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民间报房主要集中在北京。它们的鼎盛时期在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这六朝。早在清代初年，北京城内就有以私人名义从事抄报活动的人。他们多数是衙门中的低级胥吏，本职工作之余，以刊刻抄发邸报作为自己的副业。见于文献记载的顺治年间的吏科书办茅万懋，就是其中的一个。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他因冯应京伪造御批案受到牵连，在刑部受到审讯时，曾自称：“我是刻报营生之人”，并且说过“这刻发报生意，原不能尽行刻发，冯应京既说是旧本的事，故此不曾问他，就刻发了”［1］等之类的话。可见当时确已有人以刻发报纸为营生。他们所刻发的报纸主要刊载一般的谕旨和章奏，因而也被混称为邸报，但显然带有私营性质，并非官报。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谕旨中提到的“凡提塘京报人等”和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谕旨中提到的“各省提塘及刷写报文者”［2］，其中的“京报人等”和“刷写报文者”，除了指提塘主管的报房中人外，很可能也兼指他们这一类人。他们的办报活动，是清代民间报房活动的先声。由于雍正和乾隆初年都曾经禁止胥役市贩买阅邸报和私抄邸报，获准公开发行邸报的，在当时仅限于提塘及其所设的报房，因此清代民间报房的出现和盛行，很可能是乾隆中叶以后的事情。保存下来的清代民间报房的报纸，均出版于乾隆中叶以后，也证明了这一点。清代民间报房是怎样诞生和怎样发展起来的?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长白山人在《北京报纸小史》中所说的：“当年东华门外，设有白本报房一所，该所雇佣数十名文贫，由内阁领到宫门钞，众文贫分写数百本，派人送投各衙门、各大员邸第……但因代价昂贵，中下级官吏及商民等无力订阅，于是黄皮报房应时而出。……经营黄皮报房者，均为山东人，所谓京报房是也。”［3］一种是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所说的：“据北京报房中人言，清初有南纸铺名荣禄堂者，因与内府有关系，得印《缙绅录》及《京报》发售。时有山东登属之人，负贩于西北各省，携之而往，销行颇易。此辈见有利可图，乃在正阳门外设立报房，发行《京报》，其性质犹南方之信局也”［4］。

