在客厅中能应酬他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是几个穿得很标致的白胖儿子。他的爱情是什么？是拿金钱在妓院中，去挥霍而得来的一时肉感的享受……”凌吉士的所谓夫妻观、爱情观，是现实生活中女性处于被男人玩弄、戏耍或当作一种装饰品地位的反映。这是一个浪荡公子的艺术典型，在其更深层的社会意义方面，则是腐朽世界表里矛盾的具体表现，即现代文明面具掩盖着丑恶与腐臭。作为一个新知识女性，莎菲倾倒于他的美丽与丰仪，轻蔑于他的虚情假意和卑鄙恶劣。作为“女性十足的女人”，莎菲“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的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作为一个有着叛逆性格的人，莎菲在被诱惑中挣扎反抗，鄙视旧世界的腐恶，不断地要证明她不是那么容易受骗的，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任人摆布玩弄的。她处于无温暖、无生趣的人间，追求快乐，追求别人对她的真正了解，追求女性的自尊地位，要显示自己的力量，要教训教训那打着如意算盘而从来顺利的纨绔子弟，“这宇宙并不是象他所懂的那样简单的啊！”但是，她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既然凌吉士是一个可鄙的人，并不懂得什么爱情，那么莎菲的最后拒绝，以及随后的出离，最多只能使凌吉士一时感到怅然，而说不上是一个什么损失。整个社会，当然只是出现过那么一朵浪花而已。然而在这种争取胜利同时获得失败的思想与行动中，莎菲对旧社会的蔑视和反抗精神还是表现得比较充分的。比之于曼贞、丽嘉来，她在妇女解放的征途中，显然又迈进了一大步。
“这队饥饿的奴隶……朝镇上扑过去”
无所事事的丽嘉最后递过一双手去给抱着她的珊珊，对未来作如此的展望：“唉，什么爱情！一切都过去了！好，我现在一切都听凭你。我们好好做点事业出来吧……”但语气是无力的。
也是无所事事的莎菲在经历胜利与失败后，她“决计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前途更为渺茫，黯淡。
她们都只在两性关系上，对社会有所反叛。她们都还没有具体地认识到，没有社会的解放，妇女的根本解放是绝无实现希望的。
随着丁玲革命实践活动的深入，世界观的发展，她的小说中出现了新的革命知识女性的形象。既不象丽嘉那样语气无力地表示决心，而是实际从事革命事业；也不象莎菲那样用浪费生命以示愤世嫉俗，而是全身心地搏击黑暗社会，使生命大放光彩。这个新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就是《田家冲》的三小姐。
三小姐背叛了自己的地主家庭，到处向农民“解释这劳苦而得不到酬报的原由”，鼓动群众起来斗争。她牺牲了，但她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田家冲蕴含着一种“新的局面”。
一方面是知识妇女的觉醒，另一方面是农民妇女的奋起，丁玲主要在这两个社会层面上，探讨中国妇女的解放道路问题。因为前者是带头人，而后者是最广大、最基本的群众，这两者显示了妇女解放的深度与广度。
《母亲》中的幺老妈有朴素的阶级意识：“我是从来就把主子当好人的，可是我活到七十岁了，才看穿他们，什么仁义道德，什么良心，老辈子是有的，不冤枉他们，这辈子的老爷们，可难讲得很。”然而她基本上却是愚昧守旧的。旧的比新的好，这就是她的人生信念。所以她比曼贞的伯伯叔叔们还更反对曼贞读书，甚至对这女主人有些不信任起来了。丁玲1931年9月发表的小说《水》，其中的农村妇女形象虽是朦胧轮廓式的，而且思想观念不一，如絮絮叨叨悲叹天老爷真不公平、世界将更苦更苦的老外婆，好说一点故事的大妈，先已遭灾的两个牛毛滩的妇人及五岁老幺的母亲刘二妈等，但从总体来说，饱受天灾与人祸的农妇最终是开始觉醒了。时代毕竟不是辛亥革命时期了，农工运动的影响继续存在，水灾和跟随而来的饥饿、瘟疫，以及惯于运用欺骗与镇压手段的反动官吏，把农民们逼反了：“于是天将蒙蒙亮的时候，这队人，这队饥饿的奴隶，男人走在前面，女人也跟着跑，吼着生命的奔放，比水还凶猛的，朝镇上扑过去。”女奴隶与男奴隶联合起来造反了！
“她有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
