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离开文坛25年的丁玲终于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回到了北京。当时，我正在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史。出于教学需要，也出于对这位命运多舛的老作家的同情和敬意，我到她暂时下榻的友谊宾馆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嗣后，应天津人民出版社之约，我着手编著《丁玲著作年表》、《丁玲研究资料》，并陆续发表、出版。其间，发掘丁玲未结集文章80余篇，仿鲁迅《集外集》体例，编成《丁玲集外文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来二去，我这位并不年轻的“青年教师”便和丁玲这位文坛前辈有了较多接触。直至1986年丁玲病逝，七八年间，我对她有了一些强烈的印象和粗浅的了解。丁玲逝世后，除出版《丁玲研究五十年》之外，我先后发表了《丁玲同志印象记》、《丁沈失和之我知我见》等文，记下了这些印象和了解的一部分。现在，我将记下这些印象和了解的另外一部分。
丁玲和周扬
从延安时代起，丁玲和周扬便是革命文艺界的两大首脑：丁玲是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主持工作的副主席（主席是吴玉章），周扬则是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也是从那时起，这两大首脑便开始分庭抗礼了。1942年4月初，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遭到了一些高级干部的批评。在心情郁闷之中，她写了一篇借题发挥的悼文：《风雨中忆肖红》。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过，他对于名誉和地位是那样的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丁玲集外文选》第129页
这段话，明褒雪峰，暗贬周扬，明眼人一看便知。对周扬的这些坏印象，当然不自延安始，而是植根于三十年代，植根于周扬在领导“左联”时的所作所为，植根于“两个口号”论争。丁玲1933年5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两个口号”论争等事她并未亲炙。然而，她1936年逃离南京后，曾在上海稍事逗留。营救她、接待她、安排她转赴延安的，正是冯雪峰。可以肯定，关于“左联”的一切，她都了如指掌。丁玲和周扬在延安的历史碰撞，实际上，正是“左联”矛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这种矛盾表面上有所缓和，但骨子里仍在发展。特别是1948年丁玲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并在对苏联东欧的访问中大受欢迎时，周扬的内心是很不平衡的。这也就深深埋下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思想因子。1954年，机会来了，周扬假手文联、作协主席团向丁玲开刀，说丁玲主持的《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投降。次年，更把丁玲打成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正当丁玲据理力争、向上级机关申诉时，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很自然，丁玲、冯雪峰成了文艺界最大的右派分子，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则成了文艺界最大的右派集团。“文艺总管”周扬利用手中的权力，借“反右斗争”之机，狠下杀手，一举铲除了自己在文艺界的心腹之患，也报了“四条汉子”之类的一箭之仇。1957年，是周扬的全盛期，是他生命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而这一页，恰恰是用丁玲、冯雪峰及其拥戴者们的血泪凝成的。
