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暨汪熙先生诞辰100周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与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特举办“太平洋论坛”系列讲座。
2020年11月27日，“太平洋论坛”第五期由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高级顾问王缉思担任主讲人，主讲题目为“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本期论坛与谈人为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马建标，主持人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
本文系太平洋论坛第五期“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讲座纪要，经王缉思老师审阅发布。
金光耀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金光耀老师：老师们、同学们、各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第5期太平洋论坛。本期论坛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和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协办。同时，该论坛也是为了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和汪熙先生诞辰100年。
汪熙先生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是70年代末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我们今天的主讲人王缉思老师，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新一代中美关系史和美国问题研究学者中最杰出的代表。王缉思老师现在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也是中华美国学会荣誉会长，曾任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在牛津大学、伯克利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国外大学担任过访问教授。王缉思教授对中美关系有许多全局性、前瞻性的观点，对学界和决策层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很高兴，王缉思老师能够在这样一个时刻，带来一个非常大家期待的题目——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
王缉思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高级顾问
王缉思老师：非常高兴参加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举办的太平洋论坛，我在准备今天的发言之前，看到一些关于太平洋论坛的过往讲座，今天能够参加这个论坛，我觉得很荣幸。
这次论坛是为了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和汪熙先生诞辰100年。刚才金教授说我算是新一代，其实我应该是“垂垂老矣”，只能说比汪熙先生年轻。这让我回忆起八九十年代和汪熙教授的一些交往，对他非常尊敬，特别回想起80年代初汪熙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说“门户开放”问题，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论。但我觉得汪熙教授坚持他自己的信念，也可以说是坚持真理。我向汪熙教授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感谢金光耀老师、马建标老师和王栋老师的主持和参与。
今天我的主讲题目定为“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但是既然是与历史学家一起座谈，我想我还是谈一谈历史。因为现在关于中美关系已经有很多真知灼见，比如拜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团队是怎样的，上台以后会在外交政策、内政方面有哪些调整。现在这些讨论已经很多了，如果继续重复，我觉得也对大家没有什么帮助。所以，我想从我个人对于历史的感受，来谈谈中美关系及其现状。
我是1948年出生的，我认为我所经历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大家年纪比我轻，比如说70年代以前的中国和世界是什么样子，可能大家的个人体会不多，我在70年代以前也没有出过国，但是在国内还是有很多体会的。
70年代以前，对时代主题的概念，是认为“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现在回想起来，20世纪的前70多年一直到中国改革开放，都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72年尼克松访华，在中美双方发表的《上海公报》中，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那时我们都坚信，这个时代就属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现在我们讲和平，但在当年我们并没有突出和平作为奋斗的目标，而是刚才说的独立、解放、革命。而且在6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1963年和1968年分别发表了两次关于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运动的声明。这都是我们现在不能忘掉的一段历史。
而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和世界发生的变化，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就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两大问题，或者说是时代主题。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国际上发生了变化，中国对国际问题的认识、对整个世界潮流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提出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时期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今天我们党的正式文件，还是坚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但从我个人认识看，我觉得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到本世纪初以来，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又发生一次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需要关注。当初我们欢迎经济全球化，到后来有逆全球化的潮流，我也很重视王栋老师最近出版的《再全球化：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