《田家冲》中的三小姐，如果没有牺牲，是一定会最终奔向革命圣地延安的。就是丽嘉和莎菲，在几经曲折之后，也会投往抗日革命根据地。当然，假设终究是假设，而30年代末、40年代初，确确实实有一位南方姑娘跑到了延安，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这就是《在医院中》的陆萍。
中国的妇女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和被男子当成生儿育女的工具的压制中，其智能才干是被压抑、扼杀得太久、太酷了。一旦她们在社会上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其观察力的敏锐，对知识的渴求，热情的饱满，工作的负责等等，常使人们刮目相看。
革命根据地无疑是启发妇女觉悟、展现妇女才华的一个极好环境和学校。陆萍在当了抗大的学生后，“她自己感觉到在内在的什么地方有些改变，她用心的啃着从未接触过的一些书籍，学着在很多人面前发言。”当然，并不是所有在革命根据地的妇女，都能利用这个有利环境条件，积极上进的。如医院中张医生的老婆、总务处长的夫人等，都被传统的妻以夫荣的礼教和习俗束缚得太久、太牢，缺乏“愿意刻苦一点，向着独立做人的方向走”的决心、勇气和意念。陆萍则与她们明显不同，她生在妇女解放的时代新风气较早萌生的南方，从小就养成为别人负责的“习惯了的道德心”，又是上海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有着较多的知识，“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这些与革命根据地的环境相结合，就使她成为新型的革命知识女性——与革命队伍内部小生产者的落后自私的习俗、官僚主义者的不懂技术、不负责任、冷漠无情的态度和作风作斗争的一名正在成长中的战士。
陆萍无疑不是一个成熟的革命战士，但她的可爱之处正是在于不断追求新的生活，不能容忍落后的停滞的、“惯例”的旧生活。她与“一些不合理的事”抗争的力量就来源于此。她不断调整自己的言论、行动、态度乃至性格的动力也来源于此。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陆萍有着很多的幻想与希望。这些幻想与希望有不切实际的成分，但其主流是健康清新、积极向上的，而且陆萍能不断吸取经验与教训，调整自己的思想与行动。她虽学的是产科，但那是遵循父命，更喜欢的却是文学；然而当“八一三”的炮火燃起的时候，她便毅然投入战争，“到伤兵医院去服务”。她在抗大的时候，做着的是作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的美梦，因此不满于党组织的硬性分配；然而当她想到列宁说的“不愉快只是生活的耻辱”的教导，便“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到医院来工作了。刚到医院时，生活环境的幽暗、肮脏、不适，“简直与她的希望相反”。她心里不免恍恍惚惚；但是一听到医院中小生命降临时无限新鲜的呱呱啼哭声，她就舒展了眉头：“明天，明天我要开始了！”这是一个热爱革命，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的知识女性。她能不断调整自己，改造自己，以适应革命环境与革命需要，但不能改变自己与落后、愚昧、保守、倒退作斗争的方向，因为革命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使广大的人类生活得文明幸福吗？所以，她看不惯一些医院女职工不向着独立做人的方向走，毫无服务的精神，又懒又脏的现象；对医院领导不重视员工的技术学习，不注意改善病员的生活与医疗条件，对人的生命采取冷漠的态度很为不满。陆萍这种向不合理的人与事作斗争的精神，是完全正确的。她不过“把很多人不敢讲的，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了”罢了。她的意见不过与“惯例的生活”太不协调而显得“太新奇了”。指责陆萍的这些言行是“小资产阶级意识，知识分子的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等等”的表现，是完全错误的。至于建国后个别“评论家”给陆萍扣上“反党分子”的大帽，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作法。
勿庸讳言，陆萍并不够成熟，作者借一位伤员的嘴一方面肯定她的正确与长处，另一方面也指出她不会处理柴米油盐等事务，“没有策略”，同伙夫等广大群众缺乏联系的缺点。陆萍最后被准许去再学习。作者深情地寄希望予陆萍：“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