丁玲对周扬的怨恨之深可想而知。但丁玲绝对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强者。她能够含辛茹苦活下来，能够忍受25年的非人岁月，这绝对是一桩人间奇迹。任何人间奇迹的出现都必须有强大的精神支柱，丁玲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应该说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无限信赖。丁玲一直认为，往死里整她和冯雪峰，这绝不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意愿，而是周扬一手遮天，蒙蔽党中央、毛主席的结果。因此，丁玲不埋怨党中央、毛主席，而是一直把希望寄托在党中央、毛主席身上。
丁玲不无天真的是，她只对了一半。“反右斗争”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就是一场可怕而错误的自相残杀。到底有几个“右派”？不都是劳苦功高的革命同志吗？即使“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不也都是当年反蒋拥共的好朋友吗？既然决策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错了敌友，覆巢之下无完卵，像任何领域的“反右斗争”一样，文艺界的“反右斗争”也绝对不会是周扬等人一手遮天的结果。一个单位划几个“右派”是有百分比的，何需一手遮天？文艺界不划你丁玲、冯雪峰划谁？
然而，丁玲的“天真”毕竟是好事，它使她忍辱含垢，多活了几十年！如果没有这份“天真”，她绝对捱不到改革开放，早已葬身在北大荒的漫天风雪中了。但她的这份“天真”也给她的晚年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使她在奇迹般地回到文坛之后，又很快成了聚讼纷纭、褒贬不一的人物。
丁玲复出时，周扬早已恢复了名誉，而重新成了文艺界的精神领袖。周扬整了一辈子人，从三十年代整到五十年代，可以说罪孽深重。然而，周扬和别人都难以想象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竟被扣上了“反革命两面派”的大帽子而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历史开了周扬一个大大的玩笑！然而，这十年的“反革命两面派”生涯，却是周扬的无价之宝。十年中，他反思了自己，反思了革命，他认识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扩大化带给党、国家和人民的危害，他认识到了“异化”威胁着革命。反思的结果，使他复出后有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检讨、自我批评，从而使他又成了文艺界解放思想的带头人。
对周扬的挨整和反思，丁玲一开始就缺乏思想准备，心情是复杂的。将心比心，丁玲知道，周扬的“反革命两面派”也和自己的“右派分子”一样，都是莫须有的，冤枉的。因此，他在挨整之后有那样的反思，也并非不合逻辑。然而，在文艺界称王称霸数十年、整人无数的周扬会痛改前非吗？丁玲内心深处又不能不疑虑和打鼓的。不过，抱着“和为贵”、“消释前嫌”的美好愿望，丁玲迫切地希望和周扬握手言欢。她回到北京不久（5月9日），便和丈夫陈明，还有老朋友甘露一起到北京医院看望周扬、夏衍，主动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但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周扬并不买丁玲的账，热脸碰到冷屁股，周扬仍把丁玲视为“异类”，仍有极大戒心。周扬对艾青、姚雪垠等“右派分子”一一道歉，惟独不向丁玲道歉。周扬坚持认为：丁玲是变节分子！
周扬的这一态度，似乎充满了“党性”，实际充满了私心。即使50年前，二三十岁的青年女作家丁玲有那么一点“变节行为”，难道在历经桑沧的半个世纪之后，还不能得到宽恕吗？剧作家田汉不也有那么一点“变节行为”吗？为什么周扬等人却要用“铮铮硬骨”大加赞扬和悼念呢？相形之下，何其自相矛盾！对丁玲的不和解、不宽宥、不道歉，是周扬“奴隶总管”心态的一次回光返照，是他宗派主义的最后一记杀手锏，是解放派周扬没有割尽的最后一节整人派的尾巴！周扬有意要保留这一节尾巴，还是要证明：我整别人错了，但整丁玲没错，因为她有历史问题。