有人认为中国和美国会打仗，但我觉得打仗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使双方出现某些军事上的危机，但是双方会加以控制，不至于发生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和平”这个主题其实更多的是安全的问题，有安全就会有和平，但是有和平不一定有安全。就拿现在的新冠疫情来说，这不是和平的问题，这也不是发展的问题，更多的是安全的问题，比如说人身安全，健康方面的安全。又比如说，拜登上台以后，可能会重新关注气候变化，这就涉及到生态安全问题。那么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安全问题，不仅是军事安全，而且是政治安全、政权安全、网络安全、医疗卫生安全。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我希望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所关注，和平的问题仍然重要，但是和平的问题已经在很多方面被安全的问题所替代。
另外，我认为当今时代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公正。我们也提出，这个世界需要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国际秩序，或者说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是什么意思呢？公正的含义是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含义就是平等，所以公正问题更核心的就是平等问题。
美国政治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现在已经出现的这些问题，都产生于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之间的对抗。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对抗，不同的族群之间也在对抗，老移民和新移民都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虽然白人觉得黑人命也是命，但是白人下层仍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全世界也是这样，世界上现在出现了一种很难逆转、甚至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就是贫富悬殊差距越来越大，而贫富悬殊的差距又往往与人们所在的族群、民族、社会团体有关系。贫富悬殊问题已经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都存在着分配不平等扩大的问题，这就带来了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变化。
全球性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历史性变化，带动和影响了中美两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发生变化，世界本身的趋势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中国才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外交的根基是在于国内政治。我们谈外交时可能有很多不同变量，我个人坚持认为，外交的基础是国内政治，而大国外交尤其如此。
从2009年以来中美关系中的波动和滑坡来看，我觉得根本上是两国国内政治变化造成的。比如说，现在美国在新冠疫情上“甩锅”中国，和美国国内族群矛盾的激化有关系。美国领导人把自己国内的问题说成是外国问题，打中国牌、打移民牌，捞取选民的支持，这个倾向在特朗普执政四年间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就已经发生了比较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比较右的“茶党运动”。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国内遇到的种种难题，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都不会因为执政党更迭而化解。现在拜登上台，我们仍然会看到“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美国国内的变化，是一个很持久的变化，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面临的各种问题仍然会存在。
我们讨论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关系，我首先要强调，拜登上台后的对华政策和对华基本态度是没有变化的，我们不能对他上台后的中美关系寄予太多的希望。也就是说，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是不变的。当然，美国对华政策包括两面，一方面是竞争或者是遏制中国，另一方面也要寻求某些范围内的合作，但是以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实质是不会变化的。虽然两者侧重点和具体做法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两国贸易赤字问题，通过关税调整令中国多进口美国产品。拜登上台以后他还会争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的重点可能不放在贸易赤字上，而可能更多的涉及到一些贸易规则，也包括中国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态度，中国对知识产权的态度。也就是说，拜登高度关注的是经济规则问题。特朗普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也还会继续强调“对等”，也就是说。比如说，中国向美国开放多大的市场，美国就会对中国开放多大的市场。
在人权问题上，也许拜登政府会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远或者做得更多。比如说，对中国的新疆问题、西藏问题、香港问题，还有中美关系中核心的问题之一——台湾问题，这些基本态度是不会变化的，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大概不会比特朗普政府小。
现在美国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美国人会问“我们是谁？”，美国人会说他们是黑人、白人，或者会说他们是新移民、老移民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所谓的认同政治或者叫身份政治。
从全球角度看这个问题，认同政治演变为现在全球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侧面。不仅在美国，也包括在欧洲、中东、非洲，世界上许多地方的认同政治都在发生。从中国来看，我们认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在这个社会中我们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国这个国家。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在中国的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也存在认同问题，比如说香港、台湾的部分人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的认同淡化，或者有其他想法。在新疆、西藏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分裂势力还很活跃，这也是认同政治问题。
因此，中美关系与认同政治是分不开的，我在观察中美关系时，更多观察的是两国的国内政治，这当中也包括了经济的变化、社会的变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比如，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美国传统的价值观是什么。但是今天，美国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诉求。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也希望同样关注中国国内各方面的发展，包括十四五规划、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等等，这些都涉及到中美关系。
