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到“二战”前后，美国逐渐成为西方国家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中心，而中国对美国有关中国研究的介绍也于20世纪初开始。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学者对美国的中国研究成果的翻译和介绍，同时也分析中国学者在翻译介绍美国的中国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对美国的中国研究之介绍

中国对美国的中国研究之介绍可以回溯到20世纪初。

1903年5月，《教育世界》第49号（癸卯第七期）刊载了“美国增设汉学科”一文。1904年3月该杂志第70号（甲辰第二期）上又刊载了“美国讲求汉学”这篇文章。此后，由于战乱频仍，这方面的介绍几乎陷于停滞。

1949年以后到1970年代末，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干扰，中美之间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遑论学术交流。中国方面把美国的中国研究成果基本上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加以批判，即便有所介绍，其主导思想也是“了解敌情”、用作“反面教材”。从《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1956年第1期刊载的“为扩张主义服务的美国‘汉学’”一文，即可观察到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政治风向。但是，在1950年代中国仍然翻译出版了少数美国的中国研究成果，如《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该书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该书，一是因为其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学者“奉为圭臬之作”，“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本书“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2]”。

1970年代末，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国内外政策的调整，国人有条件了解和关注海外的情况了，于是海外的中国研究成果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中国的学术界再度恢复了翻译介绍美国的中国研究成果【本刊编者注：严格意义上讲，国际学术界的“中国研究”包括汉学研究、近现代中国研究以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即P. R. China Studies，也称当代中国研究），直到今天为止，国际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成果仍因中国的政治限制而只有少数不太敏感的能被翻译介绍到国内】。

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首先与国内学者恢复了学术交流。1979年6月4日至23日，美国明清史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该团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举行了3次学术报告会和8次笔谈会。在这些会上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介绍了美国的明清史研究近况，主要包括美国的研究明清史的学者背景、学术组织、刊物以及关于明清经济史研究、农民社会和农民起义研究、政治法律与文化思想研究的近况。

同年6月中旬，中国学者李学勤应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和区域研究联合中心之邀赴美访问，了解美国的“中国学”现状。

1980年，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黄宗智访问中国，他先后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做了学术报告。在报告中黄宗智全面介绍了30余年来美国对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研究的情况，认为这一阶段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可分为3代，并着重介绍了每一代比较优秀而又有代表性的著作及其特点，兼及第一代到第三代研究组织的演变，并分析了1980年代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前景。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大量介绍、翻译美国的中国研究书著。

1978年，《中国史研究动态》在试刊期间就翻译介绍了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学者、机构、资料、学术动态和成果等。此外，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编辑出版了《外国研究中国》，在这套资料汇编性质的刊物中大量介绍了美国的中国研究界的情况和成果。

随后，中国翻译了一批美国的中国研究成果。

其中丛书类的出版物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美国与中国》、《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还有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珀金斯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的《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周锡瑞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的《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的《中国的内战》、齐锡生的《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的《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等等。

这一时期的翻译介绍奠定了中国学术界了解认识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基础，许多中国学者对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保罗·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以及黄宗智的观点相当熟悉。

在这一领域还出版了一些工具书，如197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情报研究所编辑出版了《美国的中国学家》，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辑出版了《美国中国学手册》。

随着中国学者逐渐了解熟悉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一些人开始对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作进一步探索。其中，李世洞的“战后美国对中国的研究”[3]，李学勤的“西方中国古代研究的新趋向”和尤存的“海外汉学家眼中的现代中国──读《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56）》”较有代表性。

李世洞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凭藉19世纪30年代以来的研究基础，而美国现实政治的需要则是重要的推动力。他把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划分为战后的徘徊阶段（20世纪50年代）和迅速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80年代）。李世洞对二战后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的动因分析和阶段划分明显单薄，但该文的确首开先河。

李学勤在他的文章中强调：“研究‘中国学’史，要了解‘中国学’的起源及其各种流派的形成过程；更重要的是，要掌握最近时期国外‘中国学’界的成果和动向。[4]”后来中国学者对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之观察基本上都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就是如此。

