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一战后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威尔逊主义充满悖论。威尔逊试图通过“民族自决原则”来解决列强与殖民地的矛盾冲突问题，同时又不得不依靠英、法、日、意等列强的支持来实现他的国际联盟计划。由此导致威尔逊主义与列强的利益形成冲突与合作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表现在山东问题的处置上，就是威尔逊无法在民族自决的道德原则与列强奉行的强权政治原则之间求得平衡。为了实现国际联盟，威尔逊必须在“道德”与“政治”之间作出艰难的抉择。结果，威尔逊的内心世界陷入分裂状态，并造成极度痛苦的自我认同危机。在山东问题的处置上，威尔逊为了国联计划的实现而放弃对中国的道义承诺，这对威尔逊而言是一个“受难时刻”的抉择。
关 键 词：一战 威尔逊主义 山东问题 国际联盟 巴黎和会
一、引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国际旧秩序的崩溃，促使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战末期提出了威尔逊主义。威尔逊主义集中体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战后期对美国新的“国家身份”“国际角色”和“国际秩序”的追求：一方面说服不情愿的美国民众和国会接受他所设计的美国新角色，让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通过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来维护美国的安全与利益；一方面说服其他国家接受以“美国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以塑造有利于美国制度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环境，进而确保长久的国际和平。①
中外学术界对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的论述代不乏人，对于威尔逊总统与山东问题交涉的研究，也是学界所关注的重要议题。但是，先行研究基本忽略了威尔逊总统本人在山东问题裁决时的主观体验，特别是他带有宗教情怀的救世观念。②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是国际社会考验威尔逊主义的重要历史时刻，而和会中有关山东问题的裁决则直接考验着威尔逊主义的执行力。用威尔逊的秘书贝克(Ray S.Baker)的话说，山东问题的交涉令威尔逊“蒙难”。
山东问题的交涉是如何让威尔逊“蒙难”的呢？这要从1919年4月25日，威尔逊与贝克的一次谈话说起。威尔逊总统和其秘书贝克进行了一次长谈。在谈话中，威尔逊承认，“中日问题浮现，形成一个巨大难题”。威尔逊告诉贝克，他自己没法看清楚，要在什么地方应用自己提出的原则，然后他又笑着说，他自己都得重读一遍“十四点宣言”，才能记得住其内容。当天晚上，贝克和威尔逊又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向威尔逊通报了媒体看法。贝克发现，威尔逊的情绪“非常低落”，仅日本这一问题就让他头疼不已。威尔逊说：“日本人不是傻子，除非我们给他们想要的，否则他们是不会回家的，而他们想要的又是自己不该要的东西。”贝克回答说：“国际舆论都支持中国人的主张。”对此，威尔逊说：“我知道。”贝克又道：“尤其是美国的公共舆论。”威尔逊说：“这我也知道，但是如果意大利人坚持不参加，然后日本又走了，那国际联盟成啥样了？”通过这次对谈，贝克得出结论，山东问题让威尔逊总统“备受煎熬”。③
威尔逊总统与贝克之间的这次对话，虽说内容简短，却生动地说明了威尔逊主义在巴黎和会上所遭遇的严重困境。今日，威尔逊主义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话题，毕竟此一问题关系到对20世纪国际秩序影响最为深远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而威尔逊主义在山东问题上的困境，又直接影响到1919年之后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向左”抑或“向右”；也就是说，中国是走美国人的和平改良道路，还是走俄国人的武装革命道路？追根寻源，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对山东问题裁决时，他内心的真实感受如何？他又是在何种压力下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政府作出让步的决定？凡此种种，都是复杂而颇具挑战性的问题。本文只是抛砖引玉，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二、尊之为神：威尔逊主义的概念及其被神化
在美国历史上，有两位总统胸怀强烈的救世理念：一位是美国内战时期的林肯；另一位是一战时期的威尔逊。机缘巧合的是，这两位总统所领导的战争都对美国的政治传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林肯通过内战实现了美国的统一，并在其事业的巅峰时刻遭到杀害。林肯的死亡，带有为他所效忠的国家主义献身的意味。因此，他的死象征着“他为易犯错误的有罪之人承担了痛苦和道义重任，代他们受苦受难，以神圣的基督的善德救赎了他们”。④林肯留下的道德遗产也深刻地影响了一战时期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林肯对威尔逊的精神影响是直接触及其灵魂层面的。威尔逊人生的第一个“历史记忆”就是林肯总统和美国内战。1860年，年仅4岁的威尔逊在美国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的家门口，听到路边的人呼喊：“林肯先生当选总统，内战要爆发了。”其后威尔逊把这个历史场景作为其人生记忆的发端。⑤这虽是威尔逊生命历程中的一个瞬间记忆，却显示出林肯总统的精神遗产在威尔逊的心目中享有独特的位置。
作为一个基督教理想主义者，威尔逊在1913年担任总统之初就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与欧洲帝国主义不同，不是领土扩张和物质利益追求，而是发挥美国的道义影响，为世界树立自由的榜样。⑥1914年8月一战爆发之后，欧战造成大量人员的死亡，给人类文明造成巨大创伤。这种特殊的战争情境与威尔逊总统的基督教信仰结合在一起，催生了威尔逊主义。作为一个战争环境下的思想产物，威尔逊主义集中体现了威尔逊总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救世诉求，正如一战时期的美国历史学者西摩尔(Charles Seymour)所言：“如果历史学家难以厘清各种不同的议题和可能性，那么昔日的政治领袖们，不但没有事后诸葛亮的协助，而且每天都还收到互相矛盾的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提出并实行一个一以贯之的政策，则是难上加难。”⑦如果把西摩尔的这段话用之于威尔逊主义的提出，那就颇能说明威尔逊在应对复杂的世界格局而作出决策时，曾遭遇何等的困难。
威尔逊主义是为了应对一战所造成的国际危机而提出的救世方案，而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及由此在欧美世界引起的精神恐慌，则直接促使威尔逊发表他的救世主张。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外交事务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宣布了俄国的和平方案，这一方案的基本原则就是，“任何民族都应得到民族发展的完全自由”，换言之，这就是俄国版的“民族自决原则”。⑧同时，托洛茨基嘲笑协约国以及美国因其“阶级本性而不能达成民主的和平”，还认为它们对待“民族自决的态度是可疑的”。⑨为了应对俄国革命政府的外交宣传战，威尔逊1918年1月8日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⑩十四点演说主要体现了威尔逊的四大原则：没有胜利的和平；民主的胜利；民族自决权和领土完整；建立国际维和组织与集体安全原则。(11)