我还要补充一点，当然这也是有争议的。我认为，中国而不是美国，能在历史关头扭转中美关系的方向。例如，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然后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但是这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才发生变化。而在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发生变化，我们在国内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关系。1979年以后，中美在经贸关系方面突飞猛进，我们派了大量的留学生、访问学者到美国，与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合作，这也是中国的变化造成的。
而最近几年中美关系也跟中国的变化非常有关系。我当然不是说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恶化负有更大的责任，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的实力上升对美国造成了影响，对美国人的心理状态造成了影响。有人说美国在衰落，我认为如果拿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美国相比，就很难说美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技术实力在衰弱，但是美国跟中国相比，确实实力在下降。也就是说，中国在这个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关系的现状。
而中国在国内，特别是从十八大、十九大以来，做出了一些举动，比如说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四个自信”等等。美国人非常关注中国国内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觉得没有看到中国朝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但他们所不希望看到的现象却在中国产生了。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更不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中国在国内的举动、在世界上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对我们的态度。
如果拜登上台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一些变化，那么我们必须要去抓住这个机遇，做一些事情。但是我又觉得，在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我们不会有重大的政策调整，我们不会对美国的诉求产生很多回应。如果说我们现在可以在国内做出什么调整，能够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的话，那就是我们在经济领域进行一些改革。比如说，对外资政策上的调整，在外贸方面，欢迎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在很多经济领域的调整，可能会对拜登政府产生一些影响。同时，我们可以在生态环境方面发挥重大影响，包括自然环境的保护，还有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态度，也是可以改进中美关系的重要方面。
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谈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时候，我们主要在谈些什么？我自己曾经在做课题的时候，就把实力对比的变化看成是中美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讨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就是觉得中美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可能不像我原先设想的那样大。中美实力对比还会进一步发生变化，可能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那么中美关系会更好还是更不好？或者如果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一些障碍，而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更多的进步，那么这在什么程度上会影响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我想了半天，没有想出什么道理。有人说中国现在已经比美国强了，或者说未来几年中国会比美国发展更快，那么这会怎样影响中美关系？会使中美关系更好还是更不好？这个我不太能想明白。我想说的是，中国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发生的变化，可能会比双方实力对比的变化产生更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简单提一提，那就是美国的华人华侨问题。现在有550万的华人在美国生活，其中有200万是在中国出生的，也就是所谓第一代移民和在美国的留学生。这些人对于美国的政治开始产生影响，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内关于特朗普、拜登、中美关系之类问题，最大的信息来源是中文媒体，而不是英文媒体。我们有多少人能每天看美国的英文媒体在说什么？我们基本上是看华人媒体，包括美国的华人网站。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在身份政治里，这些华人华侨是忠于中国还是忠于美国？他们是倾向于用中国文化的观点看待美国社会，还是带着美国人的价值观来看美国社会？这其实会成为中美关系未来的一个重要观察点。而美国社会现在对华人、对亚裔人的排斥，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偏见，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是起作用的。
我认为，在领土安全、政治安全方面，我们妥协的余地是很小的。但是我仍然认为，经贸关系对中美关系来说，还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因素。特别是美国企业家依然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一个不可能逃脱的市场，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也许会缓慢、有限地恢复。
另一方面，两国经贸界都对双边关系的发展有一定的期待，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恢复到过去的常态，但是这又涉及到我们国内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高度重视中国的政治安全、政权安全、网络安全等等这些安全问题，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也压倒了对经济利益的考虑。美国政府反复告诉美国的企业家，说你们在中国多赚一点钱，都等于更多地帮助中国的经济发展，美国企业应该回到美国，应该考虑国家安全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不要忘记你们是美国企业。
所以，在两个国家都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会压倒对经济利益的考虑。由此，我认为中美之间经贸关系的恢复或者人文交流的恢复，很难改变中美关系中竞争大于合作的新格局。