中国人民大学名家文丛方汉奇自选集以上两说，前一种提到的白本报房，已不可考。后一种提到的荣禄堂南纸铺，则见于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出版的李虹若的《朝市丛载》和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出版的徐永年的《新增都门纪略》。李书载称：“荣禄堂搢绅南纸店，在前门外琉璃厂中间路南舍旁便是。专办各级公文用纸、书画用纸及文房四宝、石章、罗盘、琴弦、雅扇、简帖等物。兼刊历科科场官卷，精刻翰苑分书，各种书籍摹本发卖”［5］。徐书的记载与李书大致相同，店址也相同，只是多记录了一副门前的对联：“荣膺芝诰传三接，录启蓬池冠众仙”［6］。以上记载说明，荣禄堂南纸铺在光绪宣统年间还存在，是一家发卖书籍、文具兼有一定印刷力量，能够出版各类书籍及印件的综合性文化商店。从店名保留有搢绅两个字看，搢绅录之类的印刷品也许还在出，但印卖京报的事，已不再提起。可见荣禄堂如果确曾印卖过京报，也是光绪初年以前的事，这以后已经和京报没有关系了。在找不到更翔实的材料之前，以上两说不妨并存。除了在民间报房起始的时间问题上，一个没有交代清楚，一个提得过早，不够准确［7］之外，它们所提供的其他情况，还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如：先有“白本报房”，后有“黄皮报房”；先发行手抄的报纸，后发行刊印的报纸；稿件领自内阁；关系来自内府；目的为了谋利；出版于北京，负贩至外地；从事这一行的多为山东人；等等，这些都比较符合实际。从由提塘及其所设报房垄断邸报的抄录、刊刻、发行活动，到一部分人分化出来以刻报为营生，进而私设报房，刊刻抄报，这就是清代民间报房诞生和发展的基本历史轨迹。根据有关记载和保存至今的实物，清代的民间报房除上面提到的“白本报房”和一度印售过京报的荣禄堂外，以公慎堂为最早。国内收藏家收藏的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的邸报和日本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及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的邸报，都是这家报房出版的。乾隆三十六年至嘉庆六年恰为30年，说明这家报房至少有30年以上的历史，是乾隆时代最有影响的一家民间报房。这以后，直至清王朝覆灭，见于记载和有原报可查的北京民间报房，不下十余家。它们的名号是：聚兴、聚升、合成、杜记、集文、同顺、天华、公兴、聚恒、洪兴、永兴、同文、信义、连升等，其中以聚兴、公兴两家开业最早，都创办于咸丰年间。两家报房中又以聚兴报房的历史为最长，从咸丰年间开张，直到民国十年(1921年)还坚持营业［8］，持续的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从乾隆、嘉庆到光绪、宣统，各时期，北京报房的数量时有消长，多的时候有五六家，少的时候只剩下两三家。它们之间还有类似明代抄报行那样的行会组织，共同维护行业的利益和协调同行间经营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大部分报房都设在正阳门外大街西侧的一些小胡同里，如同顺报房在百顺胡同，聚兴报房在铁老鹳庙胡同(今铁鸟胡同)。以设在铁老鹳庙胡同附近的为最多。铁老鹳庙那一带因此成为清末民间报房报纸发行活动中心。清代民间报房所出的报纸，通称京报，这些报房因而也被称为京报房。在部分读者中，京报房所出的京报偶尔也被混称为邸抄或邸报。乾隆、嘉庆等朝民间报房所出的报纸，一般没有报头，没有封面。每天一期，每期一册，每册4～10页不等，每页长宽约为24公分×18公分，每册第一页的第一行印有出版时间。版心部分印有“题奏事件”四个字。每册第一页和最后一页的空白处都印有报房的堂名。这大约就是所谓“白本报”的一般模式。早期的官报和民间报房所出的报纸，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同治以后各朝，民间报房所出报纸，在形式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一是普遍地加上了封面。大部分的封面使用黄色连史纸。这大约就是黄皮报房、黄皮京报这些名称的由来。其二是普遍地有了报头。报头通常为“京报”两个字。用刻有这两个字的木戳，蘸上红色的颜料，盖在封面的左上角，非常醒目。封面的右下角则通常盖有××报房的名戳，也是用红色颜料，同样很醒目。少部分不用黄纸作封面的，则在白色的封面上加印“一品当朝”、“指日高升”、“天官赐福”、“加官晋禄”等红色图案，把“京报”这两个字和报房的名称也嵌在其中。此外，还有少部分报纸是将事先印好的“京报”两个字的标签，贴在封面的左上角当作报头的。除封面和报头外，其他方面的变化较小。每期一般为4～10页，超过10页的时候也有，但较少［9］。