威尔逊十四点演说发表之后，时人就开始把其称为“威尔逊主义”。1919年2月，日本东京某报以讥讽的口吻评论说，“威尔逊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对一切民族国家都实行人道与正义原则，这一原则并通过国际联盟计划来实现，而美国的国防安全也因此得到完善”。(12)此时正值巴黎和会召开期间，威尔逊总统支持中国抵制日本的侵略要求，故而威尔逊主义遭到日本媒体的挖苦与讽刺。不过，日本媒体所言，“人道正义原则与国际联盟设想”是威尔逊主义的核心内容，却大体反映了当时的国际社会对威尔逊主义的基本认知情况。到了1923年，美国学者威廉·E.道德(William E.Dodd)发表一篇名为《威尔逊主义》的专题论文，对何谓威尔逊主义予以专门的界定。他说：“威尔逊主义是由威尔逊总统提出的一个继往开来的社会哲学，其基本思想就是政治权力要服从大多数公众的意志，由此才能保障民主、平等与自由；根据这一哲学思想，威尔逊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按照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建立国际联盟，巩固战后世界新秩序。”(13)简言之，威尔逊主义就是关于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与平等的国际新秩序。威廉·E.道德的定义是威尔逊主义在学术上实现“概念化”的重要标志。在其后漫长的岁月里，西方学者大体沿用了这一说法。奥古斯特·海科谢勒(August Heckscher)说，“通过在所有方面完全彻底地拒绝布尔什维克主义，威尔逊已经成为西方的斗士——反对列宁主义的威尔逊主义的斗士”。(14)威廉·R.基勒(William R.Keylor)说，“杜鲁门主义是典型的威尔逊主义的宣言”。(15)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西方学者在界定威尔逊主义时，习惯上把威尔逊主义与列宁主义进行对比，多少带有一些“冷战思维”的意味；而在东方学术界，特别是日本学者则习惯上把威尔逊的十四点演说称为“威尔逊主义”或“威尔逊理想主义”。如日本学者山腰敏宽把威尔逊的十四点演说称之为“威尔逊主义”；而河村典子以及松尾弌之则使用“威尔逊理想主义”。(16)从1918年1月初威尔逊总统发表十四点演说到1918年底巴黎和会召开，一年之内威尔逊主义就成为一个响彻全球的新名词，并在1920年代初演化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概念。从媒体上的“威尔逊主义”到学术上的“威尔逊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者就是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领导的“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The U.S.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正是在公共情报委员会的宣传下，威尔逊主义在一战之后成为一个流行全世界的新主义。(17)
虽然一战之后的国际媒体以及学术界基本上把威尔逊主义等同于威尔逊的十四点演说，但是对当时的东亚各国特别是中日两国而言，威尔逊主义则具有特定的内涵。在一战之后威尔逊主义全球传播的背景下，威尔逊主义在中日两国的“区域化接受”过程，很典型地反映了中日两国的公众对威尔逊主义的特别理解和各自复杂的民族心态。如日本媒体认为威尔逊主义是“侵略性的”，讥讽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不过是谎言”，嘲笑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和“航海自由”等主张是“不值得信任的”。(18)日本媒体之所以对威尔逊主义采取“仇视的敌对态度”，主要是因为威尔逊主义妨碍了日本此时奉行的以称霸东亚为目标的扩张政策。(19)一战前后，日本向外扩张侵略的主要对象是中国。作为受害国，中国人对于威尔逊主义是大加欢迎的，与日本媒体对威尔逊主义的“嘲讽挖苦”形成了鲜明对比。
如果说日本媒体是在努力把威尔逊主义“矮化”，那么中国媒体则是竭力地把威尔逊主义“神化”；但是，无论是“矮化”还是“神化”威尔逊主义，其背后的精神动力都是宣扬本国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当1918年年初威尔逊发表十四点演说不久，留美出身的著名记者董显光就率先对威尔逊主义作出了反应。当年4月，董显光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评论说，中国可以根据威尔逊主义中的“民族自决原则”收回德国占领的“青岛主权”。(20)同年底，董显光再次发表文章，分析中国如何利用威尔逊主义，争取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支持中国的外交目标。(21)在此期间，董显光所服务的《密勒氏评论报》积极配合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的中国区负责人卡尔·克劳所领导的中美新闻社，在中国积极宣传威尔逊主义。(22)到1918年11月一战结束之际，威尔逊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位名人，他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海报上。(23)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所称呼的威尔逊主义是有其特定含义的，那就是“民族自决原则”。在一般中国人看来，所谓的“民族自决原则”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公理与正义”。作为威尔逊主义的提出者，威尔逊本人也被中国人描述成一位伟大的“救世主”。诚如美国监理会属下的上海中西女塾学生谭淑所言：“夫威氏当欧战剧烈之时，毅然主张伐暴救民政策，及夫欧战告终，又提议民族自主自决主义。其爱国也，不独爱一己之国也，并爱世界万国也。其爱民也，不独爱一国之民也，并爱世界万国之民也。”(24)当时，像谭淑这样的普通学生主要是通过蒋梦麟翻译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了解威尔逊主义的内容。(25)
五四时期的中国还是一个知识精英主导的社会。当以蒋梦麟、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对威尔逊顶礼膜拜时，一般读书人也自然跟随起来。对于威尔逊，蒋梦麟奉若神明，他称赞其“卫正义而摧武力兮，广四海为兄弟，望彼陆而思颜色兮，庆大同而呼万岁”。(26)陈独秀注意到，威尔逊主义的内容“很多”，但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个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陈独秀把威尔逊的这“两个主义”归结为“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原则，并把这个原则作为他创办《每周评论》的宗旨。(27)实际上，陈独秀这里所谓的“公理”，就是威尔逊主义中的“民族自决原则”的简称。此时，刚留美归来的胡适也是威尔逊主义的信奉者，他虽然认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是“宣传威尔逊主义最出力的人”，但也承认自己是“在蔡先生的带领下”，相信“公理战胜强权”这个“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28)既然北大的教授们都把威尔逊主义奉若神明，将威尔逊视为“救世主”，难怪卡尔·克劳在1918年11月5日写给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纽约总部的信中，很得意地写道：“威尔逊总统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偶像。”(29)
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夕，威尔逊主义已名扬全世界。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伟大名声，威尔逊本人的心情是错综复杂的、充满矛盾的。在驶往欧洲的“乔治·华盛顿总统号”邮轮上，威尔逊总统曾对乔治·克里尔说：“你所从事的宣传工作很伟大……但我觉得你在有意识地为我编织一张无法逃脱的网络。今天全世界都在求助于美国，向美国诉说他们遭遇的冤屈与希望。……但是你我都知道，要消除这些自古就有的不公正和当下的不幸福，绝非一日之功，也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力挽狂澜的。我总觉得，其结果将是一个举世失望的悲剧——尽管我内心希望我的判断是错误的。”(30)在一战结束之际，由于乔治·克里尔领导的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的有效宣传，威尔逊主义给全世界受苦受难的民族带来了无限的希望与憧憬，但是正如威尔逊本人所预感的那样，他的理想主义如同一个不断膨胀的热气球，终究逃脱不了爆炸破灭的宿命。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知识界在巴黎和会前夕对威尔逊主义的“神化”，不过是中国人的一厢情愿而已。威尔逊主义终究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一战之后复杂的国际政治矛盾，也不会因威尔逊主义的存在而药到病除。
在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谋划上，美国与欧洲列强和东亚的日本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威尔逊看重的是人类的集体安全和美国的道德责任，而其他列强则看重的是他们作为战胜国能否最大限度地获得战争赔偿，他们奉行的是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这种原则与威尔逊主义的利他精神是冲突的、无法调和的。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与其他列强的现实主义外交发生严重冲突的，恰恰就是领土划分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分歧就是中国的山东问题。山东问题注定要成为考验威尔逊主义灵验与否的试金石。
三、“受难时刻”：“三强会议”对山东问题的裁决