其中，我高度重视的还是技术问题，这是中国和美国各个方面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西方国家之所以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世界上起着领头羊的作用，就是因为他们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从英国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纺织机，到后来的互联网技术，技术创新给西方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中国需要在技术创新方面迈开新的步伐。现在，技术创新给两个国家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但是给双边关系带来很多的消极因素，而且这种消极因素可能会大于技术创新给中美关系带来的积极因素。
最后我想强调，我们需要加强历史学习，总结历史经验，历史学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性是需要进一步强调的。让我主讲拜登上台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什么影响，我首先想到的是过去美国新政府上台，曾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什么影响？如果带来的影响不是那么大的话，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关键因素。那么哪些是关键因素？我们需要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去看，比如说，我认为中国是中美关系中更为决定性的一方，以及两国内政治变化造成双边关系的变化，这些都是基于我对历史的观察得出的。
我也非常关注我所尊重的一些学者做出的学术贡献。比如，我看到徐国琦老师提出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共有的历史是两国的非政府机构或者很多个人塑造出来的。还有一位年轻老师是王元崇，他最近有一部新作是关于晚清时期的中美关系，包括晚清政府对美国的态度，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传教活动等等，这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在研究中美关系时多看一看历史非常重要，晚清时期或者民国初年的中美关系很重要，这几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历史同样重要或者更重要。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多总结一些经验教训，推进我们对中美关系的了解，也推进我们对美国的了解。
金光耀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金光耀老师： 谢谢王缉思老师非常精彩的演讲，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确实像王老师一贯的研究一样，有很广阔的视野和很深度的分析。王缉思老师既从纵向上将二战以来的历史分成了三个时期，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以及现在转变为安全比和平更重要，发展对应的是公正或者平等。王老师还讲了他最近的一些思考，我想这对我们研究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历史都有启发，例如中国往往能够扭转中美关系方向，并举了1949年和1979年的例子。王缉思老师又特别强调两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我想这和其他国际关系学者的通常讲法有很大的不同，王缉思老师强调国内政治的变化甚至比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更大。在讲座最后，王老师也提醒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中美关系，会使我们看问题更为深入。王老师的讲座确实非常精彩，我也从中得到很多的收获。
王栋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
王栋老师：非常荣幸今天有机会来参加这次讲座，特别刚才非常认真地听了王缉思老师非常精彩、非常深刻的报告。我也和金老师一样，对于刚才王老师的很多看法非常认同，特别是关于认同政治对现今中美关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定不能忽视的问题。另外，我也赞同王老师讲的，现在中美关系基本上是竞争大于合作的格局，这一格局恐怕短时间之内也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我特别有感触的是，王老师最后强调历史维度的重要性，并提醒我们在研究中美关系时历史经验的重要性。因为我自己也算是做一点历史研究，主要是冷战史方面的研究，这个学期也在给学生讲关于冷战的课程，大概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和学生们讨论冷战起源的问题。这也是我近一个阶段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所谓“新冷战”。到底冷战的爆发是一个结构决定的问题，还是说包含了观念的因素、情感的因素乃至各种认知的因素。
在课上我和学生们也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解释冷战的起源，我觉得这样的学习和讨论给我很大启发。我们可以看到，冷战的起源并不完全是简单的力量对比变化，也不是说整个国际结构就决定了美苏一定会爆发冷战。在冷战中，特别是美国决策者其实对苏联的看法有根本性的变化。所谓的“态度转变”（attitude change）在社会心理学中是一个很重大的命题，很多学者研究发现，从错误知觉到归因谬误等等，各种心理机制其实都发挥作用。这也呼应刚才王老师所讲到的内容。
另外，我非常赞成刚才王老师对拜登上台后对华政策的判断，我大概补充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拜登上台和特朗普连任后的对华政策会不会有差别？现在国内有一些学者认为没有差别，但是我仔细想了一想，我觉得恐怕还是有差别。当然二者肯定有共同点，都是要维护美国所谓的领导权，维护美国的霸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具体的战略选择上，以及对华政策的取向上，他们还是有较大的区别。
我认为其中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拜登和他的团队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中美全面脱钩是不理性的，美国不应该寻求和中国的全面脱钩，这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其次，他们认为中美不应该打“新冷战”。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足够大的差别，我们应该要注意到。在特朗普任期的最后一半，他的对华战略就是要跟中国寻求全面脱钩，要打“新冷战”。特朗普政府在大选前发表了128页的“Trump on China”，由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主编，将特朗普本人以及蓬佩奥、彭斯、奥布莱恩等决策团队成员对华政策的演讲全部集合在一起。虽然从思想的深度上面，这肯定远远比不上乔治·凯南8000字的长电报，但是它胜在128页的长度。如果我们仔细读一下，就会发现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新冷战”的宣言。所以我认为，特朗普这次败选，可能真的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