当中国的政治气候改变之后，阻碍中国学者与美国学者之间学术交流的障碍大为减少，中国的学者再也不必象1950年代到1970年代后期那样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翻译介绍美国的中国研究成果。《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5]

概言之，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前期是中国翻译介绍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的起步阶段，虽然规模不大、深度不够，但这种学术交流有助于中国的学者打开眼界、调整定位，他们对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成果的认识也从意识形态批判转向比较理性的学术探讨。

二、90年代中期以来对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成果的介绍

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有系统有计划地编译出版了许多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成果和研究用工具书。其中以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译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66本，其中有57本是美国的中国研究成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译的《阅读中国系列》（已出版5本）和中华书局编译出版的《世界汉学论丛》最有代表性。这些丛书并不是单纯介绍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成果，但书中所搜集的内容以美国的研究成果为主。

这段时期编译出版的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成果囊括对古代与现代中国的研究，并且相当注重其学术价值。

例如，《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编译出版了史华兹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属思想史领域）、彭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属经济史领域）、贺萧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化》（属社会史领域）等。

《阅读中国系列》出版了黄宗智主编的《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也收集了美国学者关于中国研究中的后现代和“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等范式的讨论，还有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何伟亚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则代表了美国当前中国问题研究中后现代话语的应用。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安平秋、安乐哲主编的《北美汉学家辞典》。该辞典收录了美国、加拿大当前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500余人，在每位学者名下列出个人简历、治学范围、主要论著、供职机构和联络方式。该书是一部了解美国、加拿大当代中国问题学者基本情况的工具书。

随着国外发表的关于当代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中国政府也开始投入研究资金，希望资助一些研究项目，以便国内了解这些国外研究成果的动向。

在哲学社会科学“八五”（1991─1995年）与“九五”（1996─2000）规划的国家重点课题规划里，在“中共党史“、“党的建设”学科名下设置了“国外和港台中共党史研究评析”课题。“九五”重点课题规划还在“中国历史”学科下设了“国内外中国史研究”。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有侯且岸的《中西毛泽东邓小平研究比较──兼论西方政治战略与现代中国研究的关系》和《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金春明主编的《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梁怡负责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侯且岸目前承担的《美国汉学史（1830─2000）》则被列为国家“十五”重点规划图书。

与此同时，中国有学者开始专门研究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内容包括美国的中国学发展史、美国的中国学之范式、取向等。在这方面已经出版了专著、论文以及一些学术考察记。例如，《史学理论研究》曾于1993年和1994年开辟专栏刊登关于黄宗智研究的论文。华东师范大学于1990年代开始招收海外中国学史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其主要研究内容就是美国的中国学史。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也开始招收国外现代中国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其主要研究内容是美国的现代中国学。

国内出版的第一部关于美国的中国学专著是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书中讨论了美国的中国学之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不仅对美国的中国研究作了发展史考察，还具体研究了美国的中国学的范式和取向。同年，时事出版社出版了王景伦的《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美国学者论中国》，该书以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史为线索，考察了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

200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金春明主编的《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该书作者对《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观点、材料等作了全面评析。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君静的《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该书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美国关于中国史研究的专著。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朱政惠的《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该书最大的特色是资料较为丰实。2005年6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梁怡、李向前主编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该书较完整地梳理了1950年代以来美国对中共党史研究之脉络，并对每一时期研究的基本情况、主要研究成果及其观点做了介绍。对于国内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来讲，这本书对于了解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三、中国学术界对美国的中国学发展史的认识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学者开始注意区分美国的中国学之细分。例如，侯且岸将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划分为汉学（中国学）和现代中国学。他说：“汉学（Sinology）也称做中国学，它是指西方人从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哲学、宗教等诸方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学问，也是东方学的主要组成部份。......美国现代中国学属于地区研究范畴，是一门以近现代中国为基本研究对象，以历史学为主体的跨学科研究的学问。[6]”他认为，美国的中国学“就其学科特性而言，它们不仅跨学科，而且跨文化[7]”。另一种看法则将传统汉学研究和现代中国学研究统称为“中国学”。[8]