每页对折之后用纸捻装订成册。每册的长和宽一般约为22公分×9公分。个别报房所出的报纸有宽到12公分以上的，仅是少数。乾隆以后各民间报房所出的京报，基本上都是印刷的。其中一部分用活字印刷，一部分用泥版印刷，各报房的情况不完全相同。使用活字印刷的，也不完全一样，既有用木活字的，也有用胶泥活字的。所谓泥版，又称“豆腐干儿板”，是直接刻在石膏一类的泥版上，用火烤硬后付印的。只有少数条件较差的报房才使用这种办法。版排好或刻好后，一般都用锅煤烟子加胶水调成的墨水，刷印在一种质量很差的薄川连纸上，纸色墨色都十分暗淡，因为加了大量胶水，气味也不好闻。光绪朝以前，各报房京报的印刷状况大抵如此。光绪末年以后，才开始陆续采用铅印。京报一般一天一出。因为内阁发抄的时间在下午，出版的时间往往要拖到黄昏或晚上。春节前后的一个多月里，国制期内和重大新闻稿件不多的时候，也常常改出两日刊或多日刊。京报全部为竖排，一行到底，每行一般为22个字，每页14～18行不等［10］，每期的总字数也不完全一样，少的时候仅千把来字，多的时候可以达到5000多字。京报的内容基本上是宫门钞、上谕和章奏等三大部分。宫门钞部分所发表的主要是当天上午或前一天的朝廷重大政事活动。包括召见军机，召见某官，某部引领官员若干人觐见，某人预备召见，王公、贝勒、贝子及尚书、侍郎等高级官员们的请安、请川、请假，奉派执行某项任务的大臣们的奏事和销差，臣僚们谢恩谢赏，一二品大员死后递遗折，某某衙门奏事，皇帝参加的各项典礼和祭祀活动，皇帝出巡、驻园、还宫，某衙门值日，换季换穿衣帽，旱年京师得雨几寸，各旗派员看箭，等等。多数都与皇帝有关。内容较庞杂，但文字极简略，基本上是一句话的新闻，类似新闻提要。上谕部分主要照发皇帝的某些谕旨，内容无所不包，以任免、申斥、褒奖、赏赐之类的居多。发表在这一部分的主要是单发的谕旨。属于批示性的谕旨，则一般放在章奏后面，随章奏一道发表。章奏部分所发表的主要是京中各衙门及各省督抚将军河督们的题奏。这些都是经过皇帝同意下阁发钞的。各处海关监督的奏折，以及亲信大臣们的密奏，则不能见报。所有章奏，一律照发原文。章奏后面的皇帝批示，如朕安、知道了、该部知道、该衙门议奏、著照所请、著照所讲、另有旨等，也照登不误。提到前面上谕部分发表的重要的批示，就注明“旨已录”，不再重复。多数章奏都在一期内登完。内容较重要，篇幅又较长的，有时也分刊于两期，未完的那一部分，在稿末加注“此稿未完”等四个字，以资识别。除以上三部分外，京报上偶尔还刊登过文选单、武选单、鼎甲单和朝审犯人勾到单之类的稿件，为读者提供铨叙、科举和司法等方面的信息。为了便于了解京报的全貌，下面举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十一月初八日聚兴报房所出的一期京报为例。这期京报，封面封底均用黄色连史纸，封面印有红色的京报两个字作为报头，中间偏下位置印有红色的“聚兴报房”四个字的长方形图案，封底空白无字。正文部分共8页。各页所刊的文字如下：(第一页)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目录：谕旨，织造庄奏请，湘抚王奏请。(第二页)十一月初八日礼部宗人府钦天监正红旗值日，无引见。大额驸李鸣藻、廷禧各假满请安。前河南学政华金寿到京请安。景善、立瑞、明桂各请假十日。内阁奏派稽查本章，派出奎郁。又呈进朝审勾到本。召见军机廷禧、容贵、华金寿、恩禄。(第三页)上谕：曾国荃奏总兵病难速痊，据情代奏，恳请开缺一摺。山西大同镇总兵张树屏着准其开缺。钦此。上谕：李鸿章奏神灵显应请颁匾额等语。直隶宝坻县关帝庙、龙王庙夙著灵应。本年夏间，雨泽愆期。伏秋后，河堤险工迭出，经该官绅虔诚祈祷，均邀默佑。堤工平稳，转歉为丰，实深寅感。着南书房翰林恭书匾额各一方，交李鸿章祗领，饬属分诣，敬请悬挂，以答神庥。钦此。(第四页)江南制造奴才庄山跪奏为乐部派办袍料等项活计，一律办齐，选派妥员解京交纳，恭摺奏闻，仰祈圣鉴事。(以下为奏摺的全文，其中开列了不少袍料的品种、数量及费用支付数字，共约400字。从略。)(第五页)(接刊上页庄山奏稿)……谨奏。奉硃批：该衙门知道。钦此。王文韶电。再查历次奏准承袭世职年未及岁之宁乡县阵亡参将廖辅臣嫡长子廖基珍，现年20岁。(以下开列了不少待承袭世职的阵亡军官后裔的名单，要求发标学习，期满照例承袭，共约510字。从略。)(第六页)(接刊上页王文韶电)……谨奏。奉硃批：该部知道。钦此。(第七页)王文韶电。湖南候补道恽祖祈前于到省后因伊次子毓斌自幼出继与堂兄祖翼为嗣，在籍聘同乡庄赓良之女为室。庄赓良亦系湖南候补道员到省在前。例无降服子之姻亲同官一省应否回避明文，禀经升任抚臣卞室第咨请部示，施准吏部咨复，虽系出继，仍应回避等因，转行遵照在案。查恽祖祈(下文呈述恽祖祈如何干练如何得力，要求暂免回避，继续在湖南任职。共约180字，从略。)谨奏。奉硃批：着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第八页)王文韶电。再，湖南沅州府知府邓天符调省另有差委，所遗篆务，应行委员接署，以重职守。(下文说朱其懿其人如何如何，拟以朱升任沅州府知府，共约60余字，略。)谨奏。奉硃批：吏部知道。钦此。王文韶电。再，准湖南正考官翰林院编修陈懋候咨称：(下文说陈主考事已经结束，想在回京前请假三个月，绕道回福建原籍修理祖茔，约120字，略。)理合据情附电代陈，伏乞圣鉴。谨奏。奉硃批：陈懋候着赏假三月。钦此。［11］全份京报共8页，约2000字，在当时的各日京报中，属于中等篇幅。原文无标点。其中第二页所刊的就是宫门钞的内容。宫门钞这三个字，有时加，有时不加。这是不加的一个例子。上谕和章奏中提到的曾国荃，时任两江总督；李鸿章，时任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王文韶，时任湖南巡抚。