我也非常赞同刚才王老师的分析，就是所谓民主、人权问题是民主党一贯的神主牌，拜登上台后一定会在这些问题上继续向中国施压，像涉疆、涉藏、涉港问题等等，拜登民主党政府一定会在这些问题上继续向中国发难，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这其中，我预测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差别就在于，拜登政府不会把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摩擦，作为发动一场“新冷战”的逻辑起点，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比较重要的差别，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我想补充的第二点是，现在其实已经有不少人在讨论，特朗普虽然败选，但是他不见得会离开美国政治舞台，或者可以说，会出现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他所代表的美国优先、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以一种非常粗暴的方式来处理美国对外关系，乃至对全球政治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这样一种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会不会对美国政治乃至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我可能会比较倾向于赞同这一点。
因为我们看到，尽管拜登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但其实民主党在整个众议院里的席位是下降的，他们丢了八个席位，民主党在众议院的优势进一步被削弱。民主党原本盘算想趁机进一步扩大在众议院的优势，甚至把参议院也收复，但是这两个目标都没有实现，2022年中期选举能否维持众议院多数也堪忧，所以这对民主党来说其实是很大的忧患。
换言之，这次的选举也显示了美国政治的极化。尽管拜登最新的普选票数超过了8000万张，但特朗普也有7300万张普选票，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美国人其实是狂热地支持特朗普所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这种保守主义乃至右翼保守主义的思潮，在美国仍然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
这也会涉及到和我们中国相关的问题。比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已经明确提出，中国将积极地考虑加入CPTPP。这个问题已经引发了很多的讨论，网上还有比较有意思的说法是，这是中国在走美国的路，让美国无路可走，当然这只是网民的一个调侃。但是我想从我们中国的角度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抉择，确实展现出我们中国的一个大格局和魄力。
那么拜登上台后，美国会不会重新寻求加入CPTPP呢？根据我的一个简单分析和判断，我认为拜登政府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最主要的原因刚才王老师也讲到了，美国国内的政治格局、认同政治，乃至美国基本的政治生态，决定了拜登政府在此问题上完全没有施展的空间，甚至民主党碰都不敢碰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民主党真的敢碰这个问题，恐怕2022年中期选举就很有可能面临大溃败。这也反映出，美国现在面临一个非常深刻的困境，就是美国这种政治极化、这种矛盾，也是福山讲的“政治衰败”（political decay），导致美国没有办法在国家层面做出一个理性的、最优的选择。其实从理性角度来讲，美国就不应该退出 TPP的谈判，但是因为特朗普呼应了民粹的呼声。但是民众的呼声是由非常少数的人反映的，如果从2016年选举情况来看，就是密歇根、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三个摇摆州加起来不到7万张票，但是从一个很吊诡的意义上看，这些极少数选民的偏好实际上决定了美国整体的偏好。他们选择特朗普，特朗普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退出 TPP。这对美国来讲，当然不是一个最优的选项，和特朗普相比，拜登政府尽管在意识形态光谱上有所谓的“自由国际主义”倾向，但是在CPTPP问题上，拜登团队肯定私下认为美国应该加入，但是美国的政治生态不允许拜登政府采取这一措施，或者说拜登政府不太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大的突破。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
最后我想要补充的一点是，我很同意我们对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关系不能抱有盲目的乐观，确实也需要把期望值降低。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我觉得拜登上台后恐怕也会为重新校准中美关系的航向，中美如何真正地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如何避免完全陷入新冷战，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但这个机会窗口可能很短，因为2022年中期选举其实很快就到了，而且拜登政府就任之后前面的100天又要搭建行政团队，为4年总统任期进行准备。所以中美关系真正想要破局，在被特朗普严重破坏的基础上重新校准航向，重新将中美关系引向避免新冷战的方向，还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对中美两方来讲，我们认为恐怕都要积极地进行思考，也要做出相应的努力，如何相向而行，如何真正走出中美新型关系的道路。我想这需要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包括在座各位共同的努力。
马建标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马建标老师：刚才听了王缉思老师的演讲以及王栋老师的评论，我深受启发。我尤其赞同缉思老师的那句话，我们看中美关系史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时刻，尤其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汲取教训。我首先从历史的维度来谈谈我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刚才王缉思老师讲到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特别要强调“认同政治”在中美关系史中的作用。讲到这一点，我就想到我最近在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的一些想法。我们知道，中美两国有史记载的往来，开始于1784年美国的“中国皇后号”驶往中国广州，开启了两国的民间贸易。从这一时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党败退到台湾这将近165年的时间内，两国关系中认同的力量确实在发挥作用，这集中体现在传教士的力量。美国来华的传教士在建构中美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强大。
这一时期中美关系有个概念叫“中美特殊关系”，这一概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非常响亮。之所以有这样一个概念，主要是由于美国来华的传教士，这是他们所提倡的。中美两国尽管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明，中国以儒家精神为底色的东方文明与美国的基督教文明具有明显的不同。但是传教士认为，两国文明可以对话，甚至有一天他们期待中国能够实现基督教化，这代表着美国改变中国的梦想。