一些中国的学者开始对美国的中国学发展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侯且岸依据汉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来划分汉学发展阶段，认为美国的汉学发展可分为5个阶段：19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70年代中期为传教士汉学时期；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世纪20年代为学院汉学时期；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是汉学的发展与分化时期；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汉学与中国学并容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00年则是汉学家对汉学的反思时期。[9]

中国的学者对二战后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的中国学的发展有“两阶段说”、“三阶段说”、“四阶段说”及“五阶段说”等多种看法。

“两阶段说”认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有战后的徘徊阶段（20世纪50年代）和迅速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680年代）。[10]

“三阶段说”则根据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态度来划分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即麦卡锡主义造成的摧残时期（战后到1950年代末）、复苏时期（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新的发展时期（1970年代末以来）。[11]

“四阶段说”则分为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可分为奠基时期（1950年代-1960年代）、确立时期（1970年代）、发展时期（1980年代）、繁荣时期（1990年代以后）[12]；第二种看法认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可分为发轫期（1960年代）、发展期（1970年代）、兴盛期（1980年代）、繁荣期（1990年代）[13]。

“五阶段说”则认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可分为如下阶段，即战后中国研究的起步、50─60年代的复苏和发展、越战后的反省与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之初的迷惘与转变以及平稳发展中的飞跃。[14]

中国的学术界一致认为，美国早期传教士对中国的研究是后来美国的中国研究的鼻祖。有学者认为，美国早期的中国研究的动因是美中贸易，“这一时期的美国中国观大致可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承认与美国不同质的华夏文明的存在价值以及尊重中国独立发展的权力；二是以‘欧洲中心论’为出发点，对华夏文明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三是在承认中国古代文明的价值的同时，判定近代中国已处于‘停滞’状态，唯有用西方社会模式，采取渐进的方式，才能使中国再生[15]”。还有学者指出，早期的传教士对中国的研究受近代化理念的影响，这“对于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在百年以后的今天，这种研究取向还在现代中国学领域有较大的市场[16]”。

关于汉学的分化，有学者认为：“它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中主要的标准之一就是1925年太平洋学会的成立”[17]；终点则是1941年“远东协会”的建立。

还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卫三畏与中美文化交流，认为卫三畏在中国40多年，不仅恪守教职传播福音，而且积极参与美国对华外交，同时担负着文化交流的使命；他编辑出版了有关中国许多资料，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勤于汉学研究，可被称为美国的“汉学之父”，对中美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18]

中国的学术界也研究了二战时期美国的左翼新闻记者在美国的中国学发展中的地位、麦卡锡主义时期的中国学、“越战”、“文革”对美国的中国学之影响。学者们认为，二战时期美国的左翼新闻记者是“现代中国学的拓荒者”。多数学者认为，麦卡锡主义对美国的中国学造成了严重摧残；也有学者指出，“尽管麦卡锡主义时期一些研究组织和个人遭到种种不幸，但这个时期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并没有停止，只不过是研究的内容有所变化[19]”。有学者认为，越战“使中国学家的社会观念和学术观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革’同样刺激了美国的中国学家，促使中国研究迅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20]

费正清、史华兹等人在美国的中国学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中国的学者投入了大量精力，讨论了费正清对美国的中国学之贡献、他的思想来源以及局限、对他的中国问题研究的反思等。有学者指出：“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建立了近现代中国研究的框架和模式”，他“致力于中美关系和外交政策的研究，倡导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且为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不仅博学，而且也长于学术组织，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现代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建设做出了贡献”。[21] 还有学者指出，他是“开启一代新风的大师”，是“卓有成效的学术企业家”，是“诲人不倦的导师”。[22]