这一期共刊出王文韶的四份奏折，为节省篇幅计，每份奏折前的职衔和台头，都被省略了。京报的全部稿件都来自内阁和科抄，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也没有任何言论。编辑工作很简单，把收到的宫门钞、上谕、章奏大体分一下类，照发就行了。无须标点，也不加任何标题。各报房所出的京报因而大同小异。所异的，仅在上谕和章奏，特别是一般章奏的选择上。每天经内阁发抄的谕旨、章奏很多，京报的篇幅有限，无法全部容纳，只能适当选择。选哪些，不选哪些，各报房不尽一致，因而各家京报的内容，稍稍有所不同。这也是那么多家京报能够并存的一个原因。失去了这点微小的差别和与之相伴随的竞争，那么多的报房是很难维持的。在近代化的报纸产生以前，京报是封建王朝的臣民们获知朝政和国家大事的主要信息来源。读者只能各取所需地从京报所提供的宫门钞、上谕、章奏等稿件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所关心的和感兴趣的各类消息。臣僚们的题奏，涉及的方面很广，为读者提供的信息也最多。不少内政、外交、经济、军事、天文、地理、机构调整、官员任免方面的消息和大量有关失火、盗窃、抢劫、越狱、凶手、情杀以及各种灾异现象的社会新闻，都是读者们从大量的章奏中发掘出来的。京报并没有直接地报道这些新闻，而只是通过它们所刊载的谕旨和章奏，为读者提供了这些方面的新闻。报房出版的京报，以营利为目的，报费是其主要进项。每月的报费，在白本报房时期，约为一两二钱。［12］这是因为当时的京报是手抄的，抄工较贵。实行大量刻印以后，每月报费仅需二钱，后来调整到三百文，即每份十文。篇幅较小的，价钱递减。各报房收费的标准开始并不完全一致，后来逐渐统一。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二月，北京各报房经过协商，曾“将报资酌定一律价目”，并发表公启如下：启者：本行承办《京报》，历有年所，按月取资，价目原未划一。从前酌盈济虚，尚可敷衍，近今百物增昂，于报资多有萧条者，以致刻下赔累不堪。兹由甲辰年二月初一日起，将报资酌定一律价目：大本八页、小本十页，海报每月取钱三吊；大本四页、小本五页，每月钱二吊；按日送阅宫门钞、上谕条，每月钱一吊。此后旨依定价送阅，庶阅者概不多费，于送者亦可借免赔累矣。特此谨白。京报房公启。［13］第一次以行业的名义统一了报价。这一价目一直维持到清王朝的结束。一吊为一百文，三吊即三百文，可见行业公定的报价，是当时最通行最适中的报价。宫门钞、上谕条之所以另有定价，是因为这两部分可以单独订阅。京报的总发行数字，在白本报房时期，只有数百本。实行刻印以后，销数激增，最多的时候估计在一万份左右。［14］这是累计的数字，各报房印发的份数有多有少，不完全相同。京报出版后，即由各报房雇用的送报人直接送给订户。北京城内送报的情况，据当年和报房有过密切来往熟悉送报业务的人回忆：“北京城内所有送报的人都是山东人，都是背着一个用蓝色布做成，五尺多长，五寸多宽，两头有兜的报囊，囊上钉有白布写黑字的京报二字。……各人有各人的道路，同一报馆之送报人，不许越界送报。例如卖聚兴报房的人，在此胡同送报，则其他卖此报之人，便不许再送。然若卖洪兴报房之送报人尚可。但也常打架，重者聚殴。他们都是穿一长稍过膝的蓝布大褂，外系一条布褡包(腰带)，因为从前若穿小衣服裤褂或散着腰(不系褡包)进人家，是不太规矩的事情。他们送报必须进门，所以都穿长褂、系褡包。……他们送报的道路非常重要。自己老了，可以传给儿子，若外人想接送，则须出钱买这条道，亦曰倒道。……除送报有余利外，一年三节，都讨节钱，你要给他一个大个钱，那是不成的，给两个便足，若给五个，那他高兴极了。……这种送报人都有公会，人心极齐，本会中人，如越界送报等事，是不易见到的。”［15］又说：“报房的规矩，每天价若干，每月价若干，当然有确定的数目，但看报的人花钱则不一样，看路之远近定价。……内城东西四牌楼以南，及整个的外城之价，差不了多少。若安定门、德胜门内，已须稍高。至安定门外之黄寺、西直门外之海淀，以及齐化门、彰义门外，则价更高。但此可以与送报当面议价，然亦有普通大致的价格，不能相去太远”。对京报在北京城内发行的情况，介绍得十分详尽。从事这项工作的多为山东人，与早期的报房多由山东人创办有关。他们的总人数，据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的统计，约为二百人。