民族自决原则是威尔逊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对像中国这样饱受列强欺凌的弱国而言，这一原则象征着“公平与正义”，它给世界上众多的弱国民族带来了“公理终将战胜强权”的希望。也正是这一原则让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中国知识界的领袖为之欢欣鼓舞，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个平等、自由与民主的世界新秩序在威尔逊总统的领导下即将建立的胜利曙光。然而，从日本政府的角度看，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恰恰成为日本在东亚推行侵略的扩张政策的克星。
如果按照民族自决原则，中国自当收回山东主权，那么日本自一战爆发以来苦心孤诣地掠夺山东主权的图谋就会遭到失败。因此，当日本战时最高外交决策机构——“外交调查会”获悉威尔逊主义中的民族自决原则之后，立即作出两个针对性的决议：第一，由于威尔逊总统的民族自决原则，有关德国殖民地的处理将变成一个严重问题；第二，日本政府保持强硬的立场，即山东问题的处理不适用于民族自决原则，日本不允许第三方的干涉；1918年11月22日，日本原敬内阁举行会议作出决定，执行外交调查会的上述决议。(31)这意味着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直接激化了中日两国在山东问题处理上的矛盾：一方面威尔逊总统和中国公众要求执行民族自决原则；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则坚决抵制这一原则。这一矛盾使得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裁决牵涉到协约国、美国、日本以及中国在内的各方利益，威尔逊总统和他的民族自决原则遭受到巨大考验，山东问题因此使威尔逊主义备受考验。正如贝克所言，“威尔逊总统作为一位公众人物，在巴黎和会的关键时刻，将他的才智与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以应对各方的挑战。(32)
按照威尔逊主义的民族自决原则，欧洲的协约国和日本将无法继续占有他们在战前就拥有的广大殖民地。尽管威尔逊主义备受广大的弱小民族以及资本主义世界普通民众的欢迎，却遭到协约国政府领袖的暗中抵制。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夕，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领导人开始批评威尔逊主义，比如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对他的同僚说：“他(威尔逊)仍然相信旧外交是行之有效的，旧的国家结盟方式可以确保世界的安全”，其言外之意就是不相信威尔逊的新外交，不相信威尔逊的国际联盟计划的集体安全效力。(33)威尔逊主义之所以遭到以法国为代表的协约国的抵制，主要原因是威尔逊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理想的利他主义”，它要求一种“没有胜利的和平”，希望战胜国不能对战败国提出苛刻的战争赔偿条件；然而，几乎所有的协约国政府都在奉行极端现实的“国家主义至上的自利主义”。
具体而言，参加巴黎和会的协约国政府都在奉行其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外交政策。比如，法国政府希望巴黎和会能够满足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军事安全以及高额的战争赔款”；英国希望和会能够确保其海上的霸权地位；意大利希望占有阜姆，以实现其领土扩张政策；至于日本则要直接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34)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总统是唯一没有领土扩张诉求，并且致力于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新秩序的大国领袖。于是，在威尔逊理想的利他主义与协约国、日本的现实的自利主义之间发生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并一度致使巴黎和会陷入瘫痪崩溃的边缘，而威尔逊本人的耐力也因此被消耗殆尽。(35)
在1919年2、3月间，当威尔逊在与协约国领袖围绕德国海外殖民地的托管政策、国联条约是否纳入巴黎和约、阜姆问题等涉及战胜国国家利益的棘手问题而唇枪舌剑，展开激烈的辩论的时候，日本政府的外交代表则非常机智地保持沉默，他们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提出山东问题。(36)1919年4月21日，威尔逊总统拒绝了意大利对阜姆的占领要求，由此导致意大利首相奥兰多赌气退出“四强会议”，返回罗马。(37)这虽然体现了威尔逊捍卫民族自决原则的强硬立场，却加剧了他与协约国领袖之间的矛盾。如果失去协约国领袖的鼎力支持，威尔逊参加巴黎和会的最高外交目标——国际联盟的建立，将难以实现。正如威尔逊所言：“阜姆问题让谈判陷入了完全的僵局。”(38)这里的“僵局”，就是威尔逊无法与协约国列强谈判，落实他的国联计划，实现建立战后世界新秩序的理想。
从日本代表的外交立场考虑，威尔逊的“僵局”，恰恰是日方提出山东问题的宝贵时机。既然意大利的退出直接导致巴黎和会谈判陷入停顿，那么威尔逊如若拒绝日本对山东问题的要求，日本也将效法意大利退出和会，其结果将是巴黎和会的流产，而这是威尔逊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正如柯里(Roy W.Curry)所言，日本此时提出得到“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要求，正是时候”，因为“德国代表预计于4月28日前来接受条约条件。意大利已于4月23日因阜姆问题退出和会；比利时威胁，如果德国的赔偿不包括偿清全部损失费，它也采取同样行动。法国的国民议会和英国的众议院都要求与德国签订苛刻的和约。在巴黎的小国代表中，对四国会议决定这种方式不满的亦有人在”。(39)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此时提出山东问题将是击垮威尔逊民族自决原则的“最后一根稻草”。
4月21日晚，日本外交代表牧野伸显和珍田舍己私下拜访威尔逊，“提出要在接下来的一周内，三强会议应对山东问题作出裁决”，此前日本方面已经向英国外交代表贝尔福表达了尽快解决山东问题的意愿。(40)他们告诉威尔逊，“由于中国的反日宣传，山东问题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领土租界问题，而成为一个远东政局中的严重问题”。(41)这里所谓的“严重问题”，是指山东问题牵涉到日本的国家荣誉。(42)此次谈话也让日本代表得出了一个结论：威尔逊不会支持日本的要求，即由日本直接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43)同日，日本外交调查会在东京举行会议，日本政坛元老伊东巳代治说，“如果日本在山东问题上让步了，那么日本在东亚的国家威信将丧失殆尽”；随后日本首相原敬表示，“日本政府既不会接受山东直接归还给中国，也不同意威尔逊的联合国托管方案”。也是在这一天，日本外相内田康哉致电巴黎和会的日本外交代表，“如果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要求被拒绝，日本就不签署国联条约”，此电还补充说，“为了捍卫日本的国家尊严，我们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44)日本政府的强硬指示，让巴黎和会的日本代表无路可走，他们只能与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对抗到底。
在此关键时刻，日本1917年与协约国签署的秘密协定发生了作用。如克里所言，“劳合乔治与克里蒙梭受1917年密约的约束，必须支持日本”。(45)就这样凭借与英法签署的战时秘密协定，日本代表成功地将英法两国的元首劳合乔治与克里蒙梭捆绑在一起，逼迫他们支持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要求。由于4月23日意大利首相奧兰多的离会，这样“四强会议”就变成了英、美、法三国元首组成的“三强会议”，而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黄种人大国依然被欧美的白人大国排斥在外。巴黎和会召开伊始，日本曾是出席“十人会议”的“五强”之一，不久却因“四强会议”和“三强会议”的重新组合而被排斥出局。尽管威尔逊许诺，“四强会议”或“三强会议”所作出的决定在正式通过之前将通知日本代表并征询其意见，但是这种失落感还是让日本人忿忿不平。(46)作为巴黎和会名副其实的世界五强之一，日本人却无缘参与欧美列强组成的“四强会议”及其后的“三强会议”，这种区别对待进一步强化了日本人将“种族平等案”纳入国联盟约的诉求。1919年4月21日，当日本代表提出一周之内解决山东问题的请求之后，山东问题就与种族平等问题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最终促使英、美、法三国元首必须在山东问题与“种族平等案”的最终裁决上作出抉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是一个很现实的国家主义者，却在抵制日本的种族平等问题上与威尔逊总统达成了“统一战线”。1919年4月11日，威尔逊曾经与英国代表达成默契，没有投票支持日本的“种族平等案”，使得日本代表团坚持不懈的种族平等外交目标受到重创，但是日本代表依然在随后的会议中继续提出种族平等问题，并将这个问题与山东问题捆绑在一起，向“三强会议”施加压力。(47)“种族平等案”与山东问题是日本代表团在和会上极力实现的“两大外交目标”，“种族平等案”因遭到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抵制而遭受挫败，这更加坚定了日本代表要赢得山东问题交涉胜利的决心，他们希望在山东问题上挽回其在“种族平等案”上所受到的损失，以挽回日本的国家荣誉。(48)正如巴黎和会的亲历者、威尔逊的新闻秘书贝克所言，“很少有人意识到‘种族平等案’的失败，让日本人的国家荣誉受到多么严重的伤害”；如果日本代表团不能在山东问题交涉上有所斩获，借以挽回日本的国家荣誉，他们将无法面对“日本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以及反对者的批评，更无法向日本民众交差”。(49)