有学者认为，儒教思想和基督教思想对费正清的中国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3]，他青少年时代在美国的断层、多元、开放文化派生的“远方崇拜”思想诱发下产生了对中国的好奇与向往；尔后，费正清在功利主义影响下来到中国；当他经历了中国剧烈的政治动荡并接触了中国共产党人之后，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所从事的中国研究也随之发生了转折性的飞跃。[24] 有学者认为，费正清的研究模式与韦伯有关联，“甚至可视作是对韦伯思想的继承”，“费正清还是在‘韦伯式命题’的笼罩之下”。[25] 还有学者指出，他的历史观来源于文化形态史学，“文明冲突论”是其历史观的核心，其方法来源于年鉴学派。[26]

侯且岸认为，费正清的研究反映了美国官方的观点，其研究模式和著作实际上回避了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有违于历史事实，费正清的“理论素养与他在中国研究中所处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27] 但侯且岸承认，费正清分析了美国的中国学领域里“学术研究上的呆滞现象”的原因，他对中国研究的方法论也做了一些新的思考，反对把中国研究整体化、概念化、简单化，强调对西方人来说，要正确认识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并自我纠正了“冲击─回应”模式的偏颇之处。此外他还对地域研究的作用作了新的思考。[28]

相对于中国的学者对费正清的比较深入的研究，那么他们对史华兹的研究则显得有些单薄。有学者介绍了史华兹对近现代中国和对中国思想史以及对严复的研究。中国的学者也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史华兹组织的关于东亚政治秩序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此外，国内还出版了史华兹的第一个生平和学术谱略。[29]

除对上述两人的专题研究之外，中国学术界对鲍大可、李文森、吉尔伯特·罗兹曼等人也有初步介绍和研究。

围绕196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的学术批判思潮，侯且岸考察了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从“冲击─回应”模式向“中国中心观”的转变后指出：“美国政府的政治导向和物质支持固然是导致中国研究得以迅速发展并且走向高涨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美国学者在60年代，特别是‘越南战争’期间对现代中国学做出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和批判。[30]。”

杨念群分析美国关于现代中国问题研究的特点时认为：“其一是当地美国中国学的诞生与发展，始终建立在美国与其他文明不断变化的复杂显示关系基础之上，即明显具有‘地缘政治’的状态，历史研究往往变成了现实关怀的投影，这与古典汉学有所不同。其二是美国中国学诞生之初，就与各种社会科学的思潮发生着非常紧密的关联，几乎每一个命题的转换都与社会理论前沿错综复杂的变化有关。[31]”

侯且岸认为：“中国中心观”“受到国际史坛和美国东方学界发生深刻变革的影响，受到‘反欧洲中心论’思潮的激励。[32]”张铠则提出：“严肃的反思精神是推动美国中国史研究向现代形态发展的重要因素。[33]”关于“中国中心观”的价值，侯且岸认为，“不仅‘中国中心观’本身有意义，而且围绕着‘中国中心观’所提出的一些问题都值得中国学者进行深入的思考”，“我们高度评价‘中国中心观’的学术价值，主要是肯定这一理论取向在现代中国学发展史上的理论批判作用和方法论意义”。[34]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中心观”是柯文对于“超越‘传统与现代性’”的贡献。[35]也有的学者指出了“中国中心观”的局限性，认为这种观念“从历史实际来看引起中国近代变革的动力仍然在西力的进入”。[36]侯且岸还探讨了“中国中心观”的延伸，认为丹尼尔·利特尔提出的“亚洲农业社会范型理论”是对“中国中心观”的延伸，“利特尔在这里强调的实际上是一个关于‘非中心问题’”。[37]

关于黄宗智的著作及其理论是1990年代中期中国学界讨论的热点，张常勇的“黄宗智‘过密化’理论探讨述评”是这方面的代表作[38]。

除了上述的理论模式研究外，还有学者专门讨论了美国的中国研究中的取向。有学者结合美国中国学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专制主义研究、“毛主义”的讨论及其方法论、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等方面，探讨了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向。

四、应当如何分析美国的中国学研究？

目前中国学术界分析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主要有3种取向。

其一是评析性取向，这种取向又分为批驳性取向和借鉴性取向。前者主要以金春明主编的《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39]为代表，这种取向的特点是对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中的理论、观点、材料进行辩正。这类研究有助于中美学者间的交流、对话，并开拓中国学者的视野，但评析性取向的局限性很明显，往往只能就观点论观点、就材料论材料，而无法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认识美国的中国学之发展、演变及趋势。这类研究往往不够深入，经常是跟在美国学者的身后。如金春明所指出的那样，评析类图书“具有若干被动性的特点”，“长于针对性，而非历史的逻辑的完整性”。[40]

