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晓得：今日我们的国家，是在极危险的时候，我们是世界上最羞辱的国民。……不应该忘记伺候国家、伺候社会”。
——互助社
一、新学生及其国家意识
五四学生作为一代“新学生”的诞生，是近代中国实施新教育制度下的产物。五四学生基本上完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经历三个阶段。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是从封建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的，是之谓“过度时代的知识分子”；以孙中山、严复、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是由欧美、日本和香港地区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们直接受到西式教育的熏陶与培养；前两类知识分子论年龄基本上同属于一个时代，但接受的教育模式不同。五四学生则是从本国的现代学校中培养出来的，他们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与启蒙，既懂得一些近代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和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又对中国本土文化有较深的文化认同，因此五四学生的民族主义思想很浓厚。所以，五四学生以改造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自居，有强烈的民族救亡使命。近代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由五四学生来领导完成，已是自然之事。
五四学生有着强烈的国家意识和国民身份意识，首先是由于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兴起。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提出，应效法德国兴办“国民学”，教所以为国民之道，培养学生的国家观念。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教育当定宗旨》和《新民说》，批评传统教育虽然“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提倡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新国民”。1906年，《新民丛报》上发表日本人八木光贯撰写的《国家主义教育》中文译文，论者称，这是“国家主义教育”一词在中国的最早使用。从此，国家主义思想在中国大行其道，如时人所言：
今之时代，种族之竞争日烈，龙骧虎视者莫不磨牙吮血，奋其帝国侵略主义……唯有国家主义盛行，则上下一心，遐迩一体，国人皆互相团结，壮其合群之魄力，发其爱国之精神，然后众志成城，急公仇而缓私仇，先国事而后家事，其国未有不盛，其种未有不昌者。故欲致和平之幸福，为伟大之国民，必自尊重国家主义。
进入民国以后，1912年7月10日，北京教育部召开临时教育会议。代表刘以钟、吴曾 提出《请决定相对的国家主义教育方针案》，受到与会者的关注。所谓相对的国家主义教育，是为了防止绝对的国家主义走向极端，在强调国家主义的同时，不违背世界进化原则，不妨碍个性发展。
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以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启迪。新文化运动又因五四学生运动的发生而得到蓬勃发展，换言之，五四学生运动为新文化在中国确立霸权地位开创了大好的发展局面。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有着强烈的互补性。反日是五四学生运动的一个基本目标。五四学生运动祭其“反日”的旗帜，自然与他们维护中国国家主权的国民身份意识有直接关系，反日也即反对日本以侵略中国为目标的“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创建的敌人。通过反日运动的开展，五四学生化反日运动的力量为爱国的力量。通过五四运动，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五四学生领袖如周恩来、罗家伦、傅斯年等人在五四之后，纷纷走上创建“少年中国”的道路，尽管他们后来各自走上的不同的政治道路，但殊途同归，目的都是一样的。
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孙中山就指出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1919年6月18日，孙中山在《复蔡冰若函》中说：“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 之功？”1920年1月，孙中山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具体地分析了五四运动发生的思想根源：“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新文化运动对于五四学生群体有思想启蒙之功，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以胡适等欧美留学生为主体所宣扬的欧美思想，如杜威的新教育、实验主义解放了学生的思想。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结果，使得中国青年学生与欧美文化更加接近，而与日本东洋文化却日渐疏远。通过新文化运动，以胡适为首的欧美派在学生界树立了崇高的权威地位，欧美派教育家掌握了中国教育界的话语权。