1919年4月底，也就是在对德和约临近签署的关键时刻，日本提出的山东问题要求与种族平等问题，集中凸显了巴黎和会上英美法与日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大国矛盾关系：一方面英美两国元首为了减少其国内种族问题的麻烦而否决日本的“种族平等案”，在这方面英美与日本的立场是敌对的；另一方面英法与日本由于1917年的密约关系而必须支持日本对山东问题的要求，而日本的这一要求与法国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要求，都是一种强权政治，在这方面法国与日本可谓是“惺惺相惜”，比如美国代表团成员贝克就把山东称为“中国的阿尔萨斯—洛林”。(50)所以，英法在山东问题上支持日本固然有1917年秘密协定的作用，也是在捍卫他们共同信奉的极端现实的国家主义至上的原则。在这方面，英法日的国家主义原则与威尔逊的利他主义精神相互冲突。
正是这种复杂的大国政治矛盾关系决定了英、美、法三国元首在“三强会议”上作出了一笔政治交易：在种族平等问题上，威尔逊获得了英国的支持；但在山东问题上，威尔逊必须理解英法两国的“苦衷”，向日本妥协。关于三强在山东问题与种族平等问题上的利益交换关系，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在4月28日与威尔逊的交谈中，暴露无遗。贝尔福说：“我们要求日本赞成的是不要把种族平等内容写进盟约。如果日本在种族平等和山东问题上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均受挫折，日本代表团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51)简言之，就是“三强会议”通过同意日本的“山东问题要求”，来换取日本放弃“引起争论的种族平等问题”。(52)
一方面英法日三国代表逼迫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放弃民族自决原则，同意日本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代表团的其他三位代表，即布利斯将军(Tasker H.Bliss)、亨利·怀特(Henry White)和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一再要求威尔逊拒绝向日本妥协，捍卫民族自决原则，而威尔逊本人也一直把山东问题视为其验证“民族自决原则的一个重要案例”。(53)为了调和这方面的尖锐分歧，威尔逊作出了最大的努力。1919年4月25日，顾维钧就山东问题向威尔逊提出“国际托管方案”后，威尔逊立即对该折中方案予以高度的重视。(54)4月26日，威尔逊召集美国代表团成员讨论对山东实行国际托管的方案，同日国务卿兰辛奉威尔逊之命去拜访日本代表牧野伸显与珍田舍己，遗憾的是威尔逊的国际托管方案遭到日本代表的断然拒绝；日本代表再次威胁说，“如果三强会议不批准日本的要求，日本将退出大会”。(55)
由于威尔逊坚信日本的威胁不是纯粹的“吓唬”，于是他在4月28日的“三强会议”上放弃了民族自决原则，同意了日本对山东问题的要求。威尔逊在这日的“三强会议”上讲，“如果日方能够让出所有的军事权利，让他们的协议只是一份纯粹的经济协议，他会同意日本希望得到的东西”。(56)威尔逊的这句话，确立了“三强会议”对山东问题裁决的基本原则：山东的政治主权归中国，而经济权利归日本。(57)这个原则体现了威尔逊的“创意”，就是“国家主权中的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利的分离”。然而，正是这个主权分离方案引发公众舆论关于威尔逊“背叛中国”的巨大争议。在当日的大会中，“国际联盟条约获得一致同意”。(58)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的让步，换取了英、法、日等大国对他梦寐以求的国联计划的支持。
在山东问题的裁决上，威尔逊放弃民族自决原则，说到底由于反对力量太强大，他作出了违背初心的选择。威尔逊所面临的反对力量主要有：首先，旧的秘密外交仍然在发挥作用，并且制约着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新外交的实现。由于英法与日本在1917年缔结的秘密协定，威尔逊在“三强会议”上失去了英法两国元首的支持。(59)英法日的战时秘密外交协定之所以在巴黎和会上继续发挥作用，主要得利于“四强会议”及随后的“三强会议”也采用了秘密外交的会议方式，并导致威尔逊所提倡的公开外交根本无法落实。由于“三强会议”的举行是高度秘密的，这就使得威尔逊无法借助他在外界所拥有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来制衡英法两国元首。(60)正如贝克所言，在“三强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讨论中，威尔逊面对来自英法日的外交压力，“如同一个绝望的囚徒，欲罢不能”。(61)
其次，真正主宰巴黎和会与“三强会议”的核心人物是法国总理克里蒙梭，而非如外界所想象的是威尔逊。尽管威尔逊由于十四点演说的发表而名扬世界，获得许多弱小民族国家的支持，但是在巴黎和会内部威尔逊的影响力在克里蒙梭之下。巴黎和会的大会主席由克里蒙梭担任，大会秘书长也由法国人担任，克里蒙梭利用大会主席的职权之便顺理成章地操纵会议议程，使其按照法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开展下去。正如兰辛所言，克里蒙梭认为“国家与个人都是自私的”，他认为威尔逊的国联计划不过是一个“乌托邦之梦”。(62)克里蒙梭并不反对威尔逊实行其国联计划，但前提是国联计划不能损害法国的利益，在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任何有争议的问题上，克里蒙梭都是反对威尔逊的。(63)
尽管日本代表被排斥在“三强会议”之外，但是日本作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五强之一以及凭借其在战争期间与英法签订的秘密协定，日本代表可以更自由地游说英法等欧洲列强，以实现其对山东问题的要求，并通过英、法两国元首在“三强会议”上对威尔逊施加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另外，威尔逊还遭受美国代表团内部的压力，以兰辛、布利斯、亨利·怀特、卫理为代表的许多美国代表团成员都要求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坚持民族自决原则，决不能向日本让步。(64)在良心的天平上，威尔逊当然是想坚持民族自决原则，捍卫中国的山东主权的。但是，威尔逊在此关键时刻坚信了他的这一判断：“如果在山东问题上拒绝了日本的要求，日本代表就会退出和会，并拒绝接受国际联盟。”(65)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威尔逊决定在山东问题上牺牲民族自决原则，以挽救他的几乎流产的国际联盟计划。
四、道德与政治：“背叛中国神话”与威尔逊的认同危机
在1919年4月28日的“三强会议”上，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作出妥协，即将山东的政治主权归还中国，而经济特权由日本保留。两天之后，也就是4月30日，威尔逊的这一解决方案获得“三强会议”的最终通过。同日，这一决定被传达给中美两国的代表团成员，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对威尔逊的抗议之声如潮水般涌来。(66)
首先，在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内部，以兰辛、布利斯和亨利·怀特为首的绝大多数美国代表团成员认为，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背叛了中国。他们的理由是，威尔逊虽然让日本把山东的主权归还中国，却让日本保留了经济特权；美国代表团新闻秘书贝克在给威尔逊的备忘录里指出，中国得到的不过是山东主权的“外壳”，而日本得到的却是山东主权的“牡蛎”。(67)兰辛也坚持这样的看法，他在1919年5月1日的备忘录里写道：“中国得到的只是山东主权的‘外壳’，而日本得到了山东主权的‘核心’，也就是对山东经济的控制权。”(68)以上论断反映了贝克与兰辛关于国家主权的理解，他们认为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的“实质内容”，是不容分割的。但是，威尔逊为了调和中日两方的意见，却人为地把山东的政治主权与经济特权分割开来，并由中日两国各取其一。显然，威尔逊对山东主权的划分方案以及由此造成的理解分歧，是美国代表团成员认为威尔逊叛变中国的根本理由所在。