［16］一般在上午十时左右，就能够把前一天印好的报纸，送到城区订户们的手中。报房也有外地订户，因而也有“整批发售至外省”［17］的业务。外地订户的京报只能隔几天派送一次。据前引熟悉清末京报发行情况的人回忆，京畿州县如通州、良乡等处大约两天送一次，天津等处大约五天送一次，保定等处大约十天送一次，边远省份则往往要一个月或一个多月才能送一次。一般府县的订户不过几份、几十份，为了维持生活和长途跋涉的各项开销，送报人除送报外，一般还兼营代捎书信、代寄包裹、代购物件、代送银两等副业，赚一点邮费、汇费、服务费和回扣，以资挹注。因为随身捎带的东西不少，“所以一个送报人，最初不过自己背着一个小褥套，内装报之外，便是自己的行李，慢慢生意越作越发达，物品自然越多，一人背不了，就雇驴，再多就雇车，甚至有特别用一伙计作为帮手的”［18］。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报房业务的发展。报房京报的读者，绝大部分仍然是朝野的官绅和士大夫知识分子。清人的文集和日记中，就有不少这些人阅读报房报纸的记载。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胡寿颐《春明日居纪略》中所记的阅邸报，实际上指的是阅读报房办的京报。《林则徐日记》中所记的阅邸报或邸抄，有时指提塘送到地方的官报，有时指民间报房发行的京报。大抵在衙署里办公事时看的是官报，在私宅里或客中从朋友处借来看的，就有可能是民间报房的报纸。如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三月十三日《日记》所记：“江右钱抚军寄京信及邸报来，知都中二月十六日大考翰詹”［19］。其中的邸报，就很可能是民间报房发行的报纸。因为是随着私人信件寄来的，不大像是官报。鹿完天在《庚子北京事变纪略》中所记的“(五月)二十五日无事，惟买来京报数册，披阁之下，不胜骇然”［20］。更明确地说明是在看买来的京报。这一记载还说明报房京报不仅可以订阅，还可以零售。清代的古典文学作品中，也有官绅们阅读报房出的报纸的描写。《红楼梦》的以下一段文字就是一例：守官箴恶奴同破例，阅邸报老舅自担心(回目)……一日在公馆闲坐，见桌上堆着许多邸报；贾政一一看去，见刑部一本：“为报明事，会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贾政便吃惊道：“了不得!已经题本了!”随用心看下去，是薛蟠殴伤张三身死，串嘱尸证，捏供误杀一案。贾政一拍桌案：‘完了!’只得又看底下……以下注着此稿未完。贾政因薛姨妈之托，曾托过知县，若请旨革审起来，牵连着自己，好不放心。即将下一本开看，偏又不是，只好翻来覆去，将报看完，终没有接这一本的。［21］所描写的是贾政在家中阅报的情景。书中的贾政，刚放外任，是一个四五品的粮道。这次是在自己的公馆里看报，显见不是官报，而是自家付费订阅的民间报房的报纸。随着报房京报商品化程度和社会各阶层人士对国事关注程度的不断提高，到了清朝末年，民办报房京报的订户，已经不限于诗礼簪缨之家，个别市井贾儿也跻入读者的行列。流行于光绪之际的以下一首竹枝词，反映了这一变化：“惟恐人疑不识丁，日来送报壮门庭。月间只费钱三百，时倩亲朋念我听”［22］。连目不识丁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也订起报纸来了，这在民间报房的发展史上自然是一个新的情况。但这样的订户毕竟还是少数，其目的，主要的也不在于看报，而在于提高身份和“壮门庭”。报房京报的主要读者，仍然是官绅阶层。除出版发行京报外，报房为扩大业务增加收入计，还有一些附属的出版物。其一是谕折汇存，即将内阁发抄限于篇幅未能在京报上刊出，又有一定价值的谕旨题奏，连同已经刊发的汇总起来，陆续分册出版。魏元旷《蕉盦随笔》对此曾作过如下记载：“国中初惟有京报，朝官阅之，籍知各衙门值班日期及谕旨而已。附以一二章奏，阅过即弃之。后报房别为《谕摺汇存》，凡明发章奏录者八九，订为册帙，备稽掌故”［23］。这一类出版物，除《谕摺汇存》外，还有《阁钞汇编》、《上谕奏折》、《邸报全览》、《邸报汇编》、《时事采新汇编》等名目。一般为月刊。开始是报房的独家生意，后来一些书局如虎坊桥的撷华书局、前门外的北新书局等，也竞相出版。由于汇集的谕旨章奏较为完全，又便于翻检和保存，销路还不错。《谕摺汇存》创始的时间不详，大约在同治、光绪之际。现存的旧版《谕摺汇存》，多数出于光绪年间。