新文化运动对于五四学生起到“革心”的作用，这里的“革心”，指新文化运动激发了五四学生的国民身份意识或国家意识。如美国自由主义教育家孟禄所言：“民族性是可以用文化造成的，而造成这种文化，就是教育的责任。”同样，五四学生的国家观念或民族意识也是新文化运动催生的结果。从当时学生的阅读书目内容，我们即可看出中国各地学生界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情况。以武汉学生界为例，武汉学生界的重要阅读场所——启智图书室在五四之后所订书报是：《新青年》、《新潮》、《新教育》、《新中国》、《少年中国》、《教育潮》、《学生》、《每周评论》、《救国日报。1这些书报都是以传播新文化运动思想为主题的。没有五四学生强烈的国民身份意识，伟大的反日爱国运动也难以开展起来。早在1917年秋，恽代英在武汉地区所创立的第一个进步学生团体——互助社，就以基督徒祈祷文的方式规定其成员每次开会时宣读《互励文》，其目的是激励学生的爱国决心，时刻牢记拯救国家的使命，《互励文》这样写道：
我平心静气，代表我们大家说，以我们的良心做见证。我们今天来，报告了、商量了一切事情。我们所说的，都是出于我们的真心。我们都晓得：今日我们的国家，是在极危险的时候，我们是世界上最羞辱的国民。我们立一个决心，当尽我们所能尽的力量，做我们所应做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懒惰，不应该虚假，不应该不培养自己的人格，不应该不帮助我们的朋友，不应该忘记伺候国家、伺候社会。我们晓得：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国家的事情不是没有希望。我们散会以后，在明天聚会以前，还盼望都有个有价值的报告。因为我们从这以后，是实行的时候了。
新文化运动还为五四学生运动的发生还提供了组织与传播方面的经验。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文化运动为五四学生提供了创建学生组织的经验借鉴；二是新文化运动为五四学生提供了媒体宣传的信息手段。
首先，关于五四学生组织的创建。北京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五四学生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创建，就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产生的。其中最著名的两个学生组织就是北京大学的“新潮社”和“国民杂志社”。学生社团的创建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提供了组织准备和动员手段。时人常批评中国人如同“一盘散沙”，而五四学生在反日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团结力量不得不令人反思和刮目相看了。关于学生组织在反日爱国运动中的巨大作用，孙中山的评论可谓是直接的见证。1919年10月，孙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中说：“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因被激而兴，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
其次，关于五四学生的宣传媒介。任何运动的发生都离不开宣传与鼓吹，因此新闻媒介就显得非常重要。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密不可分，同样五四学生反日运动的扩大也不开各类媒体的宣传与鼓吹。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后，学生界创办的机关报不胜枚举。这里，仅略举几个著名的学生报刊，以说明其与新文化运动的因果关联。再次，关于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提供的理论支持。主要是新文化运动有力的宣传了主权在民的西方民主思想，青年学生是这一思想的直接受益者。
五四学生的国家认同是以欧美国家制度为模板的。欧战结束之际，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演说，主张民族自决，维护弱小民族国家权利，深受中国知识界之推崇。新文化运动的统帅陈独秀甚至称赞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二、日本：作为“敌国”而存在
套用已故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的话说，“要有别人，人们才能给自己界定身份”。同样，近代中国在民族国家创建的过程中，也需要一个“别国”，才能确立中国的“民族国家身份”。自然，这里所谓的“别国”就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