其次，威尔逊的山东问题解决方案违背了他之前反复强调的民族自决原则，也是造成公众舆论认为威尔逊背叛中国说的基本原因。民族自决原则还引发一个关于巴黎和会议和准则的政治与道德的双重标准问题：参加巴黎和会的广大弱小民族国家的代表把民族自决原则视为一个实现国际社会自由、平等的道德公理，故而他们希望巴黎和会的讨论遵循道德原则；但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强国则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需要而继续奉行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原则，故而他们千方百计地抵制民族自决原则的道德诉求。在山东问题上，就体现为协约国与日本所奉行的强权政治原则与威尔逊提倡的民族自决的道德原则的对抗。最后，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屈从了强权政治原则，放弃了民族自决的道德原则。
只有威尔逊总统的特别顾问爱德华·M.豪斯(Edward M.House)上校以及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主席乔治·克里尔等少数美国代表团成员支持威尔逊对山东问题的解决方案。豪斯与克里尔都是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从协约国列强主导巴黎和会外交这一国际现实政治出发，认为威尔逊的山东问题解决方案符合国际强权政治的常态，不足为怪。故而，当兰辛对豪斯说，“威尔逊把胶州给日本是拿重大原则做交易”，豪斯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我们以前就这么做了”。(69)乔治·克里尔也为威尔逊辩护说，“山东问题不是一个抽象的学术问题，因为日本实际上驻兵山东，对那里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所以威尔逊的解决方案“虽然不是理想的办法，却是基于现实考虑的最好的选择”；对于那些指责威尔逊“背叛中国”的人士，克里尔很尖锐地批评说，“他们看上去对中国友好和同情，实际上却是中国的敌人”。(70)既然威尔逊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各执一词，而且双方的说法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威尔逊本人如何看待他的山东问题解决方案呢？1919年4月28日晚上，威尔逊对贝克道出了他的心声：“困难不在于发生争论这一事实，而在于其中的政治。”(71)这句话揭示出威尔逊最终处理山东问题的原则依据的是“政治”，而非外界所争论的“道德”问题。在这方面，威尔逊与豪斯上校、乔治·克里尔的立场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威尔逊的批评者几乎都是站在“道德”的立场来指责威尔逊“出卖了山东”，“背叛了中国”；而威尔逊和他的支持者则是站在“政治”的角度来辩护山东解决方案的合理性。由此引出有关山东问题解决方案的“道德”与“政治”的双重立场之争。1919年4月29日，在兰辛和亨利·怀特的支持下，美国代表布利斯致信威尔逊，批评山东问题的解决办法“在原则上是不道德的，对于中国是不公平的”。(72)道德问题之所以成为公众舆论用以批评威尔逊的主要“把柄”，其复杂性在于这不单是批评者的苛责，而且道德也是威尔逊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极端重要的精神信条。如威廉·E.道德所言，威尔逊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建立公平与正义的国际秩序”(73)，而公平、正义就是威尔逊的道德信条。
道德是一种情感信仰，政治是一种理性选择。在山东问题的解决方案上，威尔逊对道德的情感信仰和他作为政治家的理性选择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从情感信仰上看，威尔逊坚决主张山东主权直接归还中国，反对日本占领中国山东主权；但是在1919年4月的最后一周内，威尔逊因遭到英、法、日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屈从于强权政治，作出了他认为是“一种尽可能圆满地解决中国自身陷入的这场条约纠纷的决定”。(74)在巴黎和会的危急时刻，威尔逊最终根据他的政治家的行事方式作出了山东问题的解决方案，但这是违背了他的道德信仰准则的。尽管他为此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将山东主权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但是威尔逊的苦衷仍然无法被外界所理解。即使威尔逊的心腹秘书约瑟夫·P.图马尔蒂(Joseph P.Tumulty)起初也认为，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向日本“屈服”了，也只有当威尔逊从巴黎回到华盛顿向其解释了他所面临的“复杂而微妙的世界形势之后”，图马尔蒂才理解了威尔逊的苦衷，认为威尔逊方案“是摆脱严重困境的尽可能好的解决办法”。(75)然而，图马尔蒂毕竟是理解威尔逊方案的极少数人之一，绝大多数美国人以及中国公众是不理解威尔逊的，他们依然认为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背叛了中国”。
就当时的历史情境而言，威尔逊背叛中国说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存在两种不同的评价标准：一种是道德标准，中美两国代表团的绝大多数成员和一般公众舆论都坚持这一标准，他们认为威尔逊应该勇敢地肩负起对中国的“道义责任”(76)；另一种标准就是威尔逊总统和他的跟随者豪斯上校、乔治·克里尔等人坚持的现实政治原则，这种大国之间的“妥协和利益交换”的政治原则是主导巴黎和会谈判方式的真正权力规则。诚然威尔逊是理想主义者，但也是政治家，他在巴黎和会上最终必须按照政治原则与欧洲列强和日本周旋。然而，道德与政治的双重标准并不是威尔逊背叛神话产生的唯一因素。此外，威尔逊与国务卿兰辛的权力冲突，威尔逊所在的民主党与洛奇(Henry C.Lodge)为首的共和党之间的政治竞争，也是造成威尔逊背叛神话广泛流行的重要原因，并影响到后世历史学家对山东问题争议的历史书写。
国务卿兰辛与共和党的精神领袖洛奇都是用“道德”标准抨击威尔逊山东问题解决办法的典型代表，但是在他们的“道德旗帜”下隐藏着他们与威尔逊的权力之争，这种政治竞争的隐秘事实被威尔逊“背叛中国的神话”给遮蔽了。威尔逊与国务卿兰辛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至少在1917年12月18日，他们的矛盾已经为豪斯上校所觉察。豪斯注意到：“总统仍然对兰辛有敌意。兰辛经常做些冒犯他的事情，而且通常是未经磋商便采取行动。”(77)这里所说的“未经磋商便采取行动”，表明了威尔逊总统与国务卿的权力之争。兰辛还是公共情报委员会的主任之一，他与常务主任乔治·克里尔也时常因相关文件的签名顺序而发生争执，而克里尔是威尔逊总统的亲信，由此增加了威尔逊对兰辛的敌意。(78)到1918年年底巴黎和会召开前夕，威尔逊与兰辛的权力之争达到了顶峰。当时，国务卿兰辛想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但是威尔逊决定亲自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使得兰辛的愿望落空。(79)
尽管兰辛位列美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五大代表之一，但是在随后的“四强会议”和“三强会议”讨论中，威尔逊总统完全把主管美国外交事务的兰辛排斥出局。(80)故而，兰辛对威尔逊极为不满，为了攻击威尔逊而隐瞒某些事实真相。比如，兰辛在1919年1月指导米勒(David H.Miller)和詹姆斯·B.斯科特(James B.Scott)起草了国联草案。但是，兰辛在其著述中却隐瞒了这一事实，借以说明威尔逊在无端地排斥他。(81)其后，兰辛在山东问题上积极配合共和党参议员洛奇，公开出面作证，批评威尔逊“背叛了中国”(82)，这些说明兰辛和威尔逊的权力之争影响着他对山东问题的看法。至于共和党参议员洛奇不遗余力地攻击威尔逊的山东问题解决方案，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政治竞争有关。正如克里尔所言，“洛奇为首的共和党人一直在顽固地抵制十四点宣言，而这些原则早已被协约国接受为议和的基础”。(83)美国共和党人担心威尔逊一旦成功地按照十四点宣言的精神“重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世界秩序”，这将让“共和党的前途暗淡无色”。(84)故而，当1919年4月30日威尔逊的山东问题解决办法被巴黎和会接受后，立即引起洛奇领导的美国共和党人的猛烈抨击，并最终导致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巴黎和约，美国也未能加入国际联盟。(85)这一历史事件被美国历史学者托马斯·贝利(Thomas A.Bailey)称为美国对威尔逊主义的“大背叛”。(86)