其二是史学史取向。这种取向主要以朱政惠为代表，他“把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分支方向来把握[41]”。笔者以为，这种取向人为地缩小了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特别是在20世纪30、40年代以来，不仅包括对中国史的研究，也包括了大量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因此，若仅以史学史为取向，会把美国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排除在外；若硬性将当下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放在其中，那又犯了自相矛盾的错误。因此，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不能完全以史学史为取向，必须将其放在美国特定的“史境”下以它的学术发展史为取向才能完整地反映客体。

其三是学术史取向。如前所述，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既包括历史中国的研究，也包括当代中国的研究，其研究具有跨学科、跨文化的性质。因此，今后应将美国的中国研究作为一个学术整体，从其发展的角度来把握才能更合理，更能反映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客观性。

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是完成了现代人文和社会科学训练后投入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的，而中国的学者并不都十分熟悉西方的学术训练和西方学者对现代社会科学主要流派的认识，因此观察分析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成果时，常有隔膜，容易忽视研究成果中特定的学术流派和方法论背景。

中国的学者基本上都认识到，美国学者从事中国问题研究时很重视研究模式和分析模式。20多年来，中国学术界一些人对美国的中国学的理论范式展开了讨论，涉及最多的是“中国中心观”，对与之相关的“刺激─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也作了一定的分析。但笔者以为，这方面的讨论多数是在重复林同奇先生为《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写的序言的观点和内容，而对于“士绅”范式、“民族主义”范式、“市民社会”范式、“文化权力网络”范式等还未深入讨论。关于美国的中国学及其范式与学术思潮、学术背景，侯且岸在“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一文中曾作过个案分析。侯的观点其他人不一定同意，但他的思路、方法却值得重视和借鉴。笔者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深化对美国的中国学之分析。

1990年代以来，后现代思潮对美国的中国学也产生了影响，杜赞奇、何伟亚等人的著作和观点影响巨大，后者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不仅获得美国的李文森奖，而且引起美国、大陆、香港等多方学者的关注和讨论，黄宗智等人还专门组织了关于后现代思潮与美国中国研究范式的讨论。但大陆除杨念群、罗志田等对这一问题作过零星探讨外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笔者以为，关于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圈中的学术思潮、理论范式，特别是后现代思潮值得重视。

自由的学术讨论是美国学者从事学术活动的基本条件。美国中国学界曾就“毛主义”做过深入讨论，结果深化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国学者李君如、侯且岸等人曾就此较为深入地讨论过。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又就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问题本身做过一些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黄宗智、彭幕兰、王国斌等人又就中国农村的经济状况展开争论。同时还有学者讨论过中国农民为什么要革命。90年代以来争论最大的当属中国研究中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可惜的是，中国的学者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研究圈的这些论争所知不多。另外，中国的学者对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农村、中国城市、以及中国士绅与中国法律的研究成果，也缺乏全面了解。

中国的学者还应当通过观察美国学者研究视域的转换而获得启发。这点以史华兹和黄宗智最为突出。前者早年以研究毛泽东和中共著名，其后又转入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后者开始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之后转入法律史研究，最近黄宗智在研究历史的同时开始探讨中国研究的理论。

由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资料收集存在困难，再加上中国的一些研究者的英文阅读能力有限，目前中国分析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时使用二手资料过多，导致准确性和正确性不足。另外，由于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界的情况不熟悉，也导致一些误判。例如，中国有学者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不足50人，没有一个专业的学会，没有一个专门刊物，没有相互间的交流，更没有学者研究间研究课题上的合作[42]”。其实，早在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即已成立。还有的中国学者将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与美国的现代中国问题研究混为一谈，或误把20世纪30－40年代美国新闻记者对中国的报导纳入中国问题研究。