在世界近代史上，日本由于在19世纪60年代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又在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打败了晚清帝国。从此，中国与日本在东亚处于一种不对等的竞争状态，日本为推行其大陆扩张政策，弱势的中国时刻处于被侵略的险境。因此，近代中日两国的竞争表现为一种“侵略与反抗”的模式。任何竞争和冲突只能发生在同一环境或同一舞台上的实体之间。如沃尔肯所说，“敌人”必须是在某一方面“像我们”。比如，一支足球队视另一支足球队为对手，但不会视一支曲棍球队为对手。一个大学的历史系会感到另一个大学的历史系是对手，跟它争夺师资、生源和学术威望，但它与本校物理系不会有这类问题，尽管也许在本校经费分配上有矛盾。
中国在古代一直是东亚文明的中心，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都深受儒家文明的熏陶。只是，日本在近代明治维新以后，不仅走上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且推行“脱亚入欧”战略，很快跻身西方列强行列。中日两国在国际上的历史地位也因此而发生变化。尽管日本日益比中国强大，但中国知识分子无法从内心真正认同日本比中国“强”。自晚清以降，中国士人在羡慕日本近代改革成功的历史时，在其潜意识中仍摆脱不了对日本的鄙夷，表现出一种既仰慕又贬低的矛盾心态。如晚清著名的维新派人士冯桂芬说，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在称呼日本时，晚清时人多称之为“海东小国”、“弹丸之地”等等。另一方面，晚清中国士人对日本的看法又是不断变化的。其中，梁启超的日本观可谓一个另类，他在甲午以后一度认为“日本与我国唇齿兄弟之国，必互泯畛域，偕同提携，然后可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他日支那日本两国殆将成合邦之局”。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自晚清以来，中国有识之士对于日本的“侵略性”是有相当警惕的。崔国因说，“亚洲各国，中、俄、日本比邻，而俄人好兼并，日本亦效之，俄之强也固不资辅车之依，日本亦复夜郎自大”，又说，“日本与中国为邻，不知辅车相依之义，而为同室操戈之谋，台湾、琉球其明征也”。薛福成指出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和”与“战”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他说“自今以后，或因同壤而世为仇雠，有吴越相倾之势，或因同盟而互为唇齿，有吴蜀相援之形”。上述晚清人士的对日本的看法，证明了近代中国人对日本作为中国的“敌国”的判断，与1910年代后期中国人对日本的判断，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连续性。
五四学生秉承了晚清以来先进知识分子的救亡与启蒙传统，认为中国贫弱的原因在于国民的劣根性，所谓国民的劣根性，如恽代英指出的那样，“国民彼此无信用可言，国民无处群能力”。基于这一判断，五四学生认为要改变中国贫弱的状况，首先就要改造国民性，向国民灌输现代主权国家观念，萌生爱国之心。此外，五四学生作为时代的先觉者，亦认为唤醒国人是他们义不容辞的时代使命。因此，对五四学生而言，寻找到一种唤醒国民的便捷手段，就显得格外紧迫而重要了。五四学生在反对运动的实践过程中，找到了唤醒国民的手段，即通过宣传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如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历史，山东问题的来历，举行国耻纪念，使国民意识到中国的亡国危机，来激发国民的国家意识。简言之，五四学生通过演说，不断地唤醒国人对日本侵略中国历史的“集体记忆”，在广大国民心中塑造一个想象的敌国——日本，以此来凝固国民的团结力。利用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对广大国民进行爱国情感教育，在五四运动期间颇为流行。至于其价值，余家菊说：“民族意识，不但对外有抗衡的功用，而对内亦有融合的妙处。一个民族若不自知为一体，或互相漠视，这个民族之内部必定难得均齐的进步，甚至失其和谐关系，甚至互相残杀。”所以，五四学生反日运动，也是一次唤醒国民国家观念的启蒙运动。反日的目的是为了“唤醒”中国民众，至于反日给日本造成多大的影响是无关紧要的。
近代日本之于中国，作为一个“敌国”的存在，对于确立国人的自我国家认同和中国人的国民身份意识自然是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另外日本与中国又有文化上的相同之处，日本人也与中国人都属黄种人，是为“同文同种”，这种相似性，也是近代中国人国家观念产生的一个刺激因素。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余家菊认为：国家虽然是一种事实，但是并非通过感官所能直接感触到的，而必须用“智力作为一种综合的体会，使它形成一个观念才能感到”。国家观念产生的基本条件有二：其一是“异国之对立”，即必先有外国的观念，然后诞生本国的观念；其二指事实上的相同，只有事实上有若干相同之点，才能产生同类意识。
事实上，那些仇日情绪特别强烈的人士，往往是留日学生群体。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认为：“留日学生多与其留学国——第二故乡为敌，投身于排日和抗日运动；最大的原因是他们留日时，早就看穿日本侵略的野心。”1919年5月8日，留日学生出身的张继、何天炯、戴季陶发表《告日本国民书》，从近代中日历史事实出发，认定“日本扩张其政治经济的势力与朝鲜、满洲、蒙古及中国本部，为日本之传统的政策”。《告日本国民书》指出：“中国与日本有特殊之历史及地理关系。故两国之国家及国民，当然有亲睦之素质及必要。然而数十年来来两国关系，每况愈下。最近欧洲讲和会议开始以来，中国国民因日本坚持其侵略山东之主张，于是对日本之恶感，更达沸点。苟日本政府及人民，对中国之政策与心理，不根本更易，则两国国家与国民，将无并存之余地。”