尽管威尔逊在1919年4月底为寻求山东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苦苦挣扎时，还无法预料到美国国会将拒绝接受巴黎和约，但是他在那时已经陷入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87)这种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威尔逊面临两种身份认同的抉择：一般公众舆论对威尔逊的“救世主”的身份认同，他们希望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捍卫中国的山东主权；以英法日为首的外交代表则努力把威尔逊限制在强权政治的国际现实中，要求威尔逊按照政治家的现实主义原则在山东问题上向日本妥协。由于威尔逊本人内心一直有强烈的道德感，故而上述两种力量所产生的角色期待，直接加剧了威尔逊的身份认同危机。(88)由于山东问题的不可妥协性，威尔逊无法同时保持救世主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般公众舆论对威尔逊作为“救世主”身份的期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克里尔领导的公共情报委员会自1917年以来进行了有效的国际宣传，威尔逊主义因此风靡世界。特别是在中国，威尔逊主义所提倡的民族自决原则更是令中国人对威尔逊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期待。在巴黎和会前夕，威尔逊本人已经意识到他本人的实际能力以及残酷的国际政治现实，将使他无法兑现威尔逊主义，也无法满足公众对他的救世主的角色期待。为此威尔逊不仅抱怨克里尔领导的公共情报委员会过度地宣传了他的主张，而且还为弱小国家的人民可能产生的巨大失望，表示深切的忧虑。1918年12月，威尔逊对克里尔说，“饥饿者希望我们提供食物，流浪者希望我们提供住所，生病者希望得到我们的治愈。所有这些期待都是迫在眉睫的需要，丝毫不能耽误。……但是，你我都知道，这些问题的解决绝非一夕之功”。威尔逊说话时流露出绝望的表情。(89)外界对威尔逊“救世主”的身份期待给威尔逊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让他无法承受。当巴黎和会召开后，中国对威尔逊的救世主身份期待更是有增无减。1919年1月6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向威尔逊传达了中国人民对他的强烈期待：“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您已成为他们最美好的希望和愿望的化身。”(90)然而，威尔逊终究不是“救世主”，他作为一位大国政治家，在山东问题交涉上最终屈从遵循现实的国际政治原则，而他的身份认同危机也由此爆发。
1919年4月21日，威尔逊在“阜姆问题”上拒绝了意大利的领土占有要求，此举象征着威尔逊在努力证明他是弱小民族国家的“救世主”，他似乎也从这种救世主的身份认同上获得了满足感。对此，威尔逊的反应是，“好像自己打了一次胜仗，这种洋洋自得的心态同时也伴随着不安和怀疑”。(91)但是，当日本代表随后提出山东问题后，威尔逊的救世主身份认同就遭遇到英、法、日三国代表的强有力挑战，他们要让威尔逊放弃民族自决原则，要按照政治家的身份去妥协让步。在4月25日，威尔逊在比较阜姆问题和山东问题的时候，竟然没有看到“这两个问题之间的相似性”。(92)威尔逊告诉贝克，“他没法清楚看到，他的原则在哪里能得到适用”。(93)实际上，阜姆问题和山东问题非常相似，两者都与民族自决原则有关。既然威尔逊已经拒绝了意大利的主张，那么他就没法再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说“是”。正如布利斯所言，“这里面牵涉到的是一个道德是非问题”。(94)换言之，威尔逊如果屈从了日本的要求，就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意味着他放弃了外界对他的“救世主”身份期待。
事实上，山东问题的交涉困境是导致威尔逊陷人身份认同危机的主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身份危机不仅让威尔逊没法准确地回忆过去，甚至让他开始讨厌自己的历史。他只是希望见到一个新的未来——国际联盟，这是他关于新世界秩序的一个梦想。(95)4月30日，威尔逊告诉格莱森医生：“我的心里满是中日争端这一问题。但是今天早上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虽然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平衡的暂停’。这是从‘肮脏的历史’中得到的最好结果。”(96)这里所谓的“平衡”，恰恰揭示了威尔逊作为“救世主”与“政治家”两种身份选择的内在冲突。由于中国没有完全收回山东主权，故而威尔逊曾对中国代表王正廷承认“中国冤屈”。(97)但是，威尔逊也找到了他内心平衡的理由：“毕竟日本答应尽快从山东撤兵，将军事权力还给中国，而且山东问题悬案将在国际联盟里得到最终的解决。”(98)
中日两国关于山东问题的矛盾冲突，让威尔逊无法寻求“道德”与“政治”的平衡。毕竟，“道德”是救世主的理想，而“妥协”是政治家的选择。故而，山东问题让威尔逊“度日如年，身心受到极大伤害”。(99)也如贝克所言，山东问题是威尔逊的“蒙难地”。
威尔逊关于山东问题的解决方案本质上是在英、法、美、日四强之间所展开的利益博弈。但这个博弈的过程是在威尔逊主义所营造的民族自决原则的公平与正义的道德语境下展开的。故而，山东问题的解决，集中彰显了巴黎和会时期“道德力量”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力量都聚集在威尔逊总统一人身上，对他造成了巨大的道德压力和政治压力。
山东问题解决方案公布之后，立即在中美两国引发潮水般的抗议之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巴黎和会上威尔逊与国务卿兰辛之间的权力冲突，以及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政治竞争，使得山东问题的争议在“道德”的面纱下潜藏着非道德的权力角逐。兰辛身为国务卿，却在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交涉上被威尔逊总统排斥出局，这滋生了兰辛对威尔逊的不满。故而，兰辛在他关于巴黎和会的历史书写中竭力夸大威尔逊“背叛中国”的历史叙述，贬低威尔逊的和会外交成就。(100)可以说，兰辛是威尔逊“背叛中国说”的始作俑者，并影响到后世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历史学者都陷入“威尔逊是否背叛中国”的辩论之中。(101)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后世学者有关威尔逊背叛中国的争论，不过是巴黎和会的历史创造者和亲历者在不经意间所设置的一个历史陷阱，而研究者们往往深陷其中而不自知。本文无意去计较威尔逊“背叛中国说”的“是”与“非”，而想说明的是，威尔逊“背叛中国说”产生的过程更值得今人关注。那些批评威尔逊出卖中国的人，如国务卿兰辛、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洛奇等人，他们虽然高举“道德”的旗帜攻击威尔逊，实际上却有着难以启齿的个人恩怨和党同伐异的派系考量。就威尔逊总统本人而言，公众舆论对他“出卖山东”的尖锐批评，由此给威尔逊本人所造成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威尔逊为摆脱这种身份认同危机而在山东问题的解决上所付出的各种努力，更值得深思。
①相关研究，参见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William C.Widenor,Henry Cabot Lodge and the Search for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②美国学者罗素·H.法伊菲尔德在1950年代初发表了有关威尔逊和山东问题的专著。尽管法伊菲尔德意识到山东问题是威尔逊所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但他忽略了威尔逊在山东问题抉择上的内心矛盾及认同危机。详见Russell H.Fifield,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the Diplomacy of the Shantung Question(Connecticut:Archon Books,1965)。罗伊·W.柯里在1968年出版《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此书虽然注意到威尔逊在山东问题裁决上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同样没有注意到此一问题所引发的威尔逊的认同危机。详见罗伊·沃森·柯里著，张玮瑛，曾学白译《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到了2002年，布鲁斯·A.埃尔曼在《威尔逊与中国》一书中指出威尔逊对山东问题的裁决没有“背叛中国”，而过去的“背叛中国说”不过是一个神话。但是，此书主要从法理上去分析威尔逊对山东主权裁判的归属，却忽略了当时舆论界的道德诉求对威尔逊的批判。详见Bruce A.Elleman,Wilson and China:A Revised History of The Shang Dong Question(New York:M.E.Sharpe,2002)。至于中国学者对威尔逊与山东问题的研究，更多的是着眼于中国方面的应对。相关研究，参见邓楚川《威尔逊与中国》，《历史研究》1964年第2期；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③"From the Diary of Ray S.Baker," April 25,1919,in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Vol.58,pp.142-143.