此外，在中国学者分析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成果时，有人剽窃海外学者的成果，也有人剽窃国内学者的成果。在许多书中，作者大量引用国内外学者的成果，但很多都未注明出处，这是严重的学术剽窃。例如，“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汉学研究管窥”一文的主体部分“汉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太平洋学会与美国汉学的转型”、“左翼新闻记者的中国问题研究”等[43]，其材料和观点基本都是抄袭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一书的第一章“美国的汉学研究与哈佛燕京学社”、“汉学研究向地区研究的转变”、“左翼新闻揭橥的战时中国研究”，有的部份甚至只字未改。《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一书也有多处抄袭，如在关于“毛主义”的争论一节中，“‘异端论’与‘阴谋论’之争”、“‘结合论’与‘异端论’之争”以及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及其思考一节中的“比较法”[44]，其观点和材料基本抄袭了李君如为《外国学者评价毛泽东》一书所写的序言[45]。

在全球化的今天，学术文化交流是国际交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美两国意识形态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彼此间的交流就更加重要。如果说，中国研究美国是为了认识美国，那么，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为了了解美国学者眼中的中国，特别是今天的中国。

【注释】

[1] （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卷，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1958年出版，第3卷由商务印书馆于1960年出版。

[2] 雷颐，“50年来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3] 李世洞，“战后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4] 李学勤，“西方中国古代研究的新趋向”，《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

[5]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6] 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9页、第12页。

[7] 侯且岸，“从学术史看汉学、中国学应有的学科定位”，载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第10辑，大象出版社（郑州）2004年3月出版。

[8] 参见朱政惠的《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9] 侯且岸，“论美国汉学史研究”，《新视野》，2000年第4期。

[10] 出处同注[3]。

[11] 出处同注[6]，该书于1995年出版，故其观察止于90年代中期。

[12] 周晓虹，“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13] 王建平、薛荔，“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2期。

[14] 任蕾，“50年来美国对中国的若干问题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5] 张铠，“美中贸易与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奠基（殖民时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5月8日。

[16] 出处同注[6]，第33页。

[17] 出处同注[6]，第36页。

[18] 谭树林，“卫三畏与中美文化交流”，《齐鲁学刊》，1998年第6期。

[19] 仇华飞，“麦卡锡主义与美国中国学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62页。

[20] 出处同注[6]，第95页。

[21] 出处同注[6]，第53至62页。

[22] 陶文钊，“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23] 陈宇，“费正清的基督教思想和儒教思想”，《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24] 陈宇，“费正清、斯诺中国研究的动因探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25] 李帆，“韦伯学说与美国的中国研究──以费正清为例”，《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26] 高国荣，“浅析费正清的历史观与西方两大史学思潮的关系”，《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27] 出处同注[6]，第65至67页。

[28] 出处同注[6]，第69至75页。

[29] 参见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史华兹研究专论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30] 出处同注[6]，第107页。

[31] 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显示处境”，载黄宗智主编的《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版。

[32] 出处同注[6]，第117页。

[33] 张铠，“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观’──当代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1期，第9页。

[34] 出处同注[6]，第123、125页。

[35] 陈君静，“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史学月刊》，2002年第3期。

[36] 张仲民，“一个思考：由柯文‘中国中心观’谈起”，《人文》，2003年第5期。

[37] 出处同注[6]，第132页。

[38] 张常勇，“黄宗智‘过密化’理论探讨述评”，《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39] 金春明主编，《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前言。

[40] 出处同上，第3页。

[41] 出处同注[8]，第2页。

[42] 项锷，“费正清创建现代中国学的启示”，《学术月刊》，2000年第1期，第40页。

[43] 仇华飞，“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汉学研究管窥”，《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4期。

[44] 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至192页。

[45] 李君如，“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若干问题（代前言）”，载萧延中主编的《外国学者评价毛泽东──在历史的天平上》，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1997年6月第一版，第41至46页、第57至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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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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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版。

金春明主编，《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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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价毛泽东──在历史的天平上》，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1997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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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研究， [2006年第1期(总第92期)]