少年中国学会的七名发起人，除王光祈和周太玄外，其余五人曾琦、雷宝菁、陈愚生、张尚龄、李大钊，皆为留日学生出身。显然，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与他们有感于日本侵略中国所引发的民族危机有关。李璜在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立缘由时，说道：
我们皆在青年求学时期，救国要在最早做基础准备工夫……应早日集结有志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磨炼，成为各项专门人才，始足以救国建国各种实际问题之解决。
五四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致力于寻求各种救国之道，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理想的“少年中国”，以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少年中国”之梦
何谓少年中国？王光祈说：“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就是要使中国这个地方——人民的风俗制度学术生活等——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而且配得上为大同世界的一部分。”李大钊说：
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改造的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
少年中国学会同人原本是想“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但为时不久，学会同人思想发生分歧，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派，代表人物是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等人，他们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称之为少年中国左翼；国家主义派，代表人物是余家菊、曾琦、陈启天等人，他们主张将西方国家主义移植到中国来，称之为少年中国右翼；以及中间派，代表人物是王光祈、周太玄等人。后来，前两派分别演变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王光祈等人则成为中间派代表。政治信仰的不同（或救国道路的不同）是他们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成立，到1925年解体。
少年中国学会取名“少年中国”，有取法马志尼创造“少年意大利”之意。然而，学会“要救国而又不及政治，乃是其中具有言行上的矛盾的”。会员对于创造“少年中国”的理想是一致，但对于创建何种“少年中国”却是各部相同的。如“甲会员理想的少年中国，容或是过去的德意志；乙会员理想的少年中国，容或是现今的俄罗斯”。
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起初是为了救亡、反抗日本侵略，而聚集在一起的。1918年，中国留日学生组织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运动，后来成为国家主义派领袖的曾琦曾身在其列。论者指出，“最初包括李大钊、曾琦等在内的先进知识分子，便集合在少年中国的旗帜下”。五四学生在反日运动中，体会到民族救亡运动的伟大力量，于是各自“本着国家的立场，去做救国运动，组织比较大的团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由于学会同人的国家认同不同（对未来的国家建构方案产生分歧），而各自走向不同的救国之路。余家菊回忆说：“当时各会员都有欣欣向上的意味。可惜他们不能求得一个共同的对国家的看法，随着国内思想的破碎而四分五裂，可说是国家的一个大不幸。”
关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国家主义派认为，个人是手段，国家是目的。陈启天认为，个人要有价值，同时又能使国家强盛，须求“一般国民能化个人生活为国家生活”，因此，人生的理想“在身国合一，在个人生活与国家生活的合一”。曾琦说，个人“在消极方面可赖国家法律之保障而免弱肉强食之苦；积极方面可赖国家权力之扶助而得充分发展其才能”，换言之，个人是完全依赖并服从于国家的。余家菊则从教育建国的角度，论述青年应该效忠于国家，国家与个人是合为一体的，要“确立国家立国的理想，涵养国民融合的精神，而使之携手偕行一致努力于共同目标之下”。“个己生存于国家之中，离国家则各己为虚空；国家诞生于个己之内，离个己则国家为幽灵。……质实言之，国家即个己，个己即国家”。