④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著，崔永禄、王忠和译：《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10页。
⑤1909年，威尔逊在林肯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时，提出他的人生记忆开始于林肯当选总统和内战爆发。Ray S.Baker and William E.Dodd,The Public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1970),Vol.2,p.83.
⑥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第38页。
⑦Charles Seymour ed.,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26),Vol.3,p.210; Lawrence E.Gelfand,The Inquiry:American Preparations For Peace,1917-1919(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p.57.
⑧唐纳德·E.戴维斯、尤金·P.特兰尼著，徐以骅等译：《第一次冷战：伍德罗·威尔逊对美苏关系的遗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页。
⑨唐纳德·E.戴维斯、尤金·P.特兰尼：《第一次冷战：伍德罗·威尔逊对美苏关系的遗产》，第107页。
⑩"An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January 8,1918,in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Vol.45,pp.534-537.
(11)唐纳德·E.戴维斯、尤金·P.特兰尼：《第一次冷战：伍德罗·威尔逊对美苏关系的遗产》，第113页。
(12)"Far Eastern Press Opinion:'Aggressive' America,"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February 8,1919,p.364.
(13)William E.Dodd,"Wilsonism,"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38,No.1(March,1923),pp.115-117.
(14)August Heckscher,Woodrow Wilson(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91),p.667.
(15)William R.Keylor,"Post-mortems on the American Century," Diplomatic History,Vol.25,No.2(Spring,2001),pp.317-327.
(16)山腰敏宽：《中国におけるウルソン主義の宣伝と五四運動》，《現代中国研究》第14、15合期，2004年9月，第79、82页；河村典子(Noriko Kawamura)则把威尔逊十四点计划称为“威尔逊理想主义”，详见Noriko Kawamura,"Wilsonian Idealism and Japanese Claims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66,No.4(November,1997),pp.503-526；松尾弌之：《中国におけるアメリカのプロパガンダ活動：1918-1919の合衆国広報委員会》，《アメリカ·カナダ研究》第14期，1997年3月，第19、37页。
(17)详见松尾弌之《中国におけるアメリカのプロパガンダ活動：1918-1919の合衆国広報委員会》，《アメリカ·カナダ研究》第14期，1997年3月，第19-42页；Erez Manela,The Wilsonian Moment:Self 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18)"Far Eastern Press Opinion:'Aggressive' America,"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February 8,1919,p.364.
(19)Noriko Kawamura,"Wilsonian Idealism and Japanese Claims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66,No.4(November,1997),pp.503-506.
(20)Hollington K.Tong,"China's Conditions at the Peace Conference,"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April 27,1918,p.305.
(21)Hollington K.Tong,"What Can President Wilson Do for China,"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November 16,1918,p.431.
(22)详见Hans Schmidt,"Democracy for China:American Propaganda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Diplomatic History,Vol.22,No.1(Winter 1998),pp.3-4。
(23)松尾弌之：《中国におけるアメリカのプロパガンダ活動：1918-1919の合衆国広報委員会》，《アメリカ·カナダ研究》第14期，1997年3月，第30页。
(24)谭淑：《读美总统威尔逊提倡民族主义之宣言书后》，《墨梯》1919年第3期，第17页。
(25)此书英文版由卡尔·克劳提供，1918年9月在中国初版。详见威尔逊著，蒋梦麟译《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
(26)蒋梦麟：《威尔逊总统小传并赞》，威尔逊：《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
(27)《发刊词》，《每周评论》，1918年12月22日，第1期第1版。
(28)胡适：《纪念“五四”》，《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年5月5日，第7页。
(29)Carl Crow,"Letter From Carl Crow to the New York Office," November 5,1918,in Correspondence of the Foreign Section,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File#17-A2,National Archives,Washington,DC.
(30)George Creel,The War,the World,and Wilson(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20)pp.162-163.
(31)Tatsuo Kobayashi(ed.),Diary of the Green Rain Villa:Records of the Advisor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Tokyo,1966),pp.284-293；以及"Cabinet decision," November 22,1918,in Foreign Ministry of Japan(ed.),Documents on Foreign Relations(Tokyo,1969),Vol.3,p.635.转引自Noriko Kawamura,"Wilsonian Idealism and Japanese Claims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66,No.4(November.,1997),pp.513-514.
(32)Ray S.Baker,What Wilson Did at Paris(New York:Doubleday,Page & Company,1920),vii,"Preface".
(33)Ray S.Baker,What Wilson Did at Paris,p.25.
(34)Ray s.Baker,What Wilson Did at Paris,pp.45-46.
(35)贝克认为，由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与协约国的民族主义的冲突，致使巴黎和会在1919年春连续发生五次危机，即威尔逊的托管政策危机；国联条约纳入巴黎和约的危机；迅速对德议和的危机；阜姆问题危机；日本的种族平等案危机。详见Ray S.Baker,What Wilson Did at Paris,viii-x.
(36)David F.Trask,"General Tasker Howard Bliss and the 'Sessions of the World',"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Vol.56,No.8(1966),p.51.
(37)"From the Diary of Ray Stannard Baker," Monday,April 21,1919,in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Vol.57,p.575.
(38)"From the Diary of Ray Stannard Baker," Monday,April 21,1919,in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57,p.575.
(39)罗伊·沃森·柯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第262页。
(40)"A Translation of a Telegram from Keishiro Matsuio Viscount Yasuya Uchida," April 22,1919,in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57,p.581.
(41)"A Translation of a Telegram from Keishiro Matsuio Viscount Yasuya Uchida," April 22,1919,in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57,p.583.
(42)Noriko Kawamura,"Wilsonian Idealism and Japanese Claims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66,No.4(November,1997),pp.523-524.
(43)"A Translation of a Telegram from Keishiro Matsuio Viscount Yasuya Uchida," April 22,1919,in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57,p.585.
(44)Noriko Kawamura,"Wilsonian Idealism and Japanese Claims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66,No.4(November,1997),pp.523-524.
(45)罗伊·沃森·柯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第259页。
(46)罗伊·沃森·柯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第257页。
(47)关于英美代表合作抵制日本的种族平等案，详见Ray S.Baker,What Wilson Did at Paris,pp.96-97.以及David F.Trask,"General Tasker Howard Bliss and the 'Sessions of the World',"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Vol.56,No.8(1966),p.50。
(48)罗伊·沃森·柯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第249页。
(49)Ray S.Baker,What Wilson Did at Paris,pp.98-99.
