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民国史研究大有成“显学”之势，然而，享有民国史“主干”之称的民国外交史研究却颇为冷落。未来的民国外交史研究该如何推陈出新，显然已成为一个问题。

“国耻文化”外交书写史底蕴深厚

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方向之一，就是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所谓民族国家至少包含两个基本元素：政权独立和主权完整。这也决定了政治史和外交史必然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双翼”。谈民国外交史，我们要注意两个基本层面：一是民国外交史本身的发展史；二是民国外交史“书写”的历史。这两个层面的“历史”都带有深厚的“民族烙印”。近代中国外交史的书写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革命性。中国近代外交史的“鼻祖”刘彦在留日期间撰写的《中国近时外交史》于1911年在日本东京印发，旋即运往国内发行，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宣传资料。从外交史角度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刘著可谓开山之作，影响深远。

在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历史记忆的塑造过程中，民国外交史书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进而形成一种历史底蕴深厚的近代“国耻文化”。纵观20世纪的中国外交史书写，基本上遵循“国耻文化”和“国耻记忆”的历史书写范畴。

时移世易，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在国际事务中拥有重要发言权的世界大国。20世纪中国外交史的书写，特别是民国外交史的书写应该拓展以往的“国耻记忆”模式，以更宽更广的视野审视这段波澜壮阔、错综复杂的对外关系史。

“国际史视野”：跨国界的、整体的外交史

传统外交史研究多侧重于旧中国国家主权的失去和恢复，这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也不免视野多单一化，把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简单化了。民国外交史不仅是现代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有其非同寻常的一面：特别是一战后欧美列强重返东亚，中国成为列强之间纵横捭阖的主战场，正如杜威所言：“五四以后的中国是政治学者们观察和学习国际政治的最佳场所。”民国时期也是有史以来外部势力对中国介入程度最深的一个历史阶段。

民国政治的混乱状况决定了其对外关系的高度复杂性，而传统的外交史研究在应对这些历史问题时显得后劲不足。近年来，美国学界流行的“国际史”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视野。国际史有何特别之处？以国际史研究著称的香港大学教授徐国琦认为：第一，国际史打破现今历史研究中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模式约束，而以整个国际体系甚至文化背景为参照系；第二，强调非政治、非“民族—国家”因素的作用及影响，如非政府机构、竞技体育、瘟疫等在人类进步及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第三，强调多国档案研究；第四，强调“自下而上”的方法，而非如传统的外交史、政治史之重大人物、政府层面的决策，“文化因素”、“弱势群体”等常成为国际史研究的突破口。简言之，国际史研究重新对传统外交史框架中以往“微不足道”的历史人物、事件给予了更多关注。

“多元视角”：超越民族主义的单向维度

今天我们研究民国外交史至少要有三个基本观照：其一，重视“国门内”的“国际史”，也就是英美俄日等列强在中国的交往史，特别是这些国家的外交官群体及其覆盖中国的外交情报网络、外国商人群体及其商业组织、外国报纸及外籍记者群体，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及其与中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的互动。上述群体和组织是列强在华推行“势力范围”政策的实际执行者，他们对中国的观察和言论不仅影响到其本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塑造了中国在西方世界的“国家形象”；其二，是重视“国门外”的“国际史”，即中国与现代国际体系的互动史。诸如华盛顿体系、国际联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对民国对外关系的影响以及中国在上述国际体系中的作为；其三，加强对跨文化交流使者群体的研究，注重考察他们的教育观念、政治思想和精神气质，正是这些无形的思想观念构筑了人类文化交流的基石，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和平。

“权力·政治·文化”：三个基本取向

归根结底，民国外交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绕不开“权力”、“政治”、“文化”这三个基本取向。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始终是并行不悖的；同样，权力政治和文化也自然成为主宰国际关系运作的基本价值观念。此外，置身其中的在华外交官、记者、商人，特别是美国的“中国通”们，成为东西方文化沟通的载体。在国际活动中，跨文化交流是一个基本需要，而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碰撞时，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或许，正是这种异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才凸显了近代来华外国人群体的“文化认同”危机感。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对外关系史宛如世界近代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它的独特性、复杂性、多变性，正吸引着更多的研究者投身其中。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五四时期的反日运动研究”（13CZS02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