在妇女解放大道上，在革命妇女干部的培养方面，陆萍尚须再锻炼、再成长。
“那样的粗糙的妇女的手，……却在一天高举了起来……”
农民群众要真正翻身解放，的确不容易，特别是农村妇女，更其艰难崎岖。因为农村妇女除了和一般农民一样，承受着几千年来封建统治势力的威严及其所宣扬的剥削有理论和天命论的重压与束缚，要经受战争的火焰就在近旁，新解放区的蓝色的天还会变黑的考验外，她们还是农村家庭的奴隶，要翻身还要翻心，就更加困难了。如暖水屯的董桂花，虽身为妇联会的主任，积极组织识字班，热情地串连和发动妇女，但也怀疑土改能否给自己带来好处，担心国民党打回来变了天怎么办，而且受着“咱横竖是个妇道，嫁鸡随鸡”传统观念的影响，思想和行动不时犹豫动摇。黑妮这个念过四年书的年轻美丽姑娘，在对待自主婚姻上，远比程仁要主动大胆，在妇女识字班当教员方面，也非常积极努力。她五岁就死了爹，虽然有个贫农的大伯钱文富，但因为是跟着地主二伯钱文贵过日子（被当个不花钱的丫鬟），在封建血统论的影响下，程仁等相当一部分农民干部都疏远和冷淡了她。她自己也无法走出这个生活的阴影，解放的难度是相当大的。董桂花和黑妮尚且如此，其他农村妇女的态度更可想而知了。通过事实的教育和不断斗争实践的磨炼（包括失败的锻炼），在党的领导下，农民终于翻身了。周月英，这个妇联会的副主任，在斗争会上，妇女里面她第一个领头去打了恶霸地主钱文贵。作者激动地写道：“那样的粗糙的妇女的手，从来都只在锅头，灶头，槽头，水里，地里，一任风吹雨打的下贱的手，却在一天高举了起来，下死劲打那个统治人的吃人的恶兽，这是多么动人的场面啊！”董桂花也没有顾忌了，胆小怕事的丈夫在斗争胜利的教育下都鼓励她“尽管去开会吧”。黑妮也深深地感受到被解放的快乐，在分胜利果实时，抢着为大伯父拿盔背缸。
从辛亥革命前后的幺老妈，到解放战争时期的董桂花、周月英们，中国劳动妇女的解放经历了一条漫长而曲折坎坷的道路。
“她不愧是我们的排头兵”
《杜晚香》是丁玲创作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主人公杜晚香的确是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培育出来的新人。她是为社会主义，为大家而活着的。在北大荒她只是个家属，但她却发出了惊人的光和热。作品以朴素、清新的文字，抒情诗般的笔调，写杜晚香默默地打扫无人管理的极脏的厕所；帮助这家或那家做些她认为应该做的小事。在麦收季节参加场院的劳动，大家休息了，她仍在工作，大家吃饭了，她也不停下手脚。和别人不一样，她的工资是既不计时，又不计件，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事看起来都很平常，却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得到的最少，献出的最多，是需要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作动力的。作品最后写杜晚香担任了工会的女工干事，工作虽然繁忙，却坚持每天去夜校学习，人们都奇怪她进步的速度。人们“完完全全地肯定了杜晚香，她不愧是我们的排头兵”。
在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上，曼贞是放开了小脚走出第一步；丽嘉爱上了一个革命者，自己却并没有投身革命；莎菲顽强地反抗黑暗社会，但个人主义道路最终却使她陷入悲观与孤独之中而不能自拔；三小姐背叛了地主阶级家庭，走到农民之中去鼓励造反，但仍是带着一种“救世主”式的痕迹；陆萍是个共产党员，有知识，肯负责，热情足，世故少，却不够成熟；董桂花虽有朴素的阶级觉悟，但旧思想的束缚仍不少；杜晚香却是一个用共产主义思想哺育出来的雷锋式的农民英雄，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排头兵。她达到了前辈妇女所没有达到的思想高度。可惜的是，丁玲不幸早逝，她没有能够看到九十年代中国妇女在经济建设大潮中的聪明才智与英姿，留下了遗憾的一笔空缺。
总之，在中国文学史上，能描写出将近一个世纪各个历史阶级妇女的系列形象的，丁玲是唯一的一个作家。而在细腻、抒情地表现出妇女的各种复杂矛盾的真实心态，其典型意义往往具有惊世骇俗的开拓性质的，在中国作家中，丁玲的成就也是名列前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