像这些传教士，我列举几个人，比如卫三畏、裨治文、丁韪良、明恩浦、司徒尔与司徒雷登父子，等等。这其中有几个在中美关系的建构中特别重要的，例如卫三畏。卫三畏是早期来华传教士，与此同时，他还是中美《天津条约》的翻译官，也是美国来华全权代表的助手，他就认为要在条约中加上一条保护传教的自由。在此之后，例如明恩浦以及很多传教士，他们一直要把宗教的力量带入中美关系中。
美国有位著名的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韩德（Michael H. Hunt），他有一本书就是研究1914年一战爆发前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在1949年之前，只要有机会接触到美国教会学校、美国医院的中国人，或者是去美国留学的人，他们会很自然地感受到，这种宗教的力量对于建构中美特殊关系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
从1949年到今天，两国交往中宗教的力量越来越淡化，这是由于新中国建立后，我们的意识形态强调无神论，忌讳宗教的力量在国家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但也有人表示，美国的政治是一种基督教的神权政治，宗教力量在美国社会是非常强大的，美国的动员往往是靠分布在各个社区的宗教支会进行动员，这与中国的全能型中央集权政府，依靠政府力量动员是截然不同的。
1949年之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包括一般的学生，对于曾经建构中美友好特殊关系的宗教力量，就慢慢地遗忘了。我们今天在研究中美关系中的对峙、冲撞时，过于强调经济的力量。我认为，从历史上看待中美关系发展，我们能够看到宗教这种精神性的力量、人文交流的力量，在建构特殊的中美友好关系中，发挥的作用非常强大。但现在我们似乎遗忘了这段历史，这种遗忘让我们今天在研究中美关系时，反而更加强调物质性的力量，这可能会对建构未来的中美关系走向友好造成一种错误的判断。
除了宗教力量外，还有政治的力量在建构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往往超过经济的力量。这在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比如在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之后，那时美国很多传教士宣扬，中国政府领导人已经明确表示实现宗教自由，这让美国很多传教士都非常兴奋，呼吁美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但那时美国总统是塔夫脱，他主张金元外交，于是他和英国、日本、俄国、德国、法国建立了六国银行团。在1913年民主党人威尔逊成为总统之后，他认为六国银行团已经变成了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工具，威尔逊政府就断然决定，不事先告知其他政府，而是直接在《纽约时报》发布声明，不通过外交渠道告诉其他5个国家，美国要退出银行团。这就是美国通过政府的政治力量，改变了资本在对华关系中的作用，这显然是政治在主导经济。
到一战结束时，威尔逊政府又认为由于一战造成了一个空隙，让日本资本对中国的控制影响非常大。所以一战结束之后，威尔逊政府觉得有必要重新组建新的国际银行团，这就是“新四国银行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资本和银行界其实一直在唯美国政府马首是瞻，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过于强调美国民间资本的力量，事实上美国政府对资本的控制、导向是非常强大的。
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四国银行团”最后也失败了，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遭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反对。当时中国交通银行总裁梁士诒，曾经做过袁世凯的秘书长，号称“梁财神”，带领中国银行业反对国际银行团，认为新的银行团企图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将会造成中国主权的丧失。这表明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力量，同样也会干预经济的往来。
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确实存在一个迷思。美国往往确实容易相信金钱的力量，相信金钱可以在国际关系中解决很多问题，类似中国所说的“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意味着美国相信资本的力量可以搞定一切，持有这种观念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
从这两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在中美关系中，在美国的东亚政策中，这种政治性的力量在特殊的时刻，是可以改变两国关系中经济力量的走向。所以我认为，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政治体制不同、又拥有不同文明的国家在进行交往的时候，政治力量的主导作用是远远超过经济力量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有了经济上的接触，两国关系就自然地会好起来，这种想法十分危险。
14、15年我在美国访学时，曾有意识地跟美国宗教界的一些人士进行过接触。有一次我和美国教会中的一位年轻人交流，就提到了王缉思老师刚才所提到的“认同政治”的问题。我问他，你既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又是美国的公民，当教会派你出去传教时你就有两种身份，第一你是美国公民，第二你是教会的传教士，这两种身份你内心更认同于哪一种？他告诉我，他说他当然是美国公民，但在他心中最高的身份是教会成员，他要为教会服务。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在美国很多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往往达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相对于宗教的信仰，国家的身份、公民的身份对他们而言是次要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司徒雷登也是这样的人，他说他既爱中国，也爱美国，他这种跨文化的理念和他的宗教信仰有很大关系。此外，丁韪良去世以后也是埋葬在中国的。从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超越狭隘国民概念的、普适性的宗教身份认同。而我们中国的学者，在理解美国人时，往往会用我们自己的这种生存体验去理解美国，往往会造成很大的一种疏离。
最后一点我要讲的是，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我想到了汪熙先生的一个判断，这也是基于历史的一个判断。他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是介于冲突和不冲突之间。几年前我在理解汪熙先生这句话时觉得没什么，但到现在经历这么多之后，我觉得汪熙先生这句话是非常有深意的。为什么说中美关系是在冲突与不冲突之间？刚才王缉思老师也提到，中美两国之间有强烈的竞争，由于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不同，这必然会产生冲突，但也会有合作。换言之，我们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既不能太看好，但同时也不能太悲观。未来中美之间是竞争大于合作，还是合作大于竞争，这首先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智慧。越是在这样的非常时刻，我们越是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使中美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