周扬的这一态度，当然极大地激怒了丁玲。一方面，她向党中央上书陈词，说明自己被囚南京期间并无“变节行为”；一方面，她召集了自己全部的复仇情绪，和周扬展开了一次新的角逐、新的搏斗，丁玲所做的，大概是这样几方面的工作：一，串连朋友，组织力量；二，创办《中国》杂志，作为自己的舆论阵地并借以培养青年作家；三，积极支持、筹组“丁玲研究会”，组建一支支持自己的学术力量；四，关注“周扬派”的动态，伺隙乘虚，以便随时出击。毫无疑问，丁玲的这些举措，同样充满了宗派色彩，并不值得赞许。但由于这些都是周扬的宗派主义所诱发，也就无可厚非了。人们总是同情无辜的弱者。“反右”时丁玲是弱者，新时期丁玲依然是弱者。“文革”的硝烟散尽之后，周扬再次挑起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斗争，理当受到历史的谴责和惩罚。惩罚下来了，周扬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想不通的周扬一蹶不振，中风不语，以至成为植物人。遗憾的是，惩罚的内容，却不是他的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而是他的“异化”学说。但无论如何，丁玲、周扬之间的历史恩怨也就不了了之了。
丁玲和沈从文
假如说，在和周扬的历史恩怨中丁玲始终是值得同情的弱者；那么，在和沈从文的历史恩怨中，丁玲就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强者了！
丁玲结识沈从文在1925年的北平，丁玲与胡也频一见钟情，而沈从文已经是胡也频的好朋友。传言三人情深而浪漫，往往百无避忌，大被同眠。传言难免夸张，但三人友情深厚却是事实。1927年后他们同到上海，创立“红黑社”，出版《红黑》和《人间杂志》，而三人又在小说创作上你追我赶，一时成为文坛佳话。即使在胡也频加入“左联”后，倾向“新月派”的沈从文仍然和他亲如手足。1931年初胡也频被捕、牺牲，沈从文作《记胡也频》以示悼念。尽管沈从文并不赞成胡也频的革命事业，但他的哀悼是真诚的。正是他，陪丁玲回湖南常德，将也频的遗孤送交丁玲的母亲抚养。待到1933年夏丁玲被捕后，沈从文又大力营救，连发两个营救声明。讹传丁玲牺牲后，他又写了《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寄托自己的哀思。一个与自己政见截然不同的朋友，能够为自己倾注这样多努力和情感，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然而让人遗憾而不可理解的是，丁玲竟然和沈从文反目了！
对此，我懵然不知。一天，我拿着《记丁玲》正、续集上抄录的丁玲致沈从文的8封信的片断去拜访丁玲，希望将它们收入正在编集的《丁玲集外文选》，不料却遭到了丁玲的断然拒绝：
袁良骏，你要研究我，一定不要受沈从文的影响。他那两本书，是他任意编造的小说，毫无参考价值。他以为我死了，信口开河，胡编乱造的小说，我一定要在他生前写一篇文章，说明真相。
说着，丁玲到书房拿出一本香港版的《记丁玲》，并打开给我看。我一看，好多空白处都批上了红字。她又说：“这书是一位日本朋友刚送我的，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本书。”
时隔不久，丁玲果然写了一篇“说明真相”其实是痛骂沈从文的文章，题为《也频与革命》，登在1980年第3期的《诗刊》上。文中称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峰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绅士”，称《记丁玲》为“编得很拙劣”的“小说”。
丁玲全然不顾当年老朋友的深情厚谊，出口伤人，不留丝毫余地，显然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交友之道。而她扣给沈从文的三顶大帽子，又十足表现了她的盛气凌人，惟我独“革”。当时，一位朋友对我说：“你不要同情丁玲。丁玲如果掌了权，整起周扬来，也绝不会比周扬整她差！”是这样吗？我不能不陷入深深的困惑。
作为一名研究者，我曾向丁玲发出这样的疑问“您和沈从文的关系是怎样疏远的？”丁玲给了我这样的回答：
我被捕后，有一年沈从文又到了常德。有两个文学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母亲在常德，问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说没时间了，不去了。这两个青年很气愤，将情况如实告诉了我母亲，认为他太不够朋友了。等到后来我母亲将这一情况告诉我之后，我也很生气，这叫什么朋友？建国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诉我，我被捕后，他曾找到沈从文，恳求他出面保我出狱，一切费用由党负担，但却遭到了沈从文的断然拒绝，他表示不能插手这件事了。这就说明，沈从文怕得要命。而他写什么《记丁玲》，好像和我友谊多么深厚，纯粹是伪君子。通过这两件事，我实在不愿再理他了。但是，我还是和陈明一起去看了他一趟。当时，他很害怕。我们告诉他：共产党不会杀你的，怕什么？