光绪末年新式官报创刊后，这一类出版物才逐渐消歇。其二是小说和唱本。齐如山在《清末京报琐谈》中，对报房的这项出版活动作过较为详细的介绍：“他们也有副业，就是带印小唱本，并偶印短篇的小说。旧日短篇小说大多数都是猥亵不堪的，故生意亦颇发达。后经印小说的书铺，记得是打磨厂路北老二酉堂领衔告了他们，说他们侵占书铺的生意，后来就都不印了。……而暗着还不断地印刷，有些贩卖小唱本的小贩，专跟报房共管此种生意”［24］。唱本和小说的读者主要是士大夫知识分子，每逢秋围、春围这些士子们比较集中的时期，都是报房唱本和小说的销售旺季，给报房带来不少利润。此外，报房还利用自己的印刷设备承印各种印刷品［25］，这也为报房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清代北京的民间报房，是从一部分提塘报房中逐渐分离出来的。开始和提塘及其报房还有一定牵连，后来逐渐脱离关系，成为完全独立的“民间私设报房”。它们所办的报纸，也成为“与内阁衙门无涉”的纯粹的“私家报纸”。在经营的过程中，这种报纸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内容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上是官报的翻版。这也是清朝的封建统治者对它们的出版，采取宽容态度没有加以限制的一个原因。（原载《新闻研究资料》1990年第52辑)