(50)在巴黎和会上，法国强要阿尔萨斯—洛林，曾遭到威尔逊的抵制，详见Ray S.Baker,What Wilson Did at Pars,pp.59-60。
(51)罗伊·沃森·柯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第264页。
(52)David F.Trask,"General Tasker Howard Bliss and the 'Sessions of the World',"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Vol.56,No.8(1966),p.52.
(53)Robert Lansing,The Peace Negotiations:A Personal Narrative(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21),pp.255-256；David F.Trask,"General Tasker Howard Bliss and the 'Sessions of the World',"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Vol.56,No.8(1966),p.47；Noriko Kawamura,"Wilsonian Idealism and Japanese Claims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66,No.4(November,1997),p.521.
(54)David H.Miller,My Diary at the Conference of Paris with Documents(New York:The Appeal Printing Company,1924),Vol.19,pp.193-194.
(55)Robert Lansing,The Peace Negotiations:A Personal Narrative,pp.254-256.
(56)"Hankey's and Mantox' Notes of a Meeting of the Council of Four," April 28,1919,in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58,pp.180-181.
(57)根据威尔逊的意思，所谓山东的政治主权归中国，其实是指日本尽快从山东撤军，将军事权力还给中国；而日本拥有的山东经济权利是指胶济铁路和相关矿产。关于三强会议对山东问题的最终裁决条款，被列入对德和约的第156-158条。详见Ray S.Baker,What Wilson Did at Paris,pp.104-105。
(58)"Diary of Dr.Grayson," April 28,1919,in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58,p.176.
(59)"Hankey's and Mantox' Notes of a Meeting of the Council of Four," April 25,1919,in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58,pp.129-134.
(60)由于十人会议的讨论内容不断被泄密，导致和会的讨论遭受外界公众舆论的干扰，为了加快会议的议程，才有了绝对保密的四强会议和三强会议，详见Ray S.Baker,What Wilson Did at Paris,pp.55-56。
(61)Ray S.Baker,What Wilson Did at Paris,p.91.
(62)关于克里蒙梭在巴黎和会上的核心作用，详见Robert Lansing,The Big Four And Others of the Peace Conference(London:Hutchinson & CO.1922),p.16,pp.34—35。
(63)Ray S.Baker,What Wilson Did at Paris,p.70.
(64)详见Robert Lansing,The Peace Negotiations:A Personal Narrative,pp.254—257.
(65)Robert Lansing,The Peace Negotiations:A Personal Narrative,pp.245—246.以及David F.Trask,"General Tasker Howard Bliss and the 'Sessions of the World',"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Vol.56,No.8(1966),p.52.
(66)Robert Lansing,The Peace Negotiations:A Personal Narrative,pp.261—262.以及Chinese Patriotic Committee,Why China Refused To Sign The Peace Treaty(New York,1919),pp.3—4.
(67)"A Memorandum by Ray S.Baker," April 29,1919,in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58,p.232.
(68)Robert Lansing,The Peace Negotiations:A Personal Narrative,p.262.
(69)罗伊·沃森·柯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第264页。
(70)George Creel,The War,the World,and Wilson,pp.277—278.
(71)Ray S.Baker,American Chronicle:The Autobiography of Ray S Baker(New York:C.Scribner's Sons,1945),pp.413—414.
(72)Robert Lansing,The Peace Negotiations:A Personal Narrative,p.257.
(73)William E.Dodd,"Wilsonism,"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38,No.1(March,1923),pp.115—117.
(74)"To Joseph Patrick Tumulty," April 30,1919,in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58,pp.272—273.
(75)Joseph P.Tumulty,Woodrow Wilson As I Know Him(N.Y.Garden City:The Country Life Press,1921),p.390.
(76)罗伊·沃森·柯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第265页。1919年5月6日，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向巴黎和会大会发表声明，批评三强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裁决，没有兼顾中国的安全以及道德正义。详见Chinese Patriotic Committee,Why China Refused To Sign The Peace Treaty(New York,July,1919),p.40.
(77)"From the Diary of Colonel House," December 18,1917,in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45,p.327.
(78)"From the Diary of Thomas W.Brahany," April 15,1917,in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Vol.42,p.71.
(79)Parker T.Moon,More Light On The Peace Conference(New York: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1921),p.502.
(80)Parker T.Moon,More Light On The Peace Conference,p.501.
(81)详见Parker T.Moon,More Light On The Peace Conference,p.506。
(82)Henry Cabot Lodge,The Senate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New York:C.Scribner's Sons,1925),pp.343—345.
(83)George Creel,The War,the World,and Wilson,p.155.
(84)William C.Widenor,Henry Cabot Lodge and the Search for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301.
(85)Allan Nevins,Henry White:Thirty Years of American Diplomacy(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30),p.482.
(86)Thomas A Bailey,Woodrow Wilson and the Great Betrayal(Chicago:Encounter Paperbacks,1963).
(87)需要注意的是，1919年4月28日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妥协之后，已经意识到这一决定可能会引起中国人的巨大失望，故而他要求贝克关注中国舆情的动态。详见"Diary of Ray Stannard Baker," Apirl 28,1919,April 28,1919,in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58,p.214。埃尔曼没有注意到这一史料，故而他武断地认为，没有人预见到山东问题的决定将引发巨大的抗议声浪。详见Bruce A.Elleman,Wilson and China:A Revised History of The Shang Dong Question(New York:M.E.Sharpe,2002),p.86。
(88)威尔逊曾说过：“一个人可以逃脱法律的技巧性的约束，但是他不能摆脱良心上的谴责。”详见Thomas A.Bailey,Woodrow Wilson and the Great Betrayal,p.86。
(89)George Creel,The War,the World,and Wilson,p.163.
(90)"Reinsch to Polk for Wilson," January 6,1919,i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ed.),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1919(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2-1947),Vol.2,pp.519—525.
(91)Edwin A.Weinstein,Woodrow Wilson:A Medical and Psycholgoical Biography(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341.
(92)Bert E.Park,"The Impact of Wilson's Neurologic Disease During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in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58,pp.626—627.
(93)"From the Diary of Ray Stannard Baker," April 25,1919,in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58,p.142.
(94)"From Tasker Howard Bliss," April 29,Paris,1919,in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58,p.234.
(95)"From Edward Mandell House," April 29,1919,Paris; Bert E.Park,"The Impact of Wilson's Neurologic Disease During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in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58,p.228.
(96)"Diary of Dr.Grayson," April 30,1919,in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58,pp.244—245.
(97)《大陆报所纪王专使之谈话》，《申报》，1920年1月26日，第10版。
(98)Joseph P.Tumulty,Woodrow Wilson As I Know Him,p.391.
(99)"Cary Travers Grayson to Joseph Patrick Tumulty," April 30,1919,in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58,p.248.在此情况下，到了1919年5月中旬，威尔逊出现了明显的老年痴呆综合症。详见Bert E.Park,"The Impact of Wilson's Neurologic Disease During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in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58,p.630。
(100)有关兰辛对巴黎和会威尔逊外交的歪曲，详见Parker T.Moon,More Light On The Peace Conference(New York: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1921),pp.501—508。
(101)美国学者布鲁斯·A·埃尔曼(Bruce A.Elleman)就认为威尔逊“背叛中国”只是一个“神话”。他批判的依据是威尔逊山东解决方案的“政治主权”与“经济特权”的分离原则，却忽略了时人关于山东问题处理的“道德”语境，故而缺乏对这段历史的理解与同情。详见Bruce A.Elleman,Wilson and China:A Revised History of The Shang Dorng Question(New York:M.E.Sharpe,2002),pp.86—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