我相信这个解释的真实性。为了远祸，不敢去看望丁玲的母亲（还有他和丁玲一起送去的那个孩子！），不敢保释丁玲出狱，这都符合沈从文的性格，这都不可能不使丁玲伤心。有了这条裂痕，再要回复当年的情谊确乎不可能了。然而，这不足以构成丁玲公开大骂沈从文的理由。丁玲必须考虑到当年的“白色恐怖”，必须设身处地多为老朋友想一想。既然丁玲被捕后沈从文很快发表了营救声明，说明开始他并不是袖手旁观。后来不敢出面保释，不敢看望丁玲母亲、孩子，说明他确乎是畏难却步了。这只能说明沈从文的软弱，不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但还不能说明沈从文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丁玲完全有理由当面斥责沈从文，这就是传统的“友直”。但还要有“友谅”才是。沈从文出面保释丁玲，会不会给他戴上一顶“红帽子”？会不会把他也逮进去？沈从文为了朋友不应计较这些，应把生死置之度外。然而丁玲却必须考虑这一切，特别在若干年之后，特别在革命胜利之后，特别在沈从文解放后经历了多年的打击、磨难之后，丁玲应该宽容大度，“君子不念旧恶”，放老朋友一马。因此，尽管丁玲自以为理直气壮，她那样公开大骂沈从文也是不得人心的，有失大家风范的。何况，那三顶大帽子，沈从文如何戴得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他充其量是一个“观潮派”。他尽管对也频的走向革命不理解、惋惜、褒贬失当，但还不能说是恶意指责或诅咒革命。不理解革命的人很多，为什么对沈从文作不切实际的苛求呢？为什么那样红口白牙地恶语相向呢？
至于硬要说《记丁玲》是“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更是无法成立了。这两本书，加上那本《记胡也频》，都是纪实性作品，所记丁玲和胡也频的生活、创作、情感都是真实的，都是沈从文的所见所闻，怎么能贬之为“编得很拙劣”的“小说”呢？十分不能服人的是，丁玲一口咬定《记丁玲》是“编得很拙劣”的“小说”，但却毫无论证，未能举出任何实例，读者如何相信？以收入书中的丁玲致沈从文的8封信为例，沈从文生前一直保存着原件，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又怎能说是“编造”？不是“编造”的另一证明是，沈从文在书中的感情也是真实的。他惋惜胡也频幼稚，盲目卷进政治斗争漩涡，成了无谓的牺牲品；他贬抑鲁迅和“左联”，认为他们争文坛正统，浪费宝贵精力；他讨厌丁玲的第二个丈夫冯达。如此等等，不管对错，都是沈从文的真实态度，真实情感。惟其是真实的，它才有价值。沈从文的这几本书，具有不可或缺的三十年代文坛回忆录的性质，绝不是“编得很拙劣”的“小说”。
丁玲同志不同意书中对胡也频、对鲁迅、对“左联”的态度，完全可以正面批驳其悖谬，而不可以“小说”目之。丁玲也肯定不同意书中所写她当年与冯雪峰的“感情散步”以及她与冯达的同居。但这是青年时代的往事，有什么大不了？丁玲晚年对这些事讳莫如深，有一次把一位追根问底的美国学者毫不客气地轰了出来，这种做法和心态，绝对不能说是妥当和健康的。
据说，丁玲的文章和态度大大惹恼了沈从文，他决定在《沈从文全集》中不收《记丁玲》和《记胡也频》以示抗议。先生这样做也同样是感情用事了。既然它们是真实的，无论丁玲怎么说，都一定要收入全集。否则，这也不收，那也不收，还叫《全集》吗？还有《全集》吗？
丁玲和当代文坛
周扬的捷足先登并不影响丁玲复出的震憾力，奇迹毕竟是奇迹。一时间，丁玲成为热门话题，访问者、研究者、景仰者络绎不绝，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竞相约稿，以发表、出版丁玲著作为荣。对丁玲来说，形势一片大好！丁玲如何面对这大好形势？她以什么样的脚步和姿态进入当代文坛呢？
丁玲首先发表的，是这样两个小作品：《“牛棚”小品》和《杜晚香》。两文都可以说是她在北大荒劳改期间的生活和思想记实。前者血泪淋漓，记下了自己在“牛棚”囚禁期间的苦难和屈辱，不屈和坚强，是对“文革”极左路线的血泪控诉。《杜晚香》是一篇报告文学，记下了北大荒一位纯朴善良、一心为公的劳动妇女，是对劳动人民的热情颂歌。一个暴露，一个歌颂，尽管角度不同，功力不同，但都是动人的真情文字，都不辜负读者对她的厚望。沿着这样的路子走下去，丁玲不难成为众星拱之的文坛泰斗。