【注释】［1］转引自苏同炳：《伪造邸报——记明清两代新闻史特出事件》，载台北《中央日报》，19690410、11。

［2］均见《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三。

［3］管翼贤纂辑：《新闻学集成》，第6册，280页，北平，中华新闻学院，1943。

［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章，13页。

［5］李虹若：《朝市丛载》卷五。

［6］徐永年：《新增都门纪略》卷四。

［7］荣禄堂创设的时间不详。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称为“清初”，不知何据。详载清初琉璃厂一带店肆情况的宋一新、缪荃孙《京师坊巷志》及刘承干《京师坊巷志考正》均未提到这家南纸铺。倒是都曾提到过另一家印卖缙绅录的洪家书铺，铺址在正阳门外西河沿，接近琉璃厂。

［8］辛亥革命以后，聚兴报房的主要业务为代理北京各报刊的发行工作，不再自己出版报纸。

［9］两天的报纸合刊的时候，页数就多一些，如聚兴报房在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十二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合刊的那一期《京报》就有14页。

［10］这是指整页的行数。经对折后，每半页的行数为7～9行不等。［11］原件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资料室。

［12］据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见《新闻学集成》，第6册，280页。光绪末年每两银子可换800个大制钱，二钱银子约相当于160个大制钱，每天的报费仅5～6个大制钱。

［13］转引自黄卓明：《中国古代报纸探源》，176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

［14］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白瑞华(Britton,Roswell Sessoms)的估计是一万份以上。(见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报坛逸话”栏，2页。)从当时的印刷条件和报房的数字看，似乎偏高了一些。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Alock，Ruterforo)的估计是“数千份”(见1981年11月《新闻研究资料》第8辑，255页潘贤模文)，比较接近实际。阿礼国1870年前后曾去正阳门外的报房集中地区参观过。

［15］齐如山：《清末京报琐谈》，原载1952年8月台北《报学》杂志一卷三期。齐如山(1877—1962)是著名作家、戏曲理论家，光绪年间曾在北京同文馆学习和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与北京各报房有过密切来往。在这篇回忆文章中，他自称“跟永兴报房相熟”，并说过“我所最熟的一家，名曰聚兴报房”和“我曾给他们出主意”这类的话。文中论述北京报房的情况，都是他亲自看到的。

［16］这是当时在北京办《京话日报》的彭翼仲的统计。见他所写的《诉委屈》一文，刊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京话日报》第205号。

［17］见英驻华公使阿礼国的记载。转引自1981年11月《新闻研究资料》第8辑所刊潘贤模《清初的舆论与钞报》一文。阿1870年前后曾参观过正阳门外的报房集中区了解它们的情况。

［18］齐如山：《清末京报琐谈》，原载1952年8月台北《报学》杂志一卷三期。

［19］《林则徐日记》“道光十九年三月十三日”条。江右钱抚军指江西巡抚钱宝琛，时因事进京。

［20］转引自黄卓明：《中国古代报纸探源》，160页。［21］《红楼梦》第99回，1135～1136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3。

［22］李虹若：《朝市丛载》卷七时尚篇；杨静亭：《朝门杀咏》时尚卷。原题为《看京报》(七言)。李书出版于光绪十二年。

［23］魏元旷：《蕉盦随笔》卷二，10页。

［24］原文刊1952年8月台北《报学》杂志一卷三期。

［25］如1885年2月5日《申报》所刊《辇毂纪闻》中，就有关于北京报房承印银号章程的报道：“此次银号一得开捐消息，即将章程托京报房排印数千张，四处分赠。”这只是报房承印印刷品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