五四运动后，青年知识分子致力于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即对中国国际地位及国家身份的认知。大革命初期，恽代英对中国社会性质及国家性质的认识，体现在他发表的《中国民族独立》、《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等文章中，恽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基本判断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种国家地位，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五四学生中，以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人为代表，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武器，走向了革命建国之路。要革命，就必须有革命的基本动力。恽代英在《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农村运动》、《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努力》、《上海日纱厂罢工中所得的教训》、《为什么产业无产阶级最富于革命性》等文章中，不同程度地从各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态度，指出“无产阶级是最富于革命的阶级”，他们的联合是“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唯一可靠的力量”，而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所以是民众的一部分”，中国革命“若不是能得着大多数农民的赞助，不容易有力量而进于成功”，“农民哪一天觉醒，改造的事业便是哪一天成功”。
五四学生的理想主义，是他们寻求新的国家认同的精神源泉，亦是这种理想主义造成五四学生走向不同的国家认同之路。恽代英为寻求建立理想的“少年中国”，曾经一番曲折，最后才走向革命建国之路。他曾憧憬过无政府主义，赞成并试办新村，在新村里过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但随着思想的转变，恽代英最终抛弃了无政府主义和新村主义，而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革命道路。由一个避免革命流血的理想主义者转变为流血的革命主义者，其转变的动力都是缘于寻求少年中国的执著。在这里，为了达到创建新中国的目的，一切革命流血的手段都是在所不惜的。目标的崇高与神圣赋予革命手段以正义性。如恽代英所说：
我想只要平情达理的人，他或者不信政治活动或流血，是必要的手段，然果遇着显见政治活动或流血，为简介有力的改造手段的时候，亦没有不赞成取用政治活动或流血的手段的道理。
近代中国“救亡”的危机感是迫使以恽代英为代表的五四学生走向革命激进道路的客观因素。恽代英明确指出，“我们不应该让中国亡国，亦犹如我们不应该让中国人受资本家的掠夺一样”。恽又说，“若我们一天天走受掠夺的路，却谈甚么无政府主义，这只是割肉饲虎的左道，从井救人的诬说”。
四、结语
五四运动以后，青年学生对民族国家的使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救亡的危机感也更加强烈。此时，政府与民间在对待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及对外政策方面，已是分道扬镳。自三位亲日派曹、章、陆被罢免以后，文治派总统徐世昌依然坚守他的总统位置。面对民间兴起的反日浪潮，总统徐世昌内心为巩固自身的统治利益需要，仍然渴望获得日本的财政援助。在日本人看来，徐世昌从来不属于真正的反日派。1919年9月9日，日本内阁决定向北京政府及徐世昌总统本人提供必要的借款援助，决定认为：“盖徐总统之为人，世人颇有评论，或谓其优柔寡断，或指其老狯而不负责，或讥其为八面玲珑；然而彼非作坏事或排斥日本之人物，任何人亦不加否认。不仅如此，凡通晓北京政界内情者，一致公认其为由来已久之亲日论者。置其阅历不谈，总之，在目前南北不和之中国，欲求一最适任之大总统时，彼将为第一人选。至于其统率下之现内阁，总长职位空出四、五人，殆将有失内阁体统，此决非排日倾向，实为较软弱无力所致，故有时不得不对反日运动采取放任态度。”
五四运动以后，学生界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异军突起”，这一点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视。日本内阁认为：“目前在中国势力最兴旺者，是由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成立之所谓学生团体，其势力固不可轻视。在我方有必要加以相当考虑。彼等努力从事之运动，固基于彼等自身之发起，此外，有政客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之唆使，以及英、美两国人之煽动。”但是，日本政府错误地判断中国学生“尚偏向于消极方面的排日运动，而对于复兴中华大业之一般的政治改革等建设范围则未涉及，尚难断定其是否为与国家休戚与共之抱负者”。
历史的前进总是出乎当事人的意料之外。无论是总统徐世昌、研究系政客林长民、汪大燮、熊希龄诸人，还是日本政府，他们都过高地估计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力量，而忽视了下层社会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发展动向。不出几年，那些五四运动的弄潮儿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曾琦、李璜等人便成为活跃在1920年代后期中国政治舞台上一颗颗耀眼的政治新星。
（本文详细注释请见《东方历史评论》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