然而，丁玲改变了路向。巡视中国文坛，丁玲最有资格写《“牛棚”小品》一类控诉极左路线、揭示人性扭曲的血泪文字。让人不可理解也无比失望的是，《“牛棚”小品》之后，丁玲再也不写这类文字了，《“牛棚”小品》成了绝响！难道这一篇“小品”就道尽了丁玲25年的苦难、道尽了极左路线的罪恶、倒尽了丁玲以及和她类似的千千万万受难者的苦水吗？显然不是。造成丁玲断然刹车的原因是什么，读者并不了然，然而，人们读到了丁玲的长诗《“歌德”之歌》，问题也便迎刃而解。这首长诗，共11节，近500行，从辛亥革命写到“三中全会”召开，囊括了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是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它也可以叫做“中国革命之歌”。所谓“歌德”，即歌中国革命之德，歌中国共产党之德。毫无疑问，这完全正确。然而，艺术作品的衡量价值，关键并非“正确”，而是要有讴歌这种“正确”的感人的艺术力量。从这个角度看，丁玲这首长诗便彻底失败了，因为它通篇都是叙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既散文化，又概念化，变成了一种“政治表态”，枯燥而直露，毫无诗的想象与含蕴，是一些标语口号的堆砌。这首长诗的发表和对沈从文的詈骂，大倒读者的胃口，丁玲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一落千丈。人们纳闷：这是丁玲吗？这是挨了一辈子整的丁玲吗？这是《“牛棚”小品》的作者丁玲吗？
这当然是丁玲。这样一种标语口号化倾向，亦即文艺教条主义倾向，愈来愈严重地流露到丁玲的文艺思想中，愈来愈严重地破坏了她的艺术敏感，也愈来愈严重地给了人们一个“左”的印象。
首先，丁玲把“歌德”与揭露机械地对立了起来，似乎只能写好，不能写坏，一写伤痕，一写阴暗面，便违背了“歌德”之旨。按照这种逻辑，丁玲写在延安的《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是否都要否定？《“牛棚”小品》是否也要不得？丁玲25年的血泪换来的却是这样一种浅薄的认识，人们怎么接受得了？“极左路线”几乎把中国引向了崩溃，它是困扰革命多年的毒瘤。对它的揭露正是对党和革命的忠诚，怎能把它和“歌德”对立起来？
其次，在强调深入生活的重要时，丁玲也陷入了片面性。丁玲一再把创作的复杂过程，简单化为仅仅是深入生活的过程。作品不成功，惟一的原因便是生活不够。她甚至说，作家只需读一本书，这便是“社会”（见《答〈延河〉记者问》等文）。尤其不妥的是，她把鲁迅在特定条件下说的“反话”——“不读或少读中国书”，不加分析地大加肯定，这就完全歪曲了鲁迅的原意。
第三，在作家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丁玲也走向了极端。她一再宣扬：“作家是政治化的个人”。如此说来，谁又不是“政治化的个人”呢？这样强调政治对作家的制约是何用意？这是不是一种走火入魔？
第四，在对文艺的政治标准、艺术标准关系的理解上，丁玲也陷入了严重的自相矛盾。本来，她在《谈写作》等文中说得很好：“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问题，就文学讲当然是艺术第一啦！怎么能说政治第一呢？政治第一，是社论；文学创作是艺术第一。”然而，音犹在耳，丁玲却改口了：“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是指作品要有最高的艺术，但艺术总是与政治有关的”（《延边之行谈创作》）。小孩子都明白，第一就是第一，第二就是第二，怎么“第一”、“第二”都是“指作品要有最高的艺术”呢？这究竟是曲解还是诡辩？
丁玲的这些创作与理论，在她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之间筑起了一道明显的鸿沟。似乎丁玲并不顾及此点，她关心的是另外一些因素。比如，当我当面向她表示我对《“歌德”之歌》的不满时，发生了这样有趣的对话：
丁：袁良骏，我写了一首长诗，你看到了吗？
袁：不仅看到了，还有点意见。
丁：是吗？什么意见？
袁：题目不好。用《献给党之歌》不是很好吗？“歌德”这个字眼，已经让人给糟蹋了。
丁：不，还是“歌德”好，别人是别人，不管他。
袁：群众不理解。
丁：不理解也要这样写。会有人理解。
我默然了！丁玲同志不是很尊重群众，很强调群众观点吗？为什么又这样置群众于不顾呢？“会有人理解”，这是什么“人”呢？是群众的对立面吗？他们代表群众的意愿否？……在我头脑中留下了一系列的问号。
至今，在丁玲仙逝几乎15年之后，作为一名新时期的丁玲研究专家，我仍然没有弄明白“会有人理解”这句话，我仍然不明白这些“理解者”是谁？这些“理解者”为什么对丁玲有这样大的影响力量？
但是，无论如何，无视群众总不能被认可：任何人，站在群众对立面也不值得尊敬。可是，丁玲去得太快了。